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蒙文通的学术有两个重点,一是“古史多元论”,一是“大势变迁论”,两者皆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尤与其老师廖平的独特经学观念相关。“古史多元论”这一震撼当时人心的新说,是蒙氏用历史思维处理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问题的结果;而“大势变迁论”强调史事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其间各分子的交互关系,故必须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来观察,体现出蒙氏日益成为一位新学术体制中的专业史家。从经学到史学这一学术转变的进程也反映出那一时代价值层面上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关键词：蒙文通 廖平 古史多元论 大势变迁论 史学与经学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是近代中国的杰出学者,他一生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不能尽述,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讨论其中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古史多元论”,一个是“大势变迁论”。“古史多元论”的提出,对一个自来相信华夏历史一脉相承的古老文明来说是震撼人心的新说,而“大势变迁论”则是蒙氏历史著作的一个主干。
“古史多元论”这样的新说决不是平地突起,它牵涉到一段复杂的学术背景之变,尤其与廖平(1852—1932)有关。
一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光、咸丰以下的学问确实与先前不同,即以经学而论,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经学。而“时势”与“学问”间的竞走,也就是在时势的逼迫下,学问调整方向与内容,使得它与先前之学相比呈现“新”的面相。民国8年(1919),一位敏感的青年说:“在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学问总是追赶不上”,在那一百年中,时势变迁确实太快,学问并非不追赶,但确实“追赶不上”。当时敏感的学者不断地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划分、重组,国粹学派的儒者们区分“国学”与“君学”之不同即是一例,而今文家廖平是另一个例子。但是廖平的经学不应化约为只是“追赶”时势的产物,他的学问也与晚清经学的发展有关。
晚清经学的面相非常繁复,不能轻易论断,但廖平综合了其中两个特色。一是超越个别名物度数或一部一部经典,对各经之间相互关系作跨文本的综览与比较,综观整个经学的轮廓,同时特别重视还原家法、条例,努力弄清楚某书究属何派,而某派学术在不同时代持说究竟有何不同。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具有学术史眼光的工作。清季今文经学家中,特别是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工作是例证。二是为了以经学响应世事之需求,经学意识高高地凌驾在史学意识之上,反对把经书本身的内容当成古史来研究。
廖平一方面接收了综览全局式的经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以礼制分今、古之学,一方面又发展出极强的用世意志,把前者放在一个哲学的框架上重新加以解释。
廖平的思维非常奇特,难以名之,我称之为“反模仿”西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
廖平充分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所以认为上古时代非常野蛮朴陋,不是黄金时代,他把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放在孔子之时。在早年,他倾向于“反模仿”现代西方文化中认为有价值的部分,认为它们都是孔子早已提出过的,问题出在孔子以后的无知陋儒不能继承孔子的本意;到了后期,“反模仿”的方式似乎更进一层,用进化论的框架否定西方的进化成绩,即认为西方近代的种种在中国春秋以前已经存在了,但孔子拨乱反正,拒绝了这些卑陋的东西,提出道德纲常等伟大的道理,并流传了两千余年,故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已拒绝西方现代文明,而孔子之道及两千年来的东西与今天的西方相比,仍然是优胜的。
为了吸收西方的现代性来压倒西方,他对古代文献进行分组,一一判别某些是真的、某些是假的、某些是要变法的、某些是落伍的;不管是分今、古,分小、大,分天、人,优胜的一方是“真正的”孔学,则孔子或是改革者(古、今),或是全世界之规划者(中国)。用李源澄的话说,廖平“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故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
廖平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学研究上,为了追赶时势,他不断地变造这个体系,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六变”,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便会发现这“六变”大抵对应西方文化不同阶段的挑战,廖平每次调整他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响应他所认识到的危机,并以改造古代学术体系来维持孔子之学的相对优越性———不只优于中国各家各派,也优于全世界。但是因为他的调整幅度太大,即使是同一部经典,也是一下子肯定,一下子否定,忽高、忽低,对古代学术所作的解释纵横出入、高下随心,尤其是在他的所谓“二变”学之后,人们愈来愈对古代经典的客观性产生高度的不安,当然也对廖平本人的学术信用产生怀疑。
廖平的“一变”之学对蒙文通影响最大。在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今古学考》中,他从前人累积的经学研究成果之中,慢慢地发现古代经学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中至少有两个相异的系统,以至于同一个礼制,往往出现至少两种不同的说法。廖平最大的创发就在于掌握住今、古文家在礼制上的不同,并用《周官》(古文)、《王制》(今文)来统摄这两个系统。用蒙文通先生的话说:“(廖平)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两派礼制的形成?廖平的方法是这样的:“于今文一家之学立齐、鲁两派以处之。古文一家所据之经,奇说尤众,则别之为《周官》派、《左传》派、《国语》派、《孝经》派以处之。而总之曰今文为齐鲁之学,古文为燕(当作梁)赵之学……于是立齐、鲁、燕、赵以处之”。他把长期以来争讼不决的今、古之分换成齐、鲁与燕、赵学问之异,把经学主张的不同化为地域的差异。
因此从廖平的《今古学考》问世之后,古代经学遗产已经开始裂解了。但是廖平与大部分经学家一样,想在纷乱的史实上面加上一个系统,加一个提纲挈领的纲宗,使得看来已经裂解的东西仍然能够“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这个纲宗便是孔子。廖平在“一变”阶段,为了解释前述的学术与地域上的分裂状态,提出一种说法,认为那是因为孔子早年、晚年学说重大的变化,不同阶段的学生所闻不一样的缘故,而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所以各地所传的孔子学说出现了重大的差异。来自燕、赵地区的是早年的学生,所闻的是孔子早年的学说,所传的是后来称为“古文”的学问;来自齐、鲁的是晚年的学生,所闻为孔子晚年成熟的今文经学,而晚年之学优于早年,故今文学优于古文学。早年的孔子遵循周制,而晚年的孔子是一个变法改革者,想要对周制进行变革,所以在礼制上有了种种新说。我怀疑,廖平区分孔子早、晚年学说不同及学生闻见之异,大概受到天台智将佛在世说法分成五个时期,也就是所谓“五时八教”,或类似学说的影响。
简单地概括廖平早期的想法,大约有两点。第一,经学系统不是一个完满的有机体,它的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与矛盾。第二,这些差异可以分成一些派别,这些差别先是可以用孔子早、晚不同及地域差异来解释,接着又可以用孔子、刘歆之不同来加以梳理。而这几点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分别不同群组,并对这些不同加以解释成了一种时髦。以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为例,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即受到廖平的影响,在《西汉周官师说考》等书中说古学为西周之制,王制为东周之制;又说明堂之所以有今、古两说,乃是一为丰镐之制,一为雒邑之制;又说古代疆里之所以有今、古两说之异者,一为西周疆里,一为东周疆里。他也免不了要立“纲宗”,即不管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是周制。
王国维虽然不受他们影响,可是如果我们细读《殷周制度论》,也会发现他与廖、刘一样,既发现了三代礼制之不同,并划分为殷与周两个群组,同时他还是忘不了要为它们寻找一个系统,所以说殷、周皆是帝喾之后,借着帝喾把分裂的体系又黏合起来。
二
廖平的经学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蒙文通,但此处所说的影响是相当曲折的,是一种既“扬”又“弃”(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关系。
蒙文通在1912-1913年于四川国学院从学于廖平、刘师培。这时候清廷已经灭亡,廖平六十一二岁,早已过了学术影响力的高峰,尽管如此,廖氏的学问对蒙文通的影响仍然很深。蒙氏最早的两篇文字,1915年的《孔氏古文说》及1923年的《经学导言》,虽然论旨与老师有所不同,但问题的延续性则清晰可见,尤其是以地域把古代儒家学术分成几个群组这一点。
《孔氏古文说》及《经学导言》两篇文字并不曾改变以“地域”讲学问起源之不同,大致仍以齐、鲁与三晋区分今文、古文之不同,但他在《经学导言》中已隐隐然与老师有些不同,他指出南方也有一系,以楚国为主。在这篇文字中,他提到三晋的学问和孔子背道而驰,三晋史家信任古史传记,故以古史传记疑议六经,但是他仍然说:
孔子的学术,除一个嫡派鲁学之外,又有两个支派,一个便是齐学,一个便是晋学。
孔子的学说,从邹鲁渐渐的流往别处,就有鲁、齐、晋三大分支。
蒙文通并认为晋之古文与齐、鲁之今文,是“王”与“霸”之分,晋文公改制是为了合理化其霸制,以朝聘为例,将朝天子改为朝诸侯,是为了合理化他以诸侯身份窃权之事实。从上面几段引文,我们看到一种张力,一方面是把学问的差异地域化,且仍未放弃将它们统之于孔子的旧说,但却认为那不纯然是孔子早、晚年的差异,而是孔子后学长时期演变而形成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故说是“背道而驰”,是“疑议六经”。
蒙文通首度引起民国学术界瞩目的书是《古史甄微》,从《经学导言》到《古史甄微》之间有十余年之久,在这个时期,蒙文通逐渐转变成将经、史分别对待之态度,认为经是经、史是史,因此他把古代学术地域化的论旨转化成一种新的论述,即史学上的古史多元论述。
将古代学术两系统说转化为古史多元论述,可以说是近代上古区系类型论的滥觞,它与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1927)、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中的三集团说,都是革命性的论述,共同打破了古来一系相承的旧说。
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是缘起于廖平的一道关键性的习题。1915年,廖平在读完蒙文通的《孔氏古文说》后问道:
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
廖平的问题具有多重意义。首先,他主张“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这一句话显示这位晚清今文经学的殿军,已经敏感到中国古代应该是多元并立。事实上此语出自廖平,并不特别令人惊讶。他先前提出古代礼制不只一系,后来又陆续提到各种多系的看法,如说中国古代文字多系等,这些多系说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为多系却是一致的。第二,廖平对蒙文通所提出的这道论题,主要是想论证中国立国开化之早,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一如他早年运用各种论证来维持孔子的优胜地位一般,此时他希望维持中国在世界各古老文明的优越地位,注意力已经由一人转到一国。
廖平的这一道问题背后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廖平对清末盛传一时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显然有所了解并且深深感到不满,认为它伤害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尊严,所以他要蒙文通论证华夏立国开化之久远,来抵挡中国文明西来之说。他特别提到“少昊为黄帝之子”可能是五行说的产物,似乎又显示他想破除少昊与黄帝一系相承的关系,而晚清喧腾一时的“西来说”正是主张黄帝从西向东移,破除黄帝与少昊的父子关系,即等于说明在西来的一系之外,还有东边本土的一系。所以他要解构“祖孙父子一系”之旧说,提出“帝各为代,各数百千年”之论。值得注意的是,“帝各为代,各数百千年”一语出自纬书,而强调谶纬正是晚清今文经学的特色。廖平提出的这一道习题意味深远,既延续他一贯的多系说,又将注意力往上拉到古史的源头。
三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说“读史只以验经而已”,它代表一种最常见的以经绾史的态度。清代经学如日中天,经学意识高张,但清代考证学的许多工作其实就是考证古代名物度数的历史,故柳诒徵说乾嘉诸儒“治经实皆考史”,况且清儒的历史研究工作也始终不曾间断。综合前述,我们应该说经学意识与史学意识始终是清学中的两脉,或者应该说是一体的两面,但无论如何,经学毕竟是主、史学是从,经学是优先的、史学是从属的,经学所蕴涵的价值体系会隐然支配学术工作,深刻地影响选题、诠释、价值判断,或想在研究中寻求经学式的恒常道理。到了廖平,他想在时势的迫压之下,更积极地维护或创造经学式的恒常道理,故用最权宜的手法搅乱了大量的文本。廖平一方面是史学的,一方面是哲学的。他欣赏张惠言、陈寿祺、陈乔枞的经学,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即是因为他们讲家法、重条例,比较能够忠实地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从某种角度说,即是比较重视学术史的还原。但这并不表示廖平是位史学家,他不安于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而要提高一个层次来调动、安排,在真实与虚构的离合之间,建立一套义理系统。故他基本上反对以经为古史,他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尊孔篇》中说:“故六经者非述古,乃知来”,“以经为古史,则疵病百出”;如《大成节讲义》的《旧说以经为史之敝十条》:“凡史事成迹,刍狗糟粕,庄列攻之,不遗余力,孔经新,非旧经,非史”,“经说若主退化……须知经言退化,实行经意则为进化也”,“经先文后野,先大同而后小康,其说颠倒”,六经与历史时间的序列是颠倒的,所以它是哲学,不是历史。他不只反对把六经当作史料处理,而且处处以六经与当时所谓之西方“公法通例”相通,他认为苟非如此,则六经对于现在及未来即无任何价值可言。如果不了解廖平处理经学与史学的特殊手法,我们很难了解廖平何以始终批评古文家是史学、是要不得的,但又相当注意一些特定的史学问题。
但是“经”与“史”的地位在近代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廖平与蒙文通是两代人,两人相差四十余岁,两代人的熏陶、培养、心态也都不同。晚清到民初,正是经学与史学互为消长的时代,蒙氏向廖平问学已在民国初年,《古史甄微》则成稿于新文化运动之后,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两大事件都对经学及经学家的地位产生剧烈的挑战。
亥革命成功之后,用胡适的话说,连皇帝都可以不要了,有什么不能改变的。辛亥革命使得旧知识分子失势,被另一群对经学不再看重的新人所取代,古文、今文之争已经不再时髦,人们关心的焦点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新的”或“旧的”。民国元年,教育部宣布废止尊孔读经,其影响固然不可过度夸大,但亦不可小看,建制性的规定毕竟产生大规模的影响,读经已经不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而民国6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对经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施予最有力的抨击,“覆孔孟,铲伦常”的口号,影响异常深远,古来相传的种种正统观念彻底动摇了,划分知识群体的标准是“传统的”或“反传统的”,“中国的”或“西方的”。另一方面,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大学中的经科已成为众多人文学科之一,其任务与传统经学不同,它不再是生命的学问,而是成为众多学问领域的一种。从辛亥以来经过十多年,至少在主观的层面上,人们觉得自己与“过去”应该是断裂的,不应该是延续的,断裂产生了距离,距离使得“审视”传统成为可能,当时虽然仍有一群研读经书的人,但是他们的取径变了,是以“观察”、“研究”者而非传统文化参与者的方式在阅读经典。经学没落,寻求恒常道理的经学式思维之没落,只有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代才能体会,起而代之的是历史式的思维———那便是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变,一切的变都合理,恒常的世界破坏了,变成以人事证恒常之道理或以人事替代恒常的道理。
经学衰退、史学地位之高涨几乎同时发生。从晚清以来,国粹学派认为国粹即等于历史,爱国必须先知历史,史亡即国亡。当时学术界以学问能否经世作为高下之判,人们愈来愈认为经学不足以经世,而史学可以经世。从晚清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之后,士子阅读史书的分量便大幅增加了,到了废科举之后,在正规的学习中,经的分量便愈来愈淡薄,而史的分量愈来愈加强。学问世界渐渐地由康有为所说的“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转变成经学沦为史学之附庸———用周予同的话说是“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至现在经附于史”,他又说要能“不循情地消灭经学,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经史之消长如此剧烈,故1923年,当蒙文通到江南访问耆旧讨论经学时,即发现“故老潜遁”,“讲贯莫由”。
四
因为材料的限制,对于1915—1927年之间蒙文通思想学术的轨迹无从深入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期,他逐步发展出经是经、史是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要用不同方式处理的态度。用蒙氏自己的话来说,即是“经史截分为二途,犹泾清渭浊之不可混”。用蒙季甫转述堂兄蒙文通批评廖平的话说,则是廖氏“但以尊孔过甚,且不知史学,不能用历史方法以史实核汉师礼制,不知孰为西周旧制,孰为礼家新制”。事实上廖平并非不了解历史,从《今古学考》中若干条可以看出,他对古代文献已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层次感。从他给蒙文通的那一道题目也可以看出那是道历史习题,但是因为他自居为经学家、哲学家,要拉拔到更高的层次来调遣史事,所以他没有兴趣进一步探索,这种价值的轻重先后,也是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之分歧点。而蒙氏最大的突破之一便是用历史的思维处理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依我的观察,清代经学研究的成绩,有不少被民国时代的古史家所继承,而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大多与五个环节有关:第一是分别经是经,史是史;第二是丢掉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代以古代史的问题;第三是分出时间的层次,汉是汉,先秦是先秦,而且各个层次的意义是一样的,不因时代先后而有别;第四,要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区分出古代文献内容中“理想”与“事实”的区别;第五,接受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种族、地理两种因素。在蒙文通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过程中,以上五个环节大抵清晰可见。
首先要讨论蒙文通如何放弃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在1920年代,我们见到一种既继承,又丢掉今、古文之争的新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晚清的今、古文之争松动了对古代经典的许多既成之见,一方面觉得其中隐藏着许多问题,一方面是击碎了古来的间架,开启了将碎片重新拾起、重新架构的可能性。1920年代的两个古史大论述都与它有关,但是一个走向空间的(蒙文通的地域多元说),一个走向时间的(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
上述两种重构古史工作的前提都是打破今、古文的旧问题。晚清今、古文两派争斗太久,太过激烈,不断互相攻击的结果,使两派的缺点完全暴露在世人眼前,在不再笃守经学家法的新一代人看来,觉得两派都有问题,有人主张向上追求古代的真相,有人主张将今、古文“一齐撕碎”。我们应还记得在古史辨运动初起之时,钱玄同如何为年轻的顾颉刚指出一个方向。钱玄同对顾说,古文是假的,今文是口说流传而失其真相的,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是正确的,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也是站得住的,“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
当蒙文通在四川国学院读书时,他事实上也处在今、古两阵营对峙的高度张力中。当时四川国学院中同时有今、古两派的廖平及刘师培,虽然刘师培受了廖平影响而有所转变,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仍然争持不已,蒙文通自己在《经学抉原·序》中说他“朝夕所闻,无非矛盾”:
文通于壬子、癸丑间,学经于国学院,时廖、刘两师及名山吴师并在讲席,或崇今,或尊古,或会而通之。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解。
对两家之说“无非矛盾”,钱玄同的反应是“一齐撕破”,蒙文通则走向另一条路,他主张用史学的研究去解决这一个过气的老问题。《经学导言》提供了一个过渡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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