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共中央提出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保持改革方向，把握21世纪的发展契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当前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比较纷繁复杂，因此坚持改革方向不偏离应当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胡锦涛同志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的协调仍然任重而道远，也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协调一致和总体性推进是今后改革的必然内容。
　　
　　问：那么在坚持改革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把科学发展观切实地贯彻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呢？
　　
　　发展的过程必须面向现实，从实际出发。应该承认，很多历史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珍视，历史上出现的大跃进，实际上证明欲速则不达。当前也同样需要警惕“大跃进”的改革理念，比如社会对改革的期望值，有时就很不理性。具体来说，比如教育，我们曾经提出过在上世纪末教育的投资要占国民收入的4％，当时的理论起点还是教育的常规发展，然而这些年教育是以一种大跃进式的发展来消耗资源和资金。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教育上的投入仍然没有GDP的4％。再比如在公共卫生上，从缺医少药到一下子要求全民免费，这个跨度是否有足够的公共投资来支撑。另外，我们制定的关于小康社会的住房标准，甚至远高于经济发达的日本。在这些问题上政府缺乏理性的引导，相反，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不切实际的以此为目标，导致期望值越高，工作越被动，实现目标所需要的配套政策越艰难。在这一方面提倡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我们的实际情况，理性客观地设置我们改革的预期目标，并且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全社会培育这样的理性认识。
　　
　　问：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资源穷国，在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不少冲突和问题，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缓解的一种价值追求。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大量的出口物是附加值低、人耗高、环境影响比较大和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产品，无论是从国民经济发展还是从出口这两方面的持续性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都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依我看这样下去是很难有持续性发展的，现在能源的紧张程度，环境的恶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低成本运行，都已经接近了某种极限，确实需要一种改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参照两方面的经验，一是资源比较丰富、环境压力比较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是怎么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二是资源非常紧张，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比如日本和以色列，他们又是怎么样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当然我们也要特别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片面地强调人定胜天，唯意志论；另一个极端则是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一切听天由命。实际上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环境、改造环境，就看我们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利用和改造。比如在水电开发的问题上，中央党校最近作了一个调研报告，报告认为在有些地方水电开发越多老百姓越穷，似乎小水电开发是造成当地居民日渐贫穷的直接原因，并以此来反对在上述地区开发水电，这种认识在公众媒体上传播以后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在目前能源缺乏的情况下，开发水电仍然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向，水电在北欧国家整个能源系统中的比率高达70%到80％，而他们总体上就没有出现过像上述报告提到的那种问题，同时这些国家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也在一个完全可控的范围内。因此不是要不要开发水电的问题，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机制和相应的环保制度，对居民生存影响的评估和补偿机制，以及从长期的角度如何给当地居民以利益回报。如果真正从科学客观的角度安排好，是可以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能获益的良好局面的，也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平衡的良性互动。
　　
　　问：现在讲到历史文物，要么就认为历史文物可有可无，要么就认为一切历史遗存都要保留，从您长期关注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实际上保留一切历史遗存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事情，历史遗物之所以宝贵和值得珍视，恰恰是因为它非常稀有，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历史文物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当然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但是总的一条还是需要我们通过创新的模式来实现历史、现在和将来的某种平衡。比如说上海的石窟门，现在成为上海建筑的一种象征，它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并创新的结果，它把英国的庭院和中国传统的江南民居进行结合，同时又特别考虑到上海地皮非常紧张的局面，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样式。从石窟门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今天就更需要用一种创造的方式来兼顾对历史的保护和对现实的考量。
　　
　　问：那么也就是说，面对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我们必须坚持科学而理性的态度，不应该简单予以全盘否定或肯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这样么？
　　
　　是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紧紧立足于现实，建立起一套文化选择的机制，无论是对西方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既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也要善于继承和吸收，特别是能够面向现实进行创造。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要么就是粗暴的摈弃，要么就是毫无保留的拥抱。比如说，春节作为一种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表现，但是当春运已经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是继续鼓励、不断强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传统，还是实事求是地比较创造性地实行引导呢？2006年春节，黑龙江提倡的错时休息既有一种创新的意味，又有比较负责的现实态度。另外比如祭祖，它在原则上来讲，毕竟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迷信成分，因为是一种民俗，政府当然不应该禁止，但是提倡和鼓励是否和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很深的冲突呢？孝悌观念在不同的时代应该赋予不同的内涵，总的原则应该是充分考虑现实情况、面向未来的。
　　
　　问：面对社会大众的理性不足的问题，您觉得专家学者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目前有一种比较可怕的现象，就是一旦提到回到传统，就把传统不分青红皂白的当成宝贝，这样的认识现在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社会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理性的培育主要还是依赖于专家学者们的理念传播。我们应该更多的教育青年一代既要了解历史，也要了解现状；既要了解自己，也要放眼他人。对社会漠不关心，对传统漠不关心，确实不是一个当代人应有的状况。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有责任将正确的声音传播出来，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不能仅仅停留于围墙之内。大学对社会的责任，知识分子对公众的责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应当是一种行动和实践。

 

（访谈整理 戴明朝）《复旦大学校刊》6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