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论，就没有活跃的思想，有的只是印象。
——海登·怀特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他早年研究中世纪史和文化史，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其理论著作主要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怀特的学术研究亦文亦史亦哲，如今也被人视为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近年国内文学界对海登·怀特的译介、研究不少，而史学界除有台湾学者刘世安先生[1]、叶胜裕先生[2]等人正面译介之外，更有旅美学者邵立新先生撰文将怀特理论视为魔术予以驳斥[3]。30年来，怀特的理论作品始终围绕历史、比喻、想象三个概念展开论述。怀特希望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确立一个话语连续统，借助比喻理论寻找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合理联系。然而，这种做法为多数现代史家[4]所不容，但也获得少些新锐史家的赞誉。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怀特始终处于史学理论争执的漩涡之中。80年代后，他又被众人当作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的重要人物，卷入现代/后现代史学争论。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怀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做一番简要的介绍、解释与评述。

                                 一       史学困境与对策
      20世纪60年代，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思考促使怀特由中世纪史、文化史研究转入历史哲学研究。在回想那个时期时，怀特说：“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研究过去，而不是我自己去研究过去。”[5]显然，以往历史哲学在这个方面的思考不足以令怀特释疑。这位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6]注意到所谓纯学术之中深蕴的意识形态、宣传、权威这一类政治学要素，历史学与这些要素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大众意识里一贯以求真、客观标榜的历史学真的能够回避政治吗？在教育日益普及、大众文化急剧扩张的60年代，怀特相信，人们需要走出精英文化的阴影，重新认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探寻历史学的真正本质，而它恰恰被现代史学的权威遮蔽了。于是，反叛现代史学便成了怀特寻求话语自由的必由之路，如此才可能将历史学带出当下的困境。反叛必须从现代历史认识的根基入手、从理论层面入手，1966年，怀特发表《历史的重负》一文，从此揭开他倍受争议的理论生涯的序幕。
      《历史的重负》告诉我们，现代史学在理论认识上的落后已令它陷入一种荒谬之境，那就是，“在发现艺术的和科学的陈述有着共同的建构主义特征之后，假定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存在19世纪的许多史学家自信占据的、并以拥有它为骄傲的那中间地带消失了。”[7]这时，如果史学家还陷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那无异于还在坚持那种过了时的19世纪的科学和艺术观念。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落伍了的史学家们仍那么做，这使得历史学在其它学科面前已经颜面尽失却不自知。怀特认为，此时，历史学已经成为更新了自身观念的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敌人。一方面，科学在20世纪取得的支配地位加速了建构一门社会科学的进程，同时也加剧了对历史学的敌意，因为社会科学面对的是一群观念保守并毫无社会责任的史学家，他们沉迷于资料，无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艺术家对历史的敌意则在于历史总是那么缺少敏感性和意志。在现代小说和戏剧中，历史学家往往是“装作尊重精神的虔诚样子，只是为了更好地破坏精神对于创造性个体的要求”。[8]
      面对历史学在现代学术领域中的尴尬境地，怀特希望重塑历史学的尊严。不过，要使历史学真正介入现实，“英勇地面对当代生活中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力量”[9]，历史学家就应当大胆借用当代科学和艺术的成果，用建构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以一种与科学和艺术平等，而不是调和科学与艺术的姿态开拓自己的未来。当怀特带着重塑历史学尊严这一抱负而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时，他对现实世界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认知，这一认知最终成为其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它涉及的是生活的本质。
    怀特认为：“人们生活在矛盾中，生活是由矛盾构成的。” [10]以此为前提，如果说历史学事实上是要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在一个融贯而可以理解的叙述结构中，那么，生活的矛盾本质将阻碍史学家追求一致性的努力。这种阻力之大，以至于怀特告诉我们，不要指望谁的作品中没有矛盾，但也不要简单地认为我们在某个作品中找到某个矛盾就可以彻底否定整个的论证。生活的扑朔迷离造成了以表现生活为宗旨的历史学理论的多样性，由此，怀特坚信，在历史认识方面，我们不可能有办法确定哪一种历史研究理论是最好的，终极的历史理论根本不存在。[11]然而，在某一种理论中，人们又是如何确立它的一致性呢？
      同样是因为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特征，我们若是在表现生活时运用三段论式的认识逻辑通常会不切实际，“当人们彼此以政治和爱发生联系时，这种联系不是三段论式的……它是一种省略式三段论（enthymeme）”[12]，其中总是有些前提含糊不清。倘若认定历史叙事是基于省略式三段论的逻辑，即一种实践的、直面矛盾的逻辑，而非天真地认为不存在矛盾的同一性逻辑，那么这样的逻辑就只能到现代修辞中去寻找，这样，在历史叙事中，就有可能以修辞取代我们通常接受的那种三段论式的逻辑。一旦表现历史的方法由逻辑转向了修辞，比喻自然而然便会进入怀特历史哲学的核心位置，而当代语言哲学的成果也将顺着修辞的脉络导入历史哲学。[13] 进一步，在庞杂的比喻理论之中，怀特又赋予隐喻最本质的地位。他曾经说：“你需要隐喻性描述来刻画你关于世界的经验的最复杂和最困难方面的特征。没有隐喻，就不可能用简洁明了的语句来陈述什么。不存在非隐喻性语言。”正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世界的经历如此复杂并难以概括，隐喻才是必需的，尽管“隐喻或许是一切错误之源，但它也是一切真理之源”[14]。
      应该说，对于生活的本质具有的认识是怀特历史哲学的根本前提，他构想重建历史学尊严的一切对策都以此为基石。历史表现生活，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注定了历史表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史学以传统上的朴素实在论和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它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实在是一种我们只要努力便能寻获的东西。事实上，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在现代史学那里，“过去正变得像17世纪花园那样，自然在其中被粗暴地按我们的秩序、对称和理性概念进行修剪” [15]，怀特的著作恰恰表明他充分意识到在努力诉说历史实在的真实时人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正是来自生活的多样性，现代史学过于乐观、幼稚而忽视了这一点，结果造成了史学的困境，无力回应现实的要求。怀特明白，要想走出这种困境，我们就需要“一种能够表现处于矛盾中的生活的理论”，[16]这也会是一种历史表现理论，在怀特看来，以比喻为核心的历史话语理论最合适不过。

                                    二       话语与比喻理论
      在《历史的重负》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怀特对比喻的关注，到1999年的《比喻实在论》，他依然保持对比喻的极度兴趣。怀特曾指出，他想要弄明白“一种作为逻辑的、辩证的和诗学的连续统的比喻观念的发展”[17]。30多年来，怀特对比喻理论的思考步步深入，这种思考最初只是想借用修辞学的某些思想探寻实现他所认为的历史学目的的途径，后来，怀特通过考察比喻观念的发展而形成的比喻理论已经为他理解人类意识发展与西方文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怀特最初涉及到的是隐喻这个单一概念，他认为，对某种隐喻的取舍能够说明历史编纂风格的存在及其变化。对于风格的思考首先得益于艺术哲学家冈布里奇的研究。冈布里奇讨论艺术作品的风格时说：“风格像语言一样，在表达的顺序上、在允许艺术家所提问题的数目上是不同的，从视觉世界到达我们大脑的信息非常复杂，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画能将它完全体现出来，这不归因于视觉的主观性而应归因于它的丰富性。”[18]怀特则这样认为：“一种解释不必一方面被片面地赋予字面真实的范畴，另一方面被赋予纯粹想象的范畴，但它只能根据隐喻的丰富性来单独评判，因为隐喻控制了解释各部分连接方式的次序。”[19]若将艺术表现与历史编纂相比，艺术风格对应于历史解释的语言风格，视觉信息的丰富性对应于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后者在怀特看来便需要隐喻的丰富性来把握，它决定了历史编纂在多大程度上能接近历史实在的真实。冈布里奇就风格包含着艺术表现中的历史性成分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后来启发怀特颠倒他的问题而考察历史表现中的“艺术性”成分。[20]他认为，这种艺术性成分便表现为隐喻及其选择。同时，这里也表达了怀特关注隐喻的目的，即揭示历史表现中的“艺术性”成分，《元史学》更加全面地追求着这个目的。
      怀特在《元史学》里已经大量使用“比喻”（trope）和“比喻的”（tropological）诸词，他倾向一种四重的比喻概念，它们分别是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不过，怀特认为“反讽、转喻和提喻都是隐喻的不同类型。”[21]，因此，可以说此处研究中涉足的比喻不过是隐喻研究的一种深化而已，并且，研究的重点没有超出揭示比喻在历史表现中的功能。
    怀特将关注隐喻扩大为运用比喻的四重概念时，他先扬弃了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中运用的隐喻—转喻的二元组合。在雅各布森那里，诗歌与隐喻相连，而散文或现实主义小说与转喻相连，但怀特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不足以作为一种框架结构来表现文学风格的特征，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实的诗性表现与散文式表现之间的相似性与其差异同样重要。”[22]他指出，在诗性（虚构的）意识和散文式（科学的）意识之间，维柯注意到的就不是它们之间的对立，而是连贯性。怀特强调诗性表现与散文性表现之间的相似性和连贯性，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在运用前述四重比喻概念对历史著述领域进行分析之前扫清阻碍。如果依据雅各布森区分文学写作的浪漫式—诗性—隐喻式传统和实在式—散文性—转喻式传统的做法，那么怀特在借用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作品时，因为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他最终将不得不置历史作品于实在式—散文性—转喻式传统下讨论，而它们将与浪漫主义、诗性、隐喻无缘，这恰恰与怀特的观点相悖。怀特认为所有的比喻性策略在单一话语中，如历史话语中都能够呈现，只不过不同作家及其文本表现它们的程度不一。
      就历史话语而言，根据怀特的认识，隐喻、转喻、提喻提供了三种语言操作范式，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能够通过它们来预构未知经验领域，从而提供解释。其中隐喻用对象与对象的关系、转喻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提喻用对象与总体的关系来预构经验世界，它们相应促成了同一性语言(隐喻)，外在性语言(转喻)和内在性语言(提喻)等语言规则。[23]反讽则不同，它自觉地误用修辞性语言，揭示出对实在进行语言描述的愚蠢性，与此相比，隐喻、转喻和提喻都成了内在于语言的“朴素”的语言规则，而世故和现实主义则成了以反讽预构的经验世界的本质特征。因此，怀特认为反讽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元比喻性质，它表现出的自我意识代表着思想的升华。
      这样，怀特就以一种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结构替代了现代语言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转喻二元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怀特还赋予该比喻结构一种历时性。怀特以19世纪历史著述为例，认为该“话语传统的发展是从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理解，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24]于是，历时性因素进入了结构，结构也构成了一个历时的闭合循环。怀特将这种比喻结构视为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存在的深层结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元史学》证明它是表现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的有效的叙述结构。
      对于《元史学》，我们既不能认为怀特的比喻理论是阐明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深处意识结构的正确理论，也不能认为怀特的比喻性解释策略呈现了19世纪历史思想史的客观本质。怀特曾经说“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25]这一理论阐述同样适用于作为史学实践作品的《元史学》本身。史学家分析的对象（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史）和分析时运用的解释策略（以反讽为基调的比喻性解释策略）都是怀特诗性预构的结果，对此，他非常清楚。《元史学》作为一项史学实践的成与败，将取决于怀特设想的比喻性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史学思想史深层结构的隐喻，其本身的丰富性程度。
      在《元史学》之中，怀特的比喻理论基本完成了自己在《历史的重负》中提出的呈现历史表现中“艺术性”成分的任务，他证明了诗性预构与隐喻这些“艺术性”的东西在历史表现中可能出现的领域，以及它们介入曾以“如实直书”自诩的史学实践的深度。由于比喻传统上涵盖在修辞学的范畴之下，而修辞学留给历史学家的印象是语言形式、诡辩，因此，比喻很少进入职业历史学家的视野。怀特却要挑战者这种历史学常识，建构起一种比喻理论来充当某个特定时期史学思想的解释工具，这种做法实则代表了当代历史哲学中看待语言问题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正如理查德·汪所说：“对怀特而言，语言应是历史学家的仆人，而非历史学家是语言的一个例证。”[26]历史学家要想恰当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就应当对他们使用的语言及其特征更加了解，对修辞及比喻表现他们的思想的可能性更加了解，这才不至于造成历史学家们“说出一些在其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不能得到证明的东西。”[27]。《元史学》的成功令怀特更加意识到有关语言、修辞、比喻的研究可以为历史哲学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因而，自1973年之后，怀特对于比喻的研究在更为宏观也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
      如果我们把《元史学》看成是怀特比喻理论的实验性应用或初步演示，那么，在《话语的比喻》中，怀特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了普遍性论证和提升。
      当怀特在1978年出版论文集《话语的比喻》[28]时，他认为自己一直面对的主要难题就是，“当我们试图弄清楚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这类存在疑问的话题时，我们从来没有准确地说出自己想说的，或者使我们所说的东西意思明确。”[29]怀特指出，语言正是问题的根源。事实上，这样的疑问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司空见惯，尤其后期分析哲学家们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更使他们注意到，凡是语言出现之处，这个问题也会与之伴随。正因为“词不达意”、“言不尽意”之类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正常，这就迫使怀特在讨论语言问题并为其理论寻求普遍意义时，必须超出传统历史叙事的范围，即由史学批评转入文化批评。
      怀特首先同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基本原则，即认为我们的话语往往倾向于从我们的资料滑向我们正试图领悟的意识结构，或者反过来说，资料总是阻止我们获得一幅努力描绘它们的一致性的图画。这一点已经通过《元史学》有所反映，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怀特此时的认识是，话语本身必须确立用来分析某个领域的语言对于明显是占据该领域的对象的充分性，话语是通过预构来产生这种充分性，预构更多地具有比喻的特征而非逻辑的特征。[30]这是促使怀特深入话语的比喻研究的根本原因。在《元史学》中，怀特关于比喻的描述还相当粗糙，《话语的比喻》则从多个层面来分析话语中的比喻因素，尤其是那些追求表现实在性的话语中的比喻因素。在此，怀特将话语定义为“一种区别于逻辑证明，也区别于纯粹虚构的言辞组织的形式”[31]，它用来构成确定何者可算作事实的基础、构成确定何种理解模式最适于理解据此构成的事实的基础。[32]
      这样，在确定了话语与比喻之间的直接关系之后，怀特通过比喻理论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视人类认知与意识发展普遍模式的视角。
      怀特接受了奥尔巴哈的观点，认为对于追求实在性的话语，我们能够通过分析发现，“每一种模拟都能被证明受到扭曲，因此也就能提供对相同现象进行另一种描述的机会，它将声称自己更真实，更‘忠于事实’。”[33]由此，怀特相信，在任何散文性描述中必定存在至少一种与逻辑一致性原则冲突的转换，它内在于话语中，是前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反逻辑意指它要解构某个既定经验领域的概念化，它令生活僵化；前逻辑意指它旨在规划出一块经验领域，供以后由逻辑引导的思想来分析。这样，话语就成了一种调解性计划，它在貌似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文本中进行解构（反逻辑），而又为将要生成的文本进行建构（前逻辑），话语因而是辩证的。[34]怀特称话语的这种能动运动是“辩证结构的”（diatactical）。它指的是，关于实在的话语并不在概念上确定了的主从结构的和概念上尚未确定的并列结构的句法之间占据一个中间位置，相反，它挑战这种中间位置，并置疑所有既有的结构规则。正因为它就其自身的充分性而言是疑难的（aporetic）、反讽的，话语不能单由逻辑支配，并且，话语由于不受逻辑控制，它常常质疑逻辑是否能充分把握其主题的本质，这样，话语往往趋向于元论述的自发性。[35]
      怀特认为，分析话语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待分析的“资料”描述（模拟[mimesis]）层面、论证或叙事（叙述[diegesis]）层面、结合前两个层面而实现的（辩证结构[diataxis]）层面。这样的分析说明，话语内部包含着一种意识过程模型，它借助于类比将某个有待理解的给定经验领域同化到人们觉得已然理解为他们的本质的经验领域中，也就是说，使不熟悉的经验变得熟悉，将没有分类的经验进行分类。上述过程既是一个对新鲜经验的理解过程，也是一个编码过程，不过它借助于类比不可能是逻辑的，只能是一种比喻。
      在《元史学》中，怀特已经借用伯克的分析在运用那种四重比喻概念，并且以19世纪史学思想为例初步演示了蕴涵在它们之中的那种历时性发展，在《话语的比喻》中，怀特深化了这种认识。从最初对某个经验领域的隐喻式描绘，经过对其要素的转喻式解构，到提喻式表现其表面特征和假定本质之间的关系，最后无论什么相反的或对立的表现都能在总体中合理地识别出来，这个过程表现出论述形态的原型情节。重要的是，该原型情节的切换，即由隐喻到转喻、提喻，再到反讽的转换并非由逻辑操控，而是一种比喻的结果。
      怀特进而将这种转换过程与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发生的过程类比，并用四重比喻概念及相对应的意识结构来解释儿童认知发展从感觉运动肇始，经由表现（前运演）、运演而终结于合理理解（形式运演）四阶段的过程。怀特希望他的比喻理论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能互为证明，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们，这种历时性的四重比喻结构不仅能用来解释某个特定阶段的史学思想史、解释儿童的认知发生过程，它根本上还能充当认识人类意识的工具，甚至充当某种人性、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理论的基础。为此，怀特还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马克思的《资本论》、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段的形成》等研究成果为例，印证他的比喻理论亦能对映这些成果的论述结构。然而，最好的印证应当是怀特自己的作品。如果怀特是以一种喜剧的情节模式、乐观的口气提出他的比喻理论，那么他肯定无法自圆其说而使反讽成为他描述的闭合循环暂时的终点。不过，怀特一直以反讽者自居。因此，在诸多例证之后，他会这样提问：“现在，在我们自己的话语中，必须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赋予比喻的语言学理论一种特权，使它成为各种不同意识类型之理论的共同条件，而不是把诸种比喻当作各种意识模式本身的语言表达。”[36]这种质疑表现的反讽姿态为怀特的比喻理论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更加明显的反讽还表现在怀特坦率承认自己思想中的康德要素[37]，并且指出不存在绝对的理论来指导我们认识人类的意识。这意味着，怀特的比喻理论不过是认识人类意识的诸多竞争性理论中的一种。作者们在历史表现之初可以选择这一种，也可以选择另一种，而怀特做出了他的选择，这与其说像他自认为的那样是对该理论构成的人性有着充分了解，不如说怀特是想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进行批评。这个时代在怀特眼中是一个在意志上失去信仰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化上无法意识到理性模式中道德蕴涵的意义的时代。[38]
      恰如怀特所说，反讽表现出的自我意识代表着一种思想的升华。在此，怀特的反讽不仅是以叙述实践的方式再次阐述他的比喻理论，也是以叙述实践的方式追求在理论中恢复意志能力，抛弃传统史学认识中那种依附在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之上的理性，从而认识理性模式中的道德蕴涵，认识人类意识的本质。
      在《话语的比喻》出版之时，怀特的比喻理论已趋成熟。他对比喻的意义已经有了宏观的把握，认为比喻是对话语进行分类的基础，而一切理解都是从分类开始。[39]这样，怀特事实上已经将比喻提升为人类一切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不过，任何理论终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框架，怀特的比喻理论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历史认识理论，比喻理论同样必须回答历史学领域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即历史表现中的历史真实问题。当怀特的比喻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理解的形式而不得不考虑它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时，它在历史领域中的运用或实践则必然面对历史表现之中出现的虚与实的矛盾。想象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也因此紧紧附着在有关比喻理论的讨论之中，并因之而有了新的洞见。

                                     三       历史真实与想象
      怀特指出“话语的比喻理论使我们明白了谬误和真理、无知和理解之间，或换种方式说，便是想象与思想之间那种存在的连续性。”[40]面对逻辑思维与诗性思维、想象与思想、虚构与真实、隐喻与反讽等等这些传统认识会当成二元对立的范畴，怀特从来避免运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而是力图将它们分别作为某个连续统的两端，以阐述二者间连续性的方式考察事物存在的性质。怀特的《元史学》及他的比喻理论便是基于这样一种从隐喻到反讽、从逻辑到诗学的连续统。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诉诸连续性以阐释认识和思维变换的认识和思维而言，历史真实是不是可能在真理的符合论、融贯论和建构论[41]之外，寻求一种新的理解呢？
      怀特曾经说过，隐喻是真理之源。我们不妨根据怀特对真理与历史真实的描述将他的真理论称为真理的比喻论。
      我们已经注意到，怀特始终立足于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来思考历史哲学问题，对于历史真实的考虑也是如此。他指出，“如果真理以陈述、言辞的方式呈现自身，那么言辞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同样重要。”[42]以往在历史学领域中，史学家们关注的是内容即具体史实是否真实，很少探讨某个历史文本在整体上的真实性。然而，具体细节的真实并不能保证历史叙事整体的真实，这一点托波尔斯基已有论证，他认为历史的真实性还根源于历史叙事中理论层次的真实性。[43]怀特所指的形式层面恰似托波尔斯基强调的理论层次。因为历史叙事是语言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如果说传统史学家追求的是史实的真实，即内容的真实或字面的真实，那么，修辞或比喻这一类语言的形式因素无疑被忽略了，以它为核心的应当是一种史学的真实，即形式的真实或比喻的真实。
      从怀特的表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20世纪语言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真理的比喻论主要针对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及其结构，它关注的重点是文本的形式。
      怀特没有太多地纠缠于史实的真实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意历史学家辛勤考证而寻求的具体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或者说要将内容的真实从此排除在历史哲学讨论之外，而是因为他认为传统认识论的真理观能够恰当地说明史实的真实性问题，因此无须过多重复；相反，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却被人们忽略已久，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遍读者面对的历史往往是以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出现并被接受的。怀特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与众事件相关，它还与会被证明为轮廓的这些事件之间可能的关系组相关。”[44]此时，对历史真实的思考无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单一事件的真实，二是诸事件之间关系组构成的真实。如果置于语言学的语境中表述，与前者相关的是语句的真实，后者则涉及历史文本结构或形式的真实。前者因为一直在史学家的实践中得到自觉地体现而毋须赘言，后者则需要进一步说明。在结构主义者怀特看来，事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历史文本的框架结构，但这种关系却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历史学家的头脑中”[45]，由此可见，在历史文本的层面，历史真实将与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相关。当然，沟通二者的桥梁乃是语言。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运用科学拥有的那种技术性术语，“历史学家特别用来编码、传递和交流的工具是日常习得的言语。这意味着，比喻性语言技巧是他为资料赋予意义、使陌生变得熟悉，以及使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仅有的工具。”[46]这样的叙述表明，历史文本的真实归根到底必须与历史学家运用的比喻性语言建立起某种关系才能获得保证。
      然而，比喻性语言中蕴含的是修辞性要素，即语言表现的形式要素。人们在谈论历史文本时，习惯说的是“真实的内容”，那么，怀特关注叙事性，即历史表现的形式方面，这是不是要寻求那种“真实的形式”或形式的真实？换句话说，如果史学家是根据自己的语言风格来使用比喻性语言，它会对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产生影响吗？针对这样的疑虑，怀特首先要做的是摆脱人们因为思维惯性而运用在历史文本层面的那种符合论真理观，他指出，形式不再是真实内容的外部特征，相反，形式的差异将直接改变内容的内涵，因此，怀特指出历史表现的形式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也须注意，他所谈及的形式与内容是指历史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而传统历史认识中意指的那种“真实的内容”被怀特所用的“实在”一词替代，成为某种“物自体”，并再次表现出怀特思想中的康德因素。这样，怀特就可以在历史叙事与表现的范畴下讨论历史真实，在史学层面上彻底抛弃符合论真理观。
      当叙述历史之时，历史学家预构了历史领域，并赋予它某种组织结构、话语形式或编码方式，倘若意义将由历史文本的整体结构决定，那么，这种预构行为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其史学实践的意义指向，构成历史叙事的形式与内容都成了确定文本意义的对等要素，这样，传统认识论之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完全对立也就消失了，真实性将不再只与内容直接相关，它和形式也只存在一种间接的联系，而意义是形式、内容与真实性之间的桥梁。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怀特将真实性与意义相关联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领域的一种延伸，这一点可以通过怀特对“理论”的讨论加以说明。《元史学》已经证明，任何一部历史著述之中都包含了某种理论，并且，由于它本身是语言的产物而必然蕴含了比喻的特征。这样的话，运用不同的理论或修辞风格的史学家若叙述某一特定历史现象，他们呈现出来的“历史实在”具有的多样性是否会使历史表现落入相对主义之中呢？怀特承认，“在对每一种历史现象的表现之中，都存在一种不可消除的相对性。表现的相对性是用来描述并因而将过去的事件当作可能的解释和理解对象加以建构的语言的功能。”[47]认识到表现的相对性是语言的功能，而过去的事件是语言建构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要想在历史表现的层次上消除相对主义而追求某种外在于语言的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同时，它也意味着，要想在历史认识论之中避免相对主义也不可能。事实上，只有在生活与实践之中，在行动之中，我们才可能正视不同理论导致的相对主义历史认识，并通过伦理和价值抉择扬弃相对主义。
      怀特指出，没有理论，就没有活跃的思想，然而“理论有好坏之分，好的理论导致在道德上负责任的思想，坏的理论则使我们远离这种思想”，“恰当地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唯一标准是它在促成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或政治类型的目的、目标或结果时的效用。”[48]以是否有效地产生负有道德责任的思想作为评价某种理论的好坏，这已经不属于史学认识的范畴。理论的好坏在于它带来的道德价值的高低和效用的大小，在于它对现实生活是否具有意义，判断它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如此理解的话，在人们已经不再追随符合论真理观的情况下，当他们面对不同理论主导的风格各异的历史表现时，能够导致在道德上负责任的思想的理论便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将是真实的理论，而如果理论在历史文本中是一种形式因素的话，我们也就可以说该文本获得了形式的真实性。怀特将历史表现层面上的真实性标准与意义相关联，进而由它在生活中为读者带来的效用所决定，这无疑延续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当人们问及好的理论要符合谁的利益时，怀特的回答是“为了人类的利益”[49]并以此为最终目的，以区别他的同代人罗蒂的那种带着种族中心主义的实用主义。[50]
      怀特限定在历史表现的层面讨论历史真实问题，最终通过表现的理论或形式在历史真实与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标准之间建立起联系。尽管历史表现总是对过去实在的模拟，但它并不追求获得实在本身，而是力图使历史文本在现实中实现最大的效用。在这样的根本目的之下，如果史学家的历史表现过程是指在保持史实真实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编码，以追求历史文本最广泛的效用，那么，提供什么样的编码规则或形式组织原则就将是历史表现的关键。显然，这种形式原则必然由表现历史实在的语言提供，并且由比喻性言语担负起这一职责，然而，正是因为比喻性言语的运用，我们表现的过去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想象的结果。
      要让现代史家理解比喻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不难，而要他们接受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存在一致性通常会被看成是对历史学的背叛，因为历史总是以其真实表征，而真实与想象在传统认识论中总是对立的概念。怀特面对的批评大多有类于此。然而，怀特却始终致力于确定这种一致性，他认为，运用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意指为实在的总是想象的东西。由于实在是不能直接理解的，它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才能接近。这便是为什么隐喻理论如此重要。”[51]如果说是想象创造历史，那么这个命题的前提是，历史不是单纯的史实，而是语言构成的历史文本所表现的东西。怀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想象与历史的一致性，因此，想象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途径。怀特指出，“我们只有通过与想象对照或者将它比作想象才能认识事实（the actual）。”[52]
      怀特的论述已经表明想象在历史表现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史学家在为了表现历史而预构历史领域时，预构是一种想象的行为；史学家在运用比喻描绘一幅由存在着辩证张力的不同要素构成的一致性图画时，比喻中包括了想象的色彩；史学家在为读者展示过去时，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那种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因此，历史与想象须臾不可分离，它总是想象的创造，如果我们仍然主张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其根本特征，那么真实决不是与实在的吻合，而是指想象恰当地构造了一种心理上的历史性存在，使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怀特对历史存在心理学有着盎然兴趣的缘由。[53]
      鉴于实在的表现总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而想象惟有通过语言，尤其是比喻来进行组织、表现和传递，认为比喻实在论乃是怀特历史哲学的内核应是恰当的。历史表现既是运用比喻进行编码呈现新的历史实在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旧的历史文本呈现的历史实在进行解码的过程，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传统对立将通过编码、解码在历史表现的实践中消除，一切能够获得实现“人类利益”这一效果的历史表现都将戴上真实的冠冕，而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生活世界，实现普遍的人类利益将有一条漫漫长路要走，因此，追求历史真实的表现与实践也将是这条漫长道路上留下的一个个足印。
 
       过去30多年中，学术界对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的评价褒贬不一，且长盛不衰。据理查德·汪统计，1993年前的20年中怀特著作的引用多达千处。[54]在80年代，其主要批评者有曼德尔鲍姆和格罗布，其中格罗布的批评是，怀特“通过颠覆任何真理标准而提供的那种思想自由同时也毁灭了个人责任，最终毁灭了自由本身。”[55]近年的主要批评者有伊格尔斯，他认为人们可以从文学、美学的角度，也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处理历史，各种角度皆有其合理性，但怀特将后一种选择视为幻想摈弃了，这未免失之偏颇。[56]称赞怀特历史哲学思想的有汉斯·凯尔纳，他认为《元史学》“通过指出语言的创造力量而重申了人类的自由”[57]，安克斯密特则面对某些对怀特思想的深刻误解为他辩护，他指出怀特的理论著作表现出他充分意识到在表现历史实在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而许多史学家往往轻信自己的历史记述就是真实的。[58]
       笔者认为，怀特的比喻理论揭示出历史表现中语言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历史实在与历史真实的新方法，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史学的意义，构建旨在服务于“人类利益”的思辨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怀特数十年来为了重塑历史学的尊严而竭诚努力，尽管这种实践带来了某些旧式历史学家的蔑视与批评，但他的做法也为许多立志革新史学研究的人提供了将当代学术成果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对怀特历史哲学的理解与合理评价需要评价者在当代哲学、语言学、文学及批判理论等学科领域内有更多的知识储备，若是在远离当代学术成果的情况下，依据传统历史认识的基本观点来批驳怀特根植于语言哲学成就的历史哲学思想，那无异于堂吉柯德大战风车。近几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刚刚开始接受怀特的思想之时，我们已经在某些评论文章与学术会议上看到如此迹象。当然，笔者也只不过根据自身有限的认识呈现怀特历史哲学思想的某种面貌，对待本文，读者亦可听从怀特的一句话，他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如果它有助于你自己的工作，那很好；如果不是这样，忘掉它。”[59]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1] 《元史学》台湾版译者（译名为《史元》）。
[2] 叶胜裕先生著有《海登·怀特之历史著述理论初探》，载于《史化》，27（1999年）。他的硕士论文专论怀特的历史哲学思想。
[3] 《理论还是魔术》，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4] 本文所用的“现代史家”和“现代史学”概念，指19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甚至今日以朴素实在论和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史家和史学。
[5]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1998, 14. 这篇与怀特的访谈完成于1993年2月5日。
[6] 怀特自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上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参见Encounters。
[7]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 (1966), 112.
[8]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115.
[9]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134.
[10]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20.
[11] 参见Ewa Domanska, Encounters, 16-17.
[12]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19.
[13] 鉴于下文会详细阐述怀特的比喻理论，此处只涉及怀特对于比喻具有的认识的某些前提。
[14]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24.
[15] F. R. Ankersmit, 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37 (1998), 189.
[16]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20.
[17]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27.
[18] 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19]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130.
[2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3 n.
[21]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34.
[2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32.
[23] 参见Hayden White, Metahistory,36.
[24]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38.
[2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31.
[26] 理查德·汪：《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续），陈新译，刊于《哲学译丛》，1999年4期，第40页。
[27]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18.
[28]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1978. “tropic “一词可译成“转义”，亦可译成“比喻”，本文倾向于译为“比喻”。
[29]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1.
[30]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1.
[31]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2.
[32]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3.
[33]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3.
[34] 怀特关于“解码”、“编码”的论述与有类于此。
[35]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4.
[36]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19.
[37] 例如，在谈到皮亚杰对儿童认识发生诸阶段的解释时，怀特指出人们会认为“皮亚杰根本没有发现这些阶段，而是将他自己对比喻形式的本质具有的认识的某些映像强加在他由实验得出的数据之上。”见Tropics of Discourse, 12.
[38]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23.
[39]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22.相关论述还可参见该书中的论文：The Tropics of History: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 197-217.
[40]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21.
[41]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中有关历史真实的简述可参见拙文《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刊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
[42]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24.
[43] 参见Jerzy Topolski, “Conditions of Truth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History and Theory 20 (1981),47-60.
[44]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94.
[45]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94.
[46]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94.
[47]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27.
[48]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viii.
[49]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viii.
[50] 在Encounters中怀特曾评价罗蒂，认为他拯救了实用主义哲学，但其思想太过种族中心主义了。
[51]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35.
[52]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98.
[53] 参见Ewa Domanska, Encounters, 35.
[54] Richard Van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37 (1998), 146.
[55] Eugene Golob, “The Irony of Nihilism,” History and Theory 19 (1980),
 Beiheft, 65.
[56] 参见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历史编撰方法的反思》，陈恒译，刊于《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8页。
[57] Hans Kellner, “A Bedrock of Order: 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
 History and Theory 19 (1980), Beiheft, 29.
[58] 参见F. R. Ankersmit, 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
[59]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