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民国时期之世，中医教育长期被摒于学校系统之外，且没有一所国立、省立中医学校。中医教育合法化问题是中医界图存与发展的命脉所在，为此，中医界及其支持者和两届政府及废止中医派进行了长达30年的斗争，其用心极其良苦，其过程曲折艰辛，其结果喜忧参半。虽命途多舛，困境重重，但中医教育始终没有停息，这一方面有赖于中医界的自身努力来苦撑残局，另一方面与中医界长期的斗争是分不开。

一、北洋政府时期悬而未决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北洋政府意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在医学教育上，则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措施，全面推行西洋医学。 1912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拟仿照日本学系体例制订《壬子癸丑学制》，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学类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科目共有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无机化学等52科，二者均没有把中医药学列入。^[[１]]这次教育部“漏列中医案”，成为近代史上中医界首次抗争救亡运动的导火索。

漏列中医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地舆论鼎沸，反响强烈。最早的抗议来自上海：“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弃圣经若蔽屣，视吾辈若赘旒，是可忍，孰不可忍。”^[[２]]时任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的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民意，连同全国19省市中医药界同人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公推叶晋叔等人为代表，携带《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于1913年11月23日赴京请愿。请愿书义正词严，议论精当，处处透现出对北洋政府及教育部的巨大压力。

请愿代表在北京遭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不仅如此，汪氏还公开发表了拟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表示“余决意今日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３]]中医药界对汪大燮的讲话异常愤慨，一面等待北洋政府对请愿书的批复，一面对汪的讲话加以批驳。

在请愿团赴京期间，全国各地对政府的医学规程提出置疑，对教育部弃中扬西并不准中医学校申请立案表示愤慨。最先公开提出批评的是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建人袁桂生。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为宣布其政见，贸然自定之，而自颁之。吾知主持其事者必由一、二日本之留学生。夫以留学生之知识而主持中国医科之教育又乌能合乎中国之国情耶？”^[[４]]广东九善堂七十二行商于1913年春连日集会、通电，抗议北洋政府教育部。香港“九八药材商行”也致电北洋政府教育部要求修改医学规程，他们认为中医中药唇齿相依，废弃中医亦即废弃中药，必须挽回利权而重民命。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14年1月8日复函余伯陶等请愿书，该批示承认中国医药自皇帝、神农以来，历代都有许多名医，治疗过许多重症，且活人无数。1月16日，国务院正式下达复文：“……来呈陈述理由五点，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事也具有条理。除制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准予分别筹办。”^[[５]]。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基本上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团的请愿要求，虽则对中医学校课程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国务院批文中虽然极力为其政策辩解，但也肯定了中医药的历史地位。教育部的批文也是如此，一方面坚持中医学校课程不能另立法令，一方面鼓励“以科学为本”、“沟通中西”。

客观地说，民初政府内部少数留学归来的官员有废弃中医倾向，政府对中医的态度也不够积极，但在社会民众的抗议声中也未敢公开取缔、禁止中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宽容和扶持。这从政府对兴办中医学校的态度中可以看出：1915年上海丁甘仁准备设立上海中医药专门学校，呈文内务部申请立案，不久获准，教育部的批示为“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附设医药、兼聘西医，具融会贯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内务部批云：“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查核可也。”^[[６]]该校在尚未创办，课程尚未拟定的情况下就得到教育部嘉许，内务部备案，成为此后办中医教育者援以立案的先例。1916年，上海神州医药学会推举包识生晋京为创办中医学校立案，同样得到教育部批示：“察该简章所列教程与部定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尚无不合……暂予留部备查可也”。^[[７]]1917年，广东名士卢乃潼北上京城，递交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立案申请书，也获照准。京沪两地申请办学立案成功，进一步鼓舞了各地中医药同人，也标志着历史上首次中医药救亡运动取得初步胜利，虽然这次请愿的核心问题另拟中医学校课程尚未兑现。

事态的发展往往不能尽遂人愿，辛亥以后，西医势力迅速发展，中西医对社会的影响发生了变化，政府无论在态度抑或行政上都对西医有所倾斜，中医界又一次感到危机的到来。于是，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争取加入学系。但这一次未能像上回那样得心应手，而是招致了挫折。是年7月至8月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集会，江苏、浙江、湖北、山西等地代表联名提请北洋教育部，提出“学校系统应加中医学校之建议”。同年9月至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长沙召开第11次会议。浙江、湖南、湖北三省的代表也提出类似的提案。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团体也出面支持中医教育，三省提案经讨论后合为一体，通称“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规程案”。案中疾呼：“欲振兴中医非办学不可，非明定课程标准列入医校规程不可。”^[[８]]提案中还就制定课程的具体办法及在西医学校内设立中医专业等问题逐一提出建议。

不久又生变故，1925年11月20日，在教育部的部务会议上，与会者们并未重视上述提议，便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加以搪塞。中医界和教育界的努力遭到失败，消息传出，“中医界哗然，纷纷致电教育总长章士钊质问，章氏不予理会”。^[[９]]

本来，中医教育在当时已经初具规模和成效，当局本应因势利导，批准中医加入学系，使之教育合法化，推动中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当局依然视而不见，对中医加入学校系统继续采取不承认政策，究其原因，除当政者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外，废止中医派的干扰亦不可忽视。以上海医师公会为代表的西医组织是反对中医加入学系的最有力者。该会会长余云岫一面组织西医界致电各省加以阻挠，一面著《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批判中医界。他把中医界力求教育合法化的抗争说成是“本井蛙之见，挟门户之私”，^[[１０]^] 呼吁西医界“组织一联合会”，与中医阵营相对峙。

北洋政府教育部最终附和了废止中医界的主张，不仅使中医界力图教育合法化的努力夭折，更助长了废医派的气势，从此，中西医双方矛盾日益加剧。

二、国民政府初期再次受挫

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改朝换代的新气象似乎给处于挣扎中的中医界带来希望。虽然各地中医教育普遍存在，但久置未决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成为中医界的心头之患，为取得新政权的支持，中医界同人决心重整旗鼓，再作努力。1927年4月，作为中医界喉舌的《医界春秋》专“为扶植国医教育事”呈文南京政府，诉说“国医界吞声忍气处于北庭教育部压力之下久矣！而其最大之端厥为屏国医于学校系统之外”^[[１１]]一时中医界异常活跃，纷纷撰文施议，向政府呈献卫生之策，以为改变中医命运的时机已至。

中医界极力谋求自身之改进，吸取1925年的失败教训，这次选择了中医教材的编辑为突破口。1926年初，由李平书、夏应堂牵头，组建中医课本编辑馆，制定了周详的计划，企图改进并统一全国教材。虽然编辑馆一时不能征求全国各校的经验，即便上海一地也无法统一，实际上终未如愿。但统一教材问题从此受到中医界的关注，并被视为中医教育求得生存的重要砝码。

1928年，中医教育界第一次聚首，试图协调立场，尝试统一全国教材，但与会者终因意见不一，未达初衷。虽然中医界暂时达成了“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１２]]的基本原则，但统一课程、统一教材、统一学制等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事实上，中医教育问题“因无行政上的支持和组织，近代史上并未出现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各地的教材也因时而异”^[[１３]]。

1928年5月15日，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医界谋求国民政府支持的努力再度受挫，由于卫生当局为留日学生所把持，支持中医教育的提案根本没有机会提交大会讨论。反之，汪企张在会上提出了废止中医案，成为半年后中央卫生会议全面废止中医的前奏。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国民政府卫生署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一举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中医教育首当其冲，此案一出，废止派就大拆中医教育之台。汪企张极力“奉劝误入歧途的青年子弟及早回头，免得后悔”^[[１４]]。中医及中医教育大有覆灭之势，全国中医界发起大规模反击，声势浩大。3月17日中医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决议案以及请愿书中均把争取中医教育权作为重要内容。第一次请愿中医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南京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案。

然而，请愿代表返回一个月，教育部、卫生部反而变本加厉，发出通令，宣告中医一律不得称学校、医院，而改称传习所、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中医界又一次被震怒，重新组织起来。12月1日再次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与会者有17省及南洋、菲律宾等地共计22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5天，规模和声势比3月17日更大。提出几条重要议案，把争得中医教育权作为重要内容。会后推选请愿代表23人进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施压。此次请愿惊动了蒋介石，蒋不得已指令国民政府文官处答复代表，立即撤销教育部、卫生部的布告。

在举国抗争中，中医界促进了团结，各中医学校之间为了共同的命运也加强了联系。1929年7月，九所中医学校的代表齐集上海，再次召开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到会医校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药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苏州中医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河南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陈任枚主持会议，上海中国医学院秦伯未为文书。此次议定了29门课程，包括各科时数、教法。各校之间互相交流教材，彼此参考，然后集中修改，作为课本，为再次请列中医教育加入学系做前期准备。

1928年及1929年两次全国性教材编辑会议，由民间自发组织、联合起来完成，这在统一中医教育方面迈了一大步，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他们企图以联合形式来编纂统一的中医教材，其用心和努力应该值得肯定。但由于得不到行政的支持，终未能编辑出版全国统一的中医教材。

三、国医馆时代一波三折

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这是国民政府为安抚中医界大规模抗争的权宜之计。早在1930年，国民政府就制定并公布了《西医条例》，当时卫生当局也声言将另定《中医条例》。时隔数载，中医条例却迟迟未见出台。中医药界应有权利无人问津，国医馆为争取中医的合法地位，于1932年函呈行政院申述理由，要求派员参加审订国医条例。国医馆联合石瑛、叶楚伧等国民党中央委员29人草拟了“提议制定国医条例，拟责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国医条例原则和草案，草案中包含中医教育的合法权利，此案被搁止良久。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冯玉祥等25位中央委员联合各省及海外代表共80余人，向会议提出了《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就包括“应准国医设立学校”一条。此案对国民政府压力很大，加之此时全国各地中医界又在相互函电联络，召集会议，统一组织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晋京请愿风潮。为局势所迫，国民政府不能不引起重视了。

1936年1月22日，在经历千呼万唤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公布《中医条例》。至此，中医地位在法律条文上得到了保障，但中医教育合法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中医界并未罢休，在不久举行的上海市国医公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上，朱寿朋、张赞臣等又提出两个主要提案：“联合全国医药团体力争中西医平等待遇案”、“力争中医学校列入教育学系案”。会议呼吁全国医药团体组织代表赴京请愿。适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由湖南省中医药界发起，通电全国各地国医药团体组织请愿，请愿书重申了冯玉祥等在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提案。1937年2月17日，各地代表30余人齐集中央国医馆，给三中全会施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通过焦易堂等提出的“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育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及“实行五全大会中西医平等待遇决议原案案”。^[[１５]]

这一时期，中医事业和中医教育得发展虽然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中医界为了取得当局的支持和自身的改进，在中医教育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34年中央国医馆专设教材编审委员会，因种种阻障，未能编辑出版教材。1935年5月，中央国医馆通过了“国医专科学社及国医研究所立案暂行大纲”，拟定了中医教育的课程设置，大纲把中医学校分为三级，相当于西医的中专、大专和研究生院，招收中学毕业生，中医界的意图是把中医教育纳入近代教育系统。

1937年7月，中国爆发全面抗战，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中医界争取教育合法权利的斗争因此而搁置。

四、抗战后烽烟再起

抗战期间，大片国土沦丧，中医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摧残，抗战前民办的中医学校不下于50所，抗战中90％以上的中医学校被迫关闭。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举国上下渴望休养生息，医学事业有望实现发展，但医学界仍不得安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依然冷热无常。

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该两校联合上海各中医团体反复交涉、抗争达一年之久，最终双双被勒令关闭。同年4月，四川省教育厅取缔武胜县私立建民中医专科学校，广东省教育厅取缔广东光汉中医专科学校。同年6月9日，南京政府卫生署命令各地卫生局，规定中医不得再称医师，公然否定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同年11月，南京政府卫生行政会议决议，严禁中医使用新药。与此同时，上海举行特种考试，在中医考试中不准上海各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中医教育再遭打击。

中医界再次发起反击与抗争。首先，成立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成立。理事长郑曼青、常务理事覃勤、余登甫、王舜畊、曹燮阳、陈郁、陈存仁、丁仲英等。该会组织松散，没有多大凝聚力，只是协助全国中医界请愿团组织了两次请愿。其次，发起全国中医界请愿团。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面对教育部的无理取缔，强烈抵制，至8月交涉无效，最终演变成公开斗争。8月22日，丁济万、章次公、朱小南等人在《新闻报》发布护校宣言，反对国民政府的无理取缔，呼吁全国中医界给予支持。同时丁济万、朱鹤年、蒋文芳等首次晋京请愿，教育部不仅拒不收回成命，还于九月一再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医界震惊，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于11月成立，并向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实行1935年11月公布的中西医平等案。岂料国民政府毫不理会，并派国立上海医学院派西医人员前往审查，声称两校师资、设备、课程、学生各项均与规定不合，故坚持重申取缔令。当时全国没有一所中医学校被批准立案，虽然上海三校条件一般，但在全国私立中医学校中诚属可数，政府此举既不合理又不合情，否弃中医似有变本加厉之势。令政府始料未及的是，中医界反倒空前团结起来，直接酝酿成1947年3月的斗争浪潮。3月17日，湖南长沙为纪念国医节，组织了五百人的请愿示威。继之，请愿组织者吴幼仙奔赴南京、上海联络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全国中医药界请愿团，5月下旬向全国中医药界发出动员电五千份。5月30日，请愿者郑曼青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１６]]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早已陷入内战的泥泞之中，根本无暇顾及中医请愿这样的小折腾，始终不曾露面，请愿代表最终被军警强行拖走，请愿再次失败。此外，1948年5月，赖少魂、陈存仁等以国大代表身份向伪国大提出了“发扬我国固有医药以确保民族健康，并塞漏厄而固国本案”。该案拖延半年之久，终遭行政院否决。此时，南京政府亦摇摇欲坠，其在大陆的统治正走向历史的终结。

纵观民国时期中医教育的艰难曲折，可以看到政府及西化派对中医的压制和排挤始终没有停息，中医教育事业因此受到了空前的摧残和损失。虽然学校教育不是培养中医的唯一途径，但学校式的教育确实代表着中医教育的主流和方向。因之，即便在极其危难的生存环境中，中医界始终没有停息自己的努力，一面与之当局及废止中医派拼力抗争以图自保，一面坚持不懈地维持中医教育的残局，兴办了一些中医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才使中医界后继有人，这些人基本构成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本文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郝先中，安徽皖西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华东师大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医疗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