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南、闽西和粤东这三个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中,赣南尽管以其众多的客家人口及保留完整的客家文化,被誉为了解客家、体验客家的最理想的基地,但在社会范围之内,它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冷落,以至于在一般公众心目中,但凡言及客家,必称闽粤。这就使得赣南客家人在相当程度上“失语”,从而造成赣州这一目前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局面。长此以往,后果必将是社会公众对作为客家“摇篮”之一的赣南地区的淡漠,并间接导致赣南客家人因社会认同的缺失而带来的身份危机。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就将从根本上动摇客家研究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无疑将是客家学研究的灭顶之灾。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则我们对罗勇《客家赣州》的认识,也将更深一层。
    作者的初衷是将《客家赣州》写成一本通俗性的读物,以便让具有初等以上文化的读者就能够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了解赣州客家人的历史与文化。毫无疑问,作者显然达到了这一目的。全书文字简洁明快,印刷精美,装帧考究,没有一般读者望而生畏的大段大段的历史考据,却增添了大量耐人寻味的民间传说。但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足以说明《客家赣州》仅仅是一本历史普及读物。作者对书中所引材料的精益求精以及追根究底的行文风格,却又使得《客家赣州》具备了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的基本要素。
    然而,这种熔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炉的历史写作风格,看似“左右逢源”,实则暗礁重重。尤其对主流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历史写作亦正亦邪,少数是天使,多半是野兽,危步于历史学所谓“学术规范”的悬索之上,摇摇欲坠。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精英传统。这种精英传统,使得专业历史研究和主流历史写作,相对于社会公众,高高在上,散发着令人敬而远之的冷冷光芒。结果,公众既不能理解专业历史研究,又不能从历史学家那里满足自己对历史知识的诉求,便转而求诸自身,形成了迥异于专业历史研究的历史认识。这种历史认识,或明或暗散落于灿若群星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甚至村夫野老在田间地头随口哼出的粗俗俚曲之中,构成了一整套历史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民间历史话语,不仅不能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承认,反而更加遭到后者的敌视,不由分说便将其排斥在克利奥女神的神殿之外。久而久之,历史学和公众之间便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学继续“躲进小楼成一统”,普罗大众则依旧津津乐道孟姜女惊世一哭倒却八百里长城,抑或孔明先生借得东风烧尽了曹孟德的连锁兵船。
    对于历史学而言,这条鸿沟的存在,更大的危害在于使得历史学家所宣扬的历史学的种种功能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因为专业历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得不到公众的理解,甚至连公众的一点点响应都成为一种奢望。要改变这种历史学与公众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局面,改变历史学被公众冷落的边缘地位,历史学家就必须在历史普及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历史普及并不是让历史学家放弃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学科规范,并不是让历史学等同于神鬼传说,而是让历史学在公众之间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既不过热,又不过冷,既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又能保持自己作为学术研究应有的规范与尊严。而若想达成此点,历史学家就必须首先放弃自己对通俗历史写作的不屑一顾之情,努力寻找学术研究与通俗写作之间的切合之处,从而写出兼具“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风范的历史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客家赣州》正是代表了对这样一种风范的孜孜以求,无疑更具研读的价值。
    就其学术性而言,《客家赣州》显然不具备成为大众流行作品的潜力。它尽管有意简化了繁琐的历史考据,有意引入了大量不被当今历史学研究所认同的民间传说,但这种简化,只是省略了具体的考据过程,并没有影响历史事实的“真”;这种引入,只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从侧面佐证了历史事实的存在,并没有视为一种历史解释而纳入历史学家的认知图式。比如,在论述唐末农民战争与客家先民的关系时,作者引用了“黄巢与葛藤坑”的传说,作者明确地

  将这一故事界定为“传说”,但又指出它作为一则十分有价值的口头资料,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先民因黄巢农民战争而避难迁入赣闽粤客家地区的历史背景。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增加了历史资料的来源,既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又可以让一般公众在阅读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因此,尽管《客家赣州》从“骨子”里不脱学术著作的窠臼,但仍然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书架上。
    不过,飞入寻常百姓家并不意味着通俗历史著作,如《客家赣州》,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普及,可以供闲暇人等以饭后的谈资。通俗历史著作的目标虽然在于普及历史,但这种普及,不是如流行歌曲那样可以传唱于街头巷尾,而是一种有效普及。这种有效,要求通俗历史写作在保持自己学科规范的前提下,尽力弥补专业历史研究与社会公众之间所长期存在的鸿沟,使得历史研究的部分关键性成果可以得到大众的理解,得到大众的呼应,继而在大众之间口耳相传,成为一种公共知识。惟其如此,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才可以真正在社会中拥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显而易见,在历史学现行规范之下,若要达到这种“有效普及”,何其难哉!但是,历史学家毕竟需要艰难地迈出这一步。诚如《客家赣州》的作者在后记里所承认的那样,长期的学术研究思维定式,常常使得他在资料引证、历史逻辑推演和文句的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之间处于两难的境地。这种两难,实际上正是历史学家面对今天史学危机所生发的种种焦虑、种种努力、种种尝试的集中体现。作者还不无遗憾地说,《客家赣州》未能将赣州客家丰富的文化内涵一网打尽,只是撷取了最亮点的部分给予介绍。实际上,作者的这种遗憾,恰恰正是历史通俗写作的首要前提。《客家赣州》若是将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饮食服饰等一应文化形态细大不捐,反而会降低其作为历史通俗写作的品格。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最乐意了解、最希望知晓的,往往就是那些在他们身边时时萦绕的“亮点”。那些“亮点”,不仅仅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一条条将他们的情感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所以,对《客家赣州》而言,最有资格首先进入它所囊括的历史图景的,不外乎“围屋”,不外乎三僚的风水,不外乎上犹的“九狮拜象”。可以说,从通俗历史写作的要求来看,《客家赣州》有意栽花之处,花将难开;无心插柳之举,柳却成荫。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资料的取舍,而是:如果历史学得到了上述所谓的“有效普及”,它又将发挥何种功能呢?这种功能,是否又将是一个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呢?兹以为,通俗历史写作所要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它对一种社会认同意识的强化。这种认同意识,按照赵汀阳的说法,不仅仅表明某一社会群体认为自己是什么,更是一种对自己的理想化描述,表明自己想是什么,继而确定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而身份往往就意味着这一社会群体所享有的社会等级、所具备的权利义务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利益,意味着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显然不可替代。具体就《客家赣州》而言,它必须强化赣南客家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强化全体客家人对赣州这一客家“摇篮”的认同,使得社会大众意识到在闽、粤客家之外,还存在着赣南客家这一非常重要的一翼!
    那么,通俗历史写作对社会认同意识的强化,又将从何入手呢?《客家赣州》选择了赣南客家人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两大范畴,前者纵览赣南客家人的来龙去脉,告诉读者赣南客家过去是谁;后者以赣南客家最具“亮点”效应的方言、民居、风水以及民间文艺为截面,描绘出赣南客家人的“现在进行时”,告诉读者赣南客家现在是谁。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从过去和现在两个层面上准确细致地描述了赣南客家“是谁”的问题。
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认同无疑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对客家人而言,更是重中之重。所谓          “有史为证”,尽管一般公众对赣南客家人知者寥寥,甚至部分学者也认为赣南地区仅仅是客家先民的“中转站”或“途经小驻之地”,但历史学家通过对赣南客家人的历史的梳理,则明白无误的告诉世人: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摇篮的作用,与闽西、粤东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而今天的赣州客家人,又是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与明末清初闽粤倒迁入赣的“新客家”相互融合所形成的。赣州客家人尽管有着自己的地方特色,但其语言、习俗、生活无不与其他地区的客家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闽西、粤东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这样,在深入浅出的历史考证过程中,赣南客家人的历史身份就得到了确认。
与历史认同相比,文化认同更多的是对现时身份的认知。客家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历久而弥新。它的形成,正意味着其载体———客家民系的形成。在一般意义上,文化认同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历史认同。比如,在中国古代史上,所谓夷狄虽不属汉人,但只要其皈依汉化,就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同。不过,这种情况,对如今的客家人来说,似乎并不存在。对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主要是存在于客家人内部,而不指涉外人,因为客家人的认同,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决不会出现华裔美国人的“香蕉”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对客家人自身而言,文化认同仍然是自己身份确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子。正是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才使得世世代代的客家人保留了祖先的传统,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与生活方式;才使得客家人不论身在何方,都难以割舍自己的故土情怀,难以忘却自己的前世今生。从篇幅上看,《客家赣州》对文化认同的注意和重视,也高于历史认同。作者通过对赣南客家文化中几个“亮点”的描述,塑造出赣南客家人共同的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不仅将赣南客家与闽、粤客家联系在一起,更是形成了一种关于赣南客家人的地方性知识。在《客家赣州》中,这种地方性知识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并维系了赣南客家人共同的情感生活。闻一多先生曾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客家赣州》对赣南客家人而言,实际上正是起到了这样一种“立”的作用。《客家赣州》的学术性,保证了这种作用的权威性;而它的通俗性,则保证了这种作用的草根性。于是,自上而下,由《客家赣州》所建构的赣南客家的地方性知识,便会成为全体客家人、特别是本地客家人形成对赣南地区认同的一个聚点。
    这样,《客家赣州》便完成了从历史普及到形成地区认同的轮回。而这种轮回,兹以为,正是所有通俗历史著作都应该具备的品格:历史普及,对于专业历史研究而言,常常属于奇技淫巧,不入法眼。但此等雕虫小技,由于其草根性,却并不是自诩为精英的历史学家都可以手到擒来。地区认同,本是精英文化和专业历史研究所一再提倡的课题,但如今若要在通俗写作中加以体现和建构,则非高手所不能够———须百炼纯钢,方可化为绕指柔。因此,现有的多数通俗历史写作,多片面强调通俗性,多着意于历史的热闹,而忘记了它同样应有所寄托。且在通俗写作中融入精英话题,就必须摆脱精英话题所固有的启蒙习气和权威意识,努力使自己与大众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努力使自己草根化,唯如此才能使精英的通俗写作获得大众的接受和认可。因此,真正成功的通俗历史写作,就必须做到重剑无锋,大巧若拙,虽村夫野老亦可解读,但亦须有深意在焉。
    应该承认,《客家赣州》在精英与草根之间拿捏得比较成功。但是,作为专业历史学家,作者艰难迈出这一步,不免有所偏废。由于其学术背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文章主题的把握,显然亦有些摇摆不定,以至于使得《客家赣州》通俗意味更浓,中真意则有所缺失,这主要就体现在作者对赣南客家人地区认同的建构上。诚如前述,社会认同不仅仅包括“我们是谁”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出“我们想是谁”的预期效果。《客家赣州》恰恰忽视了“我们想是谁”这一将来时的一环。由于这一缺失,读者自然就不能从书中获得有关赣南客家人未来发展的走向的信息。而这种走向,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以顽强捍卫传统而著称的客家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客家”这一概念以后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意味着客家人是否还能够作为汉民族中一支独特的民系继续支撑客家学这一专门学问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客家赣州》本应包含作者对赣南客家人未来预期的理论表述和建构。缺少了这一环,《客家赣州》就不能够成为赣南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完整范本。而且,《客家赣州》尽管是在总体的客家发展史中形成了关于赣南客家的地方性知识,但在完成这种建构之后,它本应更进一步,将赣南客家放在汉民族、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使得这种地方性知识可以升格为一种普遍性知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有机内容。由于篇幅所限,《客家赣州》未能达成此点,实属可惜!
    除此之外,《客家赣州》在建构赣南客家的文化认同时,所选用的资料虽是本地极具代表性的“亮点”,但公众在接受层面上的无障碍并不意味着理论体系的无懈可击。应该意识到,“诸如生活方式、习惯和风俗甚至艺术这些事情并不是文化认同的根本性标志,这些都只是美学景观。思想体系、价值观和语言才是一种文化的根本。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文化中,美学景观是消费性的,而语言、思想和价值观则是生产性的,只有语言、思想和价值观才能够为一种文化带来权力、影响力和利益。”[1]显然,《客家赣州》尽管提到了赣南地区的客家方言,但其在思想和价值观这两个生产性要素上的片言只语,使得它无法避免由此带来的说理上的脆弱。不过,瑕不掩瑜,作为通俗历史学写作的一次探索性的实践,这些缺陷并不能抹煞《客家赣州》一书的珍贵价值。当然,作者若能于再版时对上述缺憾加以弥补,诚斯之美也!

 

    参考文献:

    [1]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