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的解释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和政治危机等。

[关键词]：晚清 士绅 文化权力 政治

The Gentry’s Cultural Power in Later Qing Dynasty and Politics

Gentry class w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ower which influenced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ts cultural power originated from their authority in the explanation of Confucian. The main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results at that time can find their root causes in the combat in which the gentry strived for the controlling of the cultural power, such as, the radical resistance to Taiping rebellion’s anti-Confucian from the Gentry; the failure of the Qing Dynasty’s reform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gentry’s cultural power; the villag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risis as a result of the decline of the gentry’s power, etc.

Key words: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h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politics

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简称《新陈代谢》）探讨了晚清随着列强的入侵，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并专门探讨了地主阶级的分化。[1]从陈先生文中“地主阶级”的指称对象来看，主要指的是官僚士绅知识分子，应此，其所指不是地主集团，而是士绅集团。①士绅一般通过科举考试或相关渠道获取一定功名或身份，以遵守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徐茂明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士绅研究的综述后认为，中外学者在明清士绅由退居的官员和拥有科举功名所构成这一点上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对于是否包括在职官员等则有分歧。有部分学者主张士绅为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2]本文认为，士绅范围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需要，当需研究士绅独立于官府的作用时，一般只包括在野的士绅，反之，要研究士绅的文化功能及其社会整体作用时则包括在职官员。本文认为，士绅应该包括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在职的儒家知识分子，两者都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相应身份标识，不管在何种职务或何种情境中，儒家知识分子都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且古代的社会认同中也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即同属于“士”。因此，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士绅集团。当然，两者之间也有区别，与在野的士绅不同，作为在职官员的士绅，不但有维护儒家道统（道）的道义要求，还有维护皇权（势）利益的现实需要。

但是，陈先生在《新陈代谢》一书中并没有就士绅知识分子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详细展开，本文顺着陈先生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政治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传统社会结构重要成份之一的近代士绅文化权力演变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如太平天国运动、晚清自我改革运动、晚清乡村危机等。

一、士绅集团的文化地位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讨中，陈先生的论述有两个方面涉及到士绅势力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太平天国丧失了理想的宗教则流为偏执的虚妄。这样，太平天国政权不能不日益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封建政权。正是这一点，参加太平天国的人很多是无业游民，而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来而复去；另一方面，清王朝由于一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力挽狂澜，而得以胜利。而这时太平天国却发生了内讧。[3]

另外，陈先生讲到洪秀全思想的时候，谈到它的反孔思想，认为，太平天国在反孔的同时又吸收了部分儒家思想，并对其反孔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与孔子争夺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决定了其他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取缔。其次，儒家思想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4]

其实，洪秀全的反孔思想并不仅仅是洪秀全的个人思想，而是天平天国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天平天国运动的反孔立场及其“破孔庙、毁孔学、焚儒书”的行动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陈先生没有进一步探讨这种指导思想对天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影响。

笔者认为，陈先生所谓的士绅知识分子远离天平天国及以曾国藩为首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都与太平天国的反孔文化立场及其实践有密切关系。太平天国尽管也采取了科举制度，试图以优惠条件吸纳治内士绅势力参与政权，也有部分士绅，尤其是太平天国改变激进的文化立场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转换文化立场，参与太平天国，但是很多士绅知识分子拒绝参加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而使太平天国不得不强制士人参加考试。[5]其实，士绅，尤其是太平天国治外士绅作为一个社会势力集团，对太平天国基本持反对态度，而且态度非常强烈。坚决反对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士绅代表人物。②士绅集团对清王朝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清王朝最后反败为胜的主要因素之一。反过来说，太平天国失去了士绅的支持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士绅坚定支持清王朝而反对太平天国主要原因在于天平天国反儒反孔的文化立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并不是反对士绅阶层，但是反对士绅的尊儒文化立场。

天平天国的反孔立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起义合法性的论证而被强化。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面临着起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其合法性的建立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其一，通过宣布清朝为非法，即胡虏，来剥夺清统治的合法性。其二，通过宣布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确立其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其三，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自我论证。

这一点对汉人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对于民族主义仍未觉醒的时代，其吸引力是有限的，而且，清代满族政权吸收了大量的汉人士绅，因而这一点难以获得士绅阶层的认同。第二点主张偏向于打击部分士绅集团实际利益，即地主，也不会得到他们的赞同。

第三点的合法性论证需要建立和强化上帝的权威，这一点更为汉族士绅深恶痛绝。士绅阶层，由于主要是儒家知识分子，认同的是“道”，即合法性应来源于“道统”。这个道统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统治的合法性在士绅阶层看来，在于是否遵从道统。而遵从道统的最重要象征就是孔子的神圣地位受到认可，并且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受到遵从。而太平天国由于为了树立上帝的权威而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孔和反儒，尽管后来有所缓和，如焚烧践踏儒家经典，对传统的士绅阶层产生了强烈了文化冲击，由此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击。因为随着上帝权威的建立，必然使得儒学文化权威的丧失。这种文化权威的丧失从根本上动摇了掌握儒家文化的士绅阶层的文化权力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瓦解士绅集团的生存基础。笔者认为，士绅集团主要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势力而存在。科举制度是士绅集团得以形成和维护的基本制度条件，反过来，士绅集团又是科举制度的最坚决的维护者。由于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士绅集团由此又成为儒家文化及道统最坚决的维护力量。儒家中国古代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由儒家文化及道统得以维系，虽然统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儒学的解释权，但是解释必须要得到士绅的认可才能成其为解释。因此，士绅又成为政治统治是否稳定的一个关键力量。当然，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及职务，直接参加政权。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就是以士绅集团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概括起来，士绅集团由于本身掌握着儒家的精神资源而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文化势力或官僚势力。

这样，一方面太平天国由于反孔反儒在士绅看来是对道统的背叛，因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统治从根本上危及士绅生存基础，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导致强烈政治反弹。所以，士绅集团对太平天国的疏离与镇压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绅集团在传统社会中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呢？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绝于史。农民起义一般都对贪官污吏、大地主进行严厉的打击，但是一般比较成功的农民起义不会挑战士绅知识分子集团的文化权力，相反需要士绅的儒家知识为其进行合法性论证。汉代儒家独尊以后，纯粹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没有成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成功的政权，如明朝，虽然经历农民起义，但是，在起义过程中，都获得了大量儒生的支持，或者说，他们采取了措施保护儒生，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这样做无非是要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就是说，农民起义一般反对的是某个具体的无道昏君及其政权，也就是说反对的现存政治秩序，并不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儒家思想。

儒家和士绅的合法性论证对于政权的维系与巩固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自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儒学逐渐成为政治合法性乃至于社会伦理及生活意义解释的唯一精神资源，只有拥护儒学才能获得合法性支持。虽然统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儒学的解释权，但是解释必须要得到士绅的认可才能成其为合法的解释。正是由于士绅知识分子掌握了独尊的儒家思想资源的解释权，因而成为与皇权结合的重要文化势力，因而其对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对社会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在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士绅作为一个维护儒学的势力集团开始崩溃，儒家思想开始失去传统的独尊地位，但是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社会一切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及日常生活意义开始动摇，而西学知识中关于政治合法性知识，如民主、自由等观念却不能论证近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近代的文化危机由此产生。

二、士绅集团的文化保守性与晚清自我改革的失败

晚清大的自我改革政治运动主要包括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等。这些改革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两次规模较大的晚清改革运动的失败与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不一样，前两次失败的共同点都在于保守势力的干预和阻挠。如晚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困难重重，很多举措，尤其是涉及到文化权力的争夺，都遇到保守势力的积极干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算学遇到了倭仁为首的保守势力强烈的抵抗。维新运动的失败在全国来说主要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绞杀的成果。而清末新政正是在排除了保守势力的阻挠之后或保守势力在获得新的文化资源的条件下放弃反抗后才得以进行。随后，传统的士绅势力在新政中控制基层公共财政资源，兴办新学堂以追求巩固自身的文化权力，由于加重农民的负担而激起农民对新政的反抗，这也是新政导致农民反抗清王朝的因素之一。本部分内容主要对这些改革运动中保守势力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保守势力主要指的是儒家传统士绅。尽管士绅集团经过几次分化③，但是，传统的保守士绅势力在科举废除前都一直非常强大，甚至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这部分势力实际上是阻碍晚清改革的主要力量。保守势力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和洋务派之间界限还相对较清晰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后，在列强入侵、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难以接受改革主张的士绅并不多。罗志田对湖南维新运动的研究表明，在维新运动时期，无论是从全国还是湖南的实际情形看，甲午中日之战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而湖南旧派的标志性人物王先谦、叶德辉在当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新派”[6]。但是一旦改革措施真正实施的时候，是否以实际行动赞成或接受那又另当别论。根据何文辉对湖南维新运动失败的研究发现，尽管当时全国维新运动处于高潮当中，湖南维新运动却是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湖南保守势力在当时全国维新运动处于高潮时期而发起反击的原因就在于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冷落并冒犯了旧的文化权绅，进而触犯了一大批旧文化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7] 而在科举制度废除，传统的仕进方式被切断后，地方士绅精英由于可以参加新政，兴办新学堂等以继续保持他们特权，并以此掌控地方部分公共财源。于是他们停止了对改革的反抗，转而积极兴办新式学堂。[8]而其他士绅也在分化，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等或者趋于没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士绅的保守势力向开明势力的分化以及其对改革态度的转化一直以其文化权力所凭借的文化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士绅势力只有凭借一定文化资源才能掌握文化权力，并据此而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因此，士绅集团，不管哪种势力在任何改革过程中，首要的是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力，而当改革一旦出现危机自己文化地位的时候，必然遭到他们的竭力反对。士绅势力的每一次分化都由于形成文化权力的文化资源发生变化而得以形成。从士绅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能接受西学的开明分子，如洋务派、维新派，其文化地位并不完全由儒学而获得，因而对于维护士绅的儒家文化权力的独尊地位的积极性较之保守派要低一些，但是，由于其文化身份的根基仍然是儒家思想，所以，他们在西学和儒家文化之间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使之和谐相处。由此，儒学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体”，即“道统”，西学只是“用”，即“器”。换句话说，儒学具有超越性的根源价值，而西学仅仅限于实用的价值。他们不会反对儒学，只是认为西学会深化儒学超越性的价值意义。开明分子的文化地位和权力就在于在坚持儒家道统的前提下，将西学融入中学的解释体系，从而推动儒家解释系统的发展，以适应新的解释需要。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士绅的儒家立场尽管在西学的进攻面前步步后退，士绅本身尽管也经历不断分化，但是，士绅包括保守势力和开明势力就整体而言，他们仍然坚守对儒家忠诚的基本底线，因为其文化权力来源的根基一直是儒家道统思想，也只有捍卫儒家正统思想才能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力。只是开明势力对改革及西化的反对程度比保守势力要弱化一些而已。开明势力之所以开明也就在于他们依据的文化资源中西学的部分也比保守势力要多一些。只是在科举废除后，原来的保守派士绅精英由于以兴办新式学堂为文化资源重新获得文化权力并获得一定的公共资源掌控权力，也开始放弃反抗改革的立场。

士绅，包括开明势力及保守力量只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才逐渐放弃儒学道统作为其文化权力来源这个基本底线。也就是说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强化儒家思想作为士绅的文化权力来源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一个模型，该模型认为士绅集团的儒家保守性源于科举制度所形成的稳定的文化－政治势力结构体系。④形成这种结构的动力在于皇权需要加强思想控制，又要保住合法性不受挑战，只好强制规定儒家的独尊地位。另外，还需要支持儒家思想的官僚，以支撑整个帝国的运作，由此规定官僚从儒家知识分子中间选拔。这个结构体系包括儒家知识的内部循环文化结构；儒家知识与士绅之间的文化势力结构；士绅与皇权之间的政治结构。

1、儒家知识的内部循环文化结构主要指的是由于科举制度规定官僚选拔以儒家经典及其解释为主要考核标准，而教育体系由于成为科举体系的附庸，教育过程中儒家知识分子之间主要传播儒家经典知识，掌握儒家知识优秀者获得担任各级职务的资质，儒家知识分子（包括儒化的官僚和士绅）在处理实际工作时要求以儒家知识作为工作指导思想，并根据需要不断阐释儒家知识。儒家知识在这个体系中实现了从“儒家经典的文本知识——教育知识——个体知识（个体的儒家修养）——儒家社会知识——儒家经典”的循环。且由于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任何环节，排斥了接受其他知识体系的任何可能性。因而，这个知识循环结构是相当稳定的。西学难以进入这个循环体系，这就能解释晚清西学为什么难以被士绅所接受。

2、儒家知识与士绅之间的文化势力结构主要指的是儒学知识体系作为一个解释系统与其知识主体士绅之间形成一个的一个文化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家知识系统通过儒家的制度化取得独尊的地位，之后成为为中国社会、政治及生活提供合法性资源及意义的唯一来源。作为儒家知识的穿着和解释者的士绅知识分子由此获得独尊的文化权力。反过来，士绅集团只有依据儒家知识才能获得文化权力这一点就进一步促使他们坚定维护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地位。两者形成一个相互维系和促进的超稳定结构。这就能解释一旦改革危机士绅的文化权力的时候，他们会以维护儒家思想的面目奋起反抗，阻碍改革的顺利开展。

3、士绅与皇权之间的政治结构主要指的是士绅的文化权力与皇权的政治权力结合，而形成结合的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士绅的文化权力掌握着社会政治合法性资源，皇权掌握着社会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依据儒家的精神资源，为皇权的政治权力进行合法性论证，政治权力为文化权力提供政治担保和支撑，如任命士绅知识分子担任各级政府官员，给予士绅各种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等，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支持。这就能解释尽管危机重重，皇权仍努力延续科举制度以维护士绅集团的利益，从而使士绅保守势力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一旦失去科举制度的保护，士绅集团立即崩溃，两者之间的权力结合相应立即崩溃，从而瓦解了皇权统治的基础而使清政权迅速走向灭亡。

这三个结构形成知识、势力、政治三个层面的结构，并紧密结合而形成一个互为因果，互相支持的政治体系。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

三、士绅势力的没落与近代乡村文化危机

自宋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及现代新式学堂的发展，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化，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废科举后二三十年间，乡村新式读书人离村的现象是明显的。[9]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的日益贫困化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农村士绅为主导的领导精英向城市流动或日趋没落，乡村土豪劣绅势力日益增长，从而形成乡村文化及政治危机。

近代以来，农村又与人口增长与有限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在闲置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呈现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型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均产值的提高，农村社会贫困化加剧。

列强入侵以后，这种状况日益加重。晚清政府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战争赔款不断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再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而产生的厘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中国被迫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广大农村市场深受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农村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的农村社会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封闭的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以一定地理范围的农村集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初级商品交换市场体系所组成。这种市场体系的范围大致在人的一天双脚能走到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体系中交换的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一些用品，生产的途径就是手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大部分农村社会的这个市场体系，从而导致对农村手工业的重大打击。中国当代工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弱或摧毁了这个体系，如果工业发展不能吸收因受打击而闲置的劳动力，农村社会往往趋向于更加普遍的贫困化。农村的普遍贫困化只会随着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而加剧。

根据杜赞奇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依靠的是一种类似经纪人的乡村社会力量进行统治。其职能主要是收取税收。政府并不给这种经纪人发放薪水，他们依靠所收税收的佣金生存。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赢利型的经纪体系，这种体制下，经纪人往往鱼肉百姓，乘机乱收费，以公谋私。为了抵抗这种赢利型经纪的侵犯，乡村社会以少数精英为首形成保护性经纪体系，对内杜绝乱收费和腐败，从而降低损失。但是，随着各级政权对农村各种盘剥的加重，由乡村精英甚至士绅为首的乡村保护机制趋于瓦解。乡村士绅甚至一般没有功名的乡村精英也趋向于向城市流动，这种趋势在晚清科举废除以后，日益加快。新式学堂所培养的人才极少流向乡村。由此，乡村政治在很大情况下为赢利型的经纪所控制，他们缺乏儒家士绅的基本道德修养及道德底线，唯利是图，无恶不作，这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10]这就造成了乡村政治及文化的危机。

由此，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一直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中。近代以来，农民一直是反抗现政权的最坚决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决定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格局及其走向的基本因素之一。

总体说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晚清政局除受制于列强干预之外，国内取决于几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其中士绅集团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对晚清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

[1] [3] [4]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57－274，79－85，72－79

[2]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3－21

[5] 张德顺，太平天国与江南士绅群体文化互动论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2，6：87－91

[6] 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J），历史研究，1998，5：56－75

[7]何文辉，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43－247

[8]田正平，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教育研究，2007，5：73－92

[9]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91－205

[10]杜赞其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7－41 

注释：

①本文认为，官僚士绅集团与地主集团有一定联系，但有很大的区别。并非所有的地主都是士绅，一般士绅都是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士绅都是地主。士绅以其对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掌握作为其文化权力的基础，士绅与皇权统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士绅依靠皇权统治而生存。地主以其经济利益而生存，不需依靠皇权，相反，地主经济势力的壮大却易于形成对皇权的实际政治威胁。这就是历代基本上反对地主进行土地大兼并的原因。地主在没有获得儒家文化身份的情况下，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就促使地主向士绅的转化。两者的政治立场有一定的差异。

②虽然曾国藩是高级官僚，维护清朝统治名正言顺，但之所以称曾国藩为士绅集团的代表，主要在于曾国藩反击天平天国的主要理由是维护道统而不仅仅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由此吸引了一大批士绅的支持。

③士绅集团在近代的分化有三次。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部分通商口岸的士绅尽管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但由于接触西学较多从士绅集团中分化出来，他们是西化或部分西化的士绅群体，如王韬等人。第二次分化在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与西方打交道较多的官僚从士绅集团中分化出来，他们主要通过科举获得职位，但由于长期接触西方文化，其原有儒家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没有发生改变，但是能够以“中体西用”的框架容纳西学，与西化的士绅相比他们更具有保守性。第三次分化在甲午战争后，更多的士绅迫于国家的生存危机的压力，开始接受西学，并试图打破“中体西用”的框架，以儒家今文学派的基本套路和经世致用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试图打通中学和西学。如康有为、梁启超等。

④这里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政治保守性归罪于儒家思想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