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及其遗产——一个宏观视角

厦门大学历史系  黄景辉

福利国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战前后，那些宣称实现了福利国家的国家，例如英国、瑞典、丹麦等，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一战和二战、国内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解放运动胜利的背景上出现的，同时也是为了与以前的国家形象相区别。后来 ，随着相对和平时期的到来，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国内稳定纷纷效仿不同模式的福利制度，大多走上了号称“福利国家”的道路。等到七十年代经济危机再次降临的时候，经济自由主义的呼声喧嚣躁动起来，“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事实上，一说福利国家的利弊往往强调高福利的制度有弊端。可是事情没有结束，社会还继续发展，福利国家在降低了福利标准以后仍然美其名曰“福利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和谐社会，大力关注社会福利，积极谋求社会稳定。就世界来看，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理论”[1]中指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式的阶段发展模式在后工业社会中丧失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和对社会主义乌托邦改革退潮后的反省中的对于经济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再次寻求。在全球化的作用之下，社会逐渐由分散趋向不可分割。而就中国自身而言，某些专家对“英国病”的分析[2]使得福利制度为人唾弃。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小撮先富起来的经理大款，同时在农村和城市也造就了一批需要大力扶持的“剩余劳动力”。经济自由下的人的不自由的现实，又使得福利国家显得很是让人羡慕。与此同时，一些学人大声疾呼，“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相生又相克”[3]，“追求财富要起点平等，市场经济不能忽视社会公正。”[4]

针对福利国家的利弊问题，笔者主要分两部分论说开来。一是福利国家的定义；二是从宏观上对福利国家进行把握。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是因为水平有限，对于这个多学科的复杂问题，从哪个单一的领域谈都很难深入。其次是企图回避对变动社会中不同情况下的福利国家做一刀两断式的评价，因为福利国家的政策措施还在变。

首先，福利国家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 

我们知道界定定义对于评价问题至关重要，假设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谈论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候甚至是在谈论一个没有真问题的假想敌。目前福利国家的定义还存在争论。在《后福利国家》[5]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约翰*维尔逊与美国学者查尔斯*阿瑟顿曾就福利国家的标准与范围展开辩驳。而在社科院周弘女士的《福利的解析》以及她参与撰写的《福利国家的论析》[6]中，都强调福利国家是社会福利与机构福利的总和，是政策与制度的总体。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把希特勒的社会政策说成是福利举措的危险。然而，陈晓律先生在《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7]中指出，“英国福利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而突出了历史的范畴。同时，加拿大学者R*米什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一书的附录[8]中再次强调指出，“福利国家则是一个特定历史（战后）与特定政策（制度）的涵义的概念，这一点不能忽视。”显然，有了历史界定，自然不必考虑希特勒统治下的政策是不是福利了。但是福利国家的定义基于不同的视角仍然没有统一，有的认为充分就业是基本特征[9]，有的认为“为国内所有人提供最低真实收入”[10]为标准，有的认为“为国内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11]为标准。这里，我认为，英国社会学家哈罗德*韦伦斯基在《福利国家与平等》一书中的定义较合理，它表述为：“福利国家的关键是政府保证所有的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就业机会。”[12]另外，由于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主体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3]，所以，福利国家的利弊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与实施中的利弊问题。

基于上述，我认为福利国家的定义应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特定历史的产物；第二，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第三，关键是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

其次，从宏观上对福利国家如何认识？

我们知道，福利国家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式与类型，原打算削足适履式的强行给福利国家限定范围，即只有“福利国家型”[14]的福利国家才认为是纯而又纯的福利国家，从而把“投保自助型、储蓄积累型与国家保险型”的福利国家排除在外。很明显，即使限定了范围，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因形式的简单而变得容易把握。同时，就实际来说也与当前状况不相符。所以，笔者企图选取几个角度对福利国家从宏观上作多视角考察。1，以历史比较的观点看。2，从道德理性和民主政治来看。3，从福利国家发生危机的根源来分析。4，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角度看。5，从意识形态与阶级对抗的角度看。

1，历史比较的观点

 从渊源上看，追求财富与追求平等通过工业化与国家民主化从而能够实现相对的平衡，这为福利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其次，就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广泛胜利，使得资本主国内对社会安全与公民福利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样，伴随着早已酝酿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思潮，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国家干预，宣布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其中，英国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而瑞典成为福利国家的橱窗。显然，与过去相比较，福利国家具有历史进步性。同时不得不指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明显的违背了市场自由的原则。

2，从道德理想与民主政治来看

德国学者路德维希*哈罗德在《大众的福利》第十二章“福利国家—现代幻想 ”中指出，“一部分人幻想，人的快乐建立在集体的总责任之上，并且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尽头当然总是万能的国家。大家想这样追求而得到平静而舒适的生活，或许不大丰盛，但却更为安全可靠。这种生活和思想方法明显地表现在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构想中”[15]；“这种冲动和倾向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容易逐渐地但却肯定地要扼杀真正的优良品德：勇于负责、博爱精神、自我推荐、自力更生，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或许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16]不过，值得可惜的是，哈罗德所说的现代幻想变成了现实，福利国家应时而生。但个人并没有在集体中迷失自我，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也没有立刻出现。有趣的是，与福利国家相对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幸正如其所说，现代“幻想的共产主义”造就了无数悲哀的机械灵魂。

在道德理想国的颠覆与实现之间，我们确实从福利国家中间看到了些许希望，全民保障、全面福利由空想变成了现实，民主基础上的政府决策历经时代变迁终获实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从道德理想与民主政治来看，福利国家显然是具有典范进步意义的。

3，从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源来分析——评价的关键

首先，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出现与其一贯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密切相关，这毋庸置疑。问题是，危机完全是由福利国家的政策引起的，还是说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本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造成的[17]？例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民主、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道德的人与经济的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就福利国家的改革与发展状况来看，既有制度的弊病，同时又有自身的缺陷，而对二者的权衡比较，决定了对福利国家的整个态度。笔者认为，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对福利国家的危机影响较大。同时，这个矛盾也不仅仅局限于什么什么主义，它也是整个人类需要不断考虑努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考虑到危机中福利国家的差异性[18]。比如，国情各异，本身的脆弱性就不同，危机的破坏领域与程度便有差异，对危机的对策也不同。无疑，高福利引起了多种危机的广泛出现，例如，失业危机、老龄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文化危机等。但是，正如[加]学者R*米什拉[19]指出的两极中间均衡标准，对高福利制度可以微调，使各种因素趋于平衡。而各国存在差异，其具体平衡的调节尺度也不同。所以，福利国家的弊端不足以否定福利国家自身，如果能通过制度的调节，达到均衡状态，那福利国家的良性发展并不是绝对没有希望。

4，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来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主要出现了以下四种反福利国家的倾向。

首先，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情势下，认为限定在单个国家里的个人福利将逐渐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丧失意义——作为国家里的公民的福利将被作为地球村里的村民福利所取代。明显的，这种论断并不能根本瓦解福利国家。作为福利国家的个体福利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全球化与国家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二者并不能绝对冲突。因此，所谓的地球村民，不过是地球村内福利国家中的公民而已。

其次，有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福利国家已经变得与我们设定的其他目标不相容，这些目标诸如经济发展，充分就业，乃至个人自由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福利国家与先进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结构不一致。”[20]我认为，这个仍然是制度的问题，可以采取措施纠正过来，使得不相适应的变得能够适应。

再次，有人主张国家福利对国家造成重大负担，应该实行多元福利主义。这个建议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我认为有权有钱的国家如果不负担全民保障的话。穷困问题、失业问题等社会基本的隐患是不能够平息和根除的，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

另外，还应当指出，经济自由主义[21]完全否定政府干预市场的主张存在着未知的风险。虽然现在许多有识之士以经济自由来影射政治的不自由，但我也相信市场存在着缺陷。经济自由虽然是人的其他自由的前提，但是，经济自由照样可以造成不平等与变相的专制。以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的思想绝对不是神圣的权威。经济自由主义不能完满的解决贫富分化后的社会矛盾。

因此，综上，我认为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情况下，福利国家仍然有再次考量的必要。

5，从意识形态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阶级斗争来看，福利国家无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虽然现在好像很少论及阶级和主义，但从这个角度容易拓开许多界限。阶级斗争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还不至于成为“资产阶级玩弄的一个骗局”[22]。我们从福利国家中看到的，恰恰是富有阶层对贫困阶层的弥补，造就出稳定的均衡。

其次，从意识形态来看，对福利国家的评价，由于福利国家意在保障下层民众，富裕阶层显然对其有抵触情绪，而下层民众又自然对它表示拥护。作为福利国家的评价，其内部民众的品评出于不同利益集团[23]。从某种程度上看，对福利国家的态度代表着社会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之间的融合与碰撞。我认为，对福利国家基于意识形态的评价，不能代表整个福利国家的好与坏。在这一点上，我站在贫弱与不幸的人们的立场。

综上所述，不论怎么讲，福利制度针对的对象虽是全体民众，但重心和关键只能是弱势群体。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福利国家，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显然有些陈旧，然而“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福利国家的改革出路涉及到同一个问题，即对福利国家应该如何科学而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福利国家的定义与宏观考察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福利国家”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福利国家”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