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学史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历史学领域出现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史学日趋自觉和自律的特点。本文拟在梳理这一过程基本线索的同时,对各时期的发展特点、成就及其在推进现代史学建设方面的理论意义作一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史学史;现代学术;学科自省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其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张和理论与方法的日趋精密,同时也视其能否通过自觉的反思及时总结前人的成就得失,以促进学科自身的完善和良性运作。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史学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便体现了这一现代学术的理性发展趋势。

一、从传统“史评”到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史　

史家对前人史学活动的反思,并不始于现代,它是史学作为一种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中国,至少从司马迁《史记》开始便有了这类意识,其《太史公自序》对孔子《春秋》史义的讨论,可以说是最早的具有理论色彩的史学评论。其后《汉书·艺文志》、《后汉书·班彪传》、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晋书》卷82陈寿等史家传、《隋书·经籍志》、郑樵《通志·校雠略》、顾炎武《日知录》和赵翼《廿二史札记》等,也都对此有所关注。特别是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更把传统史评发挥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境地。不过,从总体上看,传统史评对学科的自省仍处于一种经验状态:其所关注的史学功能、史家修养、著作体例、文字表述等史学要素,大多尚停留于外在表现形式等直观性较强的经验层面(只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所例外);同时,绝大多数史评讨论的都属某种史家或史著的具体得失,而未能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抽象。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初年才开始有了性质上的转变。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接连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极力倡导运用进化论重新认识历史,“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的同时,对旧史学的弊端作了猛烈批判,虽然言辞过激,却由此揭开了现代学者理性反思传统史学的序幕。在1921年写就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梁氏又简要论述了“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对史官制度、各种旧史体裁的源起、演变和优劣一一作了评判。稍后,郑鹤声的《汉隋间之史学·导言》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作了概述,认为其大致经历了黎明时代(三代)、昌盛时代(汉至隋)、中衰时代(唐至明)、蜕分时代(清代)四个阶段。[2]特别是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所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专门设立了“史学史的做法”一节,指出:“史学, 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3](ｐ．316)首先公开提出了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研究的主张,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至少包括四方面:(1)史官。包括史官的起源、历代史官建置和修史制度沿革,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2)史家。包括历代重要史家和史书,特别是有创新的史书,说明其间的继承关系,并着重考察史体演变与史家的观点及写作方法。(3)史学的成立及发展。研究传统史学评论和史学理论发展,及其对史学演变发生的作用和意义。(4)最近史学的趋势。探讨其新进展和存在之问题,指出其可能的发展前景及应循方向。对于中国史学的演变,他虽未作出明晰的分期,但也提出了若干划分阶段的标识,如说“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史记》出而“史学因之转变方向”,肯定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创地位;又谓正史之编纂,“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而“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都不同”,[3](ｐ．19,322,21,327)故皆含有某种转折的意义。这些论述,都给后来的史学史研究以很大启发。

正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自20世纪20年代起,史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史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进入了草创期。其时,各大学史学系纷纷开设“中国史学通论”、“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和“西洋史学史”等课程,相关研究也日趋增多。这些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中国史学史编写的整体框架,特别是其发展脉络问题。所谓“整体框架”,涉及的主要是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在这方面,梁启超关于史官制度、史家与史书,以及史学发展大势诸要素的界定,应当说得到了当时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在史学史的分期上,则颇有一些分歧。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的说法,他认为:“吾国史学之发展,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孔子作《春秋》以迄荀悦述《汉纪》,前后凡七百余年,实为吾国史学上两种主要体裁———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之时代。荀悦而后以迄于北宋末年,其间约千年,吾国史家除继续发挥编年与纪传二体外,颇能致力于通史之编纂。然所谓通史,乃《史记》式之通史,非吾人今日之通史也。故此期可称为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之世,实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大宗门之思想至是皆始成系统,而儒家一派独演化而成所谓浙东之史学以迄于现代。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何氏的分期,显然是从史体的完善、流派的出现和观念的进步等史学要素的成熟度着眼的。如认为东汉末至北宋末编通史之风渐盛,“凡此诸作之宗旨莫不在于贯通古今”。尤其是指出了南宋以后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变化,在于史学的学科独立性得到加强,并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史学流派,而在此之前,“经、史、文三种学术往往混而不分。或轻史重文,成喧宾夺主之势;或以经驾史,抱褒贬垂训之观。故学者之于史学,或视同经学之附庸,或作为文学之别子,史学本身几无独立之地位焉。自南宋以后,浙东史学大兴,当时道学家至诟浙学为‘知有史迁而不知有孔子’,其盛极一时之情形即此可见”。①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独到处。此外,朱谦之也据各时期史学性质的变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起源到春秋各国所编的国史,可称之为“故事的历史”;第二阶段,从孔子编《春秋》到唐宋时期的各类正史,以及《史通》、《通鉴》等的编纂,可称为“教训的历史”;第三阶段,自宋至清各类纪事本末、典志体“三通”和学术史的出现,其特征为注重历史的贯通发展,故可称之为“发展的历史”。而自清末至现代,则形成了以治学方法变革为中心的进步趋势。[4]这些分期标准的差别,要皆反映了各家在史学史研究中考察重点的差异。

二是有关各时代史学基本状况的讨论。如朱希祖的《中国史学之起源》(《北大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5月)、陈竞的《周秦史学》(《中国大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7年11月)、齐思和的《先秦历史哲学管窥》(《史学年报》第1卷第1期,1929年7月)、万福曾的《魏晋之史学》和《宋南渡后蜀中之史学》(《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15期,1936年12月11日)、吴丁谛的《北宋之季的稗史》(《中美周刊》第1卷第36、37期,1940年6月)、吴景贤的《清代史学与民族思想》(《国师季刊》第7、8期,1940年7月)等。特别是郑鹤声,自1923年起先后发表《司马迁之史学》(1923年7—8月)、《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1924年2月)、《汉隋间之史学》(1924年9—12月)、《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1925年3—5月)、《读王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宋论〉》(1925年6月)、《各家后汉书之研究》(1926年12月)、《正史总论》(1929年5月)、《史与史字之解释》(1929年11月)等系列研究论文。此外,据《吴宓自编年谱》,郑还另有《唐以后之史学》长文一篇投《学衡》而未刊[5](ｐ．258)。如是,则其原定分三代、汉至隋、唐至明和清四集通论中国史学之计划已大体完成。这些论文,在资料上爬梳尤勤,不仅于史官制度沿革、重要史家与史著、各类史体之流变、学风之转换、关系史学之重大事件,甚至史官的日常生活及境遇等皆有所考论,对于各时期史地学的观念与方法亦作了初步的理论归纳。

三是对历代重要史学流派和史家的研究。其时关于古代史学流派的讨论并不多,较值得注意的有蒙文通《论先秦传述古史分三派不同》(《成大史学杂志》第1期,1929年7月)、缪凤林《古史研究之过去与现在》、陈训慈《浙东史学管窥》、李思纯《元史学》等。其中缪氏所作,原名《研究中国古史之派别及得失》,文中将古史研究按其观念区分为四派:一为疏通知远派,其旨主“疏通知远而不诬”,司马迁、杜佑、司马光、柳诒徵等属之。二为博古派,其治古史“不以六艺为衷据”而能博征他籍,如三国蜀谯周《古史考》、清马《绎史》、林春溥《开辟传异》、近人陈汉章《上古史》等属之。三为杂糅派,其谈史“迷信载籍逾于博古派,而博雅不足,无别择、无义法又过之”者属之,如南宋胡宏《皇王大纪》、近人王桐龄《中国史》等。四为儒家正统派,主张“屏百家之异说,据儒家之记载”以言古史者属之,如宋欧阳修之《帝王世次图序》、吕祖谦《大事记》、清崔述《考信录》等。[6]陈训慈的《浙东史学管窥》则对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清代浙东史学作了系统评述,并归纳出该派的总体治学特征为:博涉而能返约,注重实践,具有经世精神,寓民族思想于史学,无门户之见。[7]李思纯的专著《元史学》还以世界学术的眼光,对当时已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的蒙古学之兴起、资料分布、研究范围和关注点,特别是中外各家各派的成就得失作了综述,第一次为国内的蒙古史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学术史背景。

至于史家个案的专题研究,此期尚多集中在司马迁、班固、刘勰、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钱大昕、崔述等少数人物身上,其中尤以对刘知几和章学诚的讨论较多且具新意。它反映出“五四”以后学术界在输入现代西方史学的同时,试图运用新观念重新审视并发掘传统史学理论精华的深刻用意。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偏重于史实记载,致使少数专重史学理论研讨的史家长期声气孤寂,不为人重,清代的章学诚便是如此。1919年至1920年间,在美受到过西方现代史学正规训练的何炳松开始关注并研究章学诚的史学。1922年2月,他将自己平日读《文史通义》积累的心得整理为《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一文,刊于《史地丛刊》。与此同时,因受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编《章实斋年谱》之刺激,胡适也着手研究章氏,并于1922年2月发表《章实斋先生年谱》。两人都以现代学者的眼光,对章氏一生行迹和学术思想作了考证和表彰,在学术界激起了相当反响,由此引发了不少讨论传统史学理论的文章。③特别是何炳松的《史通评论》(《民铎杂志》六卷1期,1925年1月)和《章学诚史学管窥》,不仅对刘、章两家的史学作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比照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指出章学诚的观念有不少都暗合于现代史学的要求,如提出史书记注和撰述的分类概念、注重“通古今之变”的通史观念,以及要求慎重处理历史研究过程中“天人之际”的关系,以“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等。[8]应当说,这些研究,明显超出了传统史学评论的范围,使史学史研究的视野大为拓展。

二、在反思中寻绎史学的理性发展之路

经过二三十年代的草创,中国史学史研究在40年代进入了第一个成熟的收获期。其最显著的标志,便是一系列具有系统性的专著相继出版。在此之前,虽也有徐敬修《史学常识》(大东书局,1925年4月版)、曹聚仁《中国史学ＡＢＣ》(世界书局,1930年6月版)和卫聚贤《中国史学史》(1933年持志学院讲义本)等几种著述发表,但徐著乃史学初级入门书,其所涉及的历代史学概况十分浅显笼统;卫著则属讲授提纲,仅见粗略线条;曹著叙述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稍具条理,并有一些见解,然作为一部普及性著作,除简略评述古代各体史书外,余仅述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家史学和清初浙东学派,其内容仍缺乏深度和系统性。而40年代后,随着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柳诒徵《国史要义》(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纷纷问世,情况乃大为改观,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梳理,还是在研究方法与著述框架上,都日趋体系化。

较之草创期的论著,这些著作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系统性大为加强,其中以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最具代表性。该书初版于1941年④,凡十章,对先秦至民国的史官制度、重要史家与史著, 乃至史学风气之转换等,皆有讨论。其述各时代重要史著和史体得失,涉略尤广。故行世后,一直以资料翔实、结构完整为人所重,王玉璋、傅振伦等所编中国史学史讲义无不受其影响⑤。此外,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在这方面的努力也颇可注意。魏氏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抗战中,于流离颠沛之际写成此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将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中国史籍之位置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作一有系统之综括叙述。下编则分期叙述自远古至民国每时代史学发展之情形,注意各种体裁之因创,尤注意史学家之史学理论与方法。”[9]对各期史学发展的特征及史体类别源流等,均有一些独到见解。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则分中国史学之起源、纪传史、编年体、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等七章,对中国古代的代表性史体和史学典籍作了评价。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研究对传统史学理论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除金、魏诸作对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史学皆有论述外,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特设“历史哲学”一章,专论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三正三统说”、“皇极经世论”、“三世论”等历史哲学,以及神权史观、垂训史观和科学史观演变递兴的过程与意义。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则从“任何国族之习心,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10](ｐ．371)的认识出发,依据传统史学自身的特点,将之归纳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目,对其起源、运作体制、主导思想、编纂体例、史家修养和社会功能等,作了高度概括而有系统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其民族文化及价值观念等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在此时加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如翦伯赞于1945年接连发表《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历史学》两文,对两位古代杰出史家的史学思想及其历史编纂学、治学方法等作了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古代,“写著历史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所谓历史学”,实始于司马迁,他的过人史识,使《史记》所记人物,无不透露出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或特点;其所创立的纪传体,不仅在当时是综合各类史料、全面反映历史的最好方法,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之方法”。[11](ｐ．37,46,74)而司马迁之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12](ｐ．75)应当指出,这些看法及其分析评价模式,对于后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一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现代学术的一种学科自省,史学史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于自身现状和未来的思索。正因如此,梁启超以后的各类史学史论著往往十分重视“最近”或“最新”史学趋势的讨论,论及古代史学的利弊得失,也不忘从中寻求现实的借鉴。如郑鹤声在批评清代史学的缺陷时称:“史之真用,欲使后世读之,知其所以立国之道,进化之原,与吾人生活风俗习惯等个性之渊源而已。”但“后世史家,竞讲史裁。节删其文,以为谨严。记载稍涉碎细者,则以为繁芜。遂使社会琐情,无由详悉,此一蔽也。近以来,全凭碑传,连篇累牍,悉属谀词。采而取之,真伪莫辨,此又一蔽焉。而读史者亦复有一蔽,相习成风,至今犹未尽去者,则但知考订年月之讹误,校对人名之参错,仅持一隅,无关大体”。“是风之流行社会,读者深受其毒,不可胜数,是诚史界之不幸”。[13]故亟应纠正。李思纯的《元史学》在考察了中外蒙元史的研究历程后,也指出:“中西两方之所研究,向日皆各自从事,不相贯通。自洪钧以来,已有双方融会之势,然终为时代与能力所限,仍未能有完美之效。今中西之交通大启,双方之研究成绩灿然列于吾人之目前。凡前人为见闻所囿,徒费辛勤而终不能成完美之工作者,吾人今日皆可一举而补成之。吾人当此优越之时会与境地,但能勤搜博采,即可将中西史籍中所得者,一炉合冶而收奇效。”[14](ｐｐ．203-204)对现代史学沟通中外的进步前景作了展望。而在那些有关当代史学的专论中,这种学科自省的意识有着更为直接的反映。

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当代(即今所谓“近现代”)史学的讨论,按其内容大致可分几类:一是对近现代史学家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个案研究。二是对史学发展现状之综述,如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朝华》第2卷第4期,1931年3月)、李杰《一年来国内史学之回顾》(《图书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等。三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近现代史学发展进程的研判,如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等。三者之中,以后者的研讨最具理论反思意义。

如朱文指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以方法论的转变为中心,先后经历了考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递兴的过程。考证派以王国维、罗振玉、梁启超、胡适、顾颉刚、李济、傅斯年等为代表,成绩固然不少,但“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见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并且否认历史进化法则的存在,对史料贪得务多,误以历史辅助学科为史学之全部,故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唯物史观派的“无情批判”。但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派自身也不免存在“缺点”,主要是“理论多而事实少”,往往“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什问题”,因而主张发起一场“现代史学运动”,综合“历史上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之理念,以纠其偏。[4]周文则更是一篇梳理和综论现代各史学流派得失的系统之作。他认为,清末以来,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期”,无论在历史哲学或方法论方面,均与传统史学日渐不同,形成了一种“新史学”的建设趋势。关于此期的史学流派,曾有人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倾向(冯友兰《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或“记诵”、“革新”、“科学”三派(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其他则倾向于将其简要归纳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其中史料派以蔡元培等人为代表,专重材料的采集整理研究;史观派则包罗范围甚广,其内又可分为儒教史观派(主要有持古文经学观和今文经学观两派)和超儒教史观派(包括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和以康有为、崔适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对现代史学的发展各有其深远影响,特别是今文学派,虽然立论过于武断,但“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立,使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疑古派部分即承其绪而来。而以王国维等为代表的考古派,虽与史料派有相当关系,但能在材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其历史方法论和史观,这是他们较史料派高明的地方。鉴于疑古和考古派治史往往只重现象而疏于论究原因,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释古派遂起而倡导“用一种理论以解释这各期社会形态与本质之所以形成及其转变”,二三十年代持续开展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便是这种史学风气最明显的反映。至其不足,乃在“每每热情过于理智,政治趣味过于学术修养,偏于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历史学的特殊性,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15]另有曾繁康的《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将现代史学分为考据、唯物史观和理学三派,论其治学特征与得失,以为三者“各有短长,亟宜自加检讨,将来必能于中国的史学上均有贡献”。[16]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对历史学发展的现状作了一定分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叶蠖生之《抗战以来的历史学》。该文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出发,着重对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展开了分析。认为,抗战中,各派政治力量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也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论的斗争。事实上,只有唯物史观才是进步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的法则”。抗战以来,该派历史学者在世界科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历史学科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历史的整理、中国各种学术史的整理、世界史的整理、通俗化的宣传工作,以及反投降的理论斗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抗战阵营内的唯心论史家虽然也在运用历史学开展民族救亡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理论与方法的缺陷,往往易脱离社会实践,甚至钻入“读经”的故纸堆中,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自然也不能得真相之所在。文中还猛烈批判了日本军阀御用学者秋泽修二和国内对日妥协派种种谬误的历史理论,肯定了翦伯赞、吕振羽、吴泽、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设历史学科理论和反对各种日寇汉奸及投降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强调了未来史学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唯物史观学派渐走向主导的地位”。[17]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一文则对1941年至1945年间的史学成就作了小结。指出,自1940年提出“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之后,史学界起而响应,中国史的研究尤取得了可观的业绩。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泽等人的古代史研究,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华岗、严中平、李平心等人的近百年史研究,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成就,“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而且可以说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契机。学术研究可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基础,那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才能使洋八股和洋教条完全‘休息’下来”。[18]

此期当代史学研究的另一力作,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该书初版于1947年,分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三编,简要评述了清道光间至1945年的史学成就。认为,其前期史学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迄民国成立,一方面仍沿着乾嘉以来的治学路数,注重于历代正史的考证、续补或改作,同时也萌生了三种新的趋势,即金石学的考索、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以及经今文学的复兴。后期自民国迄于抗战胜利,除继承前期成绩外,又拓展出考古学和史前史、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敦煌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和社会史等六个新方向的研究,成绩斐然。后期史学所以较前有显著的进步,原因在于:一、输入了西洋近代的科学治史方法;二、输入了西洋新史观如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等;三、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四、受欧美日本汉学研究进步的促动;五、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影响。并指出:“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19](ｐｐ．3-4)尽管本书讨论的重心在文献史料学和学术信息方面,使之与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有着相当距离。但其对当代史学各重要分支学科的成就及著作分门别类、如数家珍的介绍和得失评论,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对现代学术发展态势与信息的高度把握,迄今仍对史学各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史参考意义。

三、局限———学科建设的后继使命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与内涵,在某些方面且达到了一定深度。但作为一门刚从传统“史评”蜕型为现代史学分支的学科发展史,其身上的旧痕迹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史学史的论著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旧历史文献学和史部目录学气息,这一点,从郑鹤声的系列论文到金毓黻、方壮猷和顾颉刚的专著中都可看得很清楚。至于对各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更是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

此期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另一薄弱环节,是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事实上,与中国史学史年轻的“学龄”比较起来,学术界对西方史学史的了解并不算晚。较早的如李大钊,从1920年起就留意探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并于1923年底至1924年夏,编成一部《史学思想史》,作为北大授课讲义印发,对16世纪末以来鲍丹(Ｂｏｄｉｎ)、鲁雷(Ｒｏｙ)、韦柯(Ｖｉｃｏ)、孟德斯鸠(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孔道西(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桑西门(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今译圣西门)、马克思和理凯尔(Ｒｉｃｋｅｒｔ,今译李凯尔特)等西方学者的历史观一一作了评论。作者认为,人类的历史观念,大体经历了“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之过程。过去的历史诚然不可更改,但认识却可以不断翻新,“与时俱化”,前人认识上的不足,正赖后人“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至于见解的高低深浅,很大程度上则与其所持的历史观有关。并声言,中国旧史家之观念,大多不出循环、神权、伟人诸史观范围,致使旧史记载,“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