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本体主义或泛道德主义。道德本体主义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即以仁统智、尊德性而道问学。泛道德主义把人间任何事物置于道德观点之下来作评判。美国学者孟德卫发现：现代中国的教育、政治、艺术、经济政策、自然科学、技术、文学、哲学、农业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道德色彩。

经传注疏。经传注疏是我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之一。即经书上的东西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置疑、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一切认知结论由以成立的大前提。学者们只能为“经”作“传”，或为“传”作“注”，或为“注”作“疏”。经传注疏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表现的是唯书、唯上，不唯实。所谓考订、求证，主要不是面向实际，不是面向事实本身。比附、影射、阐发所谓“微言大义”常常成为经传注疏的基本表达方式。

二元思维以及由此导致的认识的简单化和单一性。非此即彼，非善即恶，非好即坏，只有一个学术结论是正确的。只承认思想与认识的一尊性、一元性、单层性、一维性、统一性、绝对性、静态性，不能认识到思想和认识的多元性、多层性、多维性、多样性、多歧性和多变性。

各种形式的学术造假行为和其它学术不端行为。如伪造数据，编造实验结果；论著抄袭；评奖中的裙带关系，收贿送礼，近水楼台先得月，主持评奖者敢把自己的次等著作评头奖。还有一些在国外的学人，打着报效祖国的旗号回国来骗。

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或泛政治主义。在今日中国，无孔不入的官本位也在学术生产领域泛滥成灾。在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不论学识高低，只要弄上一官半职，就可以凭借现有的官本位笼罩下的学术体制，轻而易举地搞到职称与项目，然后再利用权势找人吹捧，很快就成为“学术名流”。

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与反省精神。中国学术传统虽不乏批评、阙疑的精神，但其批评、阙疑的仅仅是所谓思想和学术的“旁门”、“异端”、“邪说”，而根本缺乏对各种“经典”、“圣贤”、“权威”、“正统”的反思批判。出于御侮图强的现实需要，受西方现代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中国思想和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的“经典”、“圣贤”和“权威”的激烈批判，但取而代之的不是对“经典”、“圣贤”和“权威”迷信的破除，而是对西方新“经典”、新“圣贤”和新“权威”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经典”、新“圣贤”和新“权威”的崇拜。

就学术批评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为：

话语霸权。即根本不允许或不愿意有学术批评存在，只喜欢或只愿意进行一边到的学术颂扬。很多学者对于公认的健在或已故的“名家”或“大师”只有一味地发掘其创新之处，而没有适当的学术批评。而当出现尖锐的学术批评时，则群起而攻之。

学派主义。在学术批评方面，以捍卫所谓“师道尊严”为上，而不以学术理性为根本标准。

口水战。不是进行规范的学术批评，而是进行以辱骂和人身攻击为话语的“学术骂街”。

学术捧场或学术广告。以“书评”的形式来进行褒奖。各学术刊物收到的“书评”稿件大多如此。大量的学术论争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一场变相的、披着论争外衣的、“你好我好全都好”的学术捧场或学术广告而已。

学理型批评缺位。道德审判式的学术批评却大为流行。

就学术评估和课题申请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在：

以情代理。托关系发“文章”，评职称、评教学与科研成果中的“说情风”、“感情票”、“关系票”屡见不鲜。

钱权交易。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项目评估的通过，出现向专家或者管理人员行贿的“钓鱼工程”。

就学术体制而言，非理性主要表现为学术界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都不强。这在与经济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科看得特别明显。有人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学家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调查表明，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近亲繁殖也特别严重。有的研究机构或院系所学科基本上是某一领导或专家的弟子所垄断。学术监督体制缺位，学术自律表现不佳，长江读书奖评选事件、湖北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事件就突显了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有顺口溜说：“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学术非理性，严重制约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创新，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制造学术繁荣假象。目前，中国学术研究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档次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论文越发越多，越来越长；著作越出越多，越来越厚；期刊越办越多，还不断出增刊、集刊、辑刊、专刊与特刊；专家越来越多，其级别越来越高。高校教材更是“繁荣”之至。不过，在这些学术数量大跃进的背后，学术质量、学术水准反倒有的还在滑坡。有国际影响的教授、论著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球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一次统计中，5年内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所有文章约66万篇，而科研人员是42万人，平均每个人1.5篇。可被别人引用比较多的仅有2.1万篇。

导致惊人学术腐败。关于“学术腐败”形式，有关学者和记者，基本上已经列举出了主要方面。概括如下：

一是抄袭。有系统抄的，有局部抄的；有抄今人的，有抄古人的，还有抄外国人的；有抄得“巧妙”的，有抄得“笨拙”的，还有干脆全抄的。

二是拼凑。一些人“研究工作”搞得轰轰烈烈，而事实上玩的是学术游戏，耍的是“鹦鹉学舌”。尤其是高校教材，有人批评“七拼八凑编教材，数十年来不换‘芯’”。

三是制造“学术泡沫”。现在，有的学者动辄以“著作等身”夸耀自己，更有少数学者竟号称自己“著述过千万”。而其大部分不过是翻样的“学术泡沫”。一些靠“著名”的泡沫著作垫起来的“著名”的学者，不仅支撑着一些“著名”的博士点，而且把持着学术评审要津。

四是科技界花钱买文章的现象严重。通过权力和金钱请他人代笔。学术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以牺牲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研究者的人格的方式去争取权力、经费的“支持”。

五是学术报刊上搭便车行为。一个人写了篇文章，把别人的名字署上，对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下次别人有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也署上。还有很多人自己写完，觉得分量不够，干脆找个有名的人署在前面，方便发表。

六是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徇私关照，项目垄断。

七是内定奖项，虚假鉴定，买卖书号，玩弄学术。

八是科学研究不讲科学精神，假研究、假数据、假论证、假成果纷纷出笼。

九是学术工作者，如一些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学术团体负责人等等不懂学术，“外行领导内行”。

十是学位廉价出售给巨贾高官。

严重抑制学术创新。真正原创性的著作少到近乎无，或复述传统之言，或转述西方之说，乃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谋生之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谋生方式的真实写照。今日中国的实际“学情”是肯致力于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者日渐稀少。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危害：

学术非理性对社会直接危害最大的表现就是学术腐败。它破坏了学术良知、学术理性和学术公正原则，会引起剧烈链式反应，从而大大加剧社会腐败。而要治理社会腐败将付出更加高昂的社会成本、文化成本与精神成本。

学术理性是学术创新的前提，而学术创新的核心理念是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由此决定了学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知识引擎。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全球化竞争社会，学术理性一旦缺位，则学术创新无从产生，那么整个社会发展将失去知识引擎。一旦社会发展的动力日益萎缩，这个社会将走向停滞和全面衰退，而现代化将为之挫折、中断或倒退。大生产和现代市场与工商文明将无从建立，小康社会理想的全面落实、和谐社会的建设、文明转型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将全部落空。

学术理性犹如社会发展的知识罗盘，如果一个社会学术理性严重缺位，则整个社会发展失去知识罗盘。而知识罗盘的缺失将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理性是一个社会的显微镜。一社会如果能够得到全方位的、及时的、有效的学术观察、调研和反省，则这个社会能够比较平稳地、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而一旦学术理性的显微镜缺位，则社会易出现未知的发展漏洞，埋下重大社会问题滋长隐患，最终社会发展出现障碍、中断、挫折、乃至倒退。学术非理性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

学术理性也是社会发展的望远镜。对社会发展缺乏理性前瞻与战略规划，容易使社会发展迷失方向，从而出现不可测知的风险。

深入推进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是从根本上抑制学术非理性的社会和文明基础。严格地说，学术创新的竞争并非学术搏弈，而是学术理性的自觉，但现实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不能不是一场学术经费和学术地位的搏弈。转型时期，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学术创新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生存问题。因此，没有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这些广泛存在的学术非理性现象就不会消失。社会和文明的全面转型是学术转型和学术理性成长的基本平台。

制度建设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核心“软件”，也是作为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转型的核心“软件”。整体的、各学科、各领域、各机构的学术研究制度、学术课题申请、管理和监督制度、学术批评和评估制度等学术制度必须随着社会和文明转型而动态地创造、发展、更新、充实和完善。但是制度建设不仅仅体现在惩罚性制度建设，也不仅仅体现在防范监督性制度建设，更重要的应该体现在学术理性的培育制度建设，只有有效地建设了这个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惩罚制度和防范监督制度的“虚文化”。培育学术理性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健康有力的学术批判制度和严肃认真的学术评估制度。这种制度建设不同于惩罚制度和防范监督制度主要由学术行政部门和学术团体来制定，它在依托刚性的规则与规范的基础上更多地立足于学术主体的有效沟通和自觉认同，是一种认同意义上的制度建设，而不是一般的规则或规范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它需要学术倡议，更需要主体对倡议的认同和落实。

中国学术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而养成中国学术基本传统的是传统农业小生产文明和行政权力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中国学术传统以对传述、阐发流传下来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思想和经典为使命。学术理性消弭在政治本体主义以及与之连锁的道德本体主义之中。构成中国传统学术主流的是循规蹈矩的训诂、考据、注释之学和灌输教化之学。学术研究以传存而不是以开新、以灌输教化而不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使命。这种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表面看似受到过猛烈的冲击，但实际上根深蒂固地沉积在新学人的学术思维深处，无意识地表现代学术研究行为中。无非所注释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换成了西方、苏联和中国现代的学术领袖和政治领袖。要切实转化非理性学术传统必须充分唤醒学术主体的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学术主体自觉的转型是学术理性培育的关键。首先是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领军人物要有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由此产生对其学生、同事、朋友、领导等学术圈和社会圈强大的辐射性、渗透性、扩展性和持续性影响。关于唤醒理性自觉方面，学术界要继续推进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启蒙。关于唤醒道德自觉方面，国家层面已经通过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教育部也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但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思想启蒙和道德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持续地、一以贯之地进行。不过，思想启蒙绝对不能满足于仅仅“搬运”西方现成的的思想和学术，而应该运用西方的现代性学术思维和学术方法来建设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学术；道德建设也不能建构在道德决定学术的道德本体主义之上，而必须立基于学术本体之上，即道德只是学术主体的内在规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