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桑兵先生曾经多次强调过经学一事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乃至于从相对广远的总体高度理解整部中国近代史之极端重要性（近世学人关于经学研究之主要著作，除下边会着力论及的皮锡瑞外，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马宗霍《中国经学史》、陈汉章《经学通论》、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钱穆《两汉经今古文学评议》、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哲学》编委会辑《经学今诠》、《经学今诠续编》、《经学今诠三编》等多种，另有大量专门论文，约以老一辈创制，如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蒙文通《经学抉原》等最为精纯。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设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数据库，网络链接是：http://ccs.ncl.edu.tw/topic_03.html，可供参详。内地学术机构如杭州师范学院等设有经学研究所，另港澳台方面之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等亦设有类似单位），而就我个人读书所见而言，诸如〈皇清经解〉一类大型经学汇纂性著作，于王国维、陈寅恪等一代硕儒巨子之早期学术养成亦正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详可参见诸种学术史论著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刘梦溪先生所主编之中国近代学术名家丛书中诸先生卷后所附之简要年表）。经学自来为吾国璀璨学术乃至于道德文章之大要关节，此皮锡瑞先生已然反复明言，而推演鹿门之核心指意，大约总要牵连到经学本身之学术架构、经学形成之知识考古学系谱、经学于中国古今诸种学术会合成之大时空场域中之身份位置、经学于各历史阶段（相对而言当然偏于依据经学史来区划各阶，且不需要定死）之映像与效用、经学史的书写等几重内涵供探研，而今拟就经学史的书写问题中之经学史的书写范式一目，进行简要梳理分析，不敢言遽然而能得其“内在理路”（余英时先生语），而希图能够略求得一初步的小小成果。

　　在这个假期里，我以主要精力较详尽地圈读了皮锡瑞先生之《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7月新1版， 周予同注释）一书，之所以会选皮先生这本书，一者是先生为吾乡人文集大成者，我个人向来景仰先生之学行，大一时曾读到《皮鹿门年谱》中（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先生刊于《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的《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一文，则我所选取的本子中最后之由周予同先生撰成于1959年8月的《重印后记》一文，并附录之《皮鹿门先生传略》，作者皆当为“皮名振”而非“皮名举”。其实在该本子最前之同样由周先生撰文成于1928年6月的《序言》中，周先生或中华书局编辑人员于后日加上的按语是称其为“名振教授”的，或者周先生记忆疏漏，或者周先生以至出版方面在历次重版过程中稍有混淆，当然，这个本子本身就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尚待研究。而根据吴先生的梳理，则该本子中“附录一”之《皮鹿门先生传略》（含《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初次乃是刊载于1938年5月出版的长沙《南强旬刊》第一卷第7期，而《皮鹿门先生年谱》则与前提按语中讲的一样，乃是商务印书馆在1939年出版的，而我此处提及的《皮鹿门年谱》则是翻检大一时读书笔记查找到的由二手途径获得的一段文字之来源，不知是征引者省去“先生”二字还是指另一部书，还要请诸位博雅君子代为考证）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学非一端所能尽，亦非一说所能该，先在读书穷理。务其大远者，将圣贤义蕴了然于心中，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亦须讲明切究，方为有体有用之学。”今番读毕《经学历史》全书，益发体味到先生强调“读书穷理”、“圣贤义蕴”的苦心，而结合吴义雄师授课中所谈、此学期读书中所见先生之风节作为，于湘省学术开化之贡献，以及先生所当之艰困世局，身为后学，良有震动心扉之感。又吴先生有书《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版），可供参详。二者，据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师兄介绍，〈经学历史〉之周予同先生注释本为进入中国近世学术思想殿堂之一种优良的阅读资料，而其于中国经学流变大势之总体性把握为诸种著作中尤其瞩目者。而在期末的时候我已渐渐发现一些问题，尤其通过较仔细阅读了〈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之〈戊戌变法〉第三册中部分章节与桑兵先生近期刊布于〈历史研究〉的〈民国学界的老辈〉一文（桑先生于此文中亦有明言：“经学为中国学术之本，破除经学，中国学术当然失去系统，经学或许不能适应近代以来不得不然之社会变动，但要理解此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不可废弃的必由之路。”），我发觉要真正导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空间，还是应取法其上，而取法其上，植根于吾国文本之基底也不见得有什么新鲜，只于我个人体会而观，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与剑桥中国史为代表的一系历史解释方案虽百读而不厌倦（其中如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剑桥中国近代史》中由陈志让先生执笔之《思想之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章等，皆可称不仅止于提供新的可能的观照角度、解释方案，而能真立足于密切究心一手史料，较切近于中国近世原本情境与历史状况，演发出思虑周详、不割裂全局的系统综观），但久浸淫于斯，还是于其得失皆较有心得的，其难以被称为最上之法的原因也大致是易流于精美理论之游谈而相对欠缺对已在诸历史文本的深度探讨，倒也不可直接就定性成“隔靴搔痒”（若这样说则我以为国内的某些研究著作直可称为，连痒痒，都不知该如何搔了），只这一形态的著作不应当是最完美的存在，也绝不能幻想在此类著作的重复堆砌上就能书写出史事的所有色彩，构建出国史的全部风貌（王国维曾有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无论“中”、“西”究竟何指，用于此处，或较适合，亦同我之意）。今人喜侈谈“国学”一类在我现今看来觉得大而无当的华丽语词，我初入大学时亦囿于此病，后来渐明白，一段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可容纳代代学人醉心其间，要不在比赛话语增殖过程中谁干得比较漂亮，而落于浩繁的文字及包涵于此意象之下踪迹难测的无数大小问题。也正因所谓政治史研究领域“密码”之类（此由陈寅恪先生指导石泉之研究生论文事中可知悉）本已多，而当世之研究者于斯时整个历史世界（借用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之“历史世界”概念）必然会有的时空隔膜感则导致“密码”大约不仅局限于某个专属的学术领域，我敢自信地说学生如此，先生亦然，只此间的差距，就是修为的深浅了，故桑兵先生多次强调的“去熟悉化”必当是建立于一个有健全体系、有足够储藏、有收放之度的知识框架之上。忝列于后学之群体，我经历了日复一日玩弄概念醉心方法的阶段，自认为能陈其高义，发其幽潜，但每每抚心自思，念及昔儒绝学志业，总不免心惊胆寒。我们较我们现下的先生，虽有更好的机遇甚至于更好的初阶素养，但我们相较于他们多多少少都显得更浮躁，或许可自赦为年轻，或许可归罪于时代，然而我们要接踵他们的事业以至于超越他们，就必须扎扎实实先去修砌各自学术城堡的地基，尤其是我们有今日先生们的现身说法，在“建立熟悉化”的过程中警惕着因不得“去熟悉化”而滋生的谬舛（两个“熟悉化”当然指意有别）。一面能够趋新，一面不悖所本，不为变而变，才是体现高着处。而就我个人言之，正深觉当超越过往那种主要精力置于研究史事和人物的著作之阅读思考上的惯常工作方案，寻求真正的位居其上之法。皮锡瑞本是一与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同样拥有专门性研究论著的历史人物，其相对而言又更精于学术，澄心论萃（徐清祥、王国炎在《欧阳竟无评传》中就提到“皮锡瑞持论公允，没有康有为那样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怪诞”，此大约是古今公论。当然，如廖氏之《今古学考》一类，似乎也能约莫算上公允的），身上较少“综合性人物”的色彩，更兼我信服于上列诸论中关于经学与经学史重要性之叙述，期待此能作为我大二上学期泛读朱熹〈四书集注〉后对中国传统典籍世界进入的下一步。

　　当我选定《经学历史》这部书并尽力通读了之后，我一面深苦于此书经周予同先生注释阐发之后滋衍出的浩繁牵扯（自然无此牵扯，于此书我根本无法深入），长叹果然较以前圈读过的钱穆〈国学概论〉或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要更沉潜于问题之探研，更近于昔儒之思想，更远于今我之感念（并不是说皮之业力较高或书法较精，只以书谈书，就事论事而已）；另一面实在庆幸自己当初拣择得体，联系大学中的学术锻炼和知识储存，读此书（并注释在内），每每微有心会其妙之感，尤其于经学一事，开始较明为何至关重要与如何至关重要，于中国经学之延展略略能有一己之思（作笔记五十页左右，日后若更有新知，当齐集为一文案而存之），最好玩的是，常常想起吴义雄师在课堂之上那句“但请注意湖南之今文经学家凝成圈子与康有为一派之学又内有大分疏哦”（意思类此，文字肯定会有出入），然后掩卷微笑，如若无旁人知我开心（虽未认真读过康氏经学著作，然而萧公权先生于此的详尽解说当时却是看得很用功的，想来大略不差，待日后补足）。有约一周的时间中更将之与鲁迅《摩罗诗力说》同读，对比二者学养之功，救世之心，饶有兴味。再就是经此书后，自觉我下一步阅读计划——转入对前四史扎实圈读（在以前的工作中，主要对《史记》和《后汉书》进行过整体性泛读）乃与之甚感契合，书中于史籍征引选用及周先生解说，都丰富了我的印象，也给予了我一些门径，尤其是对《史记 儒林列传》、《汉书 艺文志》一类篇章的剪裁，得见鹿门先生为学史法。由于只是用功读尽了一本〈经学历史〉，于真正的经学原始文献尚无所窥，又无天才儿童们自幼苦习的家学，我无法纵谈真正的经学问题，而仅仅只是在此聊聊我分析出的一些小门道，或者说得好听点，一种新式（起码对我自身而言算是）的二手研究。这样的文章，必然不是取上法而作，不过距上法，似又近一步矣。起码，在我，友人警告的自炫于人之心又少了一些。

　　2005年暑假，我在上海游玩时自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买到了皮锡瑞另一部大着《经学通论》（即上提《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所举十八种《师伏堂丛书》之第一种，最初为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湖南思贤书局刊行，而我所购即后商务印书馆选入《万有文库》的排印本子，出版时共四册，我购入时缺第四册），此书按《易》、《书》、《诗》、《三礼》、《春秋》诸经排布格局，统领于各经之下，分别展开关于一个一个细部问题的论述，且皆以“论”字冠其首，其中于万有文库本，《易》、《书》合于第一册，后三经皆各自成册。而在这部书的《序》中，皮锡瑞直言：“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汉代人才……极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经术而实行孔教之效也。后汉以降，始有异议，不尽以经为孔子作，……于是孔子无一书传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为万世师表者安在。……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近世异说滋多，非圣无法，至欲以祖龙之一炬，施之圣经。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谕旨，升孔子为大祀，尊崇圣典，远轶百王，锡瑞窃以为尊孔必先明经，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大旨以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干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治经者当先去其支离不足辨，及其琐细无大关系，而用汉人存大体玩经文之法，勉为汉时通经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与迂而无用疑经矣。”从这个意义上反观《经学历史》，或许正是明智的切入点。 周予同先生于《经学历史》之《序言》中已然叹惜无论皮锡瑞还是刘师培（假期中闲翻〈马相伯集〉得见1912年10月，由章太炎与马相伯为主要发起人而倡立的“函夏考文苑”第一批十五人“苑士”名单中，以王湘绮为文辞，以刘师培为群经、以陈汉章为群经史，而于后附注：“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和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按当时皮锡瑞已殁，否则或亦当见于此单中，至少应不会被指“妖妄”。时人之心，或可本此为一察）这样身为“中国近代著名经今古文学大师”写出之经学通史皆简略似小史，难符于中国卷帙浩繁的经部书籍和绵延二千多年的经学研究历史，更兼日人本田成之当时已撰成《支那经学史论》（有江侠蓭译本《经学史论》；孙俍工译本《中国经学史》），先生不禁要写下：“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而周予同，朱维铮等先生一系的学术大约也可从此角度探出一二奋劢努力处与构建的终极希望。至于今日中国之经学研究及经学史界，似乎仍难言超越，苏州大学尤小立先生《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反思视角与经学的式微——读〈中国经学史十讲〉》一文虽稍嫌粗线条，却也大致道出了此种景况。《经学历史》一面作为中国第一部经学史专著存在着，一面仍然是学术史意义上不可遽言超越的经典性论著，它本身在史学史上已具备了一个最初成书之时并不具备的范式性意义，而此种意义之展开与面向，也正是我现在最感兴味的。同时，我以为相形之下，更关键的是此种书写本身蕴涵的文本意境与凝成意境的之所从来，而至于范式之下派衍出的元素（如对后继范式之影响一类），或许还在其次。

　　在豆瓣（www.douban.com）书网上，有一篇对《经学历史》“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进行分析勾勒的综述性文章（http://www.douban.com/subject/1288974/），其间关于学术史的梳理可称到位，然而似仍不脱喜以今人眼光审视古人的套数，且偏于拼凑多方研究成果，确乎是很好的简介而已。我不欲多谈（当然学力也不足）此间的对错、得失、长短（如章太炎撰《驳皮锡瑞三书》事中之学术纠葛，有兴趣的读者除了由《章太炎年谱简编》“1910年 43岁 条”等工具书中观此大略，还可参考刊布于2001年12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蔡振丰的《〈论语〉所隐含“述而不作”的诠释面向》一文，其中关于孔子删定古籍成“五经”这一学术论争镜像的理路分疏即是一很好的示范），我更愿意谈一些得自回放我阅读历程的东西。《经学历史》一书中安布的主线基本是时间，但整本书分为“（经学）开辟时代、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变古时代、积衰时代、复盛时代”十章，却也并非完全死守着时间的刻板断限，胜在能于每一章中汇集笔墨于该章特性，所持之论证与所下定语大体上皆各相呼应，章与章间结合部的过渡也处理得很好，十章之中，一览浑然，而无某章某节判然割裂之感，我以为此种格局正是《经学历史》书写上最大的特色，而且上举文也提到了很重要一点，即我们应当将《经学历史》代入成书时代来考察。《经学历史》的这种书写格局在今日的研究文本中已是常见，然而其针对原有诸种“历史形态”的“经学史”，则正是谱写出了新的范式，我以为这个意义甚至会比此书所谓第一次“全方位总结”的特性更值关切，当然，意义一类都是后发而来的，为什么会被赋予意义才更引人究心，同时，我以为我们常常忽略的也正是作一通观性的细致整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主编之《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一书第三章“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大约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值得师法的范例）。以下不自量力，谨开具我的一些分析。

　　首先，我以为《经学历史》在我们视野范围内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审度一个今文经学家是如何将他所宗奉的学理经旨融会于一本小小的简史之中，而此间的学术纠葛更多地乃是对着微缩入书之后的片论而生，故太计较于此其实在话语分野上是不对称也不适合的。至于先儒之中互起的指责，被戴上的牵扯到文本社会效应的帽子，都应该是用另一种视角去解析，与文本自身的诞生历程、写作背景关系并不十分大。要真正读懂著作，就不该有太多的是非观于胸中。明白著作在说什么，既而支配我们自己想什么。同时，这样一部历史性著作中，必然杂陈万端，不必非说哪里是精华，哪里是糟粕，只我们最终拿到了什么，很大程度就是取法上中下的问题。（当然，皮氏绝非一处处皆能秉持公正而毫无偏颇的完人，只是他的偏向究竟几成生于坚信几成源于故作以达目的之手段，仍待细致的考察度量）

　　第一章“经学开辟时代”，先言考学术源流而别得失之重要，以孔子删定“六经”为经学开辟时代之始，继征引而言《易》、《春秋》、《诗》、《书》、《仪礼》十七篇等，皆乃是经由孔子手定而列于经，其中据“汉初旧说”强调《易》、《春秋》经孔子删削后巨大的转变，由此转入“东汉以后”“疑所不当疑”的诸种表现，如疑《易》不为孔子作，引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之《疏》言孔子所作仅为传；疑《春秋》不为孔子作，引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言孔子所修为新例而已，又引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孔子并非集大成。之后，开始再次立论辩疑，言“孔子之教”之大端，并将推演的大义上升为“万世之公言”，说此教正在所作“六经”内，续以汉世所谓“通经致用，后世莫逮”归因于能“稍用”孔子之学。以下再次分别回顾《易》、《诗》、《书》、《春秋》自汉后因“古义茫昧，圣学榛芜”或“大乱”或“几废”，酿成“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的局面。接下来点出一个“渐”字为淆乱之由来，称：“必以经为孔子作，笔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始可以言经学”（自然此中的推导不甚合于现代逻辑，但若作为一全书提纲挈领处观，则或能更易理解作者之学术思想，同时此中的书写如“断烂朝报”事等亦皆与后文相涉，约可视为伏笔）之后作者开始以《左氏内外传》中所载述孔子前经说，同时以穆姜解释随卦之“元亨利贞”与孔子《文言》辞相符等事并引王应麟《困学纪言》证“《左氏》浮夸，未可尽信”，续以《周礼》、《尚书传序》一类析《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并引入马融等，明言：“皆无明据，可不深究，……有裨博闻，无关闳旨”（于此颇见皮氏学术之精湛稳健，如《周礼》一书，经今文学者多不信，且不论皮氏意见，其能反其道而用之，已是深得史法，又今本《十三经》中孔安国《尚书传序》系伪书，皮氏亦能用其于合体处，而皮氏本有之附注亦显其严谨有度，不漏细节，凡此种种，后文尤多）接下来就《礼记 王制》与《文献通考 经籍考》中言乐正（乐正，一为周时乐官之长，一为复姓）四教之事引征而申辩之，说：“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又说：“观乐正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再引汉人文章，总之核心仍在证明孔子之定经事（此处征引后汉张超《诮青衣赋》，就略失于公道之嫌，详可参见周予同先生注释，同类的事，在皮氏著作中似亦并不鲜见）之后先引《礼记 经解》述《六经》之所由来，继征引《庄子 天运篇》、《庄子 天道篇》、《经典释文》三则不同之说再次证“孔子时正名为经”，并通过驳龚自珍《六经正名》中论断而首次将刘歆、杜预之说并列拉出。接着顺道提及《孝经》，指出“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并据郑玄《六艺论》与魏文侯时已出《孝经传》事证“《孝经》视诸经为最要，称经亦最先”。最后以《史记 孔子世家》中之文证孔子删定“六经”之旨，《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易》、《春秋》则“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并于收尾处专门谈关于《春秋》一经之问题，以《史记》推说的《春秋》大义“与《孟子》、《公羊》相合”证《公羊》“三科九旨”说未可轻非，还援引程颐《春秋传自序》，批驳汉以后“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之“失”，继而完成第一章之书写。若以一个粗浅的知识考古学视角来看，则皮氏之此章可谓牢牢扣住了“开辟”二字，并将之与孔子删定经籍之事紧密相连而处理成中心环节，扼措意之核心，定全书之主调。同时，在许多细微处，如崇汉代世局，驳斥目《春秋》为史等，与后文纵贯，为同样“层累”而生的皮氏经学史的大框架下之小基础。

　　而整体性的范式考察，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第二章“经学流传时代”，先以《韩非子 显学篇》概说孔门传经事，由言“可考者子夏”传经之事入手，主要征引《容斋随笔》与朱彝尊《经义考》。之下，一一考订辨析初引《韩非子》中所及之颜氏、子思氏（在论及“子思氏”过程中能反证《礼记 坊记》中所引《论语》条确为孔子之言）、公孙氏，又以《大戴礼记》中《曾子天员》表《曾子》经义之纯正与“大贤之学无不通”。继而，由《史记 儒林传》转入孟、荀之学，言孟子尤精于《春秋》之学，惜乎其学不传，“惟荀卿传经之功甚巨”，按：皮氏之说解，则《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大小二戴之《礼》、《易》，以至经今文学者认为蕴于《礼》、《诗》中之《乐》等，皆“荀子能传”，“汉初传其学者极盛”。以下转入对经今古文学问题的阐述，以马干（音韩）臂子弓（弘）传《易》与荀子，高行子等师《毛诗》于孟子事，并郑玄《王制》成于赧王后，何休《周官》为六国时书之说，证“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凡今古学之两大派，皆鲁东家之三四传，虽云枝叶扶疏，实亦波澜莫二”，此扶疏之枝叶，因“年代绵邈”，或有“姓氏湮沦”，但皆“抱守遗经”，则“有功于后学”。而于《墨子》、《吕氏春秋》一类异于孔门周制之书，皮氏则云：“但可胪为异闻，不当执证经义”，复以《竹书纪年》载太甲杀伊尹事，《史记 蒙恬列传》中蒙恬述周公奔楚事，一类为例，言其虽有时间上的可信度而不足为凭据，号召要：“有别裁之识，乃无泥古之讥”。下又引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引文之后附有案语，意歆虽“极诋汉学”，所言亦间有可取）讲“汉初传经之苦心”，而终此章于分疏皮氏亦汉人初立五经博士时心目中的经传标准，以其相合为能事，又方之于释家之经律论。通观此章，则胜在承上启下，于叙述颇为驳杂的经学流布问题时不拖泥带水，饶有一己既定之中心，详略适中，为接下来之最大任务——考辨经今古文学源流分野，作一有条不紊之铺垫。

　　第三章“经学昌明时代”，为一颇落墨之章节，先用《史记 儒林传》中文字讲汉武之时传经大势，以儒林传中之《申公传》、《辕固生传》、《韩婴传》证“传言《诗》，……无《毛诗》”，以《伏生传》证：“传言《尚书》，……虽及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伏生传》中仅云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以《高堂生传》证：“传言《礼》，……无《周官》”，以《田何传》证：“传言《易》，……无费氏古文”，以《董仲舒传》、《胡毋生传》证：“传言《春秋》，……略及《谷梁》，而不言《左氏》”，既而统归证得“史迁时未有《毛诗》、《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诸古文家”，“经学至汉武始昌明，以汉武时为最纯正”。此为全章论述之要旨核心（自然，以《史记》载或不载为归依，似嫌武断，武帝立五经博士被皮氏看作尤为大事关节，而〈史记〉亦不载，不过欲要深入理解皮着，则当带着理解之同情，并同情之理解，去发覆，其文本语言之下的意蕴。又皮氏书中好用类骈文句式表意，此则容易造成因循语句之便而未尽本意全部，然一旦联系成书之时代，也应当给予宽恕）。接下来，言武帝立五经博士及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取方苞《望溪文集 书儒林传后》与《再书儒林传后》二文中“儒之途通而道亡”的评论而针砭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然后开始讲，诸经分立博士事，先辨正汉时《毛诗》无立学之事，又提出“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的原则，以此宗旨解五经博士衍生出的十四家中，除了《诗》分三家合理外，皆“分所不必分者”。继以详辩汉人分立博士之“不可解者”，举伏生传《尚书》辗转至大、小夏侯而皆自求异于师法之二证，又举《易》之孟喜改师法，京房托名孟氏学且存于今之言多近乎术数二事，并证博士分立中之不当：“使其学同，不必别立，使其学异，是背师说，尤不当别立也。”再引《移太常博士文》（《经学历史》一书中的主要引证材料常出于十来部书和文章篇什中，若一一统计频率，或许也是一项挺好玩的分解工作）言分立博士能有保存各论之功效，以“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驳之，又据《后汉书 范升传》等，整顿出一条线路，即汉世今文学家先因少深虑，妥协而开各自分立的局面，然后为古文学者有可趁之机，入室操戈，至汉光武方罢之。然后，再用《移太常博士文》中攻击汉时博士抑制由鲁共王坏孔宅旧壁所得之古文三学一事，并《论衡》、《范升传》、《刘歆传》等中语句反诘之，以为正乃汉经师不信古文，于其系谱认知间，《逸书》十六篇只能为“备”外之文、《左氏》则亦仅为“不传《春秋》”一种之明证。一并大致梳理《汉书 艺文志》中所载除上言三学外同出于鲁壁之《礼古经》、《记》、《论语》、《孝经》等书，再次强调“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并以此为重要的锁钥。理清了以上种种，皮氏开始按他的思想法则，系统综论今古文之分，讲“其先由于文字之异”，复引〈史记 儒林传〉，安国以今文，读孔氏〈古文尚书〉之记载，明言此乃就古今文字而言，然后渐次排出古文经学的生长树，最后自然延到“说解亦异”之境。由此转入类似今日之学术史书写，于其间颇能窥得皮氏主要意见（上引豆瓣书网文于此分析较详明），且这些意见多会在后边继续阐发。而主要意思则仍是以前汉所谓“能兼义理训诂之长”，“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为“精而有用”，最可师法者，兼以刘歆之言讥讽古文学之所谓“破碎支离”。最后终结此章于重申述〈史记〉之可信（于此尤似可见皮氏惯用之环环相扣而各自支撑的考据论证手法，虽时有若一环不牢岂非全盘坏损之虞，然皮氏多能用以回到时序第一现场的文本为最可信赖者之方法，亦值得我等侪辈借鉴），并以史记文字一一辨证关乎《易》、《书》、《诗》、《春秋》等。皮氏以为乃“后人臆解”论断之非。引荀悦〈申鉴〉而再次立论：“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于此论之下分别驳斥杜预、马融、刘知几、刘歆等之说，彰扬所谓：“孔子功继群圣，……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而总观全章，则可见皮氏最为注意者实乃将今古文学分歧淡化而统归于一宏大之汉学视野中，并以孔门经学为此视野最瞩目与最集中精华之核心关键。皮氏之工作完成得不错，而我所谓的范式也渐渐展现端倪，要即处理好一面言说自我意见一面构筑学术纲领的双重任务，而书写则亦须不悖原则，不忘中心，作为一部完整的经学史，比较好地将经学的特质与史学文献书写的个性都考虑进入工作方案，融冶于一炉。分作十个时代之举，自然有落于俗套之嫌，而一旦代入相对的先在性，及本身于各个时代为作者归结出之鲜明特点的捕捉，则更能见通常读法之难见。

　　第四章“极盛时代”，亦落墨很重的章节，开篇即划“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然后说明原因，一者“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一者“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接着讲两汉诸帝定孔教于一尊，渐去刑名，“实行孔教”而“汉治近古”，以“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然后转入对汉世谶纬之学的申辩，以汉儒用谶纬天变之说主要目的为“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且以汉帝能采其说为“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续以谶纬之征验而使人君信服并借之为力、谶纬本自有别，而汉儒纬书“纯驳互间，未可一概诋之”，其中纯乎合于经义者，于注疏之间传系，不可大言删除等理由，要在阐述“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以下谈汉世学术盛极之时由实学入浮华之关节，以《后汉书 儒林传》中范晔论语为据，阐述己见：“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学之盛衰为（汉之所以盛与所以衰）之枢纽，……不尊经者，必多流弊”。复于后言汉帝石渠阁故事、《白虎通义》及熹平石经事，以证其之“以经义为本”，又驳难欧阳修于“汉儒以孔子专为汉世制经论”斥为狭陋之非，以《公羊》家引谶之责小于《左氏》家谄媚之罪等，还专论后汉以经明行修取士，用能实行经义之人于其风俗政治之匡扶，以辅助接应上论。之后详解后汉经学盛于前汉之因，一则后汉颇有能通诸经者，二则后汉颇有能自我撰述、遍注经籍者，于此间复言：“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并再举郑玄，以其为“集汉学之大成”。以下，略讲汉时以经术造士，师生授受之概况，并简析“汉人无无师之学”之因，并由此折入深度诠释上屡提“自盛入衰”之道理。皮氏以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正乃大弊所坐，引《汉书 艺文志 六艺略》末班固之言，拉出上提《经学通论》序文中“存大体玩经文”（即出所引六艺略）之标准，以此为有用之学，有用方可学盛，又以秦延君说《尧典》至十余万言、增师法至百余万言一事为“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例，复考其源流，再攻小夏侯一类之不当立学（我阅读至此时，想起吴昱师兄曾与我谈华南研究以至历史人类学研究二事中之典范性束缚，大意即老师们的优秀成果在前，则学生们尽皆以同等方法处理不同之问题而类似已然成学，殊不知老师们的方法也乃合自身学养摸索而出，断不可能立时尽学问之全部。此或亦皮氏所谓渐成无用之学而衰落中之又一因素。学其形体与学其精魂，用其形体与用其精魂，看似无间，实则判若云泥）。皮氏再谈两汉之师法家法，以“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为衰落之又一征兆，所谓“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终此章于复总立四论，呼应下章之首，一者“后汉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带来的效应皆同于范晔、范升之辨证，“盛极而衰象见者”；二者“经学必守专旧”；三者“汉世虽近古，已兆‘各务创获，苟异先儒’之端”；四者“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综观此章，我的最大印象是皮氏于其立论，虽嫌散漫，却可一论如常山之蛇，频频出现，首尾接引，由不同之小立场审视，而聚合成同一之大立场定论。其书之目的性至此步步增强，无怪乎有先儒攻击，然而作为一书，则颇见其安插排布的心思，此处所言安插排布，并非指其先设空，再套入，而是一体行文，将思想与见识，全部置放在心中、笔下，适时挥洒出。

　　第五章“经学中衰时代”，开篇即言“汉亡而经学衰”，以《三国志》载董昭、杜恕疏并鱼豢《魏略》序，证之衰态，于衰颓之间有郑玄出，“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虽称“道备”，然而因“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虽盛，汉学终衰”。先以郑氏注经书时多兼采今古文事，略解析郑学之各构成成分，进而详论何以云郑学盛，汉学衰，以皮氏见，汉经学虽已演出今古之别，却得各守门户，不相混合，“今古文不杂厕，开卷可了然”，郑出，以古学为宗，兼采今学，以附益古学之义，学者皆以为大宗，翕然归之，不复相互攻击。皮云：“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经学至郑君一变”则正是重申上一章中所及之家法，中似有言其“等而下之”意蕴在。接着，皮氏笔锋一转，“事有不可一概论者，非通观古今，不能定也”，先以《毛诗》、《左传》“不立学无害，……若无，则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依凭矣”为例，故二书“后世不可少”，折入郑氏之学“后世尤不可无”，若无郑注，则专门学亡散后，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郑氏党徒遍布，续本此，称系经学“小统一时代”。以下略列诸宗郑学之人，又以时序分两批列出，学不尽同于郑氏者，并由此转入讲王肃。起头便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续以王肃善贾逵、马融而“显与郑氏为敌”之实，推测或乃是因王肃不喜郑氏附益今文于古文之举，既而以洪亮吉《传经表》等，考王肃学术源流，则亦是兼通今古文，举至清儒而全盘怀疑为王肃伪作之《尚书传》、《论语注》、《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五书中之文例，攻王肃不知应分别家法，各还其旧，却“反效郑君而尤甚焉”。一笔带出：“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之语（且不论此语得失，我们回过来看看皮氏如何将此二人步步推向大蠹角色，即书写论证的指向性构成，似尤有意义）。以下先将二人各人身攻击一番，继谈肃之学于晋初立于学官及流布情况，以孙晁、孙毓，孙炎、马昭等人分主王、郑，互相攻击，并永嘉之乱经籍流离，王敦之难搁置荀崧奏议等各各为因，说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此亦约可视为后文伏笔）。最后，终结此章于排出世传之《十三经》注，以“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将孔安国《尚书传》定死为王肃伪作（此间学术史梳理尤值注重，乃为关系及前后之一因缘），并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一齐驳斥之，间多用历代经学家之言，如宋之赵师秀，清之焦里堂、余萧客等。盖一大印：“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于其上，并总结此章，且接引下章之首以“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一句。综观此章，则作者处理郑玄之学于经学史之位置一事尤其精彩，要在能既说清站在经今文学者立场的诸观点，又不割裂经学历史的整体性，不回避经学历史的复杂性。将此放于全书中通览之，则更甚感作者之高明处，所谓范式，正在此细节与细节，局部与局部，一章与一章交错纵横扭结出的罗网间。

　　前五章似可自成一个小天地，一体观赏之，则可谓存蒙文通老先生治学要法之“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与“观水有术，必观于澜”（详可参阅罗志田先生05年刊于四川大学文科学报之纪念文章）二必于笔端，扣经学一事于一己胸怀间之脉门，扼其滋长延宕、渊源起伏之咽喉，旁及国史，皆一一联系而书写之，尤是富于史家心机者。经学、史学俱为独立学术（《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3期刊载朱维铮先生《史学史三题》一文中有“关于经史关系”节；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经世观念随笔”章有“经学与史学”一节；另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专列一章《经学与汉代史学》，有兴趣的读者可略参考），且史学于吾国之经历甚或稍带脱胎自经学（当然，这里的经学有广义狭义之区分，皮氏书中前后亦皆颇有言及何当为史何当为经之处）的色彩，我们看他的经学史著作，先须明了他并非一个如今日受专业学科训练的史学工作者那样处理史料的人，我们从他的书中读出的须是一个以经学起家并立命安身于此的老辈学人，由此益信不可妄作菲薄，并觉若要全局性地打量这样一个经学大家的史学视野，仍待努力。写至此处，忽觉早已逾万字，不可再洋洋洒洒，漫无涯际。以下五章，原计划基本仍就此范式之体现一一分析之，限于篇幅，似乎只能作罢了，或者下次有了更善的体会，再来小心解剖，望读者明鉴之。（原题中并无“前五章”三字，此时方加上，而我个人阅读感受，后边的比前边的好读，但含金量则似以前边的为重，此或真有隔得远，可能看得更清之因在内，当然，此前后并不以五五分界。副题中那个“其它”似乎着墨太多，皆因先定题后作文之故）

　　然后，我想略略地与读者分享一下假期中关于经学史一事其余的阅读思考所得。一者；攻读皮著同时，一并略观章炳麟《訄书》，以为以其中之《订孔第二》、《学变第八》、《清儒第十二》、《通谶第十五》、《封禅第二十二》、《河图第二十三》、《方言第二十四》、《议学第四十六》、《争教第四十九》、《尊史第五十六》、《征七略第五十七》、《哀清史第五十九》等篇章与章氏其它文存共览，似亦能得出自章氏机杼之一种《经学历史》，此等课题，或甚有趣味，亦未可知；二者；假期中因读经学史而略观去岁购于香港书展之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彰健院士《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一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九），黄先生此书，专就经今古文学问题展开，煌煌巨册，考订周详，约可视同近人书写之经学史中经今古文学问题专门史之又一文本范式（黄先生这一辈学者研究经学史，除了同于皮、章二氏，皆发论于经学失却其本位后之外，似更有身上之今古文取向色彩已不浓重的特点，或者能因此而益公允，尤值注意）其章节安置较有特色，一并谨录于此，以广见识：“一、引言；二、论汉代古文尚书经说谓周公摄政称王，并论此一经说始于刘歆；三、论汉哀帝时刘歆之建议立古文经学；四、论汉平帝时王莽之建立古文经学；五、论东汉时光武帝之置十四博士；六、论光武帝时议立左氏博士所引起之争执；七、贾逵与古文经学；八、白虎通与古文经学；九、班固与古文经学；十、许慎与古文经学；十一、马融与古文经学；十二、论汉石经；十三、郑玄与古文经学；十四、论曹魏西晋之置十九博士，并论秦汉魏晋博士制度之异同；十五、论魏石经，并论《汉书 艺文志》所著录石经，及《说文》所谓古文；十六、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卷数篇数；十七、论《书》序；十八、论‘后得泰誓’与《史记 周本纪》的关系，并论《汉书 律历志》所引《古文尚书 武成篇》及《逸周书 世俘解》所记武王伐纣月日；十九、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伪经伪传作者；二十、结语”；三者，假期中挺迷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论集体记忆》（英文名则译作On Collective Memory，其世纪文库版前附之由美国学者刘易斯 科瑟作的导论十分精彩）一书的，写作此文时，我时常想所谓“经学历史”一词，放宽了说正是关于经学的集体记忆之累积，而各各抽取近世诸儒的经学史论，则或能俯察他们无形间已共同分享了的关于经学、关于经学史的集体记忆，总之，这大概是个有难度的尝试，效果也可能不好，但值得尝试，因为所谓经学史的书写范式，说白了，或者正是关于经学史一次次集体记忆的凝成与分解，单维度的构筑当不及多面向的衡量来得牢固，来得更切近于已然发生的和或然将至的种种现实。关于经学史的集体记忆，仍在生长，并未随符号性的任何冲突、任何瓦解而消散，过去是这样，未来，也应当这样。

　　及文成，赋诗一首，以所南游踪，落花心绪，嗟叹万古文章事，聊录于此，略资纪念：

　　花魂岂因冷月凋，

　　春起扬州廿四桥。

　　吴门烟雨开海雾，

　　钱塘波撼浙江潮。

　　菊坡舍外种菊豆，

　　白茆港中酿离骚。

　　洞箫一管偕归去，

　　剩与山川付尔曹。

　　（附注：关于经学研读的入门指导文章，有姜广辉先生《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周予同先生《怎样研究经学》二文，颇可供我辈参考）

　　恳请方家不吝指正。中山大学历史系李海默2005年2月中于莞城阅史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