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激进主义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则又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一旦风行起来往往暗藏着危险。因为，将学术研究简化为一种主义的做法，本身就是危险。
陈：姜先生，自从您与余英时先生在1992年4月号的《二十一世纪》上展开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鸣以来，不少华人学者都在重新反思和检讨近百年来国人在文化、乃至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所产生的恶果。他们把“五四”与“文革”看成是一脉相承的东西，认为百年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盖因于“激进主义”太强而导致“不断革命”之不断破产的缘故。与此同时，“国学热”、“孔子文化热”大有持续升温之势。在这种“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的情况下，您是如何看待当年与余英时先生的那场论争呢?
姜：首先，尽管余先生的观点确乎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迄今为止，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即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这也正是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其次，尽管在那次讨论之后我们没有再次交锋，但就争论本身而言，我认为余先生当时的答复仍有商榷的余地。
陈：一场有意义的讨论也许应持续数年之久。当后来的参与者都各抒己见之后，再来听一听您这位当事人的看法，或许会更有意思。
姜：最大问题是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解上。这一对概念本身从学理上讲就是相当复杂的，而具体到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实践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则更要复杂得多。对于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社会理想，不同的政治运动，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归纳起来，似乎应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不能仅看其名称和口号。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有其不同的思潮，不同的派别：蒋介石不同于孙中山，毛泽东也不同于王明。因此，那种以党派来划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作法，似乎是不可取的。
第二，不能仅看其手段。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手段是温和的，但其主张却是激进的。蒋介石主张尊孔，讲《大学》、《中庸》，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其手段却不温和。他对共产党人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文化上连胡适也容不下，这究竟要算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呢?因此，那种将“激进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的作法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第三，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群体，甚至同一政党的历史实践，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一成不变地加以评断。例如，现在常常被人们“检讨”的五四运动，本身就很复杂。的确，《新青年》主张“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自有其反传统的一面。但是“五四”青年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俗文学，非但没有全盘否定，而恰恰是主张弘扬的;对于儒家之外的先秦诸子(如〈墨子〉)，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也并未全然抹煞儒学在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今人对其不加分析、或别有用心地全盘继承。这种“新文化运动”，算不算“全盘反传统”?应不应该加以肯定?再有，当时所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的确是从西方传人的，但是提倡科学与民主，有没有内在的根基与动力?是不是应叫作“全盘西化”？在我看来，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对它的评估，不能仅看其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号，而且要看其真正支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似可将五四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一比较。
再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在不同时期对五四运动也有其不同评价:20、30年代只谈其爱国的一面，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基本上定位于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否定得比较多;直至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才有所改变，肯定得多;而到了后来，又将其主要内容归结为吸收马克思主义，将五四人物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看其是否与工农相结合，这实际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评价，事实上反映其自身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倾向。20年代，毛泽东建立“岳麓山新村”，有许多农民运动的空想成分。1939年以后，他主动纠正了党在前期对知识分子的排斥态度，肯定了五四以来的社会科学成就;对传统文化主张采取“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的立场，批判了过去的“民粹主义”;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视为“三大法宝”。这一切都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革命进人了一个健康发展的阶段。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究竟要算它是“激进主义”呢？还是“保守主义”呢？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手段虽然是激烈的，但并不能算作“激进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其保留了农民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激进的。建国以后搞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主要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是很激进，其实很有一点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味道。毛泽东在给《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评语中高度赞扬了“五斗米道”的种种措施，主张吃饭不要钱、公费医疗、政社合一。而这一倾向，其实正是他过去所批评过的“民粹主义”。这究竟是“反传统”还是“传统”?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呢？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之一的“五七指示”，要求人们“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把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理想化，结果是搞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取消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切，都被余英时教授统统归结为“激进主义”，不是有些简单化了吗?作为一名海外的学者，余先生对“文化大革命”很难有切身的理解，事实上，他的很多判断是通过当时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获得的。因此，我同他的分歧，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陈:关于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由于不了解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背景，余英时先生便很自然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所谓‘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并视其为急进主义的恶性发展。”
倘若只有少数海外学者因文化的隔膜而产生上述误解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了。问题在于，类似余先生的这种观点竟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广泛认同，甚至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也纷纷表态。例如，在80年代曾经以激进的姿态而倡导“新启蒙”的著名学者王元化曾这样说道:“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作新的评估。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该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关于近几年的反思答问》，<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2月3日)。另一位著名学者李泽厚也指出:“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尽管上述二人对“激进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原因看法不同，但他们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似乎与余英时先生同出一辙，而其有关“新”与“旧"、“革命”与“改良”的价值重估，则共同显示着中国大陆近几年来思想界的新动向。
如果说，余英时等海外学者因不了解大陆政治的奥秘而将其“外衣”视为躯体，并迁怒于真正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尚有其文化的隔膜值得谅解;那么，李泽厚等大陆学者也将“文化大革命”同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混为一淡，甚至将此罪过追溯到“辛亥革命”，其动机就很值得怀疑，且不说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李泽厚这种“从‘文革’起便开始怀疑”的思想，何以同其“文革”后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大相径庭;也不说作为一个思想史家，李泽厚在否定辛亥革命的同时，却回避戊戌变法何以失败的历史原因;单就其文化取向而言，这种思想似乎有着否定近百年来中国启蒙主义运动之历史贡献的意味。问题在于，李泽厚的这种思想绝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情，它代表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当然，文化乃至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当种思潮囿于特定的局限而风靡起来的时候，其片面性甚至危险性便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弘扬传统文化是否要以牺牲近代启蒙主义精神为代价？如何将二者之间的矛盾调和起来？这些问题便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姜: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李泽厚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我也无法苟同。将这场革命看成是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是激进思潮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误解。说满清王朝这个形式仍然很重要，把它痛快地搞掉必然导致军阀混战，也有些似是而非。因为说到底，满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已搞垮的，它搞得天怨人怒，谁能够去保它呢?当整个统治机器，以及它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都发生动摇的时候，保住这个形式又有什么意义呢了？保住一个小皇帝就能稳定局势吗?“帝党”与“后党”的纷争是由来已久的，保住一个年号就能防止分裂吗?最初的割据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试图去保过，康有为、梁启超不是要去保吗？恰恰是清朝的实权人物不让他们去保啊!“辛亥革命”之前，不是没有“戊戌变法”的尝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难道能仅仅归结为袁世凯叛变这个人行为吗?历史是复杂的，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力戒对历史事件作简单化的理解，尤其是要力戒用“假设”去代替真实的历史，
总之，在我看来，“辛亥革命”不是搞过头，恰恰是它的不彻底性。20世纪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激进主义”，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义”。我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在过去的90余年里，政治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至少出现过11次，与此相对应的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陈独秀、胡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两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建国以后长期被否定，就连李大钊在“文革”时期也被批判了，只剩下一个鲁迅，而且鲁迅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鲁迅……。面对这种局面，说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实践的失误在于“激进主义”太强、“保守主义”太弱，说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事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陈:无沦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只不过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某种态度而已。从学理讲，这两种态度各有利弊，很难说哪一种完全对，哪一种完全错。从实践上讲，何时应该革命，何时应该改良，则要看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正象我们不能认定“激进主义”必然导致动乱一样，我们也不应将“保守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极权。我倒是十分钦佩您和余英时先生在争鸣中所倡导的那种文化上的雅量。它使“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也许是这场争沦中最富有建设性的东西。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学术界确实使“保守主义”很难有发言的机会，这很不正常。可现在又有人想将“激进主义”彻底置之死地，这也同样有问题。“我觉得‘激进主义’的确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那样的话，则又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作为单个的学人来说，任何极端的思想和观点都是有权力存在的，因为，无沦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可以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作为一种学术风气而言，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以其风行起来的时候都暗藏着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说到底，将学术研究简化为一种主义的做法其本身就是危险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5期) 我主张跳出“激进”与“保守”的立场之外，来重新看待“革命”和“改良”的问题。
姜:其实我也不赞成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这两个概念来涵盖太多的东西，更无意全盘肯定“激进主义”。只是不同意尽量美化所谓“保守主义”而尽量丑化所谓“激进主义”。我所强调的是，这个问题不可简单化地处理。
陈:对于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讨论也许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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