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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院制度主要起源于欧洲，且和宗教结下不解之缘。天主教在中世纪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播教义的手段之一。公元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许多与寺院相连的医院。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日益进步，医院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医院制度。西医传到中国，最初被赋予“借医传道”使命，一些医院也成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传授教义的场所。西方医学扎根中国以后，树立了的良好示范，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患关系的转型，而且催生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1]
一、传统医疗空间及医患关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与近代西方的医院制度是大相径庭的。李约瑟认为，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第一个附带有诊所的救济机构是南齐君主在公元491年建立的。公元510年，第一个政府管辖的“医院”随之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似已出现，比如公元591年，隋代有一位退休官员就曾出家资为感染流行病的数千平民提供医药和医疗服务。[2]在古代中国，医院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历代的太医院系统虽分科颇细，如元明两代太医院均分十三科，但都是就中央官医的需求而定。[3]由于为王权服务的职能所限，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但护理空间仍以家庭为单位。”[4]
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上门施诊。那些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游方郎中，走乡串户，悬壶行医，治百家病，吃百家饭。“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把脉、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全程护理等过程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治，对医生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家属都会参与医疗活动，且握有决定权，医生对病人的整个诊治过程也是在病人家属或朋友的目光监控下连续性完成的。[5]
近代意义上的“医院”是一个完备的医疗场所，它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隔离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布局，还配备一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仪器。医疗仪器成为疾病定义的权威，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病症、数据和检测报告上，他们开始使用专门化的医学术语。传统病人的角色逐渐消失，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患”（patient）诞生了，他/她对自己的病情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与忍耐。[6]西方人率先运用科学的力量冲决了传统的医疗理念，步入近代医学的殿堂。
西方近代医院在中国的出现，来华传教士当推其首功。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成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行医的肇端，中国人第一次和西医院有了接触。1835年来自美国公理会的专业医师伯驾开办了广州眼科医局，该医院草创时期规模就相当可观，也颇受中国百姓欢迎，自1842年至1845年医院共收诊病人52500名。[7]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西医的诊所和医院也从澳门、广州推广到香港、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医院又被推广到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陆。从19世纪60年代起，数十年内，西式医院遍布中国各地，“凡是有传教士的足迹，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8]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医疗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自发地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14年，医院达265所，诊所达386所。[9]1920年的统计见下表：
表1－3 各省教会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医药事业表
|
省区 |
医院 |
药房 |
省区 |
医院 |
药房 |
|
东北
直隶
山东
山西
陕西
江苏
福建
广东
广西
甘肃
四川 |
25
24
28
11
2
29
41
39
4
2
26 |
3
6
36
12
21
11
9
11
3
12
28 |
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贵州
云南
蒙古
新疆
西藏 |
19
8
7
14
22
18
2
2
—
3
— |
9
4
18
10
8
18
6
9
9
1
— |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622页。
如上表所示，到1920年，全国各地西式医院总计326所，药房244处。根据各差会报告，这些医院共有病床16737张，每院平均51张，每年住院人数144477人次。医院和药房每年诊治的病人约有100万以上或达到200万之多。[10]
伯驾等教会医师在华医疗事业的成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西式医院在中国社会的扎根，不仅推动了中国人对西医院这一新型医疗空间的认知，也扭转了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医疗观念。20世纪初，西式医院开始为国人所熟知，到民国时期，至少在一些大城市里，新式医院逐渐取代了“医家”，成为社会医疗的主体机构。许多史料显示，在对西式医院的接触过程中，许多中国百姓充满了疑虑和矛盾，教会医师甚至做出一些努力和让步，去笼络病人从家庭走向医院。[11]
西方现代医学是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著名西医传教士巴慕德（Haroll.Balme）认为，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的突破：一项是对“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即由于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出现，人体已被展示为一个清晰的图像，透过这类图像，医生可以解释病人机理的变化，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就可尽量避免错误地判断，使医疗高度接近于真实。第二个突破是“托管制”的出现。托管的理念起源于对个人的尊重和基督教义的博爱精神，也构成医生护士对待病人的基本原则。这种理念的基本表述是：与病人相关联的每一件事如健康、生命等会依赖一种宗教的信任委托给医生，而医生则会把医疗行动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的回答。这一中心思想已贯穿进现代医疗与护理系统之中，包括现代医院、诊所、红十字会、救济院与收容所。[12]这两项革命的现实要求是，对病人机理的分析，必须暂时脱离无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家庭或社区的控制，到一个对病人和家庭来说极为陌生的“公共空间”（医院或研究室）中进行专门化的检视。而“委托制度”则要求对病人实施专门化的隔离，其治疗程序的控制与护理有医院或诊所等单位来负责完成。无疑，这一新型的医病关系彰显了医患之间必须相互遵守的“责任、权力、与信仰”的原则和内涵。
中国传统医疗体系中没有“托管”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把亲人托付给陌生人照顾这种绝情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以家庭为空间的诊疗程序和护理手段成为世代沿袭的铁律。西医的传入，无疑对传统中国医学提出了挑战。西医不仅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等方面具有中医不可企及的优势，而且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病关系也使中医体系相形见拙。在早期教会医院，对病人处处体现基督教倡导的“博爱”精神，是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通常，传教医师特别注重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不论是门卫还是挂号人员都会给病人客人般的接待。有的医院还配有专门的教士，倾听每一个病人的心事和疾苦诉说，这样，病人的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就会慢慢消除。可以看到，在新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近代理念，这也构成现代医院的特色所在。许多史料显示，西方医院移植到中国社会，使得中国人的医疗观念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疑虑和矛盾。
二、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移植
中国传统的医事制度大抵承袭这样一条模式：朝廷太医院的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或由官吏奏保入宫，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游方郎中充任。中医既无医院组织，也没有西医那样由社会支持的资金来源、人员力量和不断更新药物与设备的能力。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这种传统的医疗格局延续了几千年，直到近代西医东来，医院制度引进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革。
西方医院制度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体现了极大的优越性。其规模效应表现为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断更多的病人，使工作效率提高，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个人成就便是鲜明的例证。上文述及，嘉约翰医生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以嘉约翰在1875年7月1日这一天为例: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膀胱结石切除手术一例；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肛门瘘手术一例；切除包皮一例；眼科手术一例；骨科手术一例。[13]一个医生一天之内总共做了七类八例手术，如果没有固定的场所，配套的设备和服务，即使华佗再生也无能为力。医院制度也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中国传统医学里，诊断、医疗、配药几乎都是由医生一人负责，一医多能。西方医院则有合理的专业化倾向，除了传统的内外科之分，还出现了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非常细化的专业分工。医院制度的确立还有助于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也为医疗科技的进步营造了良性的氛围，新的发现和发明会不断的用于临床。从而改变了中医那种数百年难以更新药物与设备的状况。
在医疗行政方面，政府开始效法西方模式，医事制度的衍变也逐渐呈现西化的态势。光绪31年（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次年，巡警部改称民政部，下设五个司，其中卫生司的职责就是掌管全国卫生事务。卫生司工作人员称为司员，当时设司员12人。[14]民政部卫生司设立不久，即着手筹办由卫生司直接管辖的医院，在清档案里称为卫生医院或京城卫生医院，一般文献称为官医院或京城官医院。[15]这便是中国近代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和官方医院的雏形。京城官医院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限于急诊），以及陆海军军官和士兵、新制学堂学生、伤病急切者和巡警人员，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1915年在北京设立中央医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开始变革卫生行政机构，1928年11月，成立卫生部，为全国卫生行政的专管机构。后来卫生部又经裁并为卫生署，先后隶属于内政部、行政院管辖。直到1947年，才恢复卫生部的建制，下设医政、防疫、保健、总务四司，另设中医委员会等组织。[16]地方卫生机构的设立，以1921年广州设立市卫生局为先河。1927年以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市也相继设立。省、县两级卫生机构的设立大体始于1934年6月，江西省首先设卫生实验处。其后湖南、甘肃、宁夏、青海、浙江各省相继设立类似机构。县级卫生机构以江苏、浙江两省设立较早，1932年已设县立医院多处，办理医疗救济及卫生事宜。到1947年，全国约有县卫生院1397所，县卫生所18所，区卫生分院352所，乡镇卫生所783所，病床约达1万余张。[17]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以师父授徒为主要方式，或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这种传播途径表现出自私和狭隘的局限。西医对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有着一套正规的范示，表现出整体和规模上的优势效应。洋务人士薛福成在欧洲考察西洋医学后，对比中西医的的特长，分析西医学不断发展的根源：“惟中国名医，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给以凭照，即可传授广远，一朝致富，断无湮废之虞，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蒸蒸日上也。”[18]对中西两种培养模式体现的利弊，民初著名医师伍连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千年来，吾国之通病，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没，而各国则反是。有所发明之理，惟恐人之不知。朝得一方，夕遍全国。”[19]西方医疗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伯驾来华之初就开始了的尝试，招纳培训有志青年并成为自己的助手。早期教会因为医护人员有限，多半在中国招收学员。通行的做法是，医院兼带生徒，训练医生、医务助理、药剂师、技术员及兴办护士训练班等。但这种零散的培养方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适应医药事业的发展。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意识到教会医院“现时最紧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护士和助手，医学教育是医药传教士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20]在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教会大学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中华归主》对1915、1916、1917、1920年的医疗教育事业情况有所记载，兹列表举示：
表1－4 1915――1920年医疗教育事业情况
|
年代 |
医学校 |
男学生 |
女学生 |
护士学校 |
学生 |
|
1915 |
23 |
290 |
67 |
38 |
272 |
|
1916 |
17 |
311 |
68 |
51 |
465 |
|
1917 |
21 |
389 |
63 |
65 |
715 |
|
1920 |
10 |
223 |
32 |
58 |
342 |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1200－1201页。
在所有的教会医学校中，对中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北京协和医学院最为著名。资料显示，1921年至1933年，共有908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到协和进修，191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1935—1936年共有175名进修生；1936年，协和共毕业166名医师和86名护士。[21]这些人才都成为当时中国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西医培养人才的模式对近代中医教育同样产生了示范效应。中医教育开始模仿西医的组织形式，并逐渐移植西医的教学内容以及理论和实践上的学术规范三、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端
西医东来，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启起到了促发作用。中国人之所以被诟为“东亚病夫”，除了国力衰微、百姓羸弱的一面，还有一个不良卫生习性和生活环境恶劣的问题。国民公共卫生观念薄弱是十分严峻的现实，来华的传教士医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卫生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与其它事物不相联系的问题。疾病、贫穷和愚昧是相伴随的。不可能期望人民所面临的这些卫生问题可以单独解决而不顾及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22]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医师开始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他们倡其先声，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并积极投身其中。在他们看来，宣传和组织卫生公益活动是社会移风易俗，改变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在江南城镇，居民卫生意识和生存状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富家宅院皆有厕坑。但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城镇粪便、垃圾则由专门行业负责，卖给郊区的农民当肥料，但是随处乱放尿桶、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仍很严重。[23]在上海华界，恶劣的卫生状况甚至让郑观应大为叹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24]作为首都的北京，糟糕的卫生状况同样令人担忧：“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以京师为最，人畜之类，堆积于道，晴则碾成细末，大风一起，扑人口鼻，不可向迩，雨则与泥沙容成一片，至不可插足”。[25]到处可见“全面淤积起来的所有脏物，都堆积在大街上，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气味。”[26]帝王之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恶劣的卫生状态使中国招致恶名，甚至被诟为传染病的发源地。著名西医伍连德在《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一文中感慨道：“……堪痛惜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闻之不胜忧愤。”[27]
提倡公共卫生教育是教会医疗事业一个重要内容。传教士多方呼吁中国政府和官员改善的公共卫生状况。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门邀请一位传教士医生从事这项工作，他在一些城市举办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演讲。1915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刷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撰文介绍疾病预防知识。[28]191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唤起群众对社会改良的参与热情，决定以公共卫生为主题，发动一个全国性的社教运动。这一活动由新任干事毕维康（William W.Peter）医生主持。他设计许多结合中国民族风情的视听教材和宣传资料，分析了不同的卫生习惯会带来不同的疾病后果。这次活动规模很大，影响不小，天津的学生在一年中共散发约10万份有关公共卫生的传单，在许多城市里陆续举办的公共卫生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29] 据巴姆记述，在济南传教士曾与当地博物馆及医学院合作，建立公共卫生宣传区，参观人群达450万人以上。他们用各式各样的表格、模型及实例说明，向公众展示出在中国疾病蔓延的原因，用确切可信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30]
基督教会相应的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成立。1916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和全国医药学会公共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20年，经各方同意，改称卫生教育协进会。该会提供的宣传材料，印刷品有书籍、会刊和传单；图画有宣传画、图标、幻灯片和电影；模型和展览则包括婴儿福利、结核病、性病、眼病、霍乱预防、苍蝇、蚊子、老鼠、民族健康、人口等内容。社会各界纷纷使用这些材料，其中有一些教会学校和700多个传教士。[31]1911年东北灭鼠工作在教会医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取得成功，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11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32]
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年代初，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华界与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其规章制度已经一体化了。上海的具体做法是定时定点处理垃圾，启动自来水工程，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管理、流行病的防治等。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到20世纪初，华界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等方面基本采纳了租界的办法，并在食品检验、疾病预防等方面与租界合作，此时的上海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在总体上领先于全国。[33]此外，20世纪初，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
在中国乡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十分落后，卫生状况很差。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触目惊心。他们长期不洗脸洗澡，不换洗衣服，盛煮食物的器皿也常常不洗。传教士医生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怒江地区的教会甚至把“讲究清洁卫生”提高到教会十项教规的地位。在河南惠民医院门诊部和病房中，“护士每天都向人们宣传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的食物以及妇女孕期保健的重要性。同时出售有关的小册子。如1931年卖了2000册，并对农村进行20次巡回演讲，有时利用宗教集会，进行卫生知识的报告和演示。”[34]在传教士医生的宣传和引导下，有些地方的老百姓逐渐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建国初期，人们在怒江地区考察时发现“个人卫生，信教和不信教有所不同，信教者知道洗脸、漱口、梳头。……不信教者有的人一生只洗过三次脸”。[35]
诚然，西医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倾其所力，奉献良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落后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在当时十分落后而广大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显效甚微且举步维艰，中国依然不能摆脱积贫积弱命运，这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缩影。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数千年来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西人东渐，余波荡撼，侵及医林，此又神龙以后四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也”[36]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西医东渐以后给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带来的巨大变化。虽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同远不及其它科学技术深刻，且相对为晚又历经艰难，但凭籍执著地追求和不懈地努力，西医还是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尽管西医的医疗实践多数局限于城市的医院和诊所，也未对中国传统医学构成强大的挑战，但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郝先中，皖西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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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hina and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p.277。
[3]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82页。
[4]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第406页。
[5] 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1995年第6期。
[6] N.D. Jewson,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ick-man from Medical Cosmology, 1770－1870, p235.
[7] [美]乔森纳·斯潘塞著，曹德骏译：《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8] 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第400页。
[9] Paul Varg. 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o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92.
[10]《中华归主》中册，第623页。
[11]杨念群认为，中西医疗体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疗空间感的差别。这种差别集中表现在治疗过程是在一个熟悉和公开的环境下展示连续性的技术动作，还是在一个陌生空间里的隐秘性行为。因此，中国人对西方医院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医院空间的适应。一些医院在为了取得认可，不得不对中国人做出某些迎合，如在医院里“设法保留或者模仿出病人原有家庭环境及人际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地疏离感”。参见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杨念群自选集》第418、432页。
[12] Haroll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ine Missionay Development.1921,p.19
[1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14] [清]《民政部所属各厅司衔名单》，《卫生司司员名单》，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号112。
[15] 王玉辛：《清末的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与京城官医院》，《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5卷，第3期。
[16]《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49页。
[17]《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55、1862页。
[18]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494页。
[19]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
[20] China Missions Year Book, 1910, p.211,227.
[21] 胡传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概况》，《文史资料选集》第43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22] 《中华归主》下册，第980页。
[23]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24] 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3页。
[25]《论中国宜讲求洁净地面之政》，转见《新学界丛编》癸卯年卷一下。
[26] 史正明：《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27]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28]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9]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转引自陈建民：《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0]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1921.p.176.
[31]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转引自陈建民：《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2]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33]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34] 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35] 中央访问团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
[36] 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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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5-17 论文来源：智识学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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