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中国就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但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现代化方才真正成为时代的主题。80年代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成绩十分有限，而后才经历一场真正的社会巨变。为什么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行程如此曲折艰难，成绩有限？姜义华教授《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一著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恰当的评估，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作了个案解剖，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作了理性的前瞻。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进路如此崎岖，波折不断？姜义华教授认为与以下几点有重要关联。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三大取向的冲突与合流。
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取向，以及表现于人们观念的现代化思潮，尽管大部分时间中很不成熟，且颇多曲折，但就其总的趋向而言，和这一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的目标大体上是一致的，这就是逐步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工业大生产取代农业小生产，以城市化取代乡村化，以世俗化取代圣化、贵族化，以社会中产化取代普遍贫穷化，以理性和科学取代蒙昧与迷信，以法制与民主取代传统的德治、礼治及其专制，以广泛的、直接的世界性联系取代地域性自我封闭。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30年代的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再到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最后是这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上述各种趋向或先或后地形成，并在多次反复、回流中逐渐由单薄、片面而转为比较充实、丰满与全面。
在现代化取向渐次形成之际，反现代化思潮即几乎与之同步而起，并同现代化取向形成抗衡之势。与洋务运动相抗的有反机器化运动，与维新运动抗衡的有坚持重本抑末、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潮。20世纪初，现代化取向被越来越多地认同的时候，一种对现代化本身深度怀疑的思潮也内置其中，如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就以《俱分进化论》、《四惑论》和《五无论》对现代化提出质疑，认为随现代化而来的是“道德”之“恶”、“生计”之“苦”也在不断发展，终极是“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惊呼“物质文明破产”、“科学破产”、“西方文明危机”，要求回归东方农业文明的思潮弥漫中国，梁启超、梁漱溟、“东方文化派”等发起了东方文明复兴运动，甚至东方文明救西运动，章士钊更是呼吁“以农立国”，弘扬“农国精神”。30年代经过西化与本位的大论战，现代化取向基本为知识界所公认，但反现代化思潮仍然有顽韧的社会基础，此后不断卷起新的波澜。如40年代“以农立国”论的再兴，建国以后长期对商品市场经济的压抑和否定等。
后现代化取向，又称后工业化取向，主要是针对西方沿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道路走向现代化出现的诸多矛盾，力图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或非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后现代化的取向。
涵盖现代化、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取向于一体的俄国革命与现代化模式对国共两党影响极大。它企图在一个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半亚细亚国家，通过暴力和政治权力的作用，立即过渡到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也肯定了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社会化，但是，它更多地肯定了和反对资本主义及立刻消灭资本主义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取向。在理论和实践的构成中，俄罗斯模式实际上是由民粹主义、沙俄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型社会主义三种成分的混合。中国最终选择了俄罗斯模式，正是因为构成俄罗斯模式的三种成分在中国也有广泛的社会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取向逐渐合流，很少再单独出现，主要就是因为苏联模式不仅一度程度上表现了现代化的需求，而且在深层次上适应了反现代化及后现代化的需求。
姜义华教授指出，现代化、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三种取向之所以合流，导致中国选择了俄国模式，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可能就是反市场化倾向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在启动之际，就有着严重的非市场化倾向，洋务运动之中创建的官僚产业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它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权的支持，依靠对广大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政治与军事的特权。产业与政治、军事权力结合，成为一种权力经济与等级资本。这种资本与市场经济正好对立。而官僚产业对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强制剥夺打的却是“商品”与“市场”的旗帜，实际上干的却是“伪市场化”与“反市场化”的行为，导致农民与手工业者对“市场化”的严重误解和抵制。此后，在整个民国时代，官僚资本不断得到加强，国有产业取得了对民营产业的压倒性优势，非市场化取向并没有得到切实改观，从而使反市场化思潮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
第二、在农民运动与现代化运动的互化过程中，农民运动主导并压倒了现代化运动。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农民运动的主体部分，其实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农民运动的再版，他们同启蒙运动或整个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同的运动方向、运动目标、运动形式和运动方法。从太平天国运动主张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土地平均与社会财富平均的政治理想，到义和团运动的“保清灭洋”；从“龙华会”主张的“田地公有”、“大家有饭吃”，到白狼起义提出的“均匀贫富”；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后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等，仍然出于满足农民朴素的基本要求：反对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减免租税、平分土地，确保他们的小生产与自然经济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和满足家庭农业再生产的简单要求。此外，农民很少提出与现代商品市场经济及社会化大生产直接有联系的要求。领导农民运动、并试图解决农民问题的人也没有很好地引导农民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并从制度上和结构上转变农村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认同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人认为并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的农民会自发地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的现代化思潮虽然要求全体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文明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与素养的人，但是却往往为这种农民运动思潮所压倒。
姜义华教授指出，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农民运动思潮的基础还在，这就是：农业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农民再生产能力仍然相当有限；文盲还有相当比重；许多地方还没有冲破贫困与落后的恶性循环；“家家粮油棉，户户小而全”的新自然经济结构再现；“本分种田，风险捞钱”的旧观念还有很深的影响；对农民和农民工的超限度剥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改革的积极成果不是落在直接生产者和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的人手中。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现代化运动与农民运动的二元化运动状态还没有终结，二者的摩擦与冲突，仍然是今日中国活生生的现实。从根本上摆脱这种二元化矛盾，使中国超越小农文明真正进入现代文明还刚刚开始。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第三、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保守主义压倒了要求启蒙的激进主义。
在中国，所谓保守主义其实主要是认同并尽可能维持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思潮，而所谓激进主义则是要求引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启蒙思潮。不过，现实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没有这样鲜明。保守主义里也有要求现代化的思想因子，而激进主义里也存在着浓厚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夹杂着不同程度对传统的留恋，尽管也许是不自觉的。另外，激进主义思潮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传统，而是重新认识并塑造传统。扬弃其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工商文明不相适应的小生产与自然经济文明。不过，大体而言，这样定义是符合实际的。
就文化保守主义而言，从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现代化运动正式开启以来，针对洋务运动出现了以倭仁为代表的反洋务运动；针对维新运动出现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翼教运动、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运动；针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思想解放出现了以《国粹学报》为代表的“国粹运动”；康有为、陈焕章倡导的国教运动；袁世凯的祀天祭孔；辜鸿铭的全盘儒化等；针对新文化运动和所谓“全盘西化运动”出现了20年代梁启超等人的“东方文明救西”运动；东方文化派的东方文明复兴运动；章士钊倡导的“以农立国”、恢复“农国精神”运动；20年代开始的新儒家的儒学重建运动；30年代以来的读经运动、新生活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50、60年代以来港台和海外华人倡导，而后80年代以来也在大陆风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新国学运动和新儒学运动，21世纪初大陆读经运动和新国学运动方兴未艾。文化保守主义并非一定是文化复古主义，其实，自有现代化运动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不同程度的文化重构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领域以及具体的个人身上还存在着，但已不是主流。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对传统以温情和敬意、但也认为传统要适应现代化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调适或创造性转化，故此，文化保守主义往往具有新传统主义的性质。不过，新传统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似乎还带有相当程度的非理性的认知，尤其体现在中西文化的比较方面，过分袒护中国文化之短，而不愿正视西方文化之长，尤其是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先进文明成果不愿吸取，缺乏拿来主义的精神。
就政治保守主义而言，20世纪初，从清政府预备立宪运动开始，政治保守主义就没有离开过政治舞台，成为压倒政治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抗性思潮。每一次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潮高涨以后，必定会有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保守主义登场。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明显针对1903年以来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1915年的君宪救国论是对1911年以来民主共和实践的否认；1925年的醒狮运动矛头直指五四运动和国共合作以来民主主义的广泛成就；1928——1929年以后的“训政”论及其“训政”实践以及1933至1936年连续登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933——1934年）、新独裁论（1935年）、新法家运动（1936年前后），表现了对工农武割据及逐渐重整旗鼓的人权要求、民权保障的恐惧；1940年开始的“战国策”的宣传，是试图改变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政治民主化有所进展的趋向；50年代后期初露端倪、60年代后期逐渐成形的全面专政论、1988——1989年的新权威主义及199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改变着50年代前期、60年代、80年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姜义华先生强调，在90年中国政治实践中，政治保守主义的实际影响总的说来要远远大于政治民主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在政治现代化实践中，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就经济保守主义而言，虽然“商战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时有浮现，但非市场化、反市场化的思潮几乎贯穿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始终。对抗市场化的借口是，市场化会导致“贫富分化”和“人心日伪”。在绵延20世纪上半叶的农业化与工业化两条道路的论争中，主张中国应该走农业化发展道路的一派，基本上是反对经济市场化的，即使是主张工业化发展道路者，也有不少人持非市场化的工业化取向。50年代后期以后，非市场化倾向几乎登峰造极。公开要求取消商品经济，取消货币，否定价值规律、社会分工。在现实严酷的惩罚面前，这种非市场化思潮虽然有所收敛，但在80年代以前，整体上并没有改变。
第四、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传统结构未能冲破。
理性思维具有的基本特征一般说来包括：不断反省的批判的精神；追求知识的真理而不是道德的真理；逻辑分析方法等。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仁”（“尊德性而道问学”）而不是以“智”为中心的道德本体主义思维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非此即彼，非善即恶，只承认思想和认知的唯一性，不能容忍思想和认知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二元型认知模式；崇拜权威和经典的“经传注疏式”的思维方式；情理不分、以情代理、以主观价值和理想代替客观分析和现实的分析方法和行动方法；缺乏纯科学的分析和对真理不计利害得失作执著追求的精神。中国启蒙运动对理性思维本身没有多大兴趣，而忙着把认为有助于中国“御侮图强”的西方最好的具体成果，如进化论、人权论、民主共和论、社会主义等直接引入中国。诚如姜义华教授所言，通观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不能不痛苦地承认，人们在更多的场合，其实仍然使用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现代化如何走出上述困境呢？姜义华教授提议，要让现代化、反现代化、后现代化三种取向重新分流，打破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结合而造成的诸多曲解现实过程的幻想，使现代化取向恢复其应有之义，并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化主体还要切实把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内在化，新启蒙运动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首先，要打破对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对自然经济、对小生产共同体理想主义的虚构，通过市场，积极引导农民与手工业者走向现代化，使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实际利益，从而使现代化在农村和城市获得广泛的基础，而不再使现代化游离于农村与城乡手工业的发展之外。
其次，要打破对资本主义及资产者无端的恐惧，把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的一般要求区别开来，承认民营资本在推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以及世俗化、理性化、法治化、民主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利用民营资本推进市场统一化、公开化、规范化，推动国有产业的改造，使之从权力资本、等级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再次，要打破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歧视，不再把知识分子视作异己的力量，不再使知识分子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孤军混战状态，以知识分子为一支中坚力量，将现代化建立在整个社会的理性化、法治化、民主化基础之上。
又次，要打破对国有产业盲目的崇信，国有不等于真正的社会化，等级资本与权力经济和社会化更是有着本质的差异，只有改变了国有产业的非市场化倾向，才能使国有产业不再变为等级资本与权力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强大的内在动力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将其社会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程度。
最后，要打破对世界性联系的恐惧，从对外交往长时期屈辱与仇视的情绪中解放出来，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积极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当前尤其要吸收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来充实与发展自己。
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发展取向经历了分流、合流、再分流的过程。最近20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实际，就是这三种取向重新分流，现代化取向重新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中国的现代化还在路上，前途还有许多不测因素。我们必须正视姜义华教授在《理性缺位的启蒙》里指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还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还相当严重，时而干扰我们的现代化方向，还有的从深层次制约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姜义华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也是具体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反省。尽管如此，如姜义华教授所表白的，我们深信，中国完全能够以一种吸收了现代文明各种积极成果的新理性主义，来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失序、失衡、失范的问题，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目标。《理性缺位的启蒙》一书的最大价值也许就在于，推动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不断自省，且使这种理性自省的成果付诸现代化主体的自觉。
当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