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很多人在谈人文精神。有许多事情，谈论的人多并不是好事，因为那是问题严重的反映。我想，人文精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想讨论的是：500年来，人类的人文精神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或者是深入了还是变得肤浅了？
从物质或技术的层面讲，500年来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约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高声宣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如果我们承认经济的进步必然带来人类精神的进步；那么现在的人文精神应该比文艺复兴时代多得多、深刻得多。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从通常的角度看，我们的人文精神是极大地增加了。比如，在发达国家或者在我国的香港，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对弱者和穷人的关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对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的关照也达到了人类从未达到过的水平。比如最近我国报纸有一则文章谈及法国对儿童权益的保护，读后让人赞叹不已。
[2]再如，世纪之交的英国政府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英国5800万人口中有100万成年人从未工作过。我相信，这100万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是得到保证的，其生活水平比我们的穷人肯定好得多。上面这些行为，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是不可能出现的。再从历史上讲，
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禁止枪杀俘虏；二战后，一些战争的决策人开始注意不轰炸居民区等，这些无疑都是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被称为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能说明人文精神的增加，那就是有能力、有条件谈论和欣赏人文精神和高雅文化的人口极大地增加了。过去，这只是小数人的事情，而现在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人文精神，谈论高雅文化的欣赏问题。
这样看来，人类的人文精神一直在发展，确实比过去更多、更普及；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还是不断有人在呼吁人文精神的衰落呢？这是因为在进步的历史潮流中，有不少事情确实让人对人类是否在进步感到怀疑。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神风特攻队或当代的人体炸弹，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破坏了多少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这些到底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暂时倒退，还是无法遏制的另一种发展趋势？
此外，我看主要还有三个原因，使人们对人类精神到底在进步还是在倒退产生了怀疑：
一、那种以人文精神为最高目标的教育消失了或几乎消失了。
我国一部权威的教育思想史曾这样讲到文艺复兴的教育思想：“人文主义者从提倡‘人性’出发，批判经院主义教育，提出了对于健康的、积极的、乐观的人的崇拜，将人的身心或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
[3]当代剑桥思想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斯金纳曾这样讲到英国人文主义者的追求：“文艺复兴关于人文学科教育的思想与新知识的发现几乎没有联系或完全无关。它主要被看成挽救和保存古代智慧形式的一种练习，这种古代智慧形式比任何现代世界所能渴望得到的东西要更为深厚。”他还说：“无论如何，对都铎朝代的每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五部分课程大纲构成了人文学习的精髓，这是不可能有疑问的。”
[4]这样的教育目标今天只存在于一些空洞的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我们除了看到一些人文学者的微弱的呼吁外，再也不会有一个学校会这样做，要不它也招不到学生。就以英国来说，这样追求的时间也不长。到17世纪中后期，古典语言的教学在英国就受到了冷落。担任剑桥大学希腊语教授的艾萨克·巴罗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只雅典的猫头鹰，被赶出其他鸟类的伴群；而自然哲学的课堂却总是满满的。”这门课教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学生。于是这个巴罗于1663年辞去这一教席，改任新设立的卢卡西数学教授的席位，成为牛顿的前任。
[5]这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就是应用技能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靠应用技巧的教育来实现的。这也就是摆在所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难的选择：先培养学生拥有高尚的精神，还是先让学生拥有谋生的技能？鱼和熊掌可以兼而得之吗？
到19世纪上半叶，正当英国接近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中发出了令人震撼的感叹：
n 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现在人类发现了这种缺失，这种缺失真正是罪恶的渊薮，是整个社会坏疽的根本，这种缺失正用可怕的死亡威胁着现存的一切事物。
n 无论是你行走在哪条公共通道上，无论是你徘徊在哪条偏僻小径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一个势利的人，一个不相信永恒而把希望寄托在暂时的、半真半假甚至完全虚假上面的人。
n ……
n 当整个国家“忘记上帝”的时候，当整个国家仅仅只在乎金钱和被金钱所主宰的时候，再下一步便不是踏在地上，而是悬在深不见底的深渊上空，它不跌进深渊，除非是引力定律忘却发挥自己的作用了。[6]
那以前及那以后，类似的谴责不绝于书。比如，半个世纪前奥克肖特在《大学教育的特点》中又这样说道：“对于一个学习某种实用技能的人来说，一门‘科学‘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信息的集合体，但是在大学里，一门科学是一种智力的追求，一种解释所探究的思想和谈话的方式。无疑，不时地它可能抛出那些可用的信息片断，但这样做不是它的职责。各种学说、观念、事实和理论，在别的地方投入这些东西为的是产生现实的利润（如门德尔的生物遗传理论或物质的分子结构），大学里只承认这些是临时性的成就，只按它们的解释价值来评价；理解的事业，从原则上讲，既是无止境的，又是自主的。”但在世人眼中，这类主张越来越失去光泽，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和实践已经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奥克肖特也明白这一点。
1951年时他就这样说过：“30年前，斯宾格勒预测，在西欧，‘文化’将在更大范围内让位于‘文明’，并且劝告我们说，如果想顺应历史潮流，大家都应成为技术人员。”
[7]当然,当代的教育家都希望鱼和熊掌兼得,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也早已不一样，因为“精神”是软指标，而“办事能力”则是硬条件，并正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大学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志。大学校长也需要政绩，而政绩主要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支撑。
二、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与对立越来越明显。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那时科学龟缩在人文的大旗下感到十分满足。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的教育家埃利奥特主张：一个年青的英国绅士在完成古典教育后，应该学习英国普通法。另一个教育家维夫斯则强调先学习传统的三学科（语言、逻辑和修辞），然后应学习数学和各种实用技艺。
[8]按照涂尔干的分析，16世纪有两大教育思想。一种以拉伯雷为代表，其特点是“一种全面扩展人性自然的需要，但同时首先是不加拘束的喜好广闻博识，是无法满足的求知欲望”。另一种以伊拉斯谟为代表，这种思潮只强调学习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在拉伯雷的教育思想那里为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留出的位置，在伊拉斯谟那里都“被说与写的技艺所占据”。教育的根本目标成了训练学生赏析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巨著，并从精神上加以仿效。
[9]从这两种教育思想中，已可看到日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冲突的萌芽。
随着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伊拉斯谟所主张的教育思想渐渐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虽然在人文主义者那里，科学与人文基本上是统一起来的，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统一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的发展，一个人再要掌握那么多的知识已经不可能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分工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和实用的追求日益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毕竟谋生和发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更加重要得多的东西。19世纪末，尼采大声宣告了这种冲突。下面是周国平先生所描述的尼采：
尼采所关心的始终是文化。文化是人的精神播种、开花、结果的园地，是人的心灵的展现，是人道实现的场所。可是，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文化也商业化了。古希腊文化的骨干是竞技，罗马文化的骨干是战争，它们是力与美的赞歌。现代文化的骨干却是商业。商业只问消费，不问人的真正需要。它甚至制造消费。科学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政党乃至整个时代都卷进了贸易之中，供求关系决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市场价格的支配成了整个文化的特性。市场，到处是市场，“没有市场上的喊叫和嘶嗄声，如今便没有天才。——这对于思想家当然是一个坏时代”。[10]
不久后，法国的涂尔干宣布：“所谓古典传统具有永恒价值的古老信念，现在已经确确实实动摇了。甚至连那些发乎性情地以最自然的态度看待过去的人，也强烈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新的需要已经产生，必须予以满足。”
[11]20世纪中，英国的查·帕·斯诺论述了所谓的“两种文化”的理论，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的冲突及后者取得的节节胜利：
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是科学家，并尤以物理科学家最有代表性。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还存有敌意和反感，但大多数是缺乏理解。他们对对方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情感的层次上，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是粗鲁傲慢的……这是另一种人的代表人物卢瑟福的吼声：“这是科学英雄的时代！这是伊丽莎白的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听到过这样的吼声和许多其他稍微温和一些的说法；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怀疑，卢瑟福正在取代着莎士比亚的地位。[12]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科学技术是离不开文化的发展的，比如，一定的法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它所要求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往往是有距离的，与科学技术关系最紧密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人文精神，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不久前，我国有人写了一篇“小”文章，对“文明”和“文化”进行了区分，很有道理。这篇文章讲的是这样一种观点：
讲文明和有文化是两码事。“桃花源”里很文明，那儿“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但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没有文化。文章还提到，这是香港资深出版人陈万雄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谈及香港现状时就强调“讲文明不等于有文化”，因为文化在那儿有一种“边沿化”的趋势。[13]这里，“文明”指的是科学技术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及其实践，其直接作用是保障物质追求有序进行，是广义上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这里讲的文化，指的是以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的追求，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但又超越纯粹的物质追求的精神追求，相当于本文所讲的人文精神。我们对20世纪里人们所谈论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冲突的理解，有不恰当之处。实际上，科学主义所包括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崇拜，而且应该包括与科学发展直接相关的文化方面，即那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当然，“文化”的发展也是需要这些规章制度的，但科学与文化与这些规章制度的关系是往往是有差别的，而且，对文化来说有些更加重要的东西，对科学是无关紧要的。比如，遵守交通规则是文明的表现，是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都不可缺少的；但是否坚持用人性化的目标来制定交通规则则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人文精神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对科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目前现在还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把人文教育等同于公民教育。这是一种真正的误解。现有的公民教育最多也就是一种“文明”的教育。文明并不排斥人道精神，但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并不关心，所以做一个“好”公民并不一定就是具有深沉的人文精神的公民。人文精神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对人类或对生命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人的独立自主的肯定；而公民教育是不同的国家或社会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的，其目的就是使他适应于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生存，其功能与过去社会的“臣民教育”一样。
三、商业与商业文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正在蚕蚀人文精神的最后堡垒。
商业文化，就是文化的商业化，文化成了买卖的对象，或者说，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为商业服务，可以说，广义上它相当于上面讲的“文明”。文明的进步是在人类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进行的，越到后来，能否产生现实利益就成为人们评价一种行为的最高标准。所谓利益，虽然现在有的理论认为不仅仅指经济利益，也包括其他方面，如名誉或成就感等等，但不可否认，经济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利益，实际上其他利益也是为此服务的。也就是说，从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到现在的教育思想，功利性的东西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人文性的东西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地位，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让出地盘。
这个总趋势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它正在侵入人文传统最后的堡垒。
1999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詹姆斯·维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当前不列颠“史学危机”的思考》。文章一开始就谈到，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近几年英国史学界不断有人谈论史学危机，但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这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技术或制度的问题”。所谓技术问题指的是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即“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就业型式”，使历史学缺乏人员更新的正常制度。维农的文章列举了新的管理制度对历史学造成的种种干扰，使历史家传统的工作方式产生关键性的变化。政府“以效率的名义”，关注公共投入的“透明和可计算”，公共投入的管理方式由此发生变化。他说道，90年代以来，历史家像所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从属于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新的管理技术”，使“古典自由主义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功用的各种假定”史无前例地接受公众的审查。1992年英国政府实行《研究评估操作法》（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用来检查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
1996年再次进行这种评估。从此，历史家的研究成果要每四年一次接受计量，历史系被分为5等。研究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史学家的工作必须受到公开检查，每四年必须有成果发表。政府机构在研究生教育上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如惩罚那些未能保证在三年内让博士生完成学业的系等。[14] 许多消息都告诉我们，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拦的，因为它出于各民族竞争的需要，也就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谁要是不遵循这种趋势，谁就可能落后挨打。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长期来一直鼓吹“亚洲价值”的李光耀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在谈到新加坡比较成功地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时，李光耀甚至说：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
[15]这里可否理解为李光耀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了？但也可理解为科学主义压倒了人文精神。
还有一则消息是讲英国人对中国教育的戒心的。不久前，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中国试题显示出英国正在数学方面落后》的文章，将一道英国的数学题与中国的一道数学题相比，说英国很多大学生还在努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而中国人在进入大学前数学能力就很强了。许多英国人在网上惊呼“我们的大学数学考题竟是中国初中生都会的”题目，并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影响到英国未来的经济繁荣”。近年来英国人在不断讨论英国数学教育落后的问题，有的专家甚至认为现在英国人的数学水平处于“灾难边缘”。
[16]今年8月2日，美国国会还通过一项新法案，目的在于提高美国人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水平，以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17]这些消息说明一个道理：世界各国，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把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放在首位，也就是把人生中更多的时间放在纯技术的即非人文知识的训练上，其余的都是次要的。
以上三个方面，确实是今天正在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些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只追求眼前的人生目标，那就是纯经济的目标，所有的政府和社会及整个舆论氛围都支持这么做，很少有人对此提出抗议。许多人都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但大家都认为为了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我以前相信西方的两个生产，即相信他们在生产物质财富也一直来也在不断地生产精神财富。但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前景令人沮丧。与非西方国家相比，只不过他们的沦丧速度慢一些罢了，其趋势是一样的。
一方面，现代化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最高目标；但另一方面，科技竞争使这种目标成为空想，因为竞争本身是工具性的，人只不过是竞争的工具。尼采的学说就是对这种现实的抗议。但这种抗议有什么作呢！看看现在大学的走向就可知道，人文精神的衰落是不可抗拒的。
由资本主义主义产生所引发的这场竞争，这场以浪费和破坏为其基本负面作用的竞争，正朝着不可恢复、不可挽救的道路上走下去。最近，西方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两难选择，那就是这个星球无法供养65亿按照今天北半球中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几十年后，我们将用光需要4亿年才积累起来的化石燃料——结果还使得地球的气候发生变化。可持续发展可能是一个烦人的话题，但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却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论现代的资本家在寻找替代技术方面有多么聪明——他们的确很聪明，但是迟早有一天，那些富有的消费者将不得不满足于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的东西。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制造行业的专家：制造欲望。正是物欲横流导致了全球规模的不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准备好放弃这些欲望了吗？
我们可能乐于锁上我们的阁楼、回收报纸和骑车上班，但是我们准备减少一点享受而让别人多一点享受吗？我能吗？你呢？[20]
这种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市场经济，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所担忧的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其实是与市场经济分不开的。它与国家间的竞争结合起来，形成了无比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在当今世界，除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卷入发展经济和研制最新武器的竞争，这方面的必要性是既无需讨论也不会引起争议的，而对人本身发展的关注实际上被置诸脑后了，我们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吗？或者说，我们能闯出一条新路来吗？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6页。
[2] 说的是一个法国来中国演出的艺术团体，其演出的剧目中有一个小王子，由于法国法律对儿童的权利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该团体为减少支出决定用一个女演员来演小王子。法国的劳动法规规定：未成年演员出国巡演必须保证孩子的休息和学习时间，如果每周有八场演出，则需要安排每组四个小演员轮班替换上场；出国巡演，剧组要为每个孩子安排两个成年监护人随行。这就意味着“小王子”一角将形成12个人的阵容，势必大大增加演出成本。见沈若愚：《女演员反串“小王子”启示中国法规》，《东方早报》，2007年7月18日，第A14版。
[3] 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4] 昆廷·斯金纳著：《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5页。
[5] 罗伯特·金·默顿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6页。
[6] 卡莱尔著：《文明的忧思》，宁小银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目录》第1页。
[7] Michael Oakeshott,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4,pp.383, 227.
[8] 昆廷·斯金纳著：《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9] 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10] 周国平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210页。
[11] 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2] 查·帕·斯诺著：《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陈恒六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18] 让·拉特利尔著：《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4页。
[19] 让·拉特利尔著：《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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