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931年12月到清华大学就任校长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语道破了现代大学的独特性格。大学校长既是群师之一，也是群师之“长”，他理应是一个教育家。

西方现代公立大学校长并不属于政府官员，也不以政府官员角色自居，其角色期待即使不是教育家，也是为教育服务的社会活动家。当年，蔡元培在谈到德国的大学体制时说：“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这种教授会公举的校长选举体制是现代西方大学体制的普遍特征。

我国具有悠远的德性教育传统，知性教育也为德性教育所约束。传统的教育理念素来强调：“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韩愈在《师说》中解释“师职”为三：“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传道”是摆在第一位的，“授业”、“解惑”是为了“传道”。因此，传统教育机构之“长”，无论官私，其角色应是“传道”之“师”，即传统类型的教育家。

开我国现代型大学之端的北京大学，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而不是赓续传统国子学或书院的结果。对德国大学体制深有认识的蔡元培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基础，也以自身横贯中西的学养、独特的教育理念和人格魅力，树立了现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形象。蔡元培把现代大学定性为“研究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主张学生只为“求学”而学，反对“有做官发财思想”，认为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而大学为事关“风化”之机关，应该成为师生“束身自爱”、“砥砺德行”之地。在1917年到1919年间，秉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严守“有所不为、无所不容”的个人操守，蔡元培成功地把北大从一个官、商培训所变成了研究高深学问的真正学府。后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把校长品格概括为，学术自由、宽宏大度、安贫乐道、科学求真，他认为这是蔡元培成就“一代大师”的根本所在。毛泽东也把蔡元培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逐步深化，我们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大学体制，大学校长的身份应该转型为真正的教育家。邓小平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这段时间中国能够把教育搞上去，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整体科技力量大为增强。然而，当前我国的大学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适应科技创新的要求，带有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严重残余。这样一种封闭、僵硬的行政性科研体制，损害了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体制下，虽然有不少大学校长有幸成为教育家，但普遍而言，行政运作体制的强势作用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教育应当避免官僚化、行政化，大学校长不应是官员而应是教育家。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更积极地发挥学术的规范作用，避免大学人文精神遭受到市场和其他因素的不当干预。

当代中国大学的性格和形态已是多样化了。倘若学术制度和组织完备，无论谁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但要成为一座伟大的学府，还需靠人赋予风格与精神。大学校长是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文象征符号，是大学独特风格与精神的载体，它应当由具有精深学术与崇高人格的教育家来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