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既是一个发展、进步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灾难与不幸的世纪。现在，我们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回首百年沧桑巨变，能得出些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世代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必然会给下一个世代留下一些问题，那么，在新世纪我们应该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教授。
一 世界视野下的20世纪
记者:姜先生，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来看，您认为已经过去的20世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换句话说，您是如何评价这一个世纪的?
姜义华: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20世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世纪。这是一个由农耕经济全面转向工业经济的时代。在发达国家，工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并已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这个时代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一是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到工业经济，二是在发达国家工业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三是在全世界范围开始酝酿一个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新飞跃。这个世纪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的物质生活、物质文明与此前几千年的历史相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样一个高速的发展，这样一个急遽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非常严峻的，可以说对人类生存本身提出挑战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生存的环境，外在的自然环境，我们的整个生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经济时代基本上是人去征服自然，人去改造自然。如果说农耕经济时代，人也在改造自然，但它更多地是人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那么，到了工业经济时代，人更多地是在征服自然。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把大量资源开发出来，为人所利用，但是这样的急功近利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自然资源的过分开发和破坏性的利用。这不仅影响到人类未来的发展，而且当前人类本身的生活自然环境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因此，人类应该怎样保持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也即不但今天要保持高速、健康、全面的发展，而且可以世世代代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大问题。
记者: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和平和安定的环境，但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来，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神突乃至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请问姜先生，您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
姜义华: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从宏观上来阐述一下。我认为，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人类历史由先前的地域史、国别史发展成真正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形成真正的世界史。在这样一个大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怎么样能够从整个人类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好，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类共生共存共同发展这个角度上已经形成了世界性历史的联系。实际上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已经不可能离开世界上其他的人、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离开他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协调好这些关系，这也是20世纪留下来的最大课题之一。我们今天讲怎样构造新世纪，能够保障整个人类共同的发展，给整个人类文明提供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运行的机制，谈新世纪创造新的世界政治秩序、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或者新的文化交往的氛围，这些问题都是20世纪遗留下来值得我们在新世纪进一步去思考、去努力的。实际上20世纪以来，人类虽然经历了众多的冲突与战争，但也开始形成了日趋合理的世界秩序，以及各国国内自己的秩序。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人类开始有了一些自觉性。
二 中国视野下的20世纪
记者:如同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一样，20世纪在中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一方面，战争、暴动、革命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文化诸方面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在观念上的变化更显得激烈。姜先生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专家，您认为在这个世纪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它对这个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反思?
姜义华:20世纪对中国历史而言，也是一个突飞猛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这样的大变化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的结构，到我们的整个文化，这个世纪的变化都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一个质的飞跃。至于说这个世纪的遗憾，我觉得我们后人对先辈们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多少可以责备的，我们自己也未见得能比他们做的更好。但是经过了一个世纪以后，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历史，还是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纪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在20世纪，影响到中国人普遍思维的，就是从19世纪中叶，从斯宾塞、达尔文那儿来的进化论思想。这一思想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即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循环，认为黄金时代在遥远的尧舜的时代、文武周公的时代，那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但是在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候，我们也接受了形成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观念。进化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强调物种与物种之间的斗争，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些观念对20世纪以来中国人整个的价值追求，对我们后来一系列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看毛泽东年青时代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里面很明显地表现了进化论中讲的生存斗争所给他的深刻的影响。我们后来把斗争绝对化，认为斗争就是一切，跟这个观念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许多是客观的存在，但是这些斗争，它都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把斗争绝对化了的时候，忽视了斗争的限度，斗争客观存在的基础，以及斗争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在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发展中究竟应当是怎样一个准确的地位和恰如其分的作用。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估计得不是非常准确、非常客观，而是过多的接受了进化论中生存斗争、优胜劣败的观念，使得在实际行动中间，在一系列的理论架构中间，都很难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绝对化的偏差。这是一个从我们的思维方式上来说最深刻的教训。由于我们强调这样的进化，强调斗争，所以19世纪末从维新变法开始，我们强调的是维新变法变革，后来，认为用和平革命的方式走不通，只能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道路，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推翻旧的东西，促进新的东西发展起来。同时，由于我们把生存斗争、优胜劣败绝对化了之后，我们看到了革命积极的一面，看到社会的巨大变革，看到了人为的、主动的、积极的变革会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加速向前发展;但是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如马克思讲的，革命只是催生婆，它自身并不能孕育胎儿。我们把革命本身绝对化了之后，认为它自身就是产婆，它自身就可以产生新生儿，它自身就能生产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来。这样就使得本末倒置，为追求革命而进行革命，忽视了努力去培育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力量，给革命以一个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使得革命的催生作用能够真正发挥，使得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能够更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他自己讲这是第二次革命，我认为这是一次和平的革命)，我们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前两次革命虽然有它们的历史的必要性，但也有个问题，就是没有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革命最根本的任务是要用工业经济来取代我们传统的农耕经济，要向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转化。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实际上致力于全面变革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的转型建立在一个最坚实的基础上，这才是抓住了革命最根本的含义。所以，我觉得在讲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重视进化论出现的科学的价值，但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我们不能够把生物界的规律，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中去。回头总结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记者:在进化论的观念影响下，20世纪的中国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救国运动。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另一些诸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以致于我们今天还依然在呼吁发展教育，振兴产业。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姜义华:20世纪中国的发展，不完全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史，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被动地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浪潮中间去，被逼着急遽地改变中国原来发展的路子而转向近代社会，转向近代工业经济时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严重的国家灭亡的危险，使得中国人奋起挽救国家的危亡，要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这样的环境造成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按照自己发展的自然过程，循序渐进地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太多的历史重担压在身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急于更快地，甚至一劳永逸地把所有问题一下子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总想把国外现成的经验、成功的方法、成功的模式移植到中国来，最好把外国先进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成就迅速、全面地移植到中国来，认为这样就可以迅速使中国富强。太急于求成，太想把现成的方式移植过来的结果，是忽视了如何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条件出发，来寻找中国从农耕经济时代到工业经济时代的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一条道路。在这上面，我觉得在20世纪不管在经济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变革中，抑或在文化发展中，我们付出的代价都相当多，我们都经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一直到经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终于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任何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虽然对我们都有参考价值，我们都要研究，从各种不同的模式中间找到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但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积累下来的、遗留下来的这些主客观条件出发，走自己的路，而且不能太急，更不能一蹴而就，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我觉得在这上面，我们要把眼界放得更宽一点，把眼光放得更长一点，不然我们再一次一次地急于求成，总是欲速则不达，付出很大的代价，反而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我们在这方面有过很沉痛的教训。
记者:您刚才讲到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总是在模仿外国，总是想把国外现成的经验、现成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而忽视了中国的实际。然而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乃至一些具体的政策上都与中国相类似，为什么它能够由效仿西方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中国却屡屡失败呢?
姜义华:日本与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应当说它和欧洲有很多共同之处，比方它的大名和武士的关系，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领主制的关系。它那样的经济基础与中国的经济基础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形成后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比中国更自然一点。中国的问题是国家那么大，几千年来以小农经济作为最广泛最基础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自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无视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力量，而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现代文明，还得要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土壤，要解决好和传统衔接的问题。实际上在民主革命时代，我们的成功就是解决好了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核心的问题还是和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怎么联接好的问题。50年代大跃进，60年代搞四清，那时还是用西方原始积累时期的那一套办法来剥夺农民，完成高积累，想用这个办法来实行工业化，结果都是适得其反。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把农民从行政控制下解放出来，把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引导农民进入商品经济，让农民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自主性，使得他们通过市场与社会化的大生产联接起来。这样，就使得现代化与农民不再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而是处于一个互补的状态，使他们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动力，使现代化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带来实际利益。从五、六十年代的实践与最近20多年实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化的事业必须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土壤上。
记者:那么，从具体历史过程来看，在20世纪中还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件，最典型的要算文化大革命了。这些历史遗憾或者说是历史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否也和20世纪初期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因而导致国人的思维结构中理性因素的缺位有关?
姜义华:我觉得20世纪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理性缺位的问题。我们太急于从情感、从实际利益考虑问题。急于希望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精神上的力量，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急速地改变中国的状态。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实际上缺乏真正理性的思考。我认为，这与中国不是由传统自然发展过来而是在外来的逼迫之下，在外来的严重的危机之下急遽奋起这一总的环境有关。从内在的因素来看，我们从接受进化论观念以后，斯宾塞和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观念深入先进的中国人的心里，成为支配性的世界观，这也表现了理性缺位的弱点。在我们传统的思维中有理性的思维，但与近代的理性思维有着重大的差别。因为传统的理性，传统的儒家思想讲理学，基本上讲的是心性的问题，不是研究客观的外在的规则。近代西方有很长一段跟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理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研究了客观外部世界，研究了社会自身的发展，研究了人类自身思维方式变革中最基本的问题。尽管在它的发展中，后人指责有科学主义的倾向，有理性主义的倾向，甚至有许多问题用机械的观点加以处理加以解释，但这与我们的精神决定论、唯意志论的东西相比，更多地考虑到了客观实际。我们后来由于太急于求成，恰恰忽略了这些客观实际条件的局限。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单纯地重视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却忽略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忽略了这一切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没有这些东西，表面上尽管轰轰烈烈，最后实际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东西，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只是把旧的生产方式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恢复起来。主观上希望走的更快更好，但实际上走了一段迂回的道路。这是我们在新世纪必须牢牢记取的历史教训。
《探索与争鸣》2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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