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东西对峙，南北分野，逐鹿中原，决一雌雄。东方已不再是（原来的）东方，西方也不再是（原来的）西方。我们今天连婚姻都跨国跨洲跨半球了，遑论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手写宇宙文章的人比比皆是。世界的出路不在于回归到中国传统思想。轻易谈论“中国世纪”和中国文化的“胜利”会妨碍进步。认为未来科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乃是有害思维。现代西方学人引述东方经典并不表明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现代意识。我们应以博大胸怀视人类为一体，无分轩轾，无分畛域。几年前，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当时就有人问，21世纪世界列国都到哪儿去啦！现在又有人说21世纪是汉语世纪；有人不顾山区老区贫困地区儿童失学，到海外办孔子学院。抵制英语，尊崇孔子，立孔教为国教，发起读经运动，开办私塾，抬高传统节日，反对洋节日，令人忧虑。
我们见过和读过许多预言：自然天变可以预告；中国十年后会出现干旱。这都有积极作用。但学者预言百年后中国会“崛起”，这种模糊说法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中国现在不是崛起，而是任人宰割吗？中国建设要靠实干，而不是靠大话、空话。把未来一百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当作研究课题，而不是把当前国际关系和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成课题，有些“未来乌托邦”味道！我不懂历史与科学，但我也知道，现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是西方人发明创造的。西方进步不是靠大话和预言家的豪言壮语换来的。中国在发展，世界各国也在发展。“综合国力”并不意味着拳头拚比，不是拳击比赛，不是把别人打下去，然后倒计数“3、2、1”宣告胜利。中国要发展，不一定要挤兑别人。如果世界各国都在奋力前行，而不是西方国家躺下睡大觉，那就很难说中国“复兴”，西方“衰败”，因为从封建主义束缚下解放这种“复兴”和从“十年动乱”中恢复国民经济正常秩序，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早已从不平等条约下解放出来，参与到国际和平竞争中。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封建文化传统。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不啻为一种疗救，但曾受到强烈抵制。我们今天仍应以西方科学治疗封建落后文化。但中国时不时有沉滓泛起的事：阿Q式的“我的祖上比你阔”。也有人说，“20年后又一条好汉”，这好汉竟然是五千年前的“好汉”的再生。
一、中国不等于亚洲，亦不等于东方
《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19日刊文《寻找破译“李约瑟难题”的新角度》，介绍《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研究项目。“李约瑟难题”说的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但作者破解的方法却是认为中国古代“八卦阳阴”神秘学说会在一百年后领世界风骚。中国古代未能出现近代西方科学，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作者却预测：一百年以后中国会在科技上技压群芳，领袖群伦。
这篇文章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东方科学复兴”及“东方文明”混为一谈。但我似乎认为，“东方”与“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东方包括日本、朝鲜、新加坡、印尼、印度、马来西亚、阿拉伯世界，甚至还有前苏联解体后某些国家及以色列等。“东方”也许将“复兴”，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复兴。“中国”也许将“复兴”，但中国并未受权“领袖东方群龙”。中国不是东方的代表。况且，东方并未衰落，谈何“复兴”？若说“复兴”，亚洲四小龙早就腾飞。作者在这里落入了逻辑混乱！
“我们讨论的东方概论特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相当于英文中oriental（东方，特指中国，日本等地）的概念”。
查：东方指地中海以东。如果指东亚，则东亚范围甚广，何来“以中国为中心”一说？中国不在东亚的中心，也不在亚洲的中心！在美国阿拉伯裔学者赛义德（Edward W.Said）那里，东方则主要指中东的伊斯兰教世界。余英时说，他的阿拉伯东方并不包括中国。
作者把“东亚”与“中国”混为一谈。谈到“东亚”，人们不能不想到亚洲腾飞的“四小龙”。而且，亚洲和东方的强大可能带来的不一定是和平，而是战争——强化“亚洲意识”或“远东意识”或“国家意识”并非好事。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就意识到强化其士兵“国家民族荣誉感”的必要性。“一人参军（天皇陆海军），举族共荣”。古代武士道精神被调动起来，服务于“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
该文时时处处把东方与中国混为一谈，当作同义语来处理。我不知道作者是否与亚洲其余国家领导人商讨过，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把东方、东亚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早已有之。比如“中央帝国”（中国，以其余国家为藩属），又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但我们今天不应当动辄代表亚洲说话。世界正在联成一体，牵一发而动全局。国际恐怖主义之所以可恶，在于一个恐怖行动会使世界各国受难——美国“世贸大楼”被撞，其中就有中国同胞罹难。
也许我对中国的“复兴”极具信心，但我对“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这一课题却可以表示异议。我爱中国，但并不必然地鼓吹中国是“世界第一”。最近温家宝总理就坦言“中国不称霸”。古代东方科学并未盛极一时，如日中天，又缘何谈到未来“复兴”“光复”“中兴”？我对此课题的研究观点表示异议，并不表明我反对东方科学文化及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之所以质疑这篇文章，是因为此文词义不顺，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当然它也包含民族自大意识和狭隘东方观念。其实对“东方”也可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以血缘地域肤色亲情代替“具体分析”。东方也有不同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对立（包括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从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算起，人类开始觉醒的时间只有460年，如果从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出版计算，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距今316年，而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距今不到100年，第一台计算机1944年才问世。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时间是如此之短，比起人类的过去和未来仅仅是沧海一粟。因此我们必须以大的历史眼光看待东西方文明。”
这一段话充满了关于科学史的常识性错误！我不知道“人类开始觉醒”是什么意思。人类开始觉醒难道才400多年吗？什么叫“以大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西方文明”？这里几个“如果”，使作者陷入逻辑次序的混乱和对科技史的蔑视！近代科学到底自何年算起？为了说明“东方伟大”，作者竟将近代科技文明从1944年算起！作者大概是想说明西方科技革命时间不长。但西方人并不争夺自己领先的时间呀！
“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与此同时，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
西方文明出现了“瓶颈”？这“瓶颈问题”是什么呢？难道这“瓶颈”不也同时是世界科技文明的“瓶颈”吗？瓶颈同经济危机一样，难道只光顾西方吗？这是什么“瓶颈“呢？有“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的对立与划分吗？近代以来，科学越来越具有世界普遍性。科学文明，人类共享，传遍天下，罔顾国界，无分南北，何来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的分蘖！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因而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亦不存在与西方科学文明对立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源于中国古代的东方科学文明”这一提法缺乏论证。我从来根本不相信中国古代有科学——“五四运动”的旗手们正是要提倡科学与民主。作者似乎不是想说百年之后中国的科学，而是说历史上中国就有“科学”文明。即使百年之后，也断不会出现与世界其余地区分隔独立的中国科学！作者何以知道中世纪阿拉拍文化与哲学不是同亚里斯多德有关，反倒是同中国老子有关？目前没有一种共识认为亚洲其余国家（新马泰老印缅柬）的文化源自中国。这需要提供论证。
“东方文明的复兴将经历三个阶段，从现在开始需要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第一个阶段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这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第二阶段是东方文明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这需要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两个阶段共100年——本文作者）。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将继承和发扬东方文明的精华，其对当代文明发展的指导作用将举世公认。其次，第二次科学革命将大量地使用东方文明中的整体思想和‘实用化’方法，东方文明的精华将在科技自身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阶段是东方文明的精华将在科技自身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阶段是东方文明的精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伟大贡献。这一阶段的实现预计要到21世纪和22世纪初”。
在这段话中，“中华”与“东方”交替使用，似乎中国就是东方。这种“大话西游”式的伟大愿望当然说得越光彩、越漂亮，也就越好。这段话多少有点玄虚，以玄想代替现实。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何须等100年之后？现代人早已熟稔这种方法了。其实，历史地与现实地看，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何以要等到“复兴”之日？未来充满变数，充满奇异，我们完全不能玩未来于股掌之中。作者没有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比如战争、天灾以及人为的失误）考虑在内，一味单相思地设想西方小儿如龟兔赛跑中的兔子睡懒觉，结果乌龟夺冠军。
我看不出这三阶段论是实证分析。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一预言有没有可靠性与科学性？我们经历过许多诸如此类的伟大预言，如“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第三个50年”之说，“北京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之说，“世界革命人民心向天安门”之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说。这里有一些类似邓拓说的“伟大的空话”！徒托空言，能当饭吃吗？我们中国人历来有“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尽管“文革”中自己被鞭打）。
“面对中国崛起，西方一些人士心有不甘，一再宣扬中华民族缺乏创造性，论据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国内不少人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轻视我国传统文化。东方科学必然成为新科学革命的灵魂。如果东方科学复兴了，东方文明也会复兴。”
认为中国崛起，西方人心不甘，我想这有点“热战思维”。中国还没有“崛起”，西方就有人心不甘，真该打屁股才对。你崛起，你有了世界级发明，使万古长如夜的西方看到“明灯”，他们为何心不甘？科学没有东方与西方畛域之分。“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没有什么不同。若是科学，便不会有东方与西方的斗争。科学具有普遍性。一种局部而偶然性的事物谈不到科学性。一味鼓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这本身就很“不科学”，太多了一点民族情绪。永远不可能产生与西方科学对峙分离的东方科学！科学一旦沦为民族利己者的宝贝，便不再是科学。难道“东方”科学会成为“科学革命的灵魂”吗？这灵魂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这里，作者把“中国”与“东方”混淆起来。从“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在中国诞生”、“我国传统文化”，怎么忽然就转到“东方科学必然成为新科学革命的灵魂”、“东方科学复兴”和“东方文明”呢？
“东方文明的核心实际上也就是东方科学的核心，也就是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这与西方文明的还原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是不同的”。
其实，西方既有欧洲唯理论，也有英美的实用主义经验论；既有公理化，也有直觉思维；既有综合，也有分析；既有归纳，也有演绎；既有均变说，也有灾变说；既有超在论，也有内在论。整体论、实用主义恰恰发源于美国。它们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模糊思维缺乏条分缕析，根本谈不上成为未来世界哲学的“指归”！
“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已经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论述中，比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作者的这种思维是鲁迅批评过的“中国古已有之”论！原来，在作者眼中，中国的“东方复兴”已经实现了，难道还要等到100年以后吗？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注重实用。重义轻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就表明中国伦理文化扼杀了格物致知，反倒重视“修齐治平”。中国“经世致用”说的是伦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种实用化的学习方法肯定是中国的传统，无须等到100年之后。
试图揭示百年后中国科学“复兴”的人所利用的证据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成就，而这些成就都是现代西方人揭示并阐扬或借鉴过的。“东方”和“西方”就这样“纠结”在一起：
“西方科学思想是还原论。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比如，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等等，研究微观粒子就可以推知整体的规律。”
对西方思想的这一“概括”显然失之偏颇。西方既有还原论，也有整体论；既有公理化，也有实用化。科学从来就是服务于人的幸福的。若把还原论与整体论、公理化与实用化对立起来，抑此扬彼，断不可能有人类近代科学的发扬卓厉。
“自2500年前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文明存在着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相对独立的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
这一论断很难成立。说有“2500年之久的科学史”也不恰当，西方科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应当人为地向前延伸科学的寿命。科学是近代的事。说有东西两大独立支脉的“科学史”，经不起推敲。中国已有“2500年科学史”？这与全部课题的出发点（未来100年中国在世界领先）矛盾！
“尽管过去几百年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不能陶醉于还原论的胜利，因为简单地理解部分并不能理解整体。科学的发展日益显示出整体论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下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性，数学上的重大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层次宣判了还原论统治地位的终结。比如，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物质和能量与时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量子论认为，物质世界的根本元素不是被分割的机械的原子、质子、中子，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复杂科学认为，能用还原论近似描述的仅仅是我们世界的很小一部分。”
这里，作者显示出自相矛盾：整体论以及还原论恰恰是西方人的贡献，已在20世纪完成，又缘何谈到未来100年后由中国人来克服还原论呢？作者这里谈论的全部是西方已有成就。
“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霍金。还原论者的一个梦想是建立一个能够描述宇宙的终极理论（整体论又何尝不如此？——引者）。霍金对于人们一直热衷的大统一理论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他说以前他坚信能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整个宇宙的理论，现在他的想法变了。”
显然，恰恰是西方科学自身在纠正“还原论”，无须等到中国“复兴”。西方在纠正科学“偏颇”时引用了中国古代思想，那也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未来“胜利”的佐证。
作者又说：“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2050年——我有些犯傻了，怎么又成了50年复兴？）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东西方文明必然出现一次大融合，形成全世界的共同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
说东方思想会被全世界普遍接受，这似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放之四海而皆准”、“罢黜百家，独宗一术”、“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我想西方只能接受一部分东方思想吧。叔本华、柏格森其实老早就受东方哲学影响。如果不能厘清与西方思想不同的“东方思想”概念，那就很难预言50年后世界会普遍接受东方思想。实际情况是，演化哲学、直觉主义、整体论和实用化思想正是西方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后现代整体论（holism）、有机体哲学、过程哲学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不就是整体化、实用主义思维方式，而是分析的方法，并不是古己有之的思想。它正是分析、划分、区别“猫”的种类，而不是不分好猫懒猫稀里糊涂做好人。中国古代思维最注重的是人禽之分、正邪之辨、夷夏之防！
“整体和谐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相反相成（我想起了黑格尔、恩格斯、列宁——引者）的思想是这一思想体系（指中国）重要组成部分。我用整体论来概括它。东方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中国古代数学的方法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我们认为，‘从实际问题中来，到实际问题中去’是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可用‘实用化’来概括中国古代科学方法。”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我们很难相信“西方科学不注重实用”。其实古代中国人注重玄想思辨，不重实验。“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在中国没有成为科学发现的基础，反倒成了人事斗争宫廷竞争的“见微而知著”——查知敌人的动静。我简直不相信西方几百年的科学还没有领略到“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进化论是达尔文乘贝克尔号巡洋舰沿途考察的结果。中国人早就知道苹果落地，但“万有引力”不出在中国。中国的“相反相成”是折衷、调和、不思进取、勿走极端的根据。美国的实用主义已经有百年历史。其实，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也没有科学方法。中国古人讲的实事求是乃是伦理问题，没有半点科学味道，与当今科学不可同日而语。说中国古代就有科学或科学思想，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还有什么创新之处呢？照作者看来，中国古代就有了如此卓越的哲学，中国文化早就“复兴”了，为什么还要等到100年以后呢？
“‘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是举世注目的一个重大选题。”作者抬高自己的课题！我看不出举世都在注目这个“重大选题”！从来一个“伟大”选题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一开始就引人注目的联合国级重大课题往往没有学术价值，事后被证明一文不值。许多科技发明不是在大张旗鼓中作出的。只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才举世注目。作者还说，别人的研究是支离破碎，坐而论道，只有他们自己的研究才深入到核心。这是我们当前常见的自我评价方式。先否定别人，才能证明自己“伟大”。每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是创造性地、天才地、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进行研究，是“最高最活”。其实，每一个人的研究只解决局部问题，只是沧海一粟——这就很了不起。要树立自己，就得先否定别人，这种思想方式要不得。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再来普救众生，渡人渡己，这是什么逻辑？为了树立一个劳模先进，就要说周围群众落后怕苦。为了说明中国先进，先要给别人脸上抹黑。这不好！
“一个民族始终要保持反思的心态，但过犹不及，我们不能凭一种感性而彻底否认一个古老的文明。可以这么说，过去100年，相比于我们对中华文明糟粕的批判，我们对中华文明精华的挖掘和认识显得太少。正因为如此，才给大家造成了中国古代无科学、东方文明是一种落后文明的错误印象。”
恋旧复古没出息。近代西洋科学开始于笛卡尔“怀疑一切”。西方尼采“重估一切价值”、马克思的“彻底决裂”，代表西方人批判的精神。作者自己不也在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吗？“中国古代无科学”，这一点用不着争论。作者显然把100年后中国科学的“新发明”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的“科学”：须知，百年后中国“中兴”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古代思想的复活，而是应当有新思想产生——但这种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实在难以由现代的人事先预料。
“所谓民族复兴，是指民族之根重新发芽、发展和壮大”。“中华民族之根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而当代世界的发展又为它复兴提供了绝好机遇。”
所谓“民族复兴”竟然是要“寻根”，千年老树要发芽！然而枯木实难逢春。科学的春天在未来！鲁迅批评过“祖上老例”和“一代不如一代”论。若不批判传统中非科学的东西，社会、科学、文化又如何能前行？从来的发展都是推陈出新，都是批判旧的传统的成果。“中华民族之根”，这根是什么，难道近代的每一次进步不正是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东西的批判吗？
二、海上探奇与迁徙自由
地理学（Geography）实则应叫地理。理者，道理、条理、准则也。因而，“地理”二字包含了研究或学问。地，实则叫地舆。地载万物，尤如车辆。“以地为舆，无不载也”。天乾地坤，后世以坤为地理的代称。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叫“坤舆万国全图”。坤，象征地。乾坤在八卦中地位很重要，代表天地，是世界和一切人类社会的最初根源。中国古代“乾坤”之大，竟没有水的地位。地理之概念，源自希腊人，因为他们经商、殖民、崇拜神。难怪有希腊哲人认为万物源于水。
郑和下西洋与欧洲地理大发现根本不同：欧洲人航海充满了变数与冒险，并非皇室派遣（国王也入股），属民间行为。中国人西航有惊无险，犹如视察观光。欧洲探航群雄角逐，豪杰并起，中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欧洲人长期信奉“地圆说”，与中国天圆地方不同，因而西欧没有“中心”说，才使他们父母在，也远游。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孔子毕竟没有下海，因为孔夫子的学问流行中国达2000年之久。他若下海，就好了。然而，2004年世界八大奇观之一是中国要在海外建立100百所孔子学院，孔老先生大成至圣文宣王，果然下海了。看来不论在本土还是在领地，“吾道可行矣！”
今年纪念郑和下西洋（实则郑和没出东洋）。有人在美洲海水中发现中国古钱币，便据此认为郑和到过“新大陆”。然而古钱币也可能顺水漂流而西。也有人说中国人最早到达澳洲，根据与上相同。看来，钱能通“神”，也能通“人性”。钱能通权，钱能通学术文章，钱能通新发明。假定我们在山西大学看到随风飘来的大同报纸，便说大同报纸在太原发行，或者说刚有大同人到太原来过，这推论肯定不对。郑和“下西洋”回来后，中国明朝政府就发布闭关锁国令（国家有“门锁”，还可以开关，这可真是一段宝贵的历史）。不过，据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逃跑了的小皇帝（那位小皇帝可能是从长江底下潜水而行，比土行孙还厉害，他是遁水而逃的水行孙）。我们学历史，是要学历史的哲学。有时哲学的观念发生偏差，就会在航海上迷失方向，说要往东，结果向西。假如郑和绕过了非洲，到达了欧洲，那世界和中国近代的历史就可能大不相同。说不定我们的祖先会抢先到达美洲——那今天我们的这些明朝的后代可能就争当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是总统，也不是独立国家，而应当是中国的藩属国、诸侯王，由中国皇帝下委任状）。那样，中美关系就是上级华人与下级华人的关系，大家可以说中文，见面不必说“Hello”，而可以打躬作揖跪腿请安。
1405-1433年，郑和七下“小西洋”。这一探险（严格说来有惊无险），规模巨大，耗资甚钜，是一个官方公费旅行团，其动机却是为了寻找失落的被废的小皇帝——他可能逃到某个藩国，有朝一日会带兵杀回。郑和航海在其它国家世界史书上常常付诸缺如。郑和第一次出航，船队有62艘，二万八千人。据记载，每个船上有四个甲板，有房间和公共宿舍，有些房间还有抽水马桶或其它方便设施。船员们有的带上了自己的孩子、妻子或小妾（和当今官员挈妇将雏出洋一样）。船的平均宽度为150英尺，长度为357英尺，最大的180英尺宽，444英尺长。这是一座漂流的宫殿，同哥伦布的小船（长120英尺，宽25英尺）相比，中国造船的规模很大。然而，中国这次航海却被皇帝的一纸诏书下令停止（1433）。这一点和欧洲不同。欧洲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像中国的朝廷那样下令航海或中止航海。在西方，有许多君主抢着海外探险，没有任何王室的权威可以禁止他们这样做。欧洲商人的特殊社会地位也是别的地方无可比拟的。而且，欧洲历来有与外部世界做商业贸易的传统，国王不可能下令禁止海外商业或像“文革”中那样关闭自由市场，打击小商小贩。那时，欧洲人对外国商品的需要非常强烈，而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人只要不饿死就可以，奇珍异馔，对他们是奢望。
郑和出使西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探险，他的主要目的是宣诏颁赏，宣布“华夷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之赤子”，以示怀柔远人。货物交易，贸采探异，尚在其次。明朝坚持对外封贡与怀柔的政策，辑睦邻国，无相侵越。
总而言之，欧洲有着强烈的欲望和动机，从航海中得到好处。对欧洲人而言，由皇帝所布置的中国郑和式海上作业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也对郑和航海闻所未闻。郑和没有商业企图，而在西欧却有着强烈的对外冲动，比如，宗教的动机、知识的激励、经济的活力、技术的进步、民族的独立，都是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同时，历史记载，哥伦布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是一个破产家。哥伦布的船队——三艘小船，没有甲板，共八十八人，船员不是兴高采烈，不是沿途观望风景，而是充满恐惧和疑虑。哥伦布后来被免职和囚禁。
据科学家考证，现代人类大约十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东部，他们离开故土乡梓，冲向亚洲、欧洲，散居世界各地。我们的中国的祖先最大优势是掌握了制造技术，明朝郑和的造船航海技术高超。郑和与中国朝廷的大公精神表现在把“发现新大陆”的专利让给西方人。“洋”在中文里是海洋（ocean），有不好的意思，如“洋鬼子”（并没有说“土鬼子”）、“洋派头”、“受洋罪”、“崇洋媚外”就不好，出丑叫“出洋相”。如果女孩子染红头发，洋洋得意，在别人眼里就不好。中国人如果先移民美洲，那美国今天就会有大妻小妾包二奶。然而，中国人对航海不感兴趣。“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就说中国是农耕文明，西方是商业航海文明。中国的明朝与日本尽管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渔民经常在海上互相打招呼，但很少贸易往来，也不议论国家大事，更少谈国际政治。中国人视商业往来为“侵略”。有道是，子曰诗云：“海内无知己，比邻若天涯”，周围都是藩国属臣，怎么会是知己呢？谁要与沿海外国民众做生意，那就是“走私”。中国古代大而公，只能“走公”，不能“走私”。私人——资本主义。中国人没能发现美洲，单从逻辑与哲学思维看，也是铁则。大概有些人可能对眼前的绿洲视而不见。中国古代没有地理大发现，乃是由于哲学观念造成的：天圆地方，外圆内方，天下就中国这么大，中国就是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意思是王土就在四海之内。中国人家教甚严，父母在，不远游，美不美，家乡水，月是故乡明，吃团圆饭，合族祭奠，合家团聚，其乐融融。因此，中国的哲学家要负起中国人没有发现新大陆的责任。古代中国哲学专讲negative：无、空、虚、非、不有、无为、消极、摇头；而西方哲学专研究positive：有、是、在、实、有为、积极、前进。因而，西方科技大步猛进，乃是哲学世界观造成的。
法国的孔多塞说：“人类的精神还不曾自由，然而人类懂得自己生来就是要自由的，人类的枷锁不久就会被打碎的。”（孔多塞：《人类精神史表纲要》中译本，第126页）但是，安逸和闲适同样对人类是有害的。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而不是长江——长江流域冬天温暖，水患较少，适于航船捕鱼，黄河却频发洪水。但中华文明却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这就是挑战与应战的关系——汤因比如是我闻。
人类的字母文字是腓尼基人发明的。他们有三大贡献：制作字母表、发现大西洋、提出上帝概念。腓尼基是迦南人的遗族。当非利士人像羊群般在阳光下和风中安逸地啃着嫩草的时候，腓尼基人却向大海远航。传说人类被逐出伊甸乐园，才开始人间生活（牛郎织女也向往人间爱情。事情就是这样：地上的人想上天，天上的仙想下凡，这就是进步）。他们把原始人的采猎经济变成农业与畜牧业文明。以色列的子孙在逃出埃及时养育出一代人，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古代印度的天才们也是在国外证明自己的宗教的。出海迁徙的人打包上船时，一定有探险精神。海上大迁移使血缘体系崩溃，养成了不同家族的人和睦相处。它使原始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中国至今仍是家庭商店和族人企业）。只有受到政治经济压力，人类才迁徙。这压力也是动力。跛子不能当兵上阵、骑马作战，只能在家乡炼铁打造武器——他们成了出色的手工艺人。盲目人不能耕地，便有了说评书的能力（古代荷马、中国的阿炳）。地中海是各族汇聚的中心，也是欧亚非不幸流浪儿漂泊必经之地。从这里出现了统治世界的神。这就是逆境的美德。逆境出人才，逆境还出上帝。这否定了“安逸闲适可以产生文明”的观点。在西方，地理大发现导致大移民。而在中国，郑和出海，既没有发现新大陆，也没有带领子孙移民——不必移民，因为他们是皇亲国戚。这就是今天重温这段历史的教益。汤因比说：“在公元十五世纪，当西欧水手确已掌握远洋航海技术之时，他们由此就有办法出入于这个行星表面一切有居民的和可以居住的陆地的自然门路了。在一切其他社会的生活中，西方的冲击逐渐成为无上的社会力量。西方压力对它们增强时，它们的生活就被弄得颠倒过来了。”
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来自东非。他们在大约10万年前离开故乡，冲出非洲，走向世界，开始取代当地的原始人，占领全世界。由此可知，人类原来是漂泊流浪的动物，封闭自我，乃是下策。新DNA表明，所有人类都是同一个非洲祖先繁衍下来的。现代人的祖先是智人，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穴居人）在历史上曾经共处过。尼安德特人是生活于距今约3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于今天的欧洲、中东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他们在3万年前突然消失，原因是他们不懂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因不懂贸易而被智人取代，这就是尼安德特人灭绝之谜的新说。我们的祖先在到达世界各地后，开始散居在当地的原始人类中间，并逐渐取代他们的优势地位，最终迫使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是近代的虚构。东方，汉语指太阳所从出的方向。“大明升于东”，即是东方红，太阳升。大明即太阳也。中国语言中“东西南北”这些自然方位往往有高下之分。东，因而有主人之义。“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东因而为主。东道主、东家、东人，就是主人。在中文里，东风又指春风。“东风解冻，蛰虫始振。”东风压倒西风，这种政治性语言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Orientalism”实乃“东方学”，根本不是“东方主义”。译为“东方主义”乃是学人的误译、误导、误读、误解。对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应从“东方学”上去理解。Orientalla，东方文物，指的是东方性、东方文化、典型的东方风格或行为。“东方学”有时又指神秘莫测，奇异怪诞。
我们已进入后殖民（Post-colonial）时期，再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并不恰当。“民族的本质是虚构”。“民族是被发明出来的”，“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观念得到战后学术研究的同意。民族主义在当代受到质疑。面对镶嵌的、多元的、复杂的事实，人们看到“民族的虚构性”。法农（Fanon）认为民族意识是“陷阱”（Pitfall），它会成为一个空壳（empty shell）。他看到以民族主义维护其权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危害性。[1]最新的研究表明，“东方”是西方的一个发明，自古就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有异乡情调。“东方”是欧洲人的物质发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方是典型的“他者”（Others）。这也许可以削弱我们一些人头脑中的顽强的东方观念。
我们处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后殖民文化观念对我们今天的人大有助益，霍米·巴巴拒绝本源性的民族文化认同，而选择矛盾、混杂、协调和双重身份，坚守其移民地位（中国的移民和外国到中国的移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身处边缘、边界、边疆地带。他超越东西、城乡、黑白、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进行思考。巴巴推崇“双重身份”。另一位后殖民主义者赛义德认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被硬造出来的。任何文化和民族认同都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应当四海为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要“故土难离”、“月是故乡明”。这就是“精神上的漂泊”。巴巴的模拟、混杂和本土世界主义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discourse）有助于我们破除民族自大狂。赛义德（Edward W. Said,1935—）反对以单一的国家/民族认同的落伍观念来宰制人生的复杂多样性，反对狭隘的部落民族观念。后殖民主义不同于民族主义追求的民族本土文化的倾向。他认为，文化认同绝不应当被等同于排拒“非我族类”的文化，因为在今日世界上，一切文化都是混合体，都杂有异质的、高度分殊的因子，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单一而纯种的，而应当说是杂种的[2]。因此很难谈论对立意义上的“东西华夷人禽中外”文化。当今人类世界联成一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步调一致，谈何某一种族、某一部落文化独领风骚、站在世界前列？
在世界上有一种“杂种文化论”即“混合文化论”。我们时代没有最纯粹最单一、最原始、最民族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已夹杂了异样的异族的他律文化。我们子孙的血统里可能会有白人的现血液。我们的语言中大量借鉴了外来语汇。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学会三种语言[3]。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大量植入西洋文化。他们写字是用钢笔而非毛笔。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也混入了西洋文字。日本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料现在中国人却用复古代替了现代化。在日本，从事“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主要是经过西洋教育熏陶的哲学家。他们提倡“超国家主义”。加藤认为，其实英国现代化也受到外来文化影响[4]。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观点：他认为民族文化认同其实是虚构出来的。他反对关于东西方对抗的刻板观念，批评东西方“二分法”，反对文化纯种论，即，反对认为有纯粹的、纯种的东方和西方文化，而认为只有混杂、杂交的文化。“文化是杂种的、异质的……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是彼此相关的，相互依存的。”这与亨廷顿的文化观念大不相同。他反对以单一国家或民族的认同的落伍观念宰制复杂多样的人生。他认为，单一的认同或身份的观念很有问题。因此，把世界划分为数个对立、冲突的文明（如亨廷顿）便值得商榷。亨廷顿把西方与他者对立，把世界划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三种文明，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以十字架代表欧美，以新月代表伊斯兰，以太极图代表儒教文化。他在其著作的封面上宣传文明对抗论。然而阿裔学者赛义德却坚持言论自由，支持触怒霍梅尼的小说《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
赛义德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这使他具有双重身份。赛义德说：“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分认同的设定并不是为了排除异己（‘异’于自‘己’的他者），而是为了更宽广的人道关怀。”“大多数人只知道一种文化、一种环境、一个家，然而流亡者却至少知道两种；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者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每当习惯于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5]他又说：“批评家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提升生命，本质上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和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因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6]
张立波先生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任何纯粹、静止、绝对的民族文化认同都是不可能的。”[7]他主张建构多重、复合的文化身份，因为这有助于消除对抗性思维。后殖民主义认为，差异并不意味着敌视和对抗。斯皮瓦克（Spivak）主张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即，不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本质主义。他主张世界主义。从后殖民观点看，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不是僵化不变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对抗和敌视。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第三世界。我借此可以说，并没有统一的东方。中、日、韩同属东亚，但能说属于同一个东方吗？东方是一个多元混杂的概念，我们很难想像它的本质性与纯粹性。不仅东方，而且西方，也不是同质性的整体，而是多重的、杂质的。这就是后民族主义。赛义德从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动态、复杂性出发，反对东方学的“文化民族主义”把传统置于现代性之上，反对“传统优先于现代”。认为100年后中国“崛起”的人，实际上是说传统文化道德会崛起，这是一种怀旧的心态，是赛义德说的“狭隘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原教旨主义”。一种引人回望的文化，可能没有多大前途与生命力。我们很难想像未来100年后有脱离世界与西方的独立的东方经济文化。东方和西方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在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文化、科技，只能以混杂的身份出现。东方各民族的文化、语言不可能再回到殖民地以前。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东方文化，不是一个无区别的整体，而是内部有多重分界。我们不可以笼统地提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方的崛起”。东方并不是凝固在特定时空中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日益呈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国际组织越来越成为国际体系中行为的主体。主权国家原有的国际地位受到削弱。国际社会正建立一种超国家的机构。“国家中心论”让位于超国家关系，这就是全球主义。“民族国家主权也遭到消解。”[8]民族国家的作用日益减少，“国家中心论”丧失威信，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日益明显。后现代的全球观念强调东西方共生（Symbiosis）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经济壁垒被打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不大同意中国文化和科学成为世界的龙头，还因为中国的汉字不大利于科学的表述。汉字有足够多的量词，如升、斗、棵、苗、匹、头、只、张、根，反映了汉字特别重视具体形象，忽视抽象。老外对汉字中的一只笔，一扇门，特别难掌握。顺便说一句，汉字也不利于哲学和神学的表述，因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汉语神学”、“本土神学”、“本色神学”。我的一些朋友热衷于构建自己的“汉语神学”，至今未见有什么成果。“五四”时期思想大师们大多数是反传统的。钱玄同说：“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因为“全世界的人们的共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9]钱玄同认为，一般人所谓的“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毛泽东先生主张废除方块字，走世界拼音文字大道，很有道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从象形文字转入拼音文字。西方现在的拼音文字是几千年前产生的，在那之前，他们的祖先也使用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没有走出关键的一步。我们的汉字不利于科学、哲学和神学的表述。国际社会以英语为交际语言，是有道理的。
民族主义不是亘古不变的东西。民族不是自然生理血统现象，似乎“龙生龙，凤生凤”。中国“龙”是想象的产物。民族概念是历史的概念，随历史发展而产生和消亡。“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梁启超的发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短短两个星期就能阅读日文书报。他将日文著作加以改造，以“新民丛报体”发表，被后人称为“启蒙大师”。当时日本报人德富苏峰在意大利独立后旋即写出意大利建国三杰（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底）传。梁起超以为蓝本，用中文写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日本人提倡“大日本社会”、“日本主义”、“日本民族”之后，梁起超也于1899年通过“东籍月旦”以及“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提倡者是孙中山。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本质上是个多民族帝国，客观上很难形成单一民族。“中华民族”的理论是为了因应19世纪欧洲的冲击。当清朝面临西欧的冲击时，有人便放弃文化上的“华夷”区别，转而学习西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来营建新型想象共同体，确保国家的生存。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曾主张“驱逐鞑虏”、“排满兴汉”。他从事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振兴中国。这源自他的民族主义热情。他的民族主义不是以俄为师，而是以日（本）为师。他后来提倡融合中国境内所有民族为“中华民族”。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核心就是“中华民族”。1905年，汪精卫在同盟会刊物《民报》发表“民族之国民”，认为解决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一是原封不动，让境内各民族相安无事，保持自己的特色；二是以汉族为主体，逐渐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中华民族”。汪精卫主张后者。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中轴，扬弃了排满兴汉的种族主义。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演说，批评“五族共和论”，主张将中国境内所有民族融合成“中华民族”。这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原型。孙中山企图通过“中华民族”新概念实现“境内诸民族统合为单一国民”的努力。
“华夷”概念最早出现在《左传》中。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才提出“华夷”对立的“中国史观”。这影响到中国此后历史观。没有“夷狄”观念，“中国”概念便不成立。现代的表述方式则是“东西中外”（比如“东风压倒西风”、“中体西用”，表明国人“中国观念”很强烈。又比如以“里通外国”、“崇洋媚外”为大逆不道，以“洋奴”治人之罪。其实崇君媚上也不对）。所谓“东方中心论”、“中国文化复兴论”即是这一观念的复活。在近代史上，“华”的对立概念“夷”（或“狄”）的主体乃是指亚洲内奥的游牧民族。当“华”为了凝聚内部以实现政治统合时，“夷”的对立概念便告出现，并经常被诠释为敌人。“夷”的存在对自我认同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汉族支配非汉族的迷思。“敌去我亡”，为了巩固内部一致对外，统治者便虚构出“夷狄”。
我这里摘录刘燕敏先生《两份报告的预言》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如何“严夷夏之防”：
1979年，中国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考察。回国后报告说，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连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就侈谈“发明创造”；重音体美，轻数理化；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全无咱们中国老百姓循规蹈矩的样子，最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的初级教育不行，再有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超过美国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也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小学生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右手，否则不轻易改变姿势。早晨7点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最早看见的是上学的学生；中国学生有沉重的“家庭作业”。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尖子生”。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最勤奋。再有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百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10]
今天中国博学多识的教授们竟然要从周易八卦孔孟老庄四书五经宋明理学中寻找世界未来科学“前途”。我有些不理解：三坟五典、百宋千元、金人玉佛、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这类东西能成为世界与民族的出路吗？上个世纪的1964年就有过二十年后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80年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经济文化被政治化、军事化，科学技术成了战斗。当时，经济、科技是“反帝反修”的手段。20世纪已经完结，我们还可以再发出几个预言。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变”的领导人几年后离职。计划赶不上变化。世事如棋，难以预料。不过，在世界各国的各种预言中，有人预言本国本地区要出现“危机”，结果社会避免了动荡。有人老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形势大好，红旗飘飘。我不大喜欢喜鹊登枝叫喳喳。我希望默默无闻地实干。我国以前有很多预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但我们的“文革”“全面胜利”并没有使我们好起来，相反，西方这个“敌人”也没有烂下去。1957年曾要“超英赶美”，美国“纸老虎”全不在话下。
据说“未来中国领先世界”要等100年之久。这100年间世界翻天覆地，新的科学革命和传播手段会大大出乎人们意料。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诸多预言失灵，因为想象的翅膀追赶不上变化的大地。新的学说、新的技术、新的科学，肯定不是陈旧学说思想的花样翻新。从坟墓中不会生长出新的异种植物。老调重谈的人肯定还有，但人们乐于听取的是新翻杨柳枝。人类今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几乎没有一样是预言家们预言出来的。未来肯定不会是东方人独步一时，不会是东西方泾渭分明。东方文化古老典籍绝不会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新的思想学说肯定会超出古人想象之外。
中国即使将来国民收入指数跃入世界前列，那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复兴”和“向中国古代的回归”。西方有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进步，都不是任何意义上使古人复活或使古代思想复辟。那是激烈的除旧布新。中国永远向前而不是应当向后回望。古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思想。我们也不能在古籍中看到任何现代主义的思想。我们不应当发思古之幽情，穿古人服饰，走历史回头路。默默工作，向前奋斗，才是唯一出路。我们不能从故纸堆中检拾武器，引导幼儿读“三字经”、“神童诗”，而是应当引导他们学电脑、学英语，树立“世界公民”的意识，淡化“大槐树”和“黄帝陵”的观念。几百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若即若离，时即时离。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追随世界主流文化，应当是“即”而不是“离”开外部世界。
当前“全球性的依存”已成为人道理想。古今贤哲博爱济众的理想正在实现。国族的倾轧仍悲情萦绕，强调国家率尔操觚，国际公法聊备一格，这种思想已经过时。我们应当推进国际间合作，结束人类相残的悲剧，克服狭小地方邦国主义，达至世界大同。
注释：
[1]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Bill Ashcroft等编, Routledge,1995, pp.151-152.
[2]赛义德：《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第12-13页。
[3]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5年新年祝辞。
[4]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叶渭渠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5]赛义德：《寒冬心灵》，The Mind of Winter,1984年，p.55。
[6]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年，p.29。
[7]张立波：“后殖民主义”，见《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8]Young, Oran“ Th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p.128.
[9]钱玄同：《汉字革命》，《世界文化精华分类大辞典》（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10]《视野》2004年第6期。
200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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