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西欧正处在工业革命日趋完成、市场化迅猛扩充、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而同期亚洲则更深入地卷入欧洲资本主义所编织的世界联系之中，小农经济逐渐解体，特别是农村公社日益崩溃。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联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虽然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思考，但其中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文明性与历史过渡性的深刻检讨也充分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解决落后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马克思1853年6月25日与8月8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3804、3840号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是姊妹篇，比较系统地、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亚洲现代化过程（以印度为中心）中的三农问题的基本认识。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重视野看待人类的发展问题，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马克思以社会主义明其方向，而对发展落后的亚洲则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文明一面，要求亚洲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发展，加强内部联系与世界联系，大力发展机器、工业、市场、资本、科学技术、私有产权等等，严厉批评亚洲的农村公社、等级制度与分工方式，提出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建设新式的现代社会的历史任务。虽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改造旧亚洲的历史工具，但指出他们并没有完成建设新亚洲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显然不是简单的否定，无疑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歌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第一，空前程度地解放和发展了人的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之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社会劳动里面呢？

      第二，使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常地发生变革

      资产阶级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常”，而是“变”，即“发展”，“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提升为社会的中轴和主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地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地发生变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

      第三，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进程，普遍建立世界联系

      马克思从营利的角度界定了现代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以及其根本的历史使命。指出，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由此，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与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

      第四，实现了城市化，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马克思虽然对田园诗般的乡村的被改造在情感上有点惋惜，但理性地讲，马克思是充分地认同城市化的。指出，资产阶级已经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第五，消解权威、神圣、停滞、等级，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理性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快速的变化持理性的态度，他深刻地洞悉到：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在深入理解资本主义文明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亚洲式的农村公社阻碍亚洲的发展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亚洲的农村公社是一种细小的、刻板的、封闭的、孤立的、家族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肌体，其中，“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一直处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一种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虽然马克思同情亚洲农村公社的毁灭，“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马克思还是主张必须消灭农村公社，理由是，第一，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尽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第二，这些不开化的人具有深刻的自利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国家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变成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第三，农民的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第四，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马克思观察到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工业、科学与自由贸易彻底摧毁了印度的小农经济，也将摧毁村社制度。指出，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蒸汽和自由贸易破坏了村社制度的大部分，使之正在完全归于消灭。

      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视野下，马克思对亚洲的三农走向作了战略思考，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途径与办法也有所设计。

      第一，亚洲三农问题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建设新式的现代社会

      马克思认为亚洲必须现代化，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亚洲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由此，马克思除了批评殖民主义在亚洲的侵略与暴行以外，还指出殖民主义对于亚洲现代化的启动与进展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土地产权制度方面，亚洲社会迫切需要实行私人土地占有制

      马克思认为古代亚洲没有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农村公社制度，而农村公社制度阻碍了亚洲的进步，现代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以土地产权的个人所有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

      第三，亚洲各国必须发展现代交通（特别是铁路）、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消解传统的等级制度与分工方式，加强内部的联系以及与世界的联系，彻底摆脱孤立状态

      马克思对人类的交往发达程度非常重视，把它看作衡量人的发展程度的根本指标，当然也是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马克思对亚洲内部联系以及与世界联系的加强持充分的肯定，并呼吁亚洲通过发展现代交通进一步发展出普遍的联系。缺乏运输和交流工具，会导致社会非常穷困。马克思观察到：虽然亚洲的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导致整个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而自从蒸汽引入以来，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一直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预想，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成8天，而这一度是神话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马克思特别指出铁路建设对亚洲解决三农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第一，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需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现象就可以避免。第二，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人员和开支，减轻农民负担；第三，铁路能够使农村公社（马克思指出，不列颠人已经把印度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互相交际和交换的新要求得到满足。第四，铁路还能够将其他国家的各种改进办法和实际设备的知识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使这些地方能够仿效。第四，铁路能够降低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而且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第五，由于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第四，亚洲政府对农业发展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马克思认识到：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指出，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因此，“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取决于政府的好坏”。

马克思对亚洲三农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虽然根本上说，是从资本主义视野出发，但就当时的历史情境而言，马克思从工业先进国家看到了后来者的身影，而且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是从现代化与真正的世界史视野来考量亚洲发展前程的，因为，马克思认为，亚洲人民要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在世界普遍联系之中来反省和规范自身，亚洲的每一个国家与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普遍交往之中发展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亚洲就必须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开放创新，自觉地发挥历史首创精神，循现代化的轨迹前行。

      马克思对亚洲，特别是对印度三农问题的看法，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