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学术传统”，一般人多易将其笼统理解为古代形成的文化统绪或学术规范。但实际上，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学术传统”本身并非凝固不变之物，而是一种处于不断积累和新陈代谢之中的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它既汇聚了各时代文化的沉淀物，也在不断扬弃某些传统学术因素或范式。而每一时代的学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会依据当前的需求和条件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重心与研究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学术传统以影响后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既可以是改造旧学术的产物，也可能是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因子。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便是指“五四”以后逐步形成，具有新一代规模的学术主导意识、运行机制和基本范式。由于它在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发挥着直接的影响，故对其形成过程、内涵、特点和利弊得失加以认真的考察，显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形成的诸多学术因素中，除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制约外，影响最大的厥为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两大思潮。在建设现代史学的道路上，这两大思潮既表现出某些共识，又有其鲜明的差异甚至对立。最明显的，如两者都主张把历史学建设成一门“现代科学”，但在对“历史科学”内涵的理解和实现途径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分歧。在整个现代史学史上，实证主义虽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却并未因各种压力而归于消沉，而是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反过来，在建国以后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一家独尊”的形势下，实证主义史学事实上也仍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约有两端:一是从史学专业理论的角度看，两者实际上存在着互补性。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它放弃或者说也无法对历史的宏观变迁作出科学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认识一切事物的世界观和社会学理论，当它在中国被直接引人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主义的一些方法。所以，两者的理论既存在对立之处，也有其相互影响和共存的一面。二是这两种由西方传人的思潮，应当说都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结合点。前者与中国古代十分发达的考据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者则不仅顺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的时代需要，且在治学观念上与传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的精神有相当的契合处。故都能在中国现代史坛上扎下深根而形成持久的影响。

    建国以后，由于唯物史观成为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故其现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新传统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深切。这种传统，从理论观念上说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精神上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的文化意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一传人中国，为争取生存和发展，不仅要在实践层面经历与中国国情的磨合或者叫作“中国化”的过程，还会在思想文化战线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挤压，如不斗争，就无法生存。这种斗争性，本是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通过斗争，增强了其自身的免疫力和完善度，并使之不断趋于成熟。其次是功能上形成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特征。中国古代史学原来就有为政治服务的深厚传统，进人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政治变革成为百余年中最为突出的历史主旋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革命世界观指导下的学术，其成长过程复受上述传统与现实二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上偏重发挥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当时显然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三是在学理上强调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性的解释。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立足点。

    这些治史理念和范式的确立，不仅在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革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当代史学的建设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在强调发扬这些现代史学的传统时，由于存在着某些认识上或操作上的偏差，确实也有不少值得总结的教训。如自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后，逐渐出现了一种不分层次和性质地把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各种争论绝对化、政治化和阶级斗争化的倾向(这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风集团”的批判中已有所反映)，看上去是坚持了战斗性，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复杂的文化建设问题和各种不同学术观念之间的争论作了简单化的硬性处理，这种做法后来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依然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定位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方面，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人们也是记忆犹新的。而在强调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我们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倾向，如只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多样性，只看到经济基础对历史演变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为推进我国历史学的建设，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发展史，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营造并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史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之在新世纪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节选自《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发展问题笔谈（下）》

    摘自《南开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