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精神与社会》（Spirituality and Society：Postmodern Visions），中译本题为《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05），为美国后现代世界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Postmodern World）集体编撰。主编为后现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D.R. Griffin）。该书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为格里芬所作，属于对现代社会及其精神特征的解构和对后现代社会及其精神特征的建构性总论。全书旨在探讨后现代精神及其在后社会的全面展开，从政治、经济、文化、精神、农业、科技、国际关系、伦理、性别关系、社会政策等方面对后现代社会作了全景描述，可以视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集体宣言。该书以现代性为参照系，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比较视野，对后现代性作了系统的界说，同时也对现代性作了规范性的描述。该书对后现代社会及其精神的理解，立足于当代西方的现代性现实，在此基础上，对其现代性的破坏性现实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继承其成就，批判其缺陷，从根本上全面迈向后现代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后现代视阈中的现代精神及其社会展开形式

从人与人、自然、神圣之物的关系看，后现代主义认为前现代与后现代是人物一体交融的，而现代则是三者分离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力量主义是现代人物关系的根本特征；从科技的地位、作用和性质而言，后现代主义认为前现代是实用理性的；现代是实用理性与理论理性结合的，而后现代则要根本改变现代理论理性的性质与方向。

后现代主义从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思维出发，认为现代社会的诸现象及其各种特征其实是现代性或现代精神塑造出来的，精神能量重于物质能量，但后现代主义指责现代性开始是一种二元论，后来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走向了一种“物质至上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虚假精神”或“反精神”。后现代主义把精神分为“广泛意义上的”与“更严格意义上的”，认为前者是每个人都有的，后者事关终极意义和价值而非权力、享乐和财富的生活取向。因而后现代主义不认为“现代精神”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后现代主义所谈的“现代精神”是“广泛意义上的”。

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的“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在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方面，具有个人主义中心特点。认为其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否认个体主要由个人与他人、自然、历史、或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否认这种关系的内在性。不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是首要的东西，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一直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

（二）在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方面，奉行机械主义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完全不同的二元论观点，进而奉行唯物论观点。二元论认为人的思想与其他造物完全不同，自然界是毫无自觉的，是需要而且可以统治、征服、控制、支配的对象。唯物论认为人类并没有能使他们同自然的其余部分区别开来的灵魂或精神，人类完全是自然之物。

（三）在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方面，起初奉行“进步神话”和“未来主义”取向，进而只关注当下。通过把现代“科学”与传统“迷信”对照的办法来诋毁传统与过去，把“现代性”说成是“启蒙”，把“过去”则描绘成“黑暗的时代”。几乎完全从对将来而不是从对过去的关系中寻找现在的意义。对过去持一种遗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否认与过去的联系是现在的构成要素，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进而在环境恶化和核危机的条件下，在自我利益的驱动下，对人类未来的向往也消失了，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随着丧失对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了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不朽性的信仰时，陷入及时享乐的境地。

（四）在人类与神圣之物的关系方面，奉行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在自然神论阶段，上帝被完全排斥于尘世之外，也不在人的心灵之中，成为纯粹超验的存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度过的。宗教在它得以生存的程度内越来越被局限于私人事物，在公共领域，上帝彻底地消失了。在无神论阶段，实现了向世俗主义的过渡。世俗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狂热的衰弱，仅仅意味着宗教的虔诚已从超验的对象转向完全世俗的对象。这种新的“宗教狂热”可以在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唯美主义、核能崇拜等准宗教（也可称为世俗宗教）形式中看到。

（五）在个人的自我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关系方面，逐渐地把自我利益看作是至少是生活的某个方面（如经济）的可接受的基础。认为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能够给每个人带来更多的利益。这种把自我利益作为生活的运行原则加以接受的做法，后来进一步扩展到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上帝死了”被理解为不存在限制我们权力意志的准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奉行“强权即公理”的法则，宣称人种只有通过一种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制度才能得到改善。从另一角度看，现代精神也可以说成是单面的男性精神。现代性重申并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大男子主义观点和男性精神。

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现代精神”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特征，而是说，在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持续压力下，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越来越彻底地发展出了这些特征。后现代主义批评现代精神开始于一种二元论的、超自然的精神，结束于一种虚假的精神性或反精神。这种虚假的精神或反精神主要意指“虚无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

后现代主义把现代社会看作现代精神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历史展开，具体特征包括：工业化、都市化、技术化、官僚化、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平等主义、唯物主义、现代二分化等。

（一）现代化过程既是一种集中化过程，也是一种二分化过程。从社会学观点看，现代个人主义精神就是对小型的、亲密的、有机的社区和机构的破坏。从经济方面看，集中化就是工业化；从社会学角度看，集中化就是城市化；从政治学角度看，集中化体现在国家主义之中。集中化过程还被称为由习俗社会向契约社会，或从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以致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大型工厂、国民经济、大城市和民族国家等仅涉及人们生活的极抽象部分的大型非人格化群体。现代化摧毁了位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中大型机构之间的中介机构，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结构和私人生活之间新奇的二分化。

（二）现代化是一种分离化过程，表现在政治、艺术、哲学、教育等脱离教会控制而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以及经济生活摆脱政治和道德束缚走向自主化的过程。

（三）现代化是一种机械化和零件化过程。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变成社会中心的过程。不仅生活领域完全机械化，还存在着一种使人类社会自身尽可能像一台高效机器那样运转的倾向。劳动分工导致工人的零件化，而现代科层制则成为“有生命的机器”。现代化按照使人使人适应机器而不是更困难得多的其他方式去组织工作、生活乃至思想。

（四）现代社会是一种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支配（经济至上）的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首要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次要的。社会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被认为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被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国民总产值成为衡量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准。经济事实上成为一种宗教。

二、建构中的后现代精神与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精神是向一种“真正的精神”的“回归”。这种精神吸收了前现代精神的某些成分，但并不是向前现代精神的简单回归，而是创造性回归，后现代精神的根本趣旨是保留现代性的创造性的方面，克服其破坏性的方面，从整体上超越现代性，在人物关系性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人类的创造。

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在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方面，后现代精神强调其内在性、本质性和构成性。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只是借助于这种属性同其他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个体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与其家庭、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我们完全是由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

（二）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具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有机主义的特征。在后现代人看来，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在后现代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后现代人感到：我们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由反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

（三）在人类与时间的关系方面，后现代精神对过去保持敬意，对未来持有危机意识。认为现在和过去都包含于未来之中。后现代精神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但并不会导致一种在本质上回避新事物的传统主义，因而并不回到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在这种前现代的传统主义中，人们失去了现代人所具有的那种对新事物和未来的积极向往。后现代精神承认我们是由我们的关系内在地构成，但并不把这种关系局限于我们与当下客体的关系。当下的经验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包容了整个过去的经验，每个个体都包含了过去和现在的反应。人类心灵不仅包容了来自躯体的影响，还包容了过去心灵的反复经验的观念。不能轻易相信，我们能够迅速而完全地接受新的人类存在方式而不必遭受严重的乃至致命的心灵痛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代人离开宗教信仰和实践，离开亲密的社区的支持而进行的生存尝试，将不会产生一个可以长期为继的社会。在对过去和传统保持敬意的基础上，将产生一种具有改革能力的保守主义。现代性认为未来与现在没有内在的联系，个人合理的自我利益被假定为不会超过个体有限的生命之外。后现代精神认为，未来必须从现在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现在的贡献实际上包含着对未来的贡献。展望未来对目前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未来与现在并不是和过去与现在那样，以一模一样的方式发生着内在联系。

（四）在人类与神圣实体的关系方面，后现代精神既拒斥超自然主义又拒斥无神论，而奉行一种自然主义的万有在神论（naturalistic panetheism）。认为世界在神之中而神又在世界之中。世界的状况既不是来自神的单方面的行为，也不是单方面来自被创造之物，而是来自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共同的创造性。我们不能片面地指望神圣实体把我们寄居的地球从我们愚蠢的行为所导致的自然后果中拯救出来。后现代的自然主义能够克服现代性世界的祛魅所招致的彻底的相对主义以及侵蚀性的虚无主义（包含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精神出发，对后现代社会做了逻辑推理、理想设计和理性前瞻：

（一）就社会而言，个人与民族国家不再是社会焦点，后现代是公共的或社区主义的，强调社会政策应当指向保存和重建不同形式的地方社区，包括生物区域和文化区域。主张大幅度降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某些职能分配给较小的区域，其他的职能分配给一个全球性机构。

（二）就宗教而言，后现代认为纯粹的世俗国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且最终是难以维系的。主张重视宗教的内在价值。后现代社会不把宗教看作是一个让人满足于经济不平等的麻醉性根源，而认为是支持人类实现走向更广泛平等（后现代既关心每一社会内部的平等，也关心各个社会之间的平等）的潜在的源泉。后现代是一种宗教多元化的社会，每一种宗教都承认自己只是普通的团体，欣赏其他宗教的真理与价值，各种宗教相互改造。公共生活反映宗教价值。

（三）就经济而言，后现代追求“稳态经济”，而非“增长经济”。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二者都是有“现代”感受性的人们在各种现代假设的基础上构想和发展起来的。后现代农业必须减少其机械化程度，而增加其有机性。农业的第一重点不再是让大批的劳动者像机器一样高效率地劳动，而不顾他们有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参与决策过程的需要。

（四）就政治而言，后现代并不把自由、平等和共有视为相互对立，以致我们只能顾此失彼。现代性将自由和平等视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资本主义民主强调自由，而相对忽视了平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却相对地忽视了自由。后现代社会高度重视自由与平等的结合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自由和平等，就没有真正的、持久的共有；没有共有和平等，也就不会有持久的自由。后现代不主张绝对的自由，认为必须剥夺生育、消费和无限制的环境污染的自由，但同时保持甚至发扬阅读、言论、结社、信仰、出版、建议、迁移、隐私和诉讼等方面的自由。后现代社会需要找到一种平等地捍卫自由、平等和共有的方法。

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社会类型既有别于前现代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它将保留并发扬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但将改变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国家主义、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不再让人类隶属于机器，不再让社会的、道德的、审美的、生态的考虑服从于经济利益，它将超越于现代社会的两种工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上。

三、后现代社会全景建构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精神的逻辑出发，对后现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演绎，建构出了一副后现代社会的全景蓝图。

（一）后现代性别关系

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认为，后现代性别关系并不意味着把男女之间简单地互换一下位置，让男人仅仅从事生育而让妇女仅仅进行生产，而是在自然和历史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两性伙伴关系。男人恢复他扎根于自然之中女性影子，妇女发现她们在历史上展现出来的男性影子。凯瑟琳·凯勒在《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中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父权制的，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与世界血脉相连的（但被紧紧地限制在由她们生育抚养能力所规定的狭窄的关系领域之中，妇女对关系的体验是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妇女从来就是一个极少联系的关系性存在物），而男性的自我意识却是孤立于万事万物的。自我封闭的家庭单位乃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它从根本上助长了以歧视妇女和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后现代的性别个体应该成为一种处于无限关系之网之中的“关系性自我”。因此，后现代的男子必须超越“分离性自我”，妇女则必须超越“可溶解的自我”，从而实现两性的真正的“联结性自我”。

（二）后现代伦理

后现代伦理学认为，个人与人类社会生态、自然状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关系是内在的、构成性的。对“自然的祛魅”、“世界的祛魅”和“精神的祛魅”怀有深刻的忧虑。反对现代主义自然观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生命性、目的性以及经验和情感，把自然完全客体化，从而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生活意义的看法。也反对现代主义社会观把社会“进步”等同于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增长、认为人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有足够的食物、住所、技术设备和性刺激、力量和竞争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中轴因素的看法，里查·A. 福尔柯在《追求后现代》中认为，后现代伦理学的基础是它的类的同一性。其同一性是由个体与他人和自然的深切统一感、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感组合而成。具体特点包括：反对不可容忍的事情；拒绝说谎或对他人不信任；把个人关系看作一个良好社会的雏形；未来即是现在；良心的首要性；要战胜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式，实现信仰和价值基础的巨大转变必须付诸行动；响应女性意识的召唤；培养公民流浪者（在时空中漫游，企图寻找一个美好的、神圣的家园的人）理想；没有救世主（我们自己就是负有责任的道德主体和有追求和抱负的公民流浪者）。大卫·雷·格里芬在《和平与后现代范式》则强调：后现代伦理学直接鼓励我们遵守《圣经》的训喻：“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反对把他人、妇女和“未开化者”（所谓“野蛮人”）当作客体对待。不仅如此，后现代伦理学主张摆脱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掠夺性伦理，建设人物一体神圣的新伦理。

（三）后现代政治

里查·A. 福尔柯在《追求后现代》中认为后现代政治并不把未来托付给间接参与的传统形式，如传统的政党、竞选运动、议会院外游说、代议制、开明总统制等。后现代政治将对传统进行彻底的再定向，后现代政治将建立在新社会运动（环保主义、女权主义、本土主义运动等）、民众主权、世俗的非至上性、司法的大众性与国际性、跨国救济和跨国信息等新的组织基础之上，后现代政治将具有如下特点：非暴力的、富有斗争性的、女性化的、跨越国界的、民间的、非正式的、受前现代主义智慧启迪的等。并宣称：后现代政治生活将女性主义化，将从相互关系之中而非从统治和破坏的能力之中，从尘世的能量之中而非从天国的能量之中汲取力量。新的统一体将不再具有集权性和等级性。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提出后现代政治主导原则是：保卫和重建有根基的社区，并在这样的社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大型国际网络。

（四）后现代社会政策

小约翰·B. 科布在《后现代社会政策》中宣示了后现代社会政策制定的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人类参与的社会并不仅仅是由人类组成的，还应该包括物理环境与生物圈；尽管我们是社会的产物，但我们并不只是产物。社会的变化虽然改变着个体成员，但社会的变化又是由这些个体成员的微妙变化引发的，因而自由和创造性是真实存在的。后现代经济政策应是共同体经济学，即组织能够加强人类与土地之间、工人之间、邻里之间的联系的经济，寻求发展土地可承受并使所有有关方面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参加的生物区经济，以取代目前的全球经济模式。后现代政治政策应是能够支持共同体经济的共同体政治，这种政治一方面将补充和检验又生物区经济所带来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将削弱现代国家主义。后现代社会理论主张“参与”胜于“公正”和“平等”（只有当人们有机会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时，公正和平等的目标才能得到更好地实现），“协调”、“包容”、“互惠”与“合作”重于“竞争”，因而后现代社会政策强调社会内部的参与权利及其制度的建设，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五）后现代经济

后现代经济学反对关于经济学是处理物质问题的传统观点。认为物质和精神是相互渗透的：物质使精神得以体现，精神则使物质变得神圣。后现代观点主张经济学是研究物质和精神相互渗透的科学。经济是一个（对精神和更大的环境）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它最终受制于生物物理和社会伦理。赫尔曼·E. 达利在《稳态经济：治疗增长癖的后现代良方》系统地表述了“后现代经济”即克服现代经济“增长癖”的“稳态经济”的思想，他把“稳态经济”界定为一种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人口代谢通过保持死亡与生育的平衡来实现，产品代谢通过维持折旧和生产的平衡来实现。经济发展过程即物质——能量的输入输出的吞吐过程，类似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吞吐量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更新和同化能力之内。“稳态经济”只能有质的发展而不能有量的增长。经济增长发展到相对于生态系统的最佳规模以后，必须转向稳态经济。因为市场不会自动地把经济限制在最佳规模之内，市场只能测量出单个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不可能测量出总体资源和环境低熵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确定经济发展的最佳规模。在稳态经济实践中，应该由市场来配置各种资源，但可供利用的资源总量应该由生态的可承受性标准和我们的伦理标准来确定。为了补偿个人工作的努力程度、风险性以及工作条件方面的真正差异，稳态经济仍然允许一定范围的不平等。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收入的平均化，但反对过分夸大不受限制的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建议确定最低和最高收入线。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提出后现代经济是一种保持适当技术的社会合作社经济。

（六）后现代农业

C. 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在《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中提出后现代农业是“自力更生的再生性农业”（生物阳光集约型农业）。“再生性农业”，是一种出于对社会和未来利益考虑，力图寻找一条可以把生物的再生机制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的农业。它模拟一个既定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模拟更原始的生物群落。“自力更生”，意味着特定的生物地理区域内的自给自足。“再生性的自力更生的农业”，对当下的环境、生物栖息地或自足的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分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弗罗伊登博格规定了后现代农业系统的三条规范性运作原则：对可再生性能源的使用必须以既定的生物区域的再生能力为度；所有重要的不可再生的东西都必须重新利用；生物圈内所产生的废物量必须限制在生物区域的消解能力范围内。整体原则是：后现代农业必须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保持协调一致，必须去设法利用既定生物群落中的生物的多样性，农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建立一种高度互补的共生关系。从精神高度看，后现代农业追求新的价值、目标以及对个人和社区新的自我理解。表现在：追求土地的健康价值、人类与土地融洽关系的价值、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公正价值、工作和关系中的意义价值。后现代农业的首要奋斗目标不是生产财富，而是改进土地、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后现代社会安全的关键是生态安全。后现代的再生性的自力更生的粮食生产系统是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的。

（七）后现代科技

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科技，反对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机械性、简单性、还原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中对现代科技的过度后果作了揭示：现代科技解放了自身，却危险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类社区之根、传统之根以及更重要的宗教神秘性之根，结果从创造反而转向了破坏。后现代科技对现代科技的根本使命就是对人类之根的“返魅”。弗里德里克·费雷在《走向后现代科学与技术》比较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科技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差异，并对其展开形式作了具体的学科探索和技术描述。认为：前现代技术基于实用理性，普遍的不精确，且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理论总是尾随而不是引导着实践。现代科技是理论理性与实用理性的结合物，二者互为因果，实证性理论开始领导技术实践；追求精确的理想替代了实用工艺中的“尽可能接近”的期望；而且发明了发明方法。但由于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关于简单性和无生命物质的科学——天文学与物理学领域，因而不免使得理论科学“倾向于”按照机械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怪异方式来理解“真实的存在”。如果说前现代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过渡是以把理论移入实用工艺为特征，那么现代科技向后现代科技的过渡则主要体现在理论方面的根本的变革。后现代科技革命首先从生物学、量子力学、控制论等领域开始，它把复杂性作为它的研究领域，给综合理论以优先地位，让科学中的还原论（机械论）从属于整体论（有机论、系统论），以“最优化”的技术理想取代“最大限度”的技术理想。后现代科技在有机论的基础上遵循从整体到部分的原则，认为只有对整体的属性有了初步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导对部分的研究工作。它试图发现整体中各部分是如何互相区分却又彼此影响的，各部分是如何在本质上受到由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关系的影响的，它们又是如何反过来对整体产生影响的。

（八）后现代人类关系与国际关系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后现代人类关系理论是相通的。按照后现代关于个人或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性内在关系理论，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着，每个人都内在地由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他所做出的反映所构成。只要关系一方的表现发生变化，另一方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思维和行为方式。力量从属于爱，爱比力量更重要。因而后现代思想鼓励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敌人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使这种优点得以表现出来。我们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必然决定着我们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后现代强调树立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必要性。大卫·雷·格里芬在《和平与后现代范式》中，把后现代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基本。强制性关系、力量和竞争的确是存在的，但却是派生性的和从属的。后现代人类关系就是要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不再把暴力视为达到目的的理想形式。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从后现代人类关系出发，后现代国际关系更富有弹性，倾向以和平与合作取代冲突。主张大国要尊重弱小国家渴求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渴求独立地制定自己的政策、渴求对国际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愿望。

（九）后现代文化

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提出：后现代文化要超越现代文化的机械性根基，也不能以政治和商业宣传代替宗教，他列举出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设计：文化的艺术性根基；社区创造力；生态精神；女权主义等。认为这些都揭示了后现代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后现代文化应该揭示人类经验最深层的精神根基。

（十）后现代精神

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中提出了作为后现代精神的四个原则：

1. 精神能量的首要性。所有的社会能量：经济能量、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都是以精神性为基础的。精神能量是使一个社会合法化或变革一个社会的最深刻的根源。精神能量和社会组织形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

2. 自然作为精神的外化。现代理性主义力图通过创造出完全人工性的环境来使自己摆脱自然，自然被视为可塑的，以致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后现代认为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具有一体性，并对有根基的历史能量保持开放。人的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一种自然循环过程。地球本身是我们自身的生物性外化的扩展。

3. 社会作为自然精神的人类扩展。通过社会，自然精神在时间中再现为历史，并凝聚为制度和传统。我们扎根于自然之中，也扎根于社会的历史与制度之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同它们分离。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其核心价值由分化（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主体性（一切事物的内在性）和交流（通过交往来实现团结和对一切生命的热爱）三种价值构成。

4. 精神的生态性实体化。后现代精神应该重新扎根于我们的躯体、社会环境和自然母体。三者都是一个单一整体的组成部分。精神的这种重新扎根是以创造为核心的。上帝的创造性存在于我们的躯体和各种现实性之中。我们的肉体不单纯是“上帝的庙宇”，我们的肉体是上帝自己创造的寓所。

结论

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断言：目前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因而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广泛的反现代情绪。《后现代精神与社会》是建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集体宣言。构造后现代社会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现实关怀，尤其需要长远的人类关怀、地球关怀和宇宙关怀。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不满于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只破坏不建设的危险性，致力于全方位探索建设后现代社会的现实途径和社会目标，为此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后现代主义的建设向度，是解脱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有益方向。

不过，该书的视域仍然属于现代性的视域，也对现代性社会和精神作了核心归纳。其形式与话语是后现代主义的，其精神指向与思维方法仍然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的启蒙主义对现代社会及其精神状况作了长远的思考和宏伟的规划，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同样试图通过后现代精神的启蒙而超越现代性，期望和平跨入后现代社会。但又明显信心不足，认为不经过一场空前的生态危机，后现代社会未必能够如愿。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方案是对现代性社会的渐进修正，还是激进颠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寄希望于社会精神的根本转型，但必须以后现代主义的和平方式来实现。

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特征，它对现代精神和后现代精神的阐述有些离开了现代化的实际。它把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看作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精神的呈现形式，具有一元主义的现代主义色彩。不过，后现代主义也承认，社会成员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强调仅仅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完全”由它决定。后现代主义强调“我们”的确是由“我们”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内在地构成的。

现代性的危机已经出现，但现代性是否立即就要被后现代性取代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后现代主义的立论的基础：现代性的能量已经发生了性质的蜕变——从创造转向了破坏，夸大了事实。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呈现以及它实际上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视野与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恰是现代性的张力。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现代性发生的主要还是建设性作用。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危机也还没有达到后现代社会的临界线。现代性仍然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基本属性。预言现代性的毁灭形式可能是一场大火而不是前现代的洪水，却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

后现代性是从现代性中内生出来，还是需要从其外部建构，这是一个根本的理论难题。需要在现代性社会的实际发展中解决。按照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具有一种内生的形成关系。后现代主义认为，范围广泛的解放最终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现代社会已经取得空前的成绩，进步尽管不能神话，但也无须丑化。如果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预言的后现代社会一定会来临的话，那么，这种后现代的社会生态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可能以和平方式生存在现代生态环境之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