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就宣布兴西学，废科举，禁止读四书五经。不料百年后，沉渣泛起，辛亥的后人们却鼓吹“读经”复古，光复旧物。最近蒋庆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薛涌先生称此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便反对“尊孔复古”，废八股，兴西学、倡科学、张人权、说民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强烈批判旧社会的“读经”。百草园体现了自然之美与天性活泼，三味书屋则是束缚人的桎梏。鲁迅从两千年文明中看到的是“吃人”二字。只有孔乙己才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汉字“寿”字有几百种写法，究竟有什么深远意义？倒写的“福”字表示福到，完全是神秘巫术文化。圆口布鞋、复古的唐装、旗袍、瓜皮帽，偶一穿之，可也，但终究敌不过西装革履。繁难的象形字，其实是中国的包袱！为什么要让我们时代的少儿背这么沉重的包袱？“四书五经，少儿不宜”，而且老人亦不宜。现代社会科技发达，电脑先进，光盘风行。古时陈旧的东西怎能拿来让今天的儿童去学习呢？儿童是爱学电脑，弹钢琴，跳芭蕾，吃洋餐呢，还是爱读“之乎者也”？中小学课本一定要有其适应新时代的内容，如“杨利伟坐航天飞船”，这与读经相比较是什么感受？我现在见到儿童留辫子，戴瓜皮帽，穿袍子，不知道这是要把孩子引向何方。本命年大人系红裤腰带，测字卜卦的人满街都是，唐装招摇过市。社会空前转型，出现一批“九斤老太”式人物令人惊奇。

　　我们要花“国资”公帑在世界各地建100所“孔子学院”，据说“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瞭望东方周刊》）。我认为，孔子学院和神学院、经学院、天主教修院一样，应当由孔门弟子去办。我不希望用孔孟学说改变世人大脑，我也不主张由我们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观。我国不是孔教立国。孔子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孔子并非中国文化的正宗领袖，不应“利用国家的资源”去四海创办孔子学院。不过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人心不古”。现在，人心很古：续家谱、建祠堂、修坟墓、立碑铭、办宴席、福禄寿、纸人纸马、金山银山、金童玉女、香烛冥币……传统文化一点也没有失落。

我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复古好礼！西方早已从象形文字进入了拼音文字，汉语却仍始终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未能进入拼音阶段。毛泽东大音希声地提出“走世界拼音文字的大道”，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走在同文同种的台湾香港前边。方块字所承载的义理比英文所承载的思想和哲学要薄弱。让我们学一些英文典籍吧！我们要像鲁迅那样“救救孩子”，“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之地”。让孩子们读洋文，说洋话，穿洋服，吃洋餐，结洋婚，挣洋钱，背洋诗，写洋信，看洋电视，过洋节日，交洋朋友，上洋学堂，得洋学位。最近国内滋长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有人胡说反对“英语霸权”！我劝大家看一看王逢鑫先生为《英语：全球通用语》写的导读！

　　我们现在猛然听到“汉语战略”就很有些“备战备荒为人们”的感慨。2005.1.20《外滩画报》，《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儒学，共同的传统”——不知是谁家的传统——终于粉墨登场，从边缘走到中心。

　　蒋庆云：“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娃娃何罪？遭此荼毒？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娃娃抓起。“电脑从娃娃抓起”，这没有错。但批林批孔抓娃娃，批三字经、神童诗，让娃娃反腐蚀，抵制资产阶段思想，到街上寒风中戴红袖章站岗指挥大人交通，娃娃上山扑火，刘文学斗地主婆， 我就有些不通。蒋庆很有些培养接班人的味道：“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我也从小过来，小时候扫文盲、拍苍蝇，教大人说普通话，到水库工地读贺信，上山大炼钢铁，红小兵扛大红旗，大了以后又违反交通规则，随地吐痰，让更小的娃娃来纠正。这娃娃的使命太大了：“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再读，而他日君子之风，大同之事，必在此朗朗书生中也！”真是文言文也。呜乎！人权、民主、法制、平等，在这世界上的作用不大，唯娃娃与孔子可“克己复礼”！

　　最近，“东线无战事”已转变为“东线有战事”：学者们发起“汉语保卫战”。后来各种保卫战纷纷出笼：中国人喜欢把政治运动凑成“十”：有人打起“方言保卫战”、“农历保卫战”、“端午保卫战”、“清明保卫战”“国货保卫战”……。50年代推广普通话，乃与汉语拼音及走世界拼音文字共同大道而准备。“汉语保卫战”可能将是一场艰苦而难望取胜的战斗。据说，目前世界上学汉语的人以算术级数增长“3+1+1+……”，而学英语的人却以几何级数增长：3²→9²→81²……。《中国教育报》以一个版面讨论“方言保卫战”。我于是感到学者们闲来无事，什么都可以保卫了。低劣的方言小品成为时髦，以博一粲，可也，但方言要进大雅之堂，荒诞。我觉得这“保卫战”也得与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进行斗争了。我真不知道学者们是否要恢复中国古代的升、斗、16两秤，要恢复繁体字，要恢复无标点无段落之分的古汉语文献，要恢复老式耕地的犁、耙、耧、磨盘、碾盘？！

　　郭龙先生说，有人担心推广普通话会损害方言。我认为，推广普通话肯定会减少方言和少数种群语言的地盘。现在有的地方电视有“方言频道”，这令我很吃惊。有人反对语言统一，反对语言的等级制和偶像化，关注濒危语言、弱势语言。我不知道普通话这等级有什么不好？我家乡的方言是弱势语言，我家乡的神仙方术迷信是弱势文化，我从来不想让它们成为强势语言。老家来的人再也不说过去那种“土”得掉渣的家乡话。在中国、在世界，有不少语言是弱势语言，因为这些语言负载的学术、文学、文化、哲学、科技、知识与信息较少。地方戏曲、腰鼓、秧歌、二胡、唢呐，肯定不会像钢琴、交响乐那样流布世界。

　　我们中国还有“节日保卫战”，辛亥革命后废除旧历，世界各国都奉行西历纪元。中国农历不可能风行天下。24节气，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屡试不爽。但即今观之，现代科技早已打破自然节气循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奉行公历纪元（可能环球列国年历也是公历）。有人主张清明、腊八、月饼节、粽子节都放公假庆祝之。但这是民间私事，不应晋升为国务政务活动。据上海报纸报道，上海今年有一家人备办年货花上万元，这说明春节与陋俗关系密切。而春节之后的情人节，青年们则比较浪漫、温馨、俭省。传统春节烟花爆竹碎屑一个城市可拉出几卡车。传统春节包含旧的内容：祭礼、烧香烛、供酒菜、贴门神、送灶爷、元宝送神、洪福齐天（巫术文化：红枣、福建莲子、荸荠（齐）、天生野老菱做成的羹），现而今更添天价年夜饭。这说明传统节日总与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习惯连在一起。中国“春运”常是政府一大难题，如果淡化春节团聚的家族气氛，则春运可能被淡化。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已经看到西方海洋商业航海文明与中国自然农耕文明的对立。即今看来，中国夏历历法以自然农耕为基础。但二十四节气表征的自然规则在今天先进工商信息时代高科技耕种技术面前已不完全适用。旧的农业循环被打破。也有人认为国人对“春节”兴趣越来越淡化，是进步的表现。另一些人则欣喜：中国年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年”——我觉得这是痴人说梦：列国实行公历，而不是中国的农历、夏历、阴历。

　　中国社会每次进步，就有人哀叹世风日下，希望用三坟五典百宋千元教育青年。常常有人把社会混乱怪罪于新思想、新学术、新青年。我历来反对“世风日下”之说。我认为当今社会秩序治安道德之混乱乃起始于传统理念与现代社会的反差和错位。我希望按尼采说的，“重估一切价值！”谁愿意回到原典，就让谁回去，但我不。为什么要复兴传统文化？文化断层和断裂有什么不好？社会革命如五四、辛亥、1949年建国，本身就是文化断层。复兴传统文化和整理国故以及国家主义，本身就是极其反动的运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传统文化出现一个断层，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文化断层和断裂。面对春风拂面的世界先进文化，有人哀叹，有人向隅，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振奋呢？中国传统文化是不离本土，以农为本，以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搞活了经济。国家正在加快城镇化，农民可以不种地。传统经济依附的自然农耕和农历节气，早已被打破，固守旧历年传统，强化传统农业自然节日（如春节、中秋、端午）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经济政治环境如此变化。改革开放已使中国从自然经济和封闭经济走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恢复传统文化，倒退回去？有人提倡清明、中秋和腊八放公假。这套复古主张贻害国家和人民！黄帝和炎帝乃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酋长，中国人依旧把他们神化，提倡全民公祭！龙是原始图腾文化，但“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之说仍不绝于耳。五四时期，早就有人反对拜兔儿爷。月神崇拜乃是最没出息的自然农业崇拜，阴柔无力。嫦娥登月，乃不得己之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们却拜望月空。我们应当走出农业经济。

　　还有人说七七牛女会就是中国的情人节，我劝青年人莫把爱情搞成“人鬼不了情”。仙女乃不食人间烟火，牛女要银汉迢迢暗度，金风雨露才能一相逢，多么悲惨！这本是血泪控诉，青年人却要过“土情人节”，悲悲切切！让我们拆掉银汉鹊桥，让情人永相厮守，打倒牛女节。本是对封建主义的怨恨，青年人却无知地把七夕当作情人节，荒诞！

　　最近，我们可以听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声音。有人提议：公祭黄帝陵应升格为国家级——我们有了“国教”。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君是黄帝？一批名流的《甲申文化宣言》竟然不用公历纪元而用干支纪年。杜维明不与列国教育部（如果有的话）商议，擅自决定孔诞为全球教师节。但孔子何时诞生，国人尚未考证出来。有人以战争姿态提出“捍卫端午节”，抱怨人们不知道大寒、小寒、冬至、雨水、惊蛰……一副“农业宗法文明保卫者”的面孔！有文章批评少年朋友不知道端午节在何日，可青少年比二千年前的人更知道人权、民主、法制、信息、网络、麦当劳呀！

　　我们处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后殖民文化观念对我们今天的人大有助益，霍米·巴巴拒绝本源性的民族文化认同，而选择矛盾、混杂、协调和双重身份，坚守其移民地位（中国的移民和外国到中国的移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身处边缘、边界、边疆地带。他超越东西、城乡、黑白、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进行思考。巴巴推崇“双重身份”。另一位后殖民主义者赛义德认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被硬造出来的。任何文化和民族认同都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应当四海为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要“故土难离”、“月是故乡明”。这就是“精神上的漂泊”。巴巴的模拟、混杂和本土世界主义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OO五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