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的由来与演化、内涵之争、焦点之争、命运之争，并作了检讨性思考。认为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缘起于政府新工业化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重化工业化的实际走向之间的深刻矛盾、学界经济增长理论之争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实所处阶段的认识分歧三方面。争论的导火线是“新重化工业阶段论”的提出，争论的焦点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该怎么走。重点分析重化工业化、服务业——工业化、高加工度化三种新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态、争议与利弊。展示了对新工业化命运乐观与忧虑的不同愿景。在以下五方面作了检讨：市场化条件下探讨主导产业之发展有无必要？政府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政府究竟应在新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走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有无必要？新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

      关键词：新工业化道路；重化工业化、服务业——工业化、高加工度化；论争与检讨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府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地方却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热潮，因此，一场关于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的论争席卷政府、企业与学界。本文通过对这一论争作一回顾和检讨，旨在扬得纠偏，探索新工业化的基本方向。

 

      一、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的由来与演化

 

      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缘起于政府新工业化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重化工业化的实际走向之间的深刻矛盾、学界经济增长理论之争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实所处阶段的认识分歧三方面。争论的导火线是“新重化工业阶段论”的提出，争论的焦点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该怎么走。基本观点有三：重化工业化阶段是绕不过去的阶段，中国已经进入具有市场内在需求和非国有企业主导的新重化工业化阶段；坚决否定重化工业化阶段论，认为根据历史事实、国情和比较优势，中国应该进入以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特征、以服务业和信息业为主导、以市场引导微观经济活动为平台的服务业——工业化阶段；认为重化工业定义已经不符合中国产业发展实际，重化工业化阶段也已经过去，现在应该是产业高加工度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形成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全国性浪潮。一些学者连续发表研究报告和文章，提出“新的重化工业阶段论”[1]。

      争论从200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11月下旬，吴敬琏撰文《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呼吁警惕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然后是厉以宁认为中国的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其后，《经济日报》的《理论周刊》开辟了“我国工业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专栏，不同见解展开讨论和争鸣。2005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吴敬琏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为主题发言，提倡多搞研发和品牌，反对过分依赖重化工制造业。随后，龙永图提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言，形成赞成、不完全赞成以及反对重化工业发展等几派。2005年《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发表赵晓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观察评论文章《中国能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十一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而且惟有制造业的大发展，科技研发等制造业的上游以及流通、金融等制造业的下游才有最好的发展基础。

      2005年3月19日举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年会预备会，会上吴敬琏指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大量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道路；樊纲指出为了实现发展的均衡，保持社会的稳定，解决“三农”问题，重化工业是必然选择，前提是重化工业必须是有效率的；杜大伟指出，中国无法模仿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2]

      2005年8月20日《商务周刊》开辟了《工业化道路大论争——专访吴敬琏、林毅夫、李佐军》专栏，吴敬琏发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与扭曲》，反对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业化，认为目前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并非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结果，否认重化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认为工业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业居主导地位，而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主张新工业化主要应该是服务业——工业化。李佐军发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力挺重化工业化。认为根据历史分析，重化工业化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据国情分析，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根据实践分析，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林毅夫发表《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目前加速重工业化并非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而是走进了岔路，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国应该主要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源禀赋升级之后，产业结构方能够随之升级。2005年8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该刊记者对樊纲的的专访文章《中国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樊纲提出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我们还大量需求钢材、水泥，只要我们需要更多的就业，就必须如此。

      2005年赵国鸿在《宏观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重化工业化”之争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认为由于定义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夸大了。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现在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建议不要再用重化工业化的提法，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3]

       2005年底，刘世锦发表《正确理解“新型工业化”》的回应文章，对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作出澄清。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先例；我国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重化工业并不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新重化工业化阶段的投资主体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属于市场选择；增长方式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不与特定行业相关。因此，“新”“旧”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4]

       争论仍在继续，虽然关于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是新重工业化，服务业——工业化，还是产业高加工度化，还是其它的别的什么道路，仍然没有获得一致，但有其底线与共识，即新工业化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企业是新工业化主体，应使政府职能切实转移到提供公共服务、信息指导和战略规划上来；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以信息化带动并加速工业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应该在新工业化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种底线与共识使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歧义严重的概念之争，而在实质上达到了对新工业化道路内涵的某种认同。

 

      二、关于新工业化的内涵之争

 

      对新工业化内涵的确切理解，学术界有基本共识，也有深刻的分歧，主要有以下15种观点：

      其一，新重化工业论。提出者与认同者主要有刘世锦、冯飞、厉以宁、樊纲、李佐军、赵晓等。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进入一个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较强的新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5]

      其二，现代经济增长论。提出者为吴敬琏。他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指主要依靠资本和其它资源投入的早期工业化道路，而是指依靠技术和效率推动的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内涵是：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6]

      其三，产业高加工度化论。提出者为赵国鸿。他认为新型工业化并非新重化工业化，而是指产业的高加工度化。重化工业化只是工业化初期的产业结构特点，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合乎实际。[7]

      其四，比较优势论。提出者为林毅夫。他认为新工业化就是从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赶超战略转到比较优势战略上来。中国劳动力过剩，应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着眼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的自然要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8]

      其五，最佳结合论。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既高速增长又不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既提升结构又能扩大就业、速度与效益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9]

      其六，协同推进论。认为新型工业化之路就是抓住新一轮也可能是最大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步伐；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协同推进；外贸扩张与内贸扩张相结合，形成地区工业结构合理分工的新格局。[10]

      其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论。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才能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跨越之路。[11]

      其八，超越传统论。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在超越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主要表现为：由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集约型增长；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机械化与就业协调；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适度同步；可持续发展。[12]

      其九，双重含义论。狭义的新型工业化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发展之路；广义的新型工业化是从更深层而上探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在体制和战略上根本解决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问题。[13]

      其十，人的全面发展论。反对片面理解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论，认为新工业化是一个更为深刻和宽泛全新的范畴，不只是单纯发展工业，而且是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不单纯为经济增长，而且是为经济发展；不能把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而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局限于工业本身，而是走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路子。[14]

      十一，市场选择论。反对重提重化工业论，认为重化工业到底要不要优先发展，新工业化道路究竟如何走，最好是顺应市场的需求，听任市场的安排，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市场规律。[15]

      十二，新工业文明论。提出者为韩民青。他认为从传统工业化到新工业化就是从天然化学文明到人工化学文明。工业文明是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天然化学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理所当然的就是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人工化学文明”。 [16]

      十三，工业文明论。认为传统工业化只是工业“发展”，“新工业化”重在工业“化”。将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17]

      十四，经济结构转型论。认为新工业化就是经济结构升级。新工业化过程是为节约资源、降低能耗、提高效益、保护环境、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促进技术加速进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通过信息技术的自身发展和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的互动，充分发展优势资源产业促使工业产值和工业中就业人数、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结构转化过程。[18]

      十五，延续与发展论。认为从产业间关系、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间关系、科技与人才的作用、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看，“新型工业化”之路是建国以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延续和发展。[19]

      以上新工业化概念与内涵主要是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与文明转型、历史延续与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其基本认同为：新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有别；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必须结合信息化；必须高度重视技术与效率，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而非拼投资、拼资源、损环境、损就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新工业化不单纯是工业化，也不单纯是经济增长，还牵涉到社会文明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其中经济增长论着重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探讨新工业化道路，而文明论与新文明论则对新工业化提出了比较深刻的哲学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新工业化的社会文明效应以及工业文明和新工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变迁中的时序和地位。但两种文明论对新工业化道路的理解却属形上诠释，是对新工业化道路走通以后的效果展望，对如何走通就没有予以更多关注。

      总揽以上陈说，本文主张，在中国，新工业化内涵有特殊含义，应该包含三个层次：最低层次为产业结构层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个层次上体现为产业高加工度化（含所谓重化工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以及以后的技术集约化；中间层次为制度变迁层次，体现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最高层次为文明层次，体现为工业化与市场化结合以后对社会所有领域实现刷新，人们逐渐地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人的精神得到新的升华。在这三个层次中间，最低层次推动中间层次进而合力推动最高层次发生变化，但这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中国作为后进工业化国家，除了遵循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情况外，由于吸取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制度与文明，因而后两个层次能够为最低层次提供制度支持和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最低层次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新工业化建设重点应该落实在前两个层次上，但最高层次也不能忽视，要注意借鉴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优秀人文经验。

 

      三、争议的焦点：中后期工业化道路怎么走？

 

      关于目前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学界共识是：经过近代以来140多年的工业化，特别是新中国50多年的自主工业化，我们业已告别了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中后期工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成为新工业化道路争论的重点、难点和焦点。特别是对重化工业之必然与必须，展开了空前未有的争论。论战基本有三派：新重化工业化派、服务业——工业化派与高加工度化派。第一派的阵营最强，包括大量的知名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认定重化工业化为工业化绕不过的阶段，是强国所必须，特别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故应大力发展。即使是建议应该完全市场来选择是否需要重化工业化者也认定重化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国际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转移的制造业大部分为重工业。[20]第二派以吴敬琏为代表，在各种场合反对走重化工业化道路，主张走适合本国资源禀赋特点的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服务业，从拼投资拼资源拼能源转到拼技术拼效率拼人力资本；第三派代表为赵国鸿，认为重化工业阶段只是工业化初期阶段或第一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进入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或第二阶段，即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阶段，以后还有第三阶段，即以技术集约化为特征的高级阶段。新工业化应是后两者，重化工业定义已经失去了时效，不适合目前的工业化实际。针对重化工业化大论争，学界有人忧虑：即便重化工业需要发展，但如此大动干戈，会不会鼓动各省市比着大上项目，诱发起新一轮的投资冲动；会不会再度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而出现难以收拾的后果。进而质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大谈发展重化工业的意义究竟何在。主张不应争论中国经济是否需要重化工业化，而应考虑如何提高产业集群度，发展循环经济，提高附加值产品分量，实施信息化改造。一句话，重化工业到底要不要优先发展，最好是顺应市场的需求，听任市场的安排。[21]

      首先解剖新重化工业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工业化就是新的重化工业化。并以现实、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论证重化工业化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中后期不可绕过、必须大力发展的阶段，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之所以“新”是与上个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的初中期比较而言的，50年代没有搞市场经济，没有居民消费基础，90年代的房地产增长与居民的住宅消费关系不大，市场起作用的程度也明显的低。新重化工业化“新”在：推动重化工业化的主体已经不是政府，而是市场需求和民间投资；实现效率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能源耗用的最小化。主张跳出传统框架看待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发展集约型增长模式下的现代新型重化工业。基本看法如下：

      其一，所谓“旧式”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重工业既可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发展重化工业，并不是排除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发展，它们之间恰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其二，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工业增长加快是国际范围的规律性的现象。在大国类型中，这一增长阶段特征更为明显。工业化先行国家都是在重工业特别是其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后，迎来了服务业的大发展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在上世纪初开始的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钢铁、汽车和建筑为三大主导产业。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其三，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重工业化走上强国之路的。没有强大的独立的机器设备和装备制造业，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惟有大力推动重化工业，才能将中国的现代化推进。

      其四，按照经济学原理（霍夫曼、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等），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迅速进入工业化、汽车时代。这个时代，离不开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化工业。

      其五，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房地产、汽车、通讯和基础设施等己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拉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并进而拉动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发挥特殊重要作用的阶段，这样的特征并不是随机和短期的，而具有中长期意义。在“十一五”期间，不仅不可能越过重化工业的发展，而且应该充分利用重化工业发展的良机，抓住“关键发展期”，实现新的经济腾飞。

      其六，中国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总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发和品牌，而是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从我国的特定国情看，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从技术进步发展的角度，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服务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稳固。

      其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什么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中国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投资主体较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不是政府，其中较大比例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政府不应介入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能陷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重复建设的竞争中去。走重化工业之路，是未来中国新生代民企的惟一生路所在。

      其八，发展新型重化工业恰恰是要对环境能源进行保护和维系。只有设备工业发展了，才能为产业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创造条件。从世界范围看，在现代重化工业生产中，并没有出现高能耗高污染，这是重工业和化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九，重化工业本身也许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为重化工业前前后后服务的这些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将来还需要转移出两亿到两亿五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才可能解决现在的收入差距问题。

      其十，在西方国家的高比例的服务业需求，都是在国家重化工业发展以后产生的，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和精神服务业，不可能由相对较小、较简单的产品制造业带动起来。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发展没有真正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十一，重化工业化有自身的特点，如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吸收的劳动力相对较少；消费增长变化不大，而投资增长很快；能源消耗较大；形成新生产能力的时间较长；当经济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出现对未来需求预期过高，因而投资过度的问题。因此，不排除局部和短期的泡沫，但由于以居民大众消费做支撑，故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泡沫的可能性较小。[22]

      新重化工业化理论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保持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但作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的赶超型战略理论，虽然新重化工业化理论强调重化工业化的市场性、技术与效率性、资源能源的节约性、环境的保护性、充分的就业性，但在目前的人口规模、技术力量和体制弊病制约下，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无疑会造成各方面的紧张，甚至引发国内国际资源能源环境危机。另外，新中国工业化以来，我们长期强调建设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发展重化工业，然而，这么多年来，我们并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也没有形成一流的服务水平，固然与工业化的非市场化取向、非全球化取向、非开放取向密切相关，也与工业化的求大求全取向、非效率取向、非比较优势取向、重生产不重服务、不重品牌、不重管理的取向攸关，这些取向虽然并不必然是重化工业带来的，但在中国国力、技术、资源、市场、资金、人口规模与素质诸条件约束下，发展重化工业率多如此。

      服务业——工业化理论与新重化工业化理论展开了持续论战。该理论不同意重化工业化之必然与必须论，认为服务业一直是20世纪工业化的主导，重化工业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不符合中国国情，应该按照我国资源禀赋特点，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分工，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就特别要求我国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弱化政府权力，加强法律法治，建设有限政府，突出市场功能，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强化竞争，激励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主要看法如下：

      其一，“服务业一工业化”是后期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认为经济发展的顺序应该是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个说法没有历史根据，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是一个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而是很早就发生了的事情。服务业在19和20世纪之交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世纪早期的英国、美国，服务业比重都占了GDP50%以上。

      其二，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工业（后来演化为重工业）优先增长的“霍夫曼定理”乃是西方国家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不符合工业化以后的增长模式的实际类型，工业化以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源和资本投入，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早期经济增长理论来自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主张依靠投资，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自索洛增长模式，主张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因此，后期工业化并不像霍夫曼所说的那样是“重化工业化”，而是“服务业一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其三，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国情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尽量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

      其四，历史已经证明重工业化优先增长的赶超型战略的失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搬用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和增长模式，把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投入重工业建设，希望靠重工业超常增长促成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实现。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一直以来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

      其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回自己不具备优势、自行生产不符合经济性原则的产品。

      其六，根据其它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

      其七，我国现在的惰况是，服务业实际水平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使产业价值链向上、下游延伸，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盈利率。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服务业对制度的依赖性就非常强，正是制度安排有问题，所以服务业发展不起来。

      其八，现代制造业是与服务业相融合、具有许多服务含量的制造业。服务业务己经成为制造业企业的重要业务，甚至是主要业务。20世纪制造业的一项革命性变化是它与服务业相互融合(一体化)。

      其九，信息化最主要的部分是服务业，信息产业不等于硬件制造，不是重工业。从价值构成也可以看出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中，软件和服务一般占70%以上，硬件占20%多，我们是倒过来了，基本上是硬件，然后才是软件，服务就更差了，要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产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其十，产业结构“重型化”，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如：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造成资本资源更加紧缺，而且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

      为什么难以走出新工业化道路？吴敬琏认为原因不外乎四点：政府一直保持着对主要资源（如土地批租权力，影响银行贷款发放的权力）的配置权利；GDP增长率仍然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税收的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要素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决定的（仍然存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外汇等生产要素低价政策和无偿调拨的体制）。由此决定了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就是用大量的投资、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如何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吴敬琏归结了七要：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持的粗放增长的思维定势；要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建设独立自治的科学共同体，依靠共同体的自律树立严格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通过信息产业的服务提升各行业的效率；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矫正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要通过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23]

      服务业——工业化理论与新重化工业化理论尽管在后期工业化道路方向上发生了激烈冲突，但二者也有认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认为选择发展什么产业主要应该由市场选择，而不能由政府圈定，政府只能起鼓励（政策导向）作用；二是均看重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认为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此。基于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的实际，服务业——工业化理论提倡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也的确不应忽视支柱型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国家经济安全应纳入新工业化内涵之考量，不过不能再通过政府行为竭尽国力与资源一味赶超。其实发展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关键是资源和产品都必须市场化，并且有效率。如果资源、能源、汇率、利率、地租、劳力、资本完全市场化，那么，发展什么产业，产业要不要升级，何时升级，将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政府的重要性则在于制定法律法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

      产业的高加工度化理论不认同新型工业化乃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对重化工业的概念是否适合当前中国产业实际也提出了质疑，建议用“高加工度产业”取代“新重化工业”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主张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信息化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人力资源优势、城市化和国际化为动力，以制度法律和法治下的政府作用为保障，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观点如下：

      其一，现存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都有不准确、不合理之处，划分原则不能准确描述现实并提供决策依据。一种划分是根据工业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另一种把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国家统计局基本是后一种标准。按照轻重工业的定义，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工业为轻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当部分应划入轻工业。而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它们被列入重工业。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第一大产业，规模庞大，这样的划分明显夸大了重工业的发展。

      其二，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一般来说，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一般分为重化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高加工度化阶段（工业化中期）、技术集约化阶段（工业化后期）。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属于传统重化工业的部分基础产业在一些时段仍将发展较快，但已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我国工业化中最重要和最具成长性的角色是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等新兴制造业，以重化工业近期较高的增速来判断我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阶段，进而确立倾斜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存在偏差。

      其三，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不能将重化工业和制造业混同，不能将运用现代技术、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等产业与传统的重化工业相提并论，将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不加区别地对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制造业的发展也并不等同于粗放型增长或者环境污染，不能因遇到资源短缺、“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等就摒弃制造业的发展。

      其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制造业的发展为服务业提供了基础和市场，而加快发展服务业能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对发展服务业实施政策倾斜和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很有必要，这既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又能支持其他产业更好发展。特别应该重视的是，应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真正对国内民营资本开放金融、保险、电讯、教育、文化新闻等现代服务业，通过民间资金的进入促进有效竞争，改变目前垄断带来的低效问题，既为全社会创造更多福利、为经济体系带来更大活力，又促进了这些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增强。

      其五，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GDP的增长竭力推动本地“重化工业产业”的发展是近两年我国经济出现急速“重化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顾技术升级、急功近利的低水平投资不仅将很快使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环境、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制约，而且可能会造成大量无效投资和坏账，将金融系统一同拖入泥坑。

      其六，解决能源、原材料、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价格扭曲问题，充分通过市场调节有效提高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市场的确失灵的领域和时段政府要通过合法程序和手段承担起责任，约束高消耗产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发展服务业实施政策倾斜和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很有必要。

      其七，通过改革解决各级政府为追求发展速度利用政府力量配置生产要素、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问题，在削弱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职能的同时，充实加强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在另一方面，由于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自然演进的工业化路径，放任产业和企业自由发展就不成其为新型工业化，它也需要制度的约束和政府在法治下的适当适度引导、监管。[24]

      产业的高加工度化理论与新重化工业化理论均反对把制造业的发展等同于粗放型增长或者环境污染，主张即使遇到资源短缺、“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等，也不能摒弃制造业的发展。前者无非不认同后者的基本概念和对阶段的判断，主张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大力发高加工度产业。产业的高加工度化理论与服务业——工业化理论均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但前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服务业发展反而能够推动制造业升级。而服务业——工业化理论认为在目前体制、技术与资源能源条件下，地方政府大举推动发展重化工业将导致重规模、轻效益、高消耗、高投资、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三者均认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与产业的结构升级之必要；均高度重视市场功能，要求政府转换职能，发挥适度引导、监管作用，而不直接介入。

 

      四、新工业化命运：成败之争

 

      就中国工业化，包括新工业化的命运而言，存在着从乐观到悲观的不同看法。乐观者对前景充满信心，并且积极规划。认为中国不仅必须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条件已经具备：已经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居世界贸易的第六位，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近几年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设施较雄厚；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解决体制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改革和政府机制改革。更有学者拟定了一个百年战略规划：21世纪前20年是工业化实现期与新工业化开拓期；2021年到2050年是工业化持续期与新工业化发展期；21世纪后50年是工业化转变期与新工业化实现期，力争在21世纪末基本实现新工业化。[25]

      也有学者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存在的相当多的障碍能否克服深表忧虑：其一，现有工业化水平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后劲不足。除了在极少数尖端技术领域达到世界水平外，基础工业全面落后，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部分，而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工业增长效率只大致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10%—20%左右；工业结构高加工化和技术集约化水平较低，工业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20%—30%左右。其二，市场体系亟需完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只能扮演“刺激者”或“助推器”的角色。但市场分割、垄断、发育层次各异等状况在我国普遍存在。第三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和建筑业，金融、技术、产权、劳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政府还在直接进入竞争性市场。其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大瓶颈。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在我国是极其稀缺的资源。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只占美国的1/3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只占成年人总数的5%多一点，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25—45%之间。其四，最大难题是巨大的人口规模的压力，特别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困难。其五，土、水、林、矿、油等资源的有限性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其六，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各地区的工业化不可能齐头并进，在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可能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其八，环境污染问题已相当严重。其九，工业化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单纯的生产率问题，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这一问题实质上涉及的又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民主、机会平等、过程平等，涉及到如何使社会各个阶层在相互牵制和均衡中前进。[26]

      这里面真正值得忧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坚持下去，能否不断得到完善，最终走向健全与成熟；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能否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去支持和推动，而不是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至于工业化水平低，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推动工业化高度化；自主创新能力弱，更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提高效率；资源的制约、环境的污染，要通过提高以技术和效率为支撑的工业化水平来克服；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地区发展的均衡化，要通过工业化与市场化的结合以及政府制度安排的创新来实现。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前景与新工业化道路走向，正确的做法是，深刻体认工业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面临的新机遇，在扎根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毫不动摇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工业化道路。

 

      五、若干检讨与出路思考

 

      新工业化道路之争仍将延续下去，特别是在入世过渡期结束以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之前。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还在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运行，只要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只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还没有形成，只要我们的主导产业还不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业化问题仍将不断浮出水面，新工业化道路仍会成为我们陷入工业化困境中的期待，新工业化道路理论仍会成为我们对现有工业化模式的批判理论。在这场新工业化道路之争中间，有以下五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检讨。

      其一：市场化条件下探讨主导产业之发展有无必要？

      有观点认为：在市场化条件下争论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服务业，高加工度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是没有意义的，一切任凭市场选择好了。首先，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不存在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其次，市场需求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需求，市场选择归根结底是人的选择，探索市场经济的选择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探讨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产业是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自觉地顺应市场选择规律，避免市场规律强制作用下的各种摩擦，少走弯路；再次，先进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以及一般规律是值得借鉴的，中国过去工业化的历史教训也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借鉴历史可以减少我们的盲动性，增强我们的自觉性。

      其二：政府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

      关于新工业化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规划，学界和地方政府有很多争议，那么政府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呢？“十六大”报告明确倡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基本理念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含义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明确要求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之中的三对矛盾，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的基本思路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并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中发展信息产业尤为迫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了推进新工业化进程，政府提出了对自身的基本要求：深化科技与教育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鼓励科技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由此可知，政府提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在各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其三：政府究竟应在新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有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面前政府应该完全无为，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因此，政府大力推动赶超是必要的。过去我们工业化实践的最大历史教训莫过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对工业化的强行安排，由于没有开放的国内外市场为依托，导致我们的计划安排跌宕起伏，倚轻倚重，不是经济过热引起各方面紧张，就是经济停滞、混乱，特别是付出了牺牲农业现代化的代价，而工业化却并没有真正成功，特别是缺乏能够与国外一比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有鉴于此，政府应该切实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真正转换职能，以制定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各种法律法规、公平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提供战略思路，但不强制贯彻，而是通过影响市场主体判断和影响各种要素市场波动发挥作用。目前政府也表示要切实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其四：走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有无必要？

      目前关于走新工业化道路的探讨不是政府一味操作的，而是在我国工业化既面临重重困扰，又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形势下的现实诉求。首先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低技术、低服务的粗放型工业化在我国资源、能源、人口、环境、资本等条件的制约下已经走入困境；其次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传统的计划型工业化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再次，知识与信息革命的大潮席卷全球，推动科学技术的高端化、工业化的高级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基本动能。在WTO过渡期结束以后，中国更深地卷入全球市场化中去，灵活地驾驭国际市场，特别是国际要素市场，是企业存活扩张的根本出路，走新工业化道路是必然选择。

      其五：新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

      新工业化道路应“新”在环境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就环境创新而言，要通过舆论和政策形成全国范围的新工业化理念，营造走新工业化道路的大气候，发挥政府的宏观导向作用，着眼唤醒市场主体的自觉性。就制度创新而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撤除市场的内外分割、区域分割、结构分割的体制，放松被人为扭曲的各类要素市场，打通全国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特别是要建设顺畅的人力资源市场、自由的资本资源市场、明晰的产权市场。消除分隔城乡的各种体制，彻底打通城市与乡村，走以城市吸纳乡村、乡村支持城市、城乡互利为特征的城乡互动、联动的城市化道路；深入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行政力量完全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力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监督。就技术创新而言，政府可以鼓励创新行为，提供创新政策，规划创新战略目标，但不要参与对学术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学术社团与学术机构根据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自主抉择；学术界要健全自治自律的机制，通过体制激活创新欲望；企业既可以有自己研发机构，也可以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在国家新工业化战略的理性牵引下，企业的自主创新视企业需要与市场需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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