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是 《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开篇，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篇章；在传记的结束，陈寿再次提到了诸葛亮的身高，“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三国志》卷三十五）可谓津津乐道。其实读者又何尝不为诸葛亮的伟岸所倾倒呢，除了让人心仪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宏大事业和“万古云霄一羽毛”的潇洒气度外，那飘然若仙的形貌，更使整个人物充满了神采，令人心驰而神往。

一

翻开《三国演义》一看，张飞、刘备、赵云均身高八尺，关羽更高达九尺，与他们相比，诸葛亮较高，但并不特别出众，谈不上“容貌甚伟”，只是较身材矮小的、七尺高的曹操高大些。我们不能不问，诸葛亮到底高不高？答案是肯定的。《三国演义》对史实进行了一番技术处理，把其中一些人物的身高夸大了。据史书的记载，刘备的身高是七尺五寸，不是八尺，赵云则“身长八尺，姿颜雄伟”。至于关张二人，史书只用“超群绝伦”，“雄壮威猛”这种定性的词来形容他们的仪表，至于定量的高度根本没有提及。这样看来，诸葛亮和赵云才是鹤立鸡群的高个子，刘备只是中等身材，关张则不是大个头。曹操的身高，史书中确实记载：“武王姿貌短小。”（《世说新语》卷五注引《魏氏春秋》）究竟有多短多小，没有说。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高，曹操矮。

诸葛亮在当时是高个，在今天看来是否还是高个吗？曹操个头矮，按今天的标尺，是否变成了巨人呢？小时候，听小说、听故事的时候，经常有身高八尺、身高丈二之类的英雄人物出现，听三国故事尤其如此，人家说，古人比现在的人高，还真信以为真。后来才知道这是错了。看了古人尸骨、服装、棺椁，包括金缕玉衣之类，方知古人与今人在身材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古人有高的，也有矮的，高的很高，但很难比今天的小巨人姚明高，矮的也和今天的矮者没什么大出入。诸葛亮在今天仍然是高个，曹操在今天仍然是矮子。

问题的关键要知道汉代的，主要是后汉的尺有多长。民国时，吴承洛先生在《中国度量衡史》一书中推算：汉章帝建初六年以后，每尺应为23.75厘米，魏晋时期每尺24.12厘米。（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57年重印第1版）从考古发现的后汉尺子与现代计量单位进行比较，将尺折算为厘米，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故宫博物院藏牙尺23.3厘米；曲阜孔氏藏铜尺23.5厘米；山东掖县出土的镏金镂花铜尺23.6厘米；日本人收藏的画彩牙尺23.9厘米，在以上几种情况中，以23.3厘米最为常见。目前还缺少魏晋尺度的考古实物证据，另外我们所要度量的三国人物大多是出生、成长在汉末，故暂且以后汉尺作为计量三国人物身高的标准，即每尺23.3厘米。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进行精确地计算了呢，会有人说，书中所写是个大概数，比如“身长八尺”是高的同义，而“身长七尺”是矮的同义。也就是说，诸葛亮“身长八尺”只是说，诸葛亮是高个而已。其实翻开《三国志》、《后汉书》等著作一看就知道了，正如记刘备身高七尺五寸一样，书中对一些人物的身高记述得细致入微，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高矮不同的人物图画。请看下表：

三国人物身高一览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三国时人们对身高是很重视的，计量得很精确，不是大概的估计数值。对上表我们要作几点说明：其一，这个表中所列的现代折算数还不是完全准确的，古人是用尺寸计量身高的，寸没有厘米精确，正如厘米没有纳米精确一样，这是常识。古人没有厘米的标准，我们不能强求。得出的数值，要有大约1厘米上下的误差，在所难免。其二，关于刘伶的身高，可能存在问题。估计他太矮了，不足七尺（是否达到七尺仿佛是当时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矮子的标度）难以形容他的矮，所以用六尺，应是一个估计数。现代人所谓“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这样的话，他的身高可能在150厘米到160厘米之间，总之，不会到160厘米。其三，《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记载了刘表的身高是八尺余，可能出自同一文献。如果刘伶的个头不足以让人们去精确地认识和记录的话，刘表的身高无疑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无论“八顾”还是“八骏”，都是说有着鹤立鸡群的仪表，不精确是不行的。故可以推测八尺余是一个精确的数值，即超过八尺，但没有到八尺一寸。因而有187厘米的推算，即比诸葛亮的八尺高出1厘米。其四，何熙的身高来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的今已失传的华峤《汉书》。就其中所述，何熙是有一定功业的，曾行车骑将军征乌桓，有功，但这个功绩不足以使其被《后汉书》所传，而华峤的《汉书》所以记述他，很大的原因是他的身高。这个身高在当时无疑是巨人了，正如在今天一样，足以引起各家CBA篮球俱乐部的注意。这说明古人既有刘伶那样的矮子，也有何熙这样的巨人，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是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的。

二

其他时代的人不会这样有兴趣，这样认专心关注、认真测量人的身高（现代人除外）；其他时代的其他史书绝没有象这个时代的史书这样忠实地、准确地将人的身高记录下来、流传下去。这是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这个时代大致从东汉党锢始，到西晋永嘉南渡止，近二百年的时光。这个时间跨度恰恰是以三国为轴心的，汉末是序曲，西晋是尾声，但其真正的成因是始于汉代的。人的身高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呢，又为什么还要在史书中大书特书呢？显然，和这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有关。

对人的相貌包括身高的重视是汉代选举人才制度的一个副产品。在没有科举考试选用人才的时代，古人曾经尝试、使用了各种方法和思路，而选举制是隋唐以前的主要途径。汉武帝是开选举先河的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也是一个选贤任能的管理者，曾多次令各列侯郡守举茂材孝廉，予以任用或作为国家的干部储备。汉武帝下诏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蹄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汉书》卷六）一片求贤的赤诚溢于言表。东汉时期，举孝廉茂材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五千年史》中论曰：“当行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诸科，惟孝廉岁由郡国按口率察举，非如他科待诏而行，故得人为最盛”（中华书局1983年版，194页）简单地说，后汉选人的主要途径是选举制。怎样使所选人才确是茂材而不是庸才，这是困扰选举制的一个症结性问题。“取士大夫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10页）所以在选举制盛行的汉晋之际品鉴人才的书籍很多。如《士操》、《人物志》、《刑声论》、《士纬新书》、《姚氏新书》、《九州人士论》、《通古人论》等。从刘邵的《人物志》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选举和品鉴的思路。书中阐述大义有八条，其中第一条是，“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而推其微。”（参见《魏晋玄学论稿》，3页）看人物的外形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相貌身高就是重中之重了。简单地梳理一下汉人的思想理路：选举需要品鉴，品鉴什么，外形是品鉴内容之一，身高是外形的重要部分。那么，身高的重要性就出来了，这是人品的一个标志，是关系到自己能否飞黄腾达的一个砝码。

选举人才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考察人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花费很大的心血来完成。曹魏时陈群将汉代的选举制发展到了九品中正制，更为系统，更为规范，更为细致，但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的弊端也暴露无余。正如西晋人刘毅所批评的，这个制度只是“权时之制”。他尖锐地指出：“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所爱；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或以贿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其实汉代人也发现了选举制的问题，品评时软的东西太多，缺少硬性的指标，是衡量人才的难点。将软的指标硬化，是选人的关键步骤，是避免作弊的良方，汉朝末年人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

不过，他们的观念误入歧途了。他们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人的长相就是硬指标，这是一个人与他人的重要区别。汉代人通过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即上文所述的品人著作，使选举制与人的身高联系在了一起了。

这种务实的工程学必须要有务虚的理论作支撑，于是与之相配套，一套与命相关联的学说出现了。大学者王充所著《论衡》之《骨相篇》为汉代“品鉴工程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支持。其中论曰：“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论衡·骨相篇》）这告诉人们，识人其实远不像刘毅所说的那么难办，只要看长相就行了。因为人的相貌是命的“表候”，也是其才华的“表候”，会看相，知道了他的命，就知道了他的才。由此，察人就变得简单易行了，做官的不用那么费心劳神地去考察了，只要学会看相，相术完全可以取代考察工作。自从汉代以后，一个新的“发明成果”出笼了，那就是相术，王充或许是相术的“始作佣者”。其实王充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汉代自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学说大盛，儒家陷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深渊，孔夫子空洞的天命论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儒家学说发生的这种嬗变是汉代思想文化的产物。汉初，崇尚黄老之术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为罢黜，实质上是儒家思想与黄老道教的融合。一时间，天人感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谶纬学说、命相之术都发达起来，神秘主义、宿命主义占据了学术的主流，也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对身高的过分看重是这种宿命主义社会意识的产物。

三

对身高及长相的过分看重违背了科学的人才观。显然，根据身高不能来评断人的才干，以高度为标尺不能达到选贤任能的宏旨，这种标准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误导。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引导给了人们奔竞名利提供了场所，学者们津津有味的阐发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学术根据。风吹草动，在政府的倡行下，在学者的鼓吹下，社会大众乐此不疲。于是，从看相貌，看身高，到给人看相，都以识鉴的名目粉末登场，整个社会都在宿命学说的控制之下，从皇帝官僚到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难以摆脱其桎梏。给人看相是相，给社会看相用谶，都可以借着预测的名义搞伪科学。张角兄弟本来可以十分正当地提出反对现实社会的理由，但他们更喜欢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谣来传播其革命精神，因为这不但有理论上的根据，老百姓也十分愿意接受他们这样的宣传。这说明，从上到下，宿命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精神。注重身高的观念是宿命主义的产物，也反过来给宿命主义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重身高的观念及这观念背后的宿命主义的社会精神衍生了主流阶层竞虚名，不务实的作风。曹操评价刘表的断语最为中肯：“虚名无实。”刘表无论号称是“八顾”，还是“八骏”，都是虚名，国家用人不在虚名，在责实，而汉末恰恰是不求实，只求名的时代。刘表只是其中的一例。党人的领袖李膺，有句名言，他评价孔融时说：“高明长大，必为伟器。”（《三国志》卷十二注引《续汉书》）此语在《后汉书》中修改为“高明必为伟器”，看来南朝的范晔已经感觉到了这话中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修润，使此话的本意消失了。实际上李膺是说，身材高大的人物，一定会成为杰出的人才。谁都知道，有虚名的人未必有其实，刘表是这样的人，孔融、陶谦、袁绍、许靖辈也如此。孔融是个有文采的人，但经营乏术，颇似《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说的“小人之儒”，“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些人空有高名，在汉末的衰世，既不能除奸惩恶，挽救国家；在三国的乱世，也难以经营一方，争夺天下。刘表等人或许真的能成就杰出的事业来，但由于有了虚名，而在虚名中消磨了精神和斗志，最终为虚名所累、所误。同时，那些没有虚名的人要急于博得虚名，所以把坐而论道、坐谈天下、品评时局、评断人物为己任。出了很多品评人物的高手，比如李膺、桥玄、水镜先生，及相术大师管辂，等等。他们确实有眼光和心术，但为数众多的所谓社会精英在作这种事情，谁来动手实干。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身体力行，汉末的衰落与社会精英阶层崇尚空谈而缺少实际动手能力不无关系。这个影响直到汉魏消亡，两晋衰落，直到中原肥田沃土沦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场还没有终结，也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

以相貌品鉴人物，还给人的心理带来了不良影响。《世说新语》里记载了曹操见匈奴使者的故事，他自觉形貌不美，让高大英俊的崔琰作他的替身，他自己捉刀立于床头。（《世说新语》卷五）就连十分潇洒、无拘无束的曹操都这样，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三国演义》中写张松因长相不美而受曹操轻贱，庞统因长相不美而不得志于孙权、刘备，都显得颇有道理。虽然我们对这两件事还找不到史实的证据，但从当时注重相貌的社会心理而言，是完全可能的事。很多人才会因为社会注重相貌而历经蹭登，备受歧视，难得施展才智的机遇，则应该是事实。

王充在《论衡》中从黄帝、孔子的长相不厌其烦地说到了光武帝，就是在述说这个天命的神秘主义，即长相与人才的必然关联。然而不可避免地，这套学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三国的政治家和管理者虽受这个学说的影响，但却不能被这套学说完全左右，他们要经营天下，所以他们要选用真正的贤才，而不是电影明星或时装模特。所以在这个那个时代的人才库里，有魁伟的诸葛亮，也有矮小的曹操。高大的刘表、吕布毕竟是庸才，而矮小的张松、刘伶也有其不凡的气度和才能。孙权的雍容大度，刘备的求贤若渴，乃至曹操的一道“惟才是举”令，他们打破了所有的神秘和宿命。三国时因为竞争的激烈，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容不得人们的半点疏忽，选人用人尤其如此。所以当一些人在津津乐道于长相、身高的时候，另一些人在从事着扎扎实实的人事工作，他们成了三国中的成功者。他们是曹操、刘备、诸葛亮和孙权。这几个人中，除了诸葛亮相貌身高出众外，曹操个矮，孙权碧髯紫须，刘备像个长臂猿，都是相貌不怎么优美的。在选贤任能这方面，他们既不保守，也不迷信，而是敢作敢为，大胆创新，他们是真正的识鉴人才的大师。

然而，如刘备、孙权、曹操和诸葛亮这样的求才之法毕竟也像是刘毅所说的“权时之制”，毕竟没有形成一套制度。他们虽然惟才是举、求贤若渴，也会因其情感因素的影响，导致了选人用人的失误。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一些弱点，这些弱点会影响他们识人、选人和用人的准确、保险，而识人不准，选人失察，用人不当是任何领导者都会犯的错误，即使象曹操、刘备这样高明的管理者也在所难免。靠人治只是权益之计，从长远的发展看，必须代之以科学的理性主义的选人、用人制度。在中国古代，基于理性的选人制度的真正出现是在数百年后隋文帝推行科举制开始的，这个制度终于取代了靠眼球观察的神秘的直觉经验。总体而言，晋以后的人们已不再把别人的或自己的身高太当回事了，学者也不象以前那样认认真真地笔之于书了。这也留下了一个遗憾，我们再也难象看三国人物那样，从三维立体的视角，观察其他朝代的历史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