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当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从此，就和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引领我走进历史学门槛的曹永年先生和已故系主任胡钟达先生，是他们为我确定了“认真读书、广求史料、考信史实、贯通史事”的治学之路。而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也到了“知命”之年，但感觉就如弹指之间。

历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常新、既传统又现实、高度成熟、博大精深的学问。回首以往，我认为以下几点对于学史、治史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历史要有足够的兴趣和敬畏之感，尊重其客观存在。只有如此，才可能耐得住浮躁和寂寞，坚持论从史出，沉醉于求真、求是的境界之中。二是要充分认识史学作为人文基础学科在保存历史文化、提供启示借鉴、预测发展大势、增进国民智慧与文化素养、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如此，才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为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做出努力。三是要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这是保证治史者可能取得真正学术成就的前提。四是要有丰厚的理论素养、坚实广博的专业基础和精湛的考证能力，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五是视野广阔、锲而不舍。既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熟谙本学科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能用世界和整体的眼光去思考、审视问题，并及时了解、积极吸收国内外有益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同时，又能锲而不舍地在某一领域进行长时期的不断探索和潜心研究。只有如此，其研究水平才有可能始终居于前沿状态和领先地位。

大学时代，我就对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关于明中叶徭役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一万余字，运用的是传统的考实方法；毕业时，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并由此具有了从事史学研究的初步自信。此后，我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发表的论著则主要集中在明史领域。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时代：一方面，因其皇权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突出表现为废除丞相、对大臣滥施廷杖和厂卫横行等，再加宦官几次得宠专权、为害酷烈和几位皇帝特别是万历帝长期怠政等原因，而长期遭人诟病，甚至有人认为明朝是一个“平庸”和“黑暗”的朝代。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它又是一个蓬勃发展、多所创新的时代，不仅制度空前完备，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在世界上长期处于大国和领先的地位，而且明中后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地方商人集团崛起、白银成为主币、江南工商业市镇蓬勃兴起、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发展强劲、资本主义萌芽，经营地主出现、市民阶层壮大，社会风气丕变、思想走向解放、文化异彩纷呈、中西交流空前活跃，社会流动加快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明代已经呈现出社会转型的趋向，显露了由传统走向近代文明的曙光。这说明明代绝不平庸，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但可惜的是，明朝最终还是灭亡了，“转型”的趋向也就随之消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它走向灭亡呢？我以为主要有三：首先，它没有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而铤而走险。早在成化时就已在荆襄地区爆发了百万流民的大起义；此后，社会贫富分化日趋悬殊，《明史》中因饥荒而“人相食”的记载有22处，都是发生于成化以后，其中仅崇祯间就有12次。可见，农民起义在此时风起云涌而汇成洪流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其次，它没有解决好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以致其内掠和反叛不断，反复削弱着明朝的统治力。早在正统时，先有西南“麓川之役”；后有北边“土木之变”，以致皇帝也被瓦剌部俘虏而去。此后仍是战事不断，突出者，嘉靖时有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的“庚戌之变”，万历中有宁夏哱拜和播州杨应龙的接连反叛；最终是建州女真崛起，破墙入关，肆意掳掠，如入无人之地，成为明廷无法遏制的劲敌。其三，统治理念保守、落后甚至顽冥不化。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不同于此前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明朝遭逢了亘古未有的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遇上了全球一体化开端时代的到来；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但可惜的是，明朝统治者对此没有丝毫察觉，他们仍然陶醉在传统的“天朝大国”心态中，以不屑的眼神傲视着漂洋而来的“红毛夷”们；至于他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他们的国家制度如何？社会状况又如何？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都了解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利用国家的力量采取积极的对策，以致使中国失去了主动融入世界潮流、开拓海外市场的良机。对此，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费正清也在其《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指出：“中国政府对海外商机和建立殖民地竟然毫无兴趣，……对于当时方兴未艾，即将席卷全球的商业革命，他们可说是一无所知”。二是对内。集中表现在对代表了社会发展趋势、如若顺利发展足以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新因素进行压抑乃至摧残，最典型的就是万历时派出大量矿监、税使对工商业的肆意掠夺和打击，对蓬勃发展的民间海外贸易的长期禁止和限制。以上几点，都使后人扼腕而叹，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明朝统治者何以会有以上失误？我以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皇权腐败。表现为中期以后，皇帝怠政日甚一日，万历后期，臣工奏疏大半留中不发，许多衙门缺官长期不补，以致出现“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局面。故自清朝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明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二是官僚队伍的尸位素餐和整体腐败。尽管明中后期也有像海瑞、戚继光、张居正那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但总体说来，官员们普遍是“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所谓“只求做好官”，并非要把官作好，而是指谋求担任“好官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荣华富贵！至于国计民生，甚至自身职守，全然不计在心。嘉靖时归有光就如此记述当时的官风：“日夜孜孜，惟恐囊槖之不厚、迁转之不亟、交结承奉之不至；书问繁于吏牒，馈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其始羸然一书生耳，才释褐而百物之资可立具！此何从而得之哉！”试想，这样的统治队伍，这样的官风，哪里还会有民生的位置！哪里还会有国家的前途！当然，之所以形成皇权和官僚队伍整体腐败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又是专制官僚体制自身缺乏甚至没有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