－中国的振兴与困扰

摘　要： “中国走向崛起”，是指正处于转折性的进程中。在走出谷地与走向崛起之间，会遭遇曲折或陷于困顿。中国振兴的有利条件：一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二是二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成果，三是国际和平合作的背景。中国的困扰（危机）是三农问题、金融黑洞、社会矛盾突出，等等。问题在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政治改革的滞后，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深入，因而社会问题丛生，乱象已现。当前的特点是：中国既在崛起之中，但也困扰于种种积蓄已久的问题与危机。

百年史实证明，中于国若要真正“崛起”，关键在于必须打破旧有体制，毅然决然地将改革推向纵深，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崛起　困扰　三农问题　金融黑洞　社会矛盾　

政治改革

一、    中国正在崛起，世界议论纷纭

百年来，中国的境况好有一比：犹如置身于谷地，低洼山坳、湿地沼泽。走出谷地攀登颠峰，意味着一条必由之径－踬踣险阻，艰难跋涉，会遭遇陷足泥淖的困境。而崛起，则是一种克难而胜的力量显示­－一种勃然以兴，峥露头角的态势。用它来作“中国”的谓语，发出的是铿锵的强音；它的反义词则是形态不堪的“俯伏”。对比而言，“崛起”正是一种由衰弱而振兴的质变！

就一个国家而言，“崛起”并不仅仅只是发展和富有，而是国际地位和对外影响力的全面提升。换句话说，崛起就是“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而此一过程，也正是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与最强国家迅速缩小差距的赶超。

1、中国走向崛起”的题解

说“中国走向崛起”，或说“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指正处于转折性的进程中。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所表述的是进行式，而并非是完成式。即是说，中国正在努力振兴以求崛起，而并非已经完成和实现。“中国走向崛起”，此中内涵具有历史与现实互为交织的纵深，以及横向之关联，包括了诸多方面：之前的状态，时下的情形，之后的演变发展等等。谈崛起，就不能不回顾此前的衰落和屈辱，不能不正视当前的问题和困扰，不能不分析和设想未来的各种可能。研究者必须以冷静的理性，从客观事实出发，不回避，不讳言，不粉饰，以科学的态度和缜密的思考来剖析这一包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命题。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崛起”，绝非一蹴而就或一帆风顺。在“走出谷地”与攀登颠峰之间，必然会遭遇曲折，陷于困顿。但，“多难兴邦”，惟有如此，国家和社会方才能够于艰困危厄中奋力振起，万众一心，开拓出自救自强的新途来。对此，清末的辛亥革命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便是最好的明证！

2、“中国崛起”引发的议论。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不绝于耳。譬如，一位记者曾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提问：“你认为中国怎么样？中国将来不仅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它跟日本不同，还将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李光耀答道：“绝对如此……它不欠任何国家的情。它一直在艰苦奋斗，振兴国家。他希望自立，而且在它自立之后，它想要在主桌上得到一个位置。”又如，国外著名学者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写道：“中国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强国，这并不是‘能否’，而是‘早晚’的问题。中国经济复苏，紧接着使其政治势力上升以及潜力巨大的军事力量的出现，这将是21世纪必须面临的事实。” 其他诸如此类的评论不胜枚举。

但，国外也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譬如，“路透社东京15日消息，日本报章周三报道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个顾问小组在一份国防评论报告书中指出，应把中国视为一个军事威胁。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私人谘询机构「安全保障及防卫力恳谈会」预定九月底完成的报告书，预料将会明确提及中国构成日本周边的军事威胁。日本政府已将前述报告书定位为年底前制定新防卫计画大纲的指针。”而某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强，也表现出了某种疑虑与不安。欧美国家中一些反华人士的“中国威胁论”及“遏制中国”的言论则常见于报刊媒体，对中国的走向崛起，明显怀有敌意。此外，更有所谓“崩溃论”，预言中国经济在若干年后将爆发危机而不可收拾。等等。

3、“和平崛起”的提出

而“和平崛起”之命题，正是在上述国际舆论的大背景下提了出来。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郑必坚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稍后，新华网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意义＞一文中说道：“ 中国在崛起，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国内生产总值由25年前的147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4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8512亿美元；利用外资由几乎零累计达到679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4033亿美元；高速公路由零公里增加到29800公里；电话用户由192万户增加到2.6亿户，移动电话也是2.6亿户。多种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贫困人口由2.5亿降到3000万。从1989到2003年的15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和“非典”的不利影响，年均增长仍达8.8％。普遍认为，中国快速发展势头还将继续，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伴随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更令人关注的是，党政高层领导也为此公开表态。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但，“中国和平崛起”之说，也受到了质疑与挑战（主要是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对此，笔者将以此为专题，另文撰述。

4、  蓄势待发－“崛起”的铺垫　

事物从衰落到崛起，有一个艰苦的历程，一个必须的铺垫，若用一个词语来表述，便是所谓的“蓄势待发”。以日本为例，十九世纪中叶打倒了掌权的德川幕府。天皇执政后，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推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改革：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仿效并应用欧美的科学技术，普及平民教育，培养各类人才，使日本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岛国，得以突飞猛进，日渐强大起来，并先后战胜了中俄两个大国。请看，从1868年的维新起步，到1894年的中日之战，这二十多年，便是日本借助于维新改革而羽翼渐丰，也是它侵略中国之前的“蓄势”。而甲午海战与日俄之战，则显示出了它的军事实力，是日本终于崛起的宣告和“亮相”。

再看美国。美国从一个英属殖民的蛮荒之地，仅二百余年一跃而成世界首强之国，此中有何原由呢？原因或许在于：它立国短暂，一无羁绊，没有中国那样沉重的传统包袱；在于它坐享其成－成功地汲取了英法等国家的社会改革成果：资本主义和民主宪政制度；还在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本土因此免遭两次世界大战的的毁坏。美国在崛起前，无疑也有一个“蓄势”的过程：一样也是以“改革开放”为契机，一样也有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美国在革命战争后，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仍为封建专制的传统所束缚，久久走不出这一怪圈），而是迅速从奴隶制跃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正是这两次革命战争，解决了内外两大深刻的矛盾危机（是继续做英殖民地，还是争取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是保留奴隶制还是解放黑奴？）先“蓄其势”，后“发其力”，日本与美利坚崛起的经历，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版本－道路迥异而崛起不同，故历史的结局与结论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一点，值得国人深思并借鉴。

同一原理，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也有它的铺垫与蓄势，而这便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累积的成果：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表现在城乡面貌的大为改观，表现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在军队建设和国防力量的现代化，表现在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所有这一切，便是综合国力增强的明证。

然而，事物有其多面性，在论述“崛起”之时，我们切不可忽略了隐患与危机的存在。因为任何的发展，都是与“克难排障”同步进行的。人要前进，就得克服地心的引力；国家要振兴，首先必须克服自身的惯性与惰性（传统意识与守旧的体制），而后才能应对各种外来的不利因素。下面，就我国当前亟须化解的社会困扰（或曰危机）作简要的论述。

二、崛起中的困扰之一　台湾问题

与＜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一并另文撰述

三、崛起中的困扰之二　在“繁荣”的背后　

1、警惕对中国经济的捧杀

国家的崛起，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是发达的经济，二是凝聚的内政，三是强大的国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确有明显的改观：物价基本稳定，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提高；工业生产直线上升，私人企业与第三产业发展迅猛，二十年来GDP八九不离十，甚至高达两位数；市场物流兴旺，较为充裕；城区新楼林立，已是旧貌换新颜；外商看好，外资投入踊跃；银行存储惊人，据统计到今年九月竟高达8.45万亿元。等等。但，须得说明两点：一是主要指大中城市或市郊，小城镇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农村则又当别论。二是上述业绩的背后，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十分惊人。

一篇题为＜警惕对中国经济的捧杀＞的文章（注一）写道：“日本媒体不久连续发表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入世，巨大的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在信息技术等尖端领域，中国也在摸索并逐步确立‘世界标准。’

文章分析说：“我国经济实力真的强大到足以傲视群雄了吗？远远没有。目前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拥有自已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反观日本，它的制造技术仍保持世界一流水平，它在新兴高技术产业和新材料领域具有相当的优势。日本海外总资产占全球海外总资产的一半，日本海外企业去年销售额高达1.3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的整个国内生产总值，而这个数字并不计入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

“日本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或许缘于这个岛国一向持有的忧患意识，更可能是哀兵之策，为日元贬值，政府干预和市场保护制造舆论。中国大可对唱衰自己的论调嗤之以鼻，但不能因外人的吹捧而飘飘然。”

可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的学者官员们却偏偏爱好此类别有用心的溢美之词，并大量摘引沾沾自喜。

2、“三农”问题极其突出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有碍于中国崛起的各种“病灶”正在严重地侵害着社会的肌体：

农村的状况日趋恶化，“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十分突出。改革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确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之后，农村被置于自生自灭状态，政府投入减少，地方赋税繁多，水利设施失修，粮食价格却是偏低。各地为发展经济大量圈地征地，青壮劳力大批流入城市，大片土地抛荒和粮食锐减便也不足为奇了。山高皇帝远，村霸乡霸的横行和恣意残害，基层政权的巧取豪夺与草菅人命，边远贫困地区，甚至不得温饱。这一切，绝非只是个别的地区；这一切，实实在在发生在今天。有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和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作证。作者出于良心和良知，不计后果，将鲜有人知的罪行和苦难，将农民们淋漓血泪大胆地披露了出来。

再看不久前的一则短讯（注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今天表示，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 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新增80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既有当年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反映了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情况。调查显示，在所剩的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中，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更为恶劣，文化技术素质更低，居住更为分散，构成更为复杂。扶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艰难。”这只是官方的统计和情况说明，按照常规来解读，其实际情形显然要恶劣和严重得多。此外，这则短讯也为我们发出了警报：“三农问题”再不能漠然以视了；因为“不减反增”的裂缝，有可能扩大，造成大面积的坍塌！

3、“金融黑洞”深不可测

国外“崩溃论”者的一个重要论断，便是中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据报刊消息（注三），国内银行收储金额至9 月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民众收入丰裕，钱多得用不完吗？显然不是。统计表明：从去年 9月末的7 万亿元到今年9 月，1 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狂涨了1.45万亿元！新增居民储蓄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的钱涌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怪象。这说明了腐败在加速，正在急剧加速。

以上是一个方面，一种银行存储的怪象。另一方面，则是指四大国有银行对国企发放的不良贷款，造成了巨额“坏账”与“呆帐”的黑洞。这黑洞究竟多大多深？据专家分析估计约占银行总资产30－60 ％之间。2002年 2 月央行行长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将不良贷款率降到15％。这个15％其实也是个超高指标，但还要使用3 年的时间，使足了劲儿来争取，可见坏账情况已极为严重。今年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进行降温干预，首先拿江苏常州市上马的铁本钢铁公司开刀（非法批地千亩，获取贷款一百多亿），就是对地方诸候的一次“以儆效尤”。地方利益及“政绩工程”造成了重复投资，低效或无效投资。银行被迫向国企和新的首长工程输血，发放大量贷款，结果却是雪上加霜，在既有的巨额坏帐之上，又背上了更为沉重的包袱。

据悉，西方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通常仅有1 ％。若是西方国家有41％的库存积压，有26％的商品房空置率，有30％的银行坏账率，那它就必定完蛋了。

中国经济危机的兆象已现，问题是还不曾到得临界点－极限，此一过程乃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加压的过程。可以选择的有二（但结果只能是其中的一个）：要么开阀减压，有效地进行政经体制改制；要么继续承受更大压力，直至爆裂！

4、社会矛盾异常严重

社会矛盾异常突出，不稳定因素及不可测风险增加。由于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政府机构官僚化，民怨民愤难以化解（如冤案、拆迁等），以及前捕后继，越反越贪的制度性腐败，使民众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这包括约占社会总人口14％的社会边缘化阶层，包括贫困线下挣扎的4,800万下岗工人，包括难以统计的流入城市的农村打工者，包括毕业即失业每年递增的大专学生，也包括声势渐大，因蒙受冤曲而上访的群众及游行示威者。由于矛盾的猬集，闹事和冲突在所难免，这突出表现在警与民、官与民以及富人与穷人等关系上。不久前宝马车撞人案、孙志刚案、吕海翔案在网上掀起的风波，即可作一斑之窥。由于现代网络科技的巨大影响作用，只须瞬间，信息即可飞传全国各地。这使得对民众的操控越发地困难，也使社会每每处于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

其他诸多问题：如城乡为一时的经济效益不顾一切，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支撑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外资投入与私营企业，前者有其不稳定性，一旦形势有变，随时可以撤资；后者的“闯业”黄金期已成过去，在市场竞争激烈，经营者素质不高，又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处境正日益艰难。而国企更是每况愈下，空耗了国家巨额贷款，或倒闭，或化公为私，或半死不活。又如国民经济增长统计中存在的水分，繁荣现象中的泡沫；以及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每况愈下的道德风尚问题，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无疑与政治改革的迟缓滞后不无关系。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展开。

5、一点小结

众所周知，经济（食住衣行）是社会存在之基础，国家命脉之所系：“民以食为天”、“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治与不治，首要在于经济（经济的深层次改革与发展）。若谈国家之“崛起”，一样也是此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外表高大而内质羸弱的人，能够成有所作为的人。

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出现乱象与种种不协调并不为奇。在此过渡时期，情况有可能逐渐变好，但也可能变得越发糟糕。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必须正视现实，必须有清晰的认知－必须运用大智慧，下定大决心，施展大作为，敢于舍弃陈旧包袱，勇于创新开拓新途。唯有如此，中国方能走出历史的谷地，方能卸下背上重负，完成统一大业，快马加鞭，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　

四、崛起中的困扰之三　政治上未能与时俱进

1、 改革中的畸形现象

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完全不相对称的怪异－一种经济上开放引进，效益可观；但政治上却是固守阵地，拒不变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仿佛是一个下半身粗壮，而上半身细弱的畸形儿。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被强行分割了。中国特色的改革，使得政治上少有改变，而经济却能“高速”增长。国内外媒体广为宣传，说成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奇迹”！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这里要指出一点：规律无奇迹可言。规律这个东西，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国内外有人以此为据宣称：“不需要政治改革，经济也能上得去。”但，这可不能当作规律来看，因为它并非是必然，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仅只是某一时期的现象。请看今日之状况：繁荣背后泛滥的泡沫，迷幻的五彩正在破灭；“过热”的效应下，各地纷纷上马的政绩工程，或是“豆腐渣”，或违反环保规定，或高耗低效；再加上金融信贷的坏帐惊人、GDP统计中的浮夸和水分，等等。这一切表明了，警报正在拉响，危机已经迫近。而这，并非是耸听之言。

2、政治改革滞后的后果

下面，我想简要地说说：政改的滞后是如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崛起。政治和经济，犹如国家的两条腿，不可缺一，也不可一长一短。而当前中国的情状恰如一个跛足者。经济固然是基础，但请别忘了专权政治在中国所具有的传统威力。中国的计划经济特点是，一切要为政治让路，而领袖与长官意志可以操控一切。开放后，转变为市场经济，但，转变并不到位，计划的成分，长官的意愿，仍有十分可观的影响力。不妨设想一下，在政治集权制度下，社会能实施公正的经济改革么？市场的竞争会是公开、公平的么？当然，口号会喊，改革也会进行，但，必定是浅尝辄止，不深不透。而结果则是，由于政策的漏洞，给官吏和投机分子开了方便之门。譬如，紧俏产品价格上的双轨制即是；譬如，出售国营企业中的高值低购，化公为私，等等。其他如金融放贷的血本无归，国企改革的屡遭失败，贪污腐败的屡禁不止，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权力资本和特权阶层的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等等等等，都与改而不彻底，革而不除弊有关，这也可以归结为政治与经济的严重失调－一轻一重，一长一短有其因果之关联。

9月23日＜参考消息＞在“盛世危言警醒中国”栏目下，摘引了香港＜信报＞22日文章，内云：“……但是，盛世也有危机，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报告，其结果显示，这98名专家当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参与调研的专家中超过半数持有这种看法，内地传媒称之为盛世危言。”

我浏览了一下，文章关于“危机”的内容与笔者剖析的几点“困扰”大致相同。文章写道：发改委的研究员把2010年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纳为十项，包括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使新旧问题同时迸发，而且变本加厉，也令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瓶颈地带。如果危机得到解决，中国可以继续享受盛世的繁荣日子，反之，国家发展停止不前，中国有可能重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洲国家的覆辙，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高增长期之后打回原地，国家无法跨入另一个更高更发达的水平。

3、政治改革的作用

政改的作用，是它的监督力度和推动促进，以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公正。当然，政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须得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譬如，各级政府要保证一切政务公开透明，并定期述职；譬如，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实施差额选举（或群众推荐）制，废除上级任命和等额选举；譬如，制订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譬如，重视民情民意，倡导和鼓励群众监督政府，并制订有关之保障法规；譬如，强化人大、政协作用，代表与委员改业余参与为专业从政，以加强干预政事，有对执法机构的质询和否决动议权；譬如，应废除一切与宪法不合或抵触的各类法规，以切实保障人身的自由安全。等等。

世界银行曾经发表一份＜2020年的中国＞报告，也是探讨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向。据世行的观察（基于大量的经济数据），中国在21世纪可能有两种情景，一是改革陷于停滞，结果造成以下现象－为了维持众多低效率的国企，其成本消耗了国家预算和银行资金，增加了经济其他领域的负担，令中国失去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工人之间的差距会日益扩大，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世行认为，如果陷入上述困境，中国将会变成一个低收入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递减，农村的贫困情况将会加剧，届时靠微薄养老金过活的老人，被排斥在城市福利体系以外的工人和失业者和落后省份的民众，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火药库。

另一种可能性是改革不断深入发展，世行认为，中国极高的储蓄率，以往务实的改革成绩，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都是推动往后十多年发展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世行观察的部分黑暗面，特别是大批弱势社群的出现已经成为严重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盛世来之不易，但前景也确实有重重难关。无论是2010年或2020年，未来一段日子都充满危机，但中国政府愿意放手让智囊机构研究并对外公布有关结果，敢于面对现实，已经走对了第一步。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百年来的中国史，乃是一部虽欲崛起而不能的历史。之所以不能，是因为我们背负的包袱（封建专制意识与体制）过于沉重，却又迟迟不肯舍弃。二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世人有目共睹。经济的增长的强势，无疑是一种可喜的“蓄势”，故而崛起的苗头已有显露。三是由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深入，因而社会问题丛生，乱象已现。当前之特点是：中国既在崛起之中，但也困扰于种种积蓄已久的问题与危机。

百年史实证明，中国若要真正“崛起”，关键在于必须打破旧有体制，毅然决然地将改革推向纵深，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初稿于2004年9月26日

参考文献：

注一：引自＜报刊文摘＞2004年9月6日＜环球＞报导。

注二：引自北京2004年9月16日讯　记者彭俊报导。

注三：引自李志宁先生网文＜中国的经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