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翻译的问题，从来就不罕见。除了疏忽或水平原因造成的“误译”，还有译者有意无意的“曲译”，那是出于文化的差异或别的因素，简直就无法避免。从忠实于原文的立场，或许需要纠正，但以比较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现象的，就会发现内里还有其它奥妙，绝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有学者发明了一个动听的说法，叫“创造性叛逆”，来描述这种现象。自然，这不等于说“曲译”就天然合理，而是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光从理论上谈可能太玄，不妨举点例子。远者如汉唐的佛经翻译，曾用“智”或“智慧”来译“般若”（梵语Prajna），但这样译很难传递出大乘教赋予此术语的不同于一般智慧的含义——“般若”是指非世俗人能获得、通过它即能到达涅槃彼岸的特殊心智能力，远在普通人智慧之上。但在缺乏形上学的中国传统思维和学术里，就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只能勉强为之。近者则如三十年代左翼诗人白莽（殷夫）翻译《裴多斐传》，那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过的，革命诗人反对国民党，遇到“国民诗人”就一律译为“民族诗人”。这两个事例分别属于民族文化或个体心理特征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应该讲是颇有代表性的。

明白了以上道理，再来看”有机知识分子”一词的翻译问题，事情就变得好办些。关心国内近年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术语连同它的英文原词organic intellectual，在相关的中外文献里，均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它最早由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提出，尽管该书两个中译本先后译自俄文和英文，似乎谁也未见到意大利文本，但这个词组的两个单词均源出拉丁语，不难想见意大利文的构词形态基本也是相同的。葛兰西的提法及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概念，英文著作也频频引用，如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译作《知识分子论》）一书就有涉及。要挑剔的话，“有机知识分子”的中译名不是没一点毛病，它的指意不很清楚，因汉语系统中“有机”和“无机”对置，很容易引起疑问：难道另外还有什么“无机知识分子”？但其实在葛兰西笔下，”有机知识分子”是和“传统（职业）知识分子”对置的，指的是不同于后者那种世代从事知识行业的教士、教师、文职官吏等人（中世纪时三者实为一体）、而随现代社会而形成的分工更明确的知识者。译名的不足，至少在于未将这一层内涵表达充分。

不过，假如据此认定“有机知识分子”乃“翻译错误”，则未免武断了，那是复旦哲学教授俞吾金最近发表的见解（见《何谓”有机知识分子”？》一文，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其它暂且不论，organic这个单词，确实包含着“有机”的意蕴，任何一本权威的英语辞典都如此释义，意思上并未南辕北辙。某种程度上，应该说organic intellectual也很难在汉语中找到恰如其分的对应词语。因为正像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的，词义的体系，并不建立在和外在对象的逐一对应上，而建立在其内部指意的区分上。汉语系统里关于知识分子的意义区分，本来就没有随现代社会“有机”生长的类型和传统沿袭的类型这样的组合。所以，倒不如说”有机知识分子”是对它的“硬译”，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临时措辞，译者们也大都打上引号，并注明原文。

意外的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在汉语学界流行开来，不少人一边献疑，一边加以肯定。作家王蒙即为一例，在提出疑问同时极力称赞“有机”比“无机”好（见《献疑札记（三）》，载《王蒙读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个例子俞文也引用了，却大不以为然，实质乃没有弄清楚”有机知识分子”的译法的出现及其得到接受，还有更深刻的其它因素在。

“有机知识分子”的提法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一个中译本在国内问世，最早是1983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们应当记得，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是被比喻为“毛”和“皮”的关系的。这种关系本来也可理解为“有机”性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在权威性的阐述中，“毛”对“皮”是依附性的，“皮”对“毛”则是决定性的。一个典型的说法，即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似乎从来不曾思考过，假设“毛之不存”，“皮”又将如何？在那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是单向的，也是不健全的。不难发现，“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在汉语语义的层面上，突出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关系的融洽共处，指明了二者共荣共损的密切联系，显然开启了认识有关问题的新视野。这也正是这个在汉语中貌似不通顺的说法得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同时译者们也乐意互相沿用之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知道，关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存在着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观点的。如差不多与葛兰西同时，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商务印书馆已根据英译出了该书的中译本）主张知识分子应当凌驾于现代社会的种种纷争之上，超越时空的限制，追求不依附意识形态的真理。又如萨义德则认为，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人”或“放逐者”，应有意识规避中心权力位置，以便对社会权势取批判的态度。各种观点，实则反映了各个国家、各种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确认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国内学界，也均有响应者和主张者。然而，只要我们不把知识分子完全同社会割离开来，就得承认，“有机”的关系仍是对现代知识分子和社会关系的较好概括和较佳期待。那意味着，知识分子既是社会组成一员，也能动地作用于社会。他们生存在社会中，同时以自身的存在与活动影响着社会的机体。在此意义上，“有机知识分子”的提法不乏积极意义。

但俞教授却认定”有机知识分子”的“误译”要不得，并提供了一个他认为更正确的译名——“有组织的”或“（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改动果真弥补了原先意义的缺失，有助于更准确的表达吗？却也未必。

先看词义，要说“组织”的意思，organic是形容词，更偏重“有组织性的”，英语对应于“有组织的”和“（被）组织起来的”，应分别为organizing和organized这两个动词分词。这首先就造成了指意上的更多歧异，虽说细微，但不容忽略。同时在汉语语境中，“有组织的”或“（被）组织起来的”所对置的反义词是“无组织的”或“未（被）组织起来的”，这同样令人困惑：难道这里涉及的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问题，而是参加不参加某个组织的事？而且，即便就动词organize而言，在英语中也不是一般的“组织化”或“系统化”。《韦氏同义词新词典》辨析得十分清楚，不妨把原文抄录在下面：

Organize implies an arrangement in which all persons or things are so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t they work as a unit, each individual having his or its proper function or dute.

（Organize意指一种安排，借此所有的人或事彼此建立起关系，以致它们就如一个整体那样发挥作用，每一个体均有他或它的合适功用或职责。）

必须指出，这样的“组织”只能是“有机化”的“组织”，其它别的方式的“组织”（如“权力组织”、“暴力组织”、“等级组织”等）都达不到上述程度和性质。所以新的改译的词义缺失同样严重，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再看新译名是否符合葛兰西的本意。俞文强调，葛兰西主张“只有使知识分子处于被组织起来的状态中”，才能解决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如果确实如此，译名的改动也算有了另一层依据。但仔细读一读《狱中札记》相关部分，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并非自主的和独立的社会集团，而是在别的诸社会集团产生与形成的过程中，同它们分别发生有机联系的各类知识者。所谓作为自主的和独立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无非是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知识分子给予人们的表象。他指出，通行的方法论错误，即是以活动方式，而不是以社会关系的方式，来区分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集团的差别。因此建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任务，不在于继续维持其智力活动的方式，而在于“变更智力活动和神经-肌肉活动的比例关系，在新的水平上规定它们之间的平衡”（《狱中札记》4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用我们更熟悉的话来说，即让知识分子同时从事智力活动和体力活动。一方面，和工业劳动关系密切的技术教育，应成为养成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另方面，需要改造传统的知识分子。不过知识界和生产界的关系，毋宁说是种“中介”型的结构。（同上，422-424页）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被组织”或“未被组织”，根本不是葛兰西关注的重点。他应用organic这个词，只是为着说明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各集团（他声明其中农民是例外）同时形成的密切联系，也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养成无关。上世纪80年代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中，尽管观点有出入，但对这一点，几乎见不到有任何异议。

究其实，“有组织的”或“（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新译名，也属于“曲译”之类。它同样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其内里隐藏的，另有一种相当微妙的文化心态。只要稍微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使得知识分子的“组织状况”变成了当前某些人的关注点，以至“有机知识分子”的译名和葛兰西的思想再度成为问题，就不难窥见一二。谈到“有组织”或“被组织”，自然回避不了接踵而至的重要问题，即如何组织？被谁组织？……难道由知识分子自行组织起来吗？根本不可能，结果只剩下另一种无法选择的选择。这就表明，“被组织”更为要紧和关键，“有组织”只能算虚晃一枪。同时不应忘记，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组织”如同“单位”一样，早就打上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非组织”和“无组织”（经常还和“无纪律”连用）往往是以往岁月那些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的人蒙受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被组织”可谓挟有势不可挡之力，一旦轰然当前，想要拒绝也难。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新译名实际植根于有关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的又一新见解，即除上文提到的“超越”说、“边缘”说、“有机”说以外的“被组织”说，恐怕并不过分。

但随之也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疑问。相信俞教授除非得到授权，也只配有“被组织”的资质，并无可能去“组织”其他知识分子，以夺取“文化领导权”，那他为什么还要绕着不小的圈子，鼓吹让知识分子“处于被组织的状态中”呢？只能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在为这样那样的“领导权”出谋划策，为着“占领大众的‘常识’和文化领域”（这是另外一个论者的说法），主动要求“被组织”，甚至只怕不“被组织”。俞教授如此确认自我的知识分子身份，不能不说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我早就在文章中指出过，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分化，分化的轨迹之一即投入从政的道路。具体而可行的途径，则是充任执政者的“智囊”或“准智囊”。于是知识、学术变成了转入政府部门的本钱和阶梯，至于“批判”的旗帜，虽然仍高举着，实际往往成了掩饰当官意识的布幔。看看网上那些名校教授竭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党政要员的讲话指示挂起钩来的精心杰作，从学术的变味中不难发现孜孜于功名之心的浮躁与急切。我同样说过，由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艰难曲折，现代知识分子缺乏一个有机成长的过程，更多体现为旧有的封建士大夫的角色替换，因此“由士而仕”的情结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在它的巨大覆盖与纠缠下，任何一种理论的阐释和思想的探讨，都难免落下若干阴影或残缺。这或许就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命运。

［本文作者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