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四部分之，即“经史子集”。西方的传统学术，其实也有相应的划分，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有所谓“七艺”（辩证法、修辞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之说，但这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可将之与四部之学相比并论。可以比较的是在中世纪大学兴起后逐渐形成的学术体系。应该说，大学的出现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构阵地，一般形成“文学、神学、医学、法学”四分天下，但有的国家自有特色（如19世纪的德国柏林大学就设四部：哲学部、神学部、法学部、医学部，哲学部代替了文学部。参见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新增相关学部，如工程学部等。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神学和经学基本对应，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转化而来的学问。在西方，由教会统治而转化为神学学术；在中国，则是因了儒家主导而发展出经学学术。哲学和子学倒是颇有共通之处，当初哲学的兴起，就是针对神学独尊的局面，作为一种挑战者而出现在西方学术的谱系之中；最初时颇受打压，但最终得成正果，跻身学术之重要殿堂，日后甚至取代了神学的地位。不过，子学却没有哲学这么好的运气，它的重要性只是在与经学的相伴共生中才体现出来。集学可以勉强理解作文学，但西方的文学部显然含义更为广泛。史学一门，国人甚重之，而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却久久未得独立。相反，在学术殿堂上久居重要位置的是法学、医学两门具有“经世致用”意义的学科，而以“致用”为自身特征的中国人，却未尝将这两门列为其学术根本。中国人当然不是没有医学和法学的传统，“中医”之自成系统，“法家”之学说惊人，都是最好的例证，但他们却不得列入正规的学术体系。在这方面，正可见出中西思想的重大差别。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是在19世纪由西学东渐刺激而展开的，到了20世纪初期，才逐步完善并形成自家的体系，即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此中，留学归来的学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推举的，当然有奠立根本、确立制度的蔡元培；也还有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此处即以陈氏的相关论述作为参照。陈寅恪有两句话值得特别推敲，一句是：“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这段话关系到现代学术的根本原则和策略，十分重要。首先，陈氏非常看重在学术史传承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人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师巨子”在陈氏的心目中地位极为重要，故强调学者的文字事业不但关系到“学术兴废”，同时亦可能决定“民族盛衰”。这就是所谓精神学问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然后，陈氏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传统的继承，二是对创新的要求，而后者更为重要。最后是结果，即学术著作应当能转移时代风气，更能对未来形成典范意义，用较为流行的话语来说，前者是要求发明出属于当代的“时代精神”，后者则是形成范式构建。

　　陈氏的另一句话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段话谈的是如何才能达到“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境界，“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人必须对前人有所突破，这才能显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义，这就是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高度重视。在陈氏心目中，“外来学说”与“本民族地位”是相对应的，只有两者的相互融通，才可能达到有所创获、建构思想体系。我在这里补一句，不仅如此，还需将本民族地位纳入到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中去审视考察。具体言之，就是这些外来学说，一方面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同时亦有其作为世界文明共同体中一员的共相性，正是由其各自的特殊，方构建出世界文明的多元共存与复杂共生。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宏观多元之后，我们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本民族之地位”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国学，就应恢复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学。当然，不妨添加的，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但首先是对传统的自觉继承。在“世界文明”之中，我们要把握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还要能够竞争突围，成就自己的国家与文明！那么，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现代学术”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中国学术，不应以西方的尺度和标准来衡定自己的内容，并改装成西学的模样。说到底，就是“国学”的定位亟须厘清。

　　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当年清帝国以极为强大的国力，而设海禁、自我封闭，乃有日后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超前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才能确保在未竞的现代性大赛中自保乃至发展。就当前来说，中国在世界文明形成的时代里并未占有先机，如何求生存，求发展，乃是不得不未雨绸缪、忧患多多的问题。但这些表现在现实运作中的诸多表象，其实在根本上仍决定于自身学术的明确定位与传承创新，因为此乃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层面中居于制高点的“灯塔”所在。国学位置的明定乃至新建，乃是这个时代不可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它既有望孕“时代精神”于其中，亦同样为不可逾越的属于这代人的“时代命题”；它既关乎“世界文明”整体形成过程的“多元共生”，更可能决定“现代学术”之完全成立的“二元对峙”。作为“东学”（即“东方学术”，这一概念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东方学”，主要指以儒家与佛教为根源的东方之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国学”的意义很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西学”与“东学”的对立互补得以成立，那么，不但“现代学术”的整体图景将会改变，“世界文明”的整个构建方式也必然会走向根本上的多元发展。

　　当然，对于中国人自身来说，“国学”的重新省思与新建，更意味着“中国学术”概念的真正崛起，“中国精神”的明定与获得公认，能成为华夏一民族生死以之、在继承传统与开创未来之间可以坚持前行的重要资源，寻到属于自家可以真正立足的“精神与文化资本”。设若如此，“国学位置”的找寻，就更加显得迫切与必要。陈寅恪一再强调：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由是观之，其含义真可谓深长悠远，其见地真可谓高屋建瓴。

                                                               摘自：光明日报　 2005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