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医疗入华之初，中国人对西医的信赖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起初中国人只是比较相信西医的外科手术和眼科。也就是说，西医最初并不具有全面的高度的文化权威。进入20世纪以后，西医在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中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优势，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变革乃至整个国家的医疗格局。

       西医是在实际行医过程中慢慢建立文化权威的。为此，在早期的医事活动中他们不得不对中国人作出曲意的迎合，甚至于他们在给病人的诊治过程中违心地采取“按脉处方”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对中国的病家作出一定的妥协，为的是在中国慢慢站稳脚跟。胡美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解。      

      1905年,29岁的美国医学博士爱德华·胡美,受雅礼协会派遣,带着妻儿漂洋过海来到长沙兴学办医。     1906年,他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雅礼医院”。1915年把医院正式定名为“湘雅医院”。胡美在中国行医25年，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但是这样一位医学大师在中国的最初日子里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在初建雅礼医院的时候，他被中国友人警告“在门诊时，只能动一些你们认为绝对没有危险的手术。”^[1]因为一旦出现意外，西医的声誉会在愚昧的诽谤中遭到毁损。不幸的是，胡美的第一次手术就遇到了麻烦，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来到了医院，其家属跪求胡医生为其动手术并且签署了同意书，但是病人还是死在医院，这一看似平常的病案令整个医院大为恐慌，担心长沙会发生暴动，胡美一面请求巡抚派兵保护医院，一面为死者购置豪华棺材以示安抚。

      大约在1908年，胡美第一次有机会为一位社会地位较高的道台看病，为了取得病家的信任，他小心翼翼地模仿中医的方式为这位大人把脉。道台是男性，就该先按左手的脉，但胡美却露出了马脚，因为他只是把了一边的脉，但对于中医而言，双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体内不同的脏腑，因而他等于检查了病人一半的脏腑就打住。惹得道台愤而离去，为此，胡美非常担心长沙的民众就此对他失去信心。几年以后（1915年），胡美接受了教训，依次把了病人的双手，并迁就了病家的观念，此举使胡美得到了病家的认可，却也使胡美惊觉“他们（病人家属）是审判官，而我只不过是证人而已。只是我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家庭是控制着医生的诊断的。”^[2]胡美的遭遇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在这段时间里，“病家对医疗仍握有主控权，西医仍必须学习病家熟悉的语言与行为模式，以赢得病家的信任。”^[3]

      10年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变，到了1926年，西医队伍在中国空前扩大，影响日甚。胡美有机会接待了一个地位显赫的病家，此人就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他替蒋检查口腔。此时胡美已经不必模仿中医以求医家的接纳，11年前令他惊叹且有兴趣学习的中医脉诊，也已变成了表面礼节。尽管在他的医疗生涯中从未遇到如此位高权重的病人，但“胡美不再像当年初见道台那般战战兢兢；不需要刻意赢得蒋介石个人的信任，因为在蒋墙上所挂的军事地图中，他清楚地看到了彼此来自西方地共同性。”^[4]而他在18年前来中国“创立一所医科大学”的初衷，“已经成为兴起中的国m党的国家目标。夸张一点地说，建立西医权威的关键在于出现一个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国家。”^[5]

      胡美的经历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虽然他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无法以医术或学位直接赢得病家的信任，起初他只能借助中医的文化权威来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不得不“置身于中国的风土人情之中，以合于文化规范的方式来表达善意，来赢得病家对他非专业的信任与友谊”,^[6]并慢慢建立自己的权威。胡美的经历也表明，西医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文化优势和学术权威的显现，也是慢慢确立的。当然，这一优势和权威更多的体现在医院、学校、团体、期刊书籍以及中医的价值取向等方面。

      中医自古没有正规的医院，在传统社会中，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自1906年京城官医院成立以后，各地也出现了一些中医医院，总体来讲并不普遍。以上海为例，民国21年（1932年）上海市注册医院为31家，其中有西医院28家，中医医院3家（分别是浙宁水木中医院、谦益伤科中医院、广益中医院），中西医医院病床数分别是1823张和204张。^[7]显然，这种格局与中西医实际人数的对比形成了反差。究其原因，由于中医的分散性，其诊疗过程呈现小型化、分散化的特色，最主要的是中医教育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从民国时期没有一家国立中医院就得以明证。

      从19世纪60年起，西式医院开始遍布中国各地，“凡是有传教士的足迹，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8]到1920年，全国各地西式医院总计326所，药房244处。根据各差会报告，这些医院共有病床16737张，每院平均51张，每年住院人数144477人次。医院和药房每年诊治的病人约有100万以上或达到200万之多。^[9] 20世纪初，西式医院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到民国时期，至少在一些大城市里，新式医院逐渐取代了“医家”，成为社会医疗的主体机构。显然，与西方医院制度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相比，无论规模抑或效益上，中医都显示出自己的弱势。

      西医的文化优势表现在医学教育上，不仅在学校数量上，更有学科体例上的西化趋向。西医教育在民国时期发展较快，据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其时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医药及牙科学校及专修科总计33所。^[10]而中等医学教育规模更大，从1929年卫生部及教育部于北京合办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后，各省市也陆续办起护士学校、助产学校。据1946年调查，当时共有护士学校180处，助产学76处。^[11]

      中医教育一直处于尴尬的局面中，长期被摒于学校系统之外，且没有一所国立、省立中医学校。终民国之世，中医界为此一直不断地抗争，中医教育只能依赖于中医界自身的努力，筚路蓝缕，苦撑残局。然中医教育始终没有停止，一些民间人士和组织相继创办了一批中医学校，虽然在数量上和西医不相上下，但办学规模、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方面都与西医无与伦比，这些学校大多为私人或医药团体创办，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危险。

      在学科体例上，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渗透，几乎导致传统医学文化地位的失却。改良派认为，中国要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改良教育是必由之路，这种思想渗透在中医教育中，就是教育内容的更新和拓展。其必然路径是采西医的学术之长，仿效西医的办学方法，移植西医的教学内容。所以在近代兴起的中医教育中无一例外地开设了西医的课程，以神州中医大学为例，该校预科的课程是：中国医学史、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药物学、内科学总论、外科学总论、诊断学、法医学、修身、国文、体操。本科的课程是：内科学各论、外科学各论、妇科学、幼科学、眼科学、喉科学、花柳科学、各科实习、药物实习、处方、手术、专科（分内、外、妇、幼、喉、针、眼、伤，药物九科）。^[12]

      显然，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校不仅在规模上落后于西医，而且在体例上已经全面接受了西医学的模式。因为，中医要图存与发展，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迎合现代科技的潮流，这也是中医在强大的压力下不被淘汰的重要原因。问题的另一面是，西医的学科体系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教育，中医几乎在学术规范上处于被同化的边缘。

      医学团体是衡量学术水准和地位的一个主要表征。在民国时期，中西医学术团体的对照，也是反映双方学术地位变换的晴雨表。晚清时期，中国医界受改良主义的影响，纷纷建立医学会，是近代中医界觉醒的重要标志。此时，在数量上，中医团体要远远超过西医团体，概因西医人数较少，势单力薄之故。这里，我们以上海为例，对清末以来中西医药卫生团体进行量化分析，因为上海是全国中西医最集中的地方，其医学团体居全国首位，这里不仅有地方性的团体，也有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几乎所有重要的全国性医学团体都在上海。因此，以上海为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中西医双方衍变和发展的概况。

      据《上海市卫生志》收录，从1886年10月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到1946年8月上海市医学会组建，共有各类医药学团体74个，其中全国性团体32个，地方性团体42个。从时间段来看，民元以前建立的有11个，其中全国性组织5个，地方性组织6个，11个团体中，只有中国博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护理学会、上海市红十字会4个西医团体，中医团体7个，中医团体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北洋时期，上海共建立医学团体23个，其中全国性组织12个，地方性组织11个，23各团体中兼有中西性质的2个，中医组织9个，西医团体12个，此时，西医团体在数量上已经超越了中医，但优势不明显，双方旗鼓相当。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医药学团体发展很快，先后有40个问世。其中，全国性组织15个，地方性团体25个，40个团体中兼有中西性质的2个，中医组织8个，西医团体30个，此时，西医组织在数量上呈压倒优势，几乎是中医的4倍，与之相关的学术地位就不言而喻了。^[13]

      医学期刊是医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近代中西医论争的主要舆论工具。民国时期的医学刊物“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发行范围之广皆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 ^[14]。1935年，宋大仁、沈警凡曾调查医学刊物，共得中西医期刊总数315种，其中西医期刊178种，中医期刊137种，分布于16个省市。^[15]西医期刊在数量上略占优势，但发行量和持久性要远远甚于中医期刊。西医期刊在民国以后有很大发展，不仅在数量上对中医占有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引领着医学潮流。有代表性的是丁福保创办的《医学世界》、《中西医学报》、中华医学会1915年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余云岫1929年创办的《社会医报》等。这些刊物基本站在西医的立场上，宣传西医理论与知识，批评中医理论与实践，所载文章多贬斥中医为“旧医”，而称西医为“新医”。虽然中医的期刊为数不少，但“绝大多数都是短命的，有的内容粗糙” ^[16]，学术水平低。在众多的中医期刊中，仅有数十种历时长久且对中医发展起过作用。而且，这些中医刊物中多数都主张学术上融会中西，改良中医，倾向于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医药。

      西医专业制度的文化权威对中医形成了潜在的影响，甚至成为他们的目标追求。雷祥麟通过对1932年在上海出版的《国医名录》进行研究，就发现了这一有趣的现象。1932年，上海市国医学会为了打破传统医生相轻的陋习，提倡互助合作之精神，使在沪的国医师组织化，特此编纂了《国医名录》，其中载有729人。在资格一栏中，有226人是空白，非空白的503人，其中有107人列入毕业的中医学校名称作为执业资格，他们中的大多数毕业于谢利恒主持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有相当多的中医生，将“上海卫生局中医登记委员”列为主要资格。^[17]

      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的中医师十分看中有官方色彩的资格，以贺芸生为例，他曾侍诊于上海第一名医丁甘人的门下，但在资格一栏中，却填上“上海中医专校毕业，现任教授，上海卫生局中医登记委员”。同为丁甘人弟子的戴达夫，在资格栏上填入“上海中医专校毕业，现任教授，位中堂医部主任”。1929年中医界大抗争发起人之一陈存仁的资格是“上海中医专校毕业，丁仲英门人，康健报主笔。”另一为发起人、《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登记的资格是曾任1929年抗争活动后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执行委员”，现任“国医公会执行委员，中国医学院教授”。另一著名中医恽铁樵的填写，更是耐人寻味，恽氏拥有很高的名望，《国医名录》中多人以“恽铁樵授”当作他们的行医资格。但恽氏本人的资格栏上只填“行医十五年”的字样。谢利恒被《国医名录》誉为“今日国医界的泰斗”，他的资格栏中只填入“本会发起人之一”。 ^[18]

      显然，在当时医学界的各种正式资历已成为填写“资格”时的首选。而“中医学院毕业”、“任教”、“中医医院工作”、“中医公会委员”、“国医馆任职”等头衔几乎全是引入西方专业制度下新兴的产物。而那些没有任何学术头衔可以填写的中医师们，就不得不填入“世传”、“父传”或“执业若干年”等字眼了。在729人中，有134人的资格是“父授与世医”，172人为执业很久了。在《国医名录》中可以看到，中医师的自我分类已经由非正式的“名医”、“儒医”、“世医”、“铃医”、“江湖医”等向正式的、有团体基础的各种学习经历和职称移动了，虽然“这种移动距西方社会学家定义的专业化体制还离得非常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明确地走上了以专业团体为基础的方向了，因为许多中医界夙负声望的医生都已在投身中医校、医院、公会、医团的组织与领导，而他们也将由之得来的各种头衔列为最重要的行医‘资格’。” ^[19]显然，西医的执业制度和文化权威开始为中医师们所欣羡，并作为目标追求而尽力仿效。

      西洋医学初履东土之时，只有少数教会医师在民间施医问药。清末新政不久，近代医学教育和留学教育日益勃兴，西医队伍主要由中国人充任而渐趋本土化，到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西医为主导的近代医疗卫生体系。几十年间，西医学迅速在中国站稳脚跟，其文化优势和学术权威逐步确立和巩固，取得了对中医的学术优势，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西医开始上升为政府行政部门和卫生事务中的主管角色。虽然此时西医在数量上仍无法与庞大的中医相提并论，但在学术地位上却双方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这种变化在客观上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医疗格局，西医呈强势发展并与中医一起构成中国近代医学的二元格局。

 

[1] [2] Docters East, Docter West:An Ameryican Physici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46.p15. p110.

[3] [4] [5] [6] [17] [19] 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J].

新史学.2003.14(1).79.80.80.79.72.73.

[7] 上海市地方协会编.上海市统计[A].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

[8]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M].文汇出版社，1993.400.

[9]  集体编撰.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623.

[10] [11]朱潮.中外医学教育史[M].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104.111.

[12] 佚名.上海七个中医学校的教程及兴亡[J].医界春秋.1928.2(21).23.

[13] 1886～1990年上海医药卫生团体一览表[A].上海市卫生志.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643/node67661/node68136/index.html.

发布日期：2002.3.12.搜索日期：2003.4.2

[14]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01.

[15] 宋大仁、沈警凡.全国医药期刊调查记[J].中西医药.1935.1(3)(5).

[16]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102.

[18] 集体编撰. 国医名录[M].上海市国医学会,193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