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与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认为，中国概念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这就是“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费正清认为“大陆中国”需要转化，而“海洋中国”充满活力，他对“海洋中国”寄于期望。费正清的“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概念既是地理和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意义上的。

关于“大陆中国”的概念，费正清基本上认同为“农业中国”或“农民中国”。他认为：大陆中国很古老，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着悠久的内倾传统，在现代化的征途上屡遭挫折。“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

 

    “海洋中国”虽然比较年轻，但也是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和贸易的开放的中国。费正清认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经近2000年了。在最近的1000年里，他们流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中国人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航行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上了。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循着中国人开辟的贸易航线进入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海洋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认识。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海洋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虽然发展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削弱了，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力量发展的一部分。

费正清强调，“海洋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私人企业是基本成分，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海洋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费正清分析了两点原因：其一，海外殖民地对统治中国大陆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民族的威胁；其二，中国一直信奉孔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该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

 

    今天，“海洋中国”已经成熟，费正清认为它现在包括了香港、台湾、新加坡共和国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裔，他们将其忠诚奉献给了新独立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地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经济成功之路，与日本、韩国和那些具有孔子伦理背景的东亚国家相似。”海洋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预示着沿海地区将联合起来加入到国际贸易社会中来”。“这是一次比大陆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更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