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从故乡扬州来到上海读大学，就读到了刚刚创刊不久的《学术月刊》。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屈指可数，印象比较深的，仅北京的《新建设》。《学术月刊》一问世，就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而引人注目。我虽是一个穷学生，还是赶紧去补购了前几期。经过四十年风风雨雨，今夭，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已数不胜数，但《学术月刊》仍一如既往，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而为众多学者所珍视。

《学术月刊》清新独特的风格，我以为，最为突出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独立思考与不断创新。《学术月刊》创刊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国从古代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伟大的变革，也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空前伟大的创造，无数的问题有待探索，无数的经验有待总结，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又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曲折与波澜。这一切，既给我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使我国学术的活跃与成长分外艰难。《学术月刊》的可贵之处，就是它在复杂的环境中，努力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独立性，努力保护众多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创造性思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学术月刊》坚持理论面向实际、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辛勤耕耘、大胆求索、勇于突破，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

其次，积极倡导与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对应用研究则注意战略性、总体性的研究。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政治的变动、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学术月刊》也不例外。但是，《学术月刊》可贵之处不仅在此。哲学、历史学、文学，这些功利性、实用性不那么强的学科，一直受到刊物的重视，因为这些学科关系着人的整体素质，关系着民族与国家的灵魂。《学术月刊》正是在这一方面显示了它对人的价值追求及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当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一度弥漫于学术界时，能够坚守这一点尤为可贵。

再次，鼓励学术批评、学术争论，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很认真，很执着，当然，所受的压力也很大，曲折也不少，但只要环境提供一些可能，它就仍旧“我行我素”。当年，李平心先生所引发的关于生产力问题的争论，周谷城先生所引发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每年年终刊物所作的各学科讨论问题的综述，也正是这一意图的体现。近年来，《学术月刊》这一特色更加显著。真理在争论中确立。压制争论，只会保护谬误，或是听任谬误冒充真理。

《学术月刊》已进入了不惑之年。盼《学术月刊》继续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并进一步弘扬光大作为自己生命力所在的上述精神，为我国学术的繁荣，为上海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新世纪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社联副主席，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