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历程，以往论者关注的重点，多集中在理论、方法、观念或学术成就的总结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酝酿于清末，几经曲折，至20世纪20年代，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组织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它的运作，对以后直至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体制，就其基本框架而言，显然仿自西方近代的学术运行模式，其间虽也有人注意到叶某些传统制度的借鉴问题(如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兼采旧书院制度等)，但总的来说，效果不著。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对西方制度的引入实际上又是残缺不全的。最明显的是没有建立起自己较为稳定和独立运作的社会性学术基金资助体系(当时较为规范的这类机构，其资金来源多半与国外有关)，以致一定程度上影响T某些学术研究事业的持久正常开展。

　关健词:现代史学;制度建设;运行机制   

 

　这里提出“史学运行机制”的概念，目的是想从制度层面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和运行特征作些讨论。广义的“史学运行机制”，我以为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特征的理论层面，如一定时期内为一般学术界共遵或通行的指导思想、理论范式、学术纪律、功能观和批评准则等，这是一种无形但却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的“软制度”。对此，过去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故文中不再展开。二是为维持史学正常运行所创建的各种具体设施，如现代学术系科地位的确立、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研究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学术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与渠道，及其运转所需资金物力的筹措配备体制等，这些，同样是影响现代史学发展不可忽略的要素。本文的考察，便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在科学观念的主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反复，其得失教训，皆足为当前的史学建设提供借鉴，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一、现代学术布局中史学独立系科地位的确立

    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系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1]。魏晋以后，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于是历代相沿成习。但依据现代学术观念加以衡量，其分类法不但门类偏少，且不少学科边缘界限不清，分类无统一标准，缺乏内在的系统性。如经学中包含着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各类学问，史学也混和着天文、地理、社会、民俗诸学，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早期学术的综合混沌特征。至于四部分类中的子、集两类，更是纯以著作外在类型为据的粗略归类，内容十分庞杂。这种状况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传统分类主要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即注重各类知识的源流背景而轻其现状结构所致。因此，即使南朝刘宋时一度出现过全按知识内容区分的儒、玄、文、史四学，也未能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可，宋司马光甚至还站在儒家正统观的立场上批评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2]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的输人，此种封闭的知识架构和粗糙分类体系渐被打破。在“中体西用”说盛行的时代，因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西学内涵，于是在涉略“新学”的讨论时，乃不得不引入其知识分类概念以为补充。如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将各类书分作四大类，其中“学类”下著录西学著作130种，区分为算、重、电、化、声、光、汽、天、地、人体、动植物、医、图等学凡十三目，几全取西学分类法;其余政、教、杂三类下之分目，则不免中西杂陈。故自谓“未有善法”，仅“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而已[3]。次年康有为所作《日本书目志》的分类更趋西化，全书凡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门。各门下细目亦多取西法。当然，这还只是以西法施于外来书籍的分类。至20世纪初年，对西方学术分类法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新学”的范围，而是直接渗人到了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总序》中即主张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法律学、文章学这样的分类法，“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编一部新颖的先秦学术史[4]。而“国学保存会”计划设立的国粹学堂，也开出了类似的学习科目。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清廷制定的学校专业科目变化中看到这一趋势。如戊戌变法期间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参合中西学制，规定其“溥通学”科目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9科，另加外语(英、法、俄、德、日任选其一);“专门学”科目包括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归此)和地理学，以及农、矿、工程、商、兵、卫生(医学归此)等十科[5]。在作为基础部分的“溥通学”科目设置上，尤显出较为陈旧的知识结构布局意识。而1902年公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则规定，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本科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已大致接近于西方的分科设置，以致引起了张之洞等人的不安，特将原附于文学门的“经学”抽出立为首科[6]。这一改变，反映了清廷依然试图维持经学作为各科主导的意图，也因此遭到了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王国维之质疑。在他看来，儒学“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以自外于学问者哉”!并指出，大学所定科目，尤不应将哲学排斥在外，观东西各大学之教学，无不设有哲学一科，盖人生对“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而“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故“我国大学，不特当立哲学一科，且经学、理学、文学、史学各科中，均应重视哲学知识之传授”[7]。虽然这一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到民国初年，却差不多成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识。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即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取消经学科，其原有内容分别纳人文科相关系科。而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还确定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其历史学门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西洋史二类。各专业方向下所设课程一般都在十门之上，中国史及东洋史之课程达十五六门，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8]。

    这种现代学术分科概念不仅规定了民国时期各大学的科系设置，还直接影响到对“国学”内涵的重新认识，20年代后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几乎都将“国学”划分为语言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术等门类加以研究。

    不仅如此，“五四”以后，在科学观念的引导下，除了对史学、文学、哲学等一部分传统学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外，还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引进和创立了一批现代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经济学、教育学及各门自然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逐步构筑起了具有现代文化视野且门类比较齐全的分科体系。

    而从历史学知识结构的更新看，这种现代转型的趋势也很为明显。在清末京师大学堂文学科中，史学本分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二门。中国史学门的主干课程定为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古今地理、西国科学史等十门。万国史学门除减少中国史内容而代以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和西国外交史、年代学外，近一半课程同于中国史学门。其学科知识结构明显带有中西杂揉的分类特征[9]。民国初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中外史学同归历史学门，所设课程中增加了考古学、经济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等具有现代气息的课程，只是北京大学未及时实行[10]。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其文科才得以在原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三门的基础上，增设了中国史学门，虽然初时开出的专业课程比较单薄，但经过几年的改造充实，到20年代初，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史学专业理论、中外通史、历史辅助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在内的课程体系，为现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石[11]。

    比较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特性，还可发现其内涵与外延间的变化似呈一种相互背反之现象:一方面，传统史学融天文、地理、风俗、宗教及诸人事现象为一科，内容极为庞杂，而其关注点却全在政治一隅，显得十分狭隘。另一方面，现代史学则因各种新学科的建立和学科分工的细化，其专业内涵虽较前大为缩小，然在研究视野上，却主张突破旧政治史的框架，把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从社会功能看，传统史学本兼有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各种学术的职能，地位虽然显赫，担子却过于沉重。现代史学的功能则因其学科分工和自身研究特点的限制，“致用”范围已较前大为缩小。面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曾指出:“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人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1]。郑鹤声也认为:“自有新史学之提倡，而旧史学之范围已日形缩减，比如昔日数世同堂之大家庭，声势煊赫，今则各自析翼，转成小家庭。如前志所列之地理、刑法、目录等等，皆离母体而另成一种科学，与之并驾而齐驱焉。时势所趋，梁氏(指梁启超)因创‘以收缩为扩充’之说。”[12]所谓“以收缩为扩充”，其实正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现代大学教育与史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

    现代专业人才培养制度的规范化，是使各种学术成为独立知识领域并获得持续发展后劲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自古以来，在我们这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里，一直存在着少数以修史为职责的史官，但必须看到，他们的产生途径、职能、知识结构和治史技能等，都与现代职业史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别。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在这方面出现了合乎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了通过大学或研究院的系统训练以培养史学专才的机制。

    如前所说，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我国在民国初年教育部发布的文件中已基本确立了按现代学术门类分科的布局。史学作为独立系科的地位确立后，无论在学制、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日趋规范化。如北京大学1917年初设中国史学门时，专业课仅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金石及考古学、民族史及宗教史、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人种学等十门不到[13]。至该年1月改订课程，复提出增加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中外地理沿革、年代学、社会学、经济学、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以及欧美亚洲各国史等十余门，内容体系大为改观[14]。

    其余一些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也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中清华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为大学一年级通设必修课，计36学分。二为本系专业课，计60学分，分必修与专修二类，必修为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欧洲十九世纪史和史学方法，共20学分;选修包括本系和外系所开的文学史、哲学史、法制史、经济思想史、美术史等相关课程，共40学分。三为外语(16学分)和自由选习(20学分)[15]。中央大学历史系除共同必修课外，其余课程分为四类:一为主系必修，包括中外通史、中西文化史、史学通论等;一为主系选修，包括中国民族史、风俗史、历史地理、外交史、蒙古史、西藏史等;一为辅系必修，规定历史系学生皆宜选文学院某系或他院性质相近之系以为辅系;一为系外选修，包括人类学、人生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原理、经济史、政治原理、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等15门课程。燕京大学的课程也有“主修”和“副修”之分，只有同时修足主修科和副修科的学分才能毕业[16]。其时师范性质的大学如北京高师史地部的课程，虽偏重通论、通史一类而不及北京大学之专，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而一些地方性的大学，如河南大学，还开设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学术研究课程，作为历史系的必修课[17]。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新水准。

    此期大学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对外国史普遍较为重视，有的还提出了“中外历史课程兼重”的教学方针。如清华大学史学系的课程便大致为“中外史各占一半”[18]。燕京大学历史系也按照“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重点发展汉学研究，中西历史兼顾”的方针[19]，开设了不少外国史课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三四十年代国内一些主要大学的历史系，在外国史方面的主要课程为西洋通史和断代史，希腊、罗马史，英、美、法、德、俄、日、朝、印等国别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及一些专门史等。其中近现代史、大国强国史、西洋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等均为施教的重点，而上古中古史、亚非拉国家的历史则相对较次要。这些课程的设置，从专业角度讲，目的不仅在于使学生熟习外国史的相关知识，形成中外历史的通识感，还可使之熟悉西方现代史学的一般方法，以促进本国史料的整理及其历史的研究。

    不过与此同时，也应注意，由于清末以来大学历史课程的设置，一味沿着仿效西方的路向运行，有时不免出现不顾国情偏向以致引起了某些学者的不满。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将北大、清华、武汉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五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西洋史课程作了比较后，便指出:我国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西洋史课程，“在各方面都较美国最完备的三个大学为复杂，最少也与它们并驾齐驱”，“年限最少的也有三年半，多的可到九年”，如果加上美国大学没有的大量中国史课程，课程实在显得太多。“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不能一切都照抄美国。”他主张进行“彻底的改革”，方法是减少西洋史方向过于专门的选修课，加强本科生的中外历史基础知识学习与训练;而在教授内容上，也“无需盲目的追随西人”，如阿拉伯回教的历史，地位很重要，且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在西洋史的教材中总是处于附属地位，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在教学中加以纠正[20]。虽然雷海宗的“改革”建议当时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但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表达出一种要求推进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化”的理性意识。

    在历史教学法方面，这一时期的大学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如为了引导学生的自主研究精神，北京高师史地部采用了“自学辅导为主”，并注重考察、调查与测绘等实习科目的方法。北京大学史学系则在一般课程之外，经常开设“特别讲演”，就关系中外史学、各时代风气与特点，以及人种、社会、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等问题进行专题论述[21]，以拓深学生的思路和提高其专业研究素养。尤其是朱希祖主持系务期间，为了更好地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研究能力，“乃分四年课程为二部，前二年授史学的基本科学及通史，后二年使各就性之所近，专选一课为专门之研究，其余选择其所必需之课听讲……于是由普通史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朱氏还提出了一个因材施教的方案，即按照学生的各自条件与志向，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以培养历史著作家为目标，以利其提高历史写作能力为目的，以便于日后“著述国史，翻译外史，文理察密，足以行远”。另一类以钻研历史哲学或理论为职志，“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博学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

蔚为史学正宗”。

    与此同时，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还注意到一般大学本科的历史教学课程繁多，难以专精，因而主张建立研究院制度，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并招研究生作专题研究，率先对此作了尝试。在这方面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推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成立于1925年，专招“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行培养，学业一般为一年。其研究院章程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在科目方面，“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22]。其培养专业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却影响深远。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不少大学都起而仿效，建立了类似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如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31年)[23]、北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1935年)等。

    其时研究生的教学方法，尤体现出以专精为主的特色。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制“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对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拓展其思维和科研能力，是十分有效的。

    正是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上述努力之下，我国历史专业人才的正规培养自2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从中小学、大学到研究院的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衔接的教学体系，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兹仅举三例为证，据有关资料统计，北京大学史学系1920年至1930年间毕业学生达121人[24]，而1920-1923年间毕业的哲学系学生为81人，国文学系学生为78人[25]。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1926至1937年间的毕业生为53人，加上高等师范部文史专业28人，共计81人[26]。清华国学研究院自1925至1929年前后共招收四届研究生，毕业74人[27]，其中不少人，如吴其昌、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刘节、杨鸿烈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文史学界的栋梁之材。如果加上同时全国各高等学校或文史专科学校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三、专业研究机构、学会及其他制度的运作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史专业研究机构，是“五四”以后首先在高等院校出现的[28]，其中最早当推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该机构成立于1921年底，初由沈兼士任主任，下设编辑室、考古学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致力于分途搜集各项材料，并招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29]02。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 -192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1931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1932)、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1)等，也都属这种性质。至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始有国家行政当局系统的文科研究机构出现。此后，一些地方也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如1929年筹备建立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其下亦设有史学研究会，其初计划主要从事《北平志》、《北方革命史》、《清代通鉴长编》的编纂和地方考古工作。

    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为推进各项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通过这类按现代科学观念组建起来的研究机构，可以使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得到合理协调，变原来分散的个人研究为各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形成一种“集众的工作”局面，以便对某些高难度课题展开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其次，初步确立起我国现代学术发展规划的社会机制。这些研究机构一般都制定了较长远的科研计划。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后，即由马叙伦起草了一项《整理国学计画》，提出从系统整理各类学术资料和研治传统学术两方面人手清理文化遗产的计划，并规定了搜集文献和文物古器实物材料的具体方法与步骤[30]。第三，便于动员行政当局和社会其他力量，从物质上为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研究项目建立基础。如1924年以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会组织人员先后调查了北京大觉寺、大宫山古迹、碧云寺古家、圆明园文渊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与此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向社会征集图书和古器物。1929年，又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考古团，发掘燕下都故址北之老姥台，获得了大量古代兵器、钱币等文物[31]。尤其是中央研究院，更实施过不少大型学术研究规划，如在民族学研究及其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些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上、物质上具有相当活力的学术研究机构从中主持，完全是不可能的。

    现代专业学会的大量出现，是世界各国学术走向专业化和学科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1921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一卷二期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专就建立史学之事作了讨论。他认为，在中国，“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这样做，便于动员组织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力量，分工合作，将有关研究推向系统和深人。文中，他还从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促进清史编纂及注重当代史料搜集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史学会的任务，主张“参酌西制，以为规画。至其着手组织，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其后，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等文中一再发出类似呼吁。在此前后，一些大学史地部或史学系的学生首先对此作了尝试。1920年，北京、南京和武昌三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有关专业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史地研究会和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改为文史地学会)，出版了会刊。1922年11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也成立了史学读书会，订立九条章程，规定以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史和考古学等为宗旨。

    此外，还有1927年成立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32]和稍后的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等。上述学会中，以南高师的史地研究会组织最为完备。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掞藜、束世瀓、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为其中骨千。研究会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祯、徐则陵、白眉初、萧叔絅、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各项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会的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国内史地学界的知名专家。30年代以后，此类学会出现更多，影响较大的如1932年10月北平各大学史学系师生联合发起成立的地区性专业学会“北平史学会”[33]，胡朴安发起成立的“中国学会”，以及顾领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和陶希圣发起成立的“食货学会”等。

    这些专业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会刊。除上面提到的《史地学报》外，还有北京高师史地学会的《史地丛刊》、武昌师范大学文史地学会的《文史地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史学杂志》，以及《学衡》、《禹贡》、《食货》等，如果加上其他一些单位主办的文史杂志、国学杂志或各类学术杂志，数量就十分可观。通过这些刊物，大量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其他成果得以公诸于世，有的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史地学报》、《史学年报》，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专刊和集刊等，对于学术界树立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各类学术专业杂志的纷纷出现和持久活动，不但使我国现代学术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且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乃至整个学术专业化的建设，都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现代史学运行机制中，作为维持各类科研事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资金筹措机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近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私人资本雄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有不少都可通过各种民间基金会得到资助。但在社会经济整体落后、民间资本弱小的中国现代社会，这一有限的社会文化事业支出依然不能不靠各级政府的财政维系为主，国立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地方政府所办研究机构固然如此，一些民间学术社团也不得不常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资助，如顾领刚等人创办的“禹贡学会”即得到过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少量资助;至于民间私人的捐助，虽然也能对社团活动起到一些帮助，但终究是杯水车薪，难以长期为继。这一时期能够对文化学术事业提供较有力度的资助而又运作稳定的基金，往往是一些与国外有关的机构，如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等。成立于1924年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不仅对北京图书馆的建设和国内不少大学的教学科研以及科学团体进行了长期资助，其所设立的研究讲座专任教授和研究助学金等名目，也对一些个人史学研究项目的完成有相当的帮助，如30年代邓广铭的辛弃疾研究，就获得过其资助。“禹贡学会”的活动也得到过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大笔经费。而哈佛燕京学社由于得到了美国赫尔(C. M. Hall)基金会的巨款资助，更是在现代史学人才的培养、大型系列工具书的编纂、国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和专业刊物的出版等方面做出了多方建树。同时，赫尔基金会提供的另一项美国国外教育捐款，还对中国的燕京、金陵、齐鲁、华西、岭南和福建协和等六所教会大学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研究作了重点资助。尽管外国教会的这些文化赞助活动都有其自己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述现代学术的制度建设和运作，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及路向，其成功与缺陷，都将给今天的学术创造以莫大的启迪。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MJ.北京:中华书局，1956.

　[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2.

　[4]见《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5]《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6]参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60,570一571页。

　[7]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A].王国维遗书:第3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8]均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9] 《奏定大学堂幸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9- 780, 785页。

　[10]《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会布大学规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第5页。

　[11]关于晚清至民国初年学科体制的变迁情况，台湾东吴大学刘龙心博士的《学术与制度》〔台北，远流，2002年版)有详细的研讨，也可参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刘龙心撰写的第四编“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J].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13] 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年册》所裁文科犬学中国史学门课程表。实施于1917年下半年。

　[14] 详情可参见《北京大学日报》1917年12月2日刊《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及《教育公报》1917年第14期载《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表》。

　[15]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339-34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16] 钱家钰.四十年后话燕京[A].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7] 记河大的学术研究[A].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Z].南京: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

　[18] 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周刊》第11,12期合刊“向导专号”,1931年。

　[19]萧文领:《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经脸——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转引自查时杰著《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1919-1952)》,《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

　[20]雷海宗:《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独立评论》第224号，1936年10月25日。

　[21]参见《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教育公报》1917年第14期，1917年10月30日。

　[22]见《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

　[23]该所前身是1928年正式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1931年改称文史研究所，并于次年夏开始招收研究生。

   [24]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统计表》，《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25]此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解下第90-95页所载《历居本科毕业生统计表》

   [26]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录》，黄福庄著《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6),1988年版。

   [27]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1912年10月，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有发起建立“函夏考文苑”之议，拟仿法国，开设研究院，下设各种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马良之《函夏考文苑议》刊于1913年1月26日、2月2日、2月I6日天津《广益录》。然并未真正实现。

   [29]该所1927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馆、次年改称国学研究所，1932年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

[30]    见《新教育》3卷4期，1921年。

   [31]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版。

   [32]该会1927年成立后，一年后一度解散，至1928年秋复成立，时有会员二十余人。

   [33]《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载:北平史学会系由平地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所发起，经二月之筹备，业于昨日借中山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到会史学界闻人及各校学生约共百余人。第一次执行会议在北海公园王龙亭开会，主席谭其骧，记录朱士嘉(转引自《读书月刊》，1932年2月2日)。

 

　　　　本文摘自《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月第37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