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麓公骤然离我们而去，转瞬间整整十周年了。1988年12月15日在龙华殡仪馆悼念会上人仰泣不成声人的悲怆场景仍历历在影心底却总难承认旭麓公已经不在我们身边。十年来，一直有许多话想说，可是，又不知应当究竟从哪儿说起，因为我总觉得，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论将无以面对旭麓公。

    近日细读旭麓公《浮想录》，突然有所感悟。

   《浮想录》系1977年至1988年所写695则警句式的随想录，1997年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首次发表。这些经过锤炼的思想结晶，真实而集中地记录了旭麓公这十二年对历史作深层探寻的思维历程，读来犹如与旭麓公促膝而坐，聆听他对历史奥秘一个个令人警醒的真知灼见，领略他的灵感与睿智。

    去年，刚拿到四卷本《陈旭麓文集》时，对《浮想录》只粗粗翻了一下，感到甚为亲切，因为不少问题听他生前议论过，或者本有类似体会，读后有深得吾心之感。近日重读，并复印出来，大致分了一下类别，突然想到，这部《浮想录》，不正表明旭麓公已经进人了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最高境界——自由境界么?

冯友兰先生以为，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不同，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便不相同。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意义，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他的《新原人》将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中人，不著不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莫知其然而然，实际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功利境界中人，所有行为都以求他自己的利为目的，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了解这种行为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行为。道德境界中人，所有行为都是以行义即贡献为目的，其尽伦尽职，出于有觉解底选择，为此而不顾毁誉，不顾刑赏。最后，是天地境界中人，既知人性，更知宇宙，了解人生的规律，不仅是在人的“性分”之内，而且是在“天理”之中。他们有最深底觉解，最大底眼界，因此能顺应事理。冯友兰先生强调，人们对于所生活的公共底世界，各人有各自不同的觉解，这一公共底世界对于各个人便有不同的意义，各个人由此便达到不同的境界。

所谓自然境界，就是自在状态。所谓功利境界，人为了利益、名誉、权力、地位而互相争斗，有了自为的成分，但动物性支配着人的主要欲望，所以，自在状态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处于支配地位。道德境界，人把自身的社会性的实现视作生活的目标，由此进入了自为状态。而天地境界，人方才真正进到了无挂无碍的自由状态。

以这样一个坐标体系来给《浮想录》定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关于怎样做人的论述，关于怎样治史的阐释，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切中肯肇的剖析。关于新陈代谢宇宙运动规律的揭明，都足以表明，旭麓公的历史研究，已经超越了功利境界，由道德境界而转入天地境界，超越了自在状态而进入自为状态，在自由境界中任思想翱翔搏击，游刃有余。

在这缅怀旭麓公的日子里，重读《浮想录》，迫随着那一颗滚烫的心，那一个不断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大脑，在自由境界中遨游一番，不仅可以再次直面旭麓公的音容笑貌，而且可以使我们的精神得到一次升华，灵魂得到一次净化。

知识分子，站起来思考的人

《浮想录》622条：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

 思考可以坐着，也可以躺着。这里站起来，是相对于跪着而言。站起来思考着，代表了觉解，代表了无明的破除。

从批判《武训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经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反右派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他们只能俯首贴耳，循规蹈矩，自认是资产阶级代表，把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不需要独立地思考，即使要思考，那也要跪着双膝，带着强烈的负罪感去思考。

旭麓公所写的这一条，对前此数十年知识分子灵魂的扭曲，提出了抗议，同时，也表明了他本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对待自己的人生。

532条说：要从偶像崇拜中找回来曾经失落了的自我，失落了的人的世界。263条说：愚昧常带来破坏，破坏社会，也破坏愚昧者自己。267条说：爬到半山即使摔下来，也比站在山脚下徒发“仰之弥高”的赞叹好。

这些都表现了对于人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求得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觉解顽强的追求，对于偶像崇拜造成的自我失落及愚昧状态强烈的谴责和坚决的拒绝。

一次次批判运动中，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保持沉默，或勉强应和，同时，也有一些人竭力迎合，火上浇油，对自己的师长、同事、友朋乃至家人，不惜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落井下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屈服于权势，或者自己有过份旺盛的权势欲，因而舍弃了真理。对此，623条要求知识分子在权力与智慧间要慎于选择。智慧与权力两者不可得兼，宁舍权力而取智慧，因为权力是临时的，智慧是永恒的。

能站立着而不是跪着思想的人，是真正的人。他们的思考，不一定都很准确；他们会有缺点，但做人当宁可做这样的人，也不可做那种虚伪的人。就此454条写道：要求做真人则可，要求做完人很难，因为世界上有真人，不一定有完人。261第和273条写道：人们的缺点有时比优点更可爱，因为它是真实的。他有缺点，有错误，却是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与其失去血肉，宁可保留缺点和错误。

在人生旅途中，会遇到不少志同道合者，也会遇到许多志不同道不合者；会遇到不少顺境，也会遇到许多逆境。怎样对待这一切呢?《浮想录》要求虚心地考虑那些针对自己缺点与错误的反对意见。348条说：正确的观念常常是在发现和批评错误观念中产生的。594条说：没有反对的声音，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思想内容。

至于因坚持正义与真理而遭到反对，遭到打击与诬陷，那也无须耽心。630条说：不要怕反对，反对得对，纠正了我的错误；反对得不对，别人将会反对他。

387条更明确地说：当你被诬指为“错误”的时候，你就坚持“错误”走下去，以回敬那些貌似正确的人。

对于不公平，对于艰苦，对于逆境，重要的是要有自信，自己不摧残自己，那样才能战胜不公平，战胜困难，战胜逆境，并从不公平、困难和逆境中获得在公平、欢乐和顺境中难以得到的东西。

275条、304条、366条便突出了这层意思：公平是从残酷的不公平中得来的。分享艰苦比分享欢乐更懂得时代的脚步。在困难中认识了他人，也检阅了自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给知识分子站起来思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但是，就旭麓公而言，在这一段时间，还是遇到了太多令人气愤、不平、扼腕的事。为应付那连续不断的构陷，旭麓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耗去许多宝贵的时间与精力。

因此，他在465条中发出沉痛的感叹：“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的话)，只是青壮年的先生，对老年却是追不回的逝波。

477条中他又说：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不过，尽管不如意事那么多，他还是乐观的。

298条说：好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了解他的人、为他的遭际愤愤不平的人那么多，使他感到安慰，受到鼓舞。

所以，他在570条中说：不要叹息，不要流泪，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欢笑，就会有歌声。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努力将自己思悟的结果及其过程贡献于社会。如他在137条中所说：蜡烛把光亮给了人，自己成了灰，革命烈士给人的光亮是鲜血，思想家、科学家给人的光亮是脑汁，鲜血干了，脑汁干了，光亮永存。

而这正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的知识分子有意义人生的形象写照，是旭麓公人生的一幅生动素描。

历史学家：反思与反思的反思

旭麓公是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对于宇宙、人生、现实世界的思考，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把现时代看成先前世世代代的承续、发展与变迁，因而努力从历史的联系去揭示世间万事万物较为本质的方面。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名副其实地承担起自己独特的使命，是《浮想录》关注的又一重点。

《浮想录》反复强调了重视历史的意义。10条说：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现实总有历史的影响，谁要割断历史，就会受到现实的惩罚。264条说：历史不只是谈过去的成败得失，并包括过去所有生活和知识，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学点历史会使人在认识世界和创造新的生活中更聪明些。

历史的联系是客观存在。每一代人都在创造，但是，他们所凭藉的全部生产力、知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得以运行的各种制度、习惯，都是先前各个世代积累、变迁和遗留下来的，创造新世界的主体——人本身也是历史地形成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所提供的条件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

研究历史，正是为了使人们创造世界的行为，多一点自觉性，少一点盲目性。即16条和621条所述：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永远只知道历史就是历史。缺乏历史知识的行为是盲目的，盲目性给个人与社会都会带来损害。

作为一个称职的历史学，怎样才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229条和536条提出：“率实是最有权威的发言人”，历史的权威就在此。没有“实率”不能“求是”；不尊重“实事”，更求不到“是”。

弄清一个一个史实，并不等于弄清了历史。历史学家更重要的使命，是要弄清真正的历史联系。这就是《浮想录》所倡导的“史识”。5条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这眼睛告诉我们，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要被评论家所捉弄。158条说：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248条更说：“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易经》语)是著史的旨趣，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

但历史学家揭示事物的本质方面，与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又不相同，这就是他们不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去空谈抽象的本质。37条就此评论道：本质深藏于现象之中，人们看到的首先是现象，认识本质则要对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历史学家首先是捉住现象，描写现象，从而透露出本质来，或者让读者去探索本质。如果历史学家不去捉住现象，空谈本质，就失去了历史学自身的基本任务。

尽管历史学家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结果却常常并非如此。正如176条所述：历史就是真理，写的历史未必全是真理。原因之一，见438条：当被一种偏见劫持的时候，就不会有“实事”，更不可能“求是”。原因之二，见98条、82条、467条：现实总是受历史支配的，而历史又都是受现实支配的人写的。讲述历史总是从历史推向现在，思考问题则是从现在追溯历史。现实是由历史前进的齿轮铸造的，人们却要倒过来用现实去铸造历史。

历史学家对自己的这种局限性，要有清醒的意识，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应当经常对自己的价值基准、思维方式乃至研究范式进行反思。608条强调：反思是新旧生活递嬗的动力。349条概括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三次大的反思；民族的反思，是在遭遇极大的困难中产生的。一百数十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反思是在鸦片战争后，渐知诸事不如人，只有学习西方；第二次反思开始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何以学了西方仍然失败；第三次反思是在“文革”后，何以在大胜利中又大失误。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内全面拨乱反正，迎来了思想、文化、学术的活跃与繁荣。但是，简单化及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根除，在许多问题上打着“反思”的旗号顽强地表现出来。为此，599条强调：反思不是翻烧饼。529条与595条进一步提出：十年来的反思打开了开放改革之路，但不是一切反思都准确，也需妥一点反思的反思，或者叫反反思。反思不是复旧，但渣滓常伴随反思而来，要由反反思澄清。

反思，就是努力使自己的认识，排除一切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种理性的态度，要求明了：历史自己没有谜，谜都是创造历史的人的设想。(289条)对学问要“不疑处有疑”(胡适)才能发展，也要在“有疑处不疑”(杜威)才能测验自己的识力。(541条)

反反思，首先承认自己的认识只是人类认识真理长链条中一个环节，如373条所说：其实一切学说和科学上的结论都只是引向新的结论的先导。结论都有阶段性，认识是无穷的，也可以说都不是结论。这样，就能以虚心的态度去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方法，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

反反思，还意味着不断形成新观念，不断创新。这就需要突破各种困难，通过艰苦的探索，去揭开历史的奥秘。为此，629条、544条、514条及108条都鼓励研究者努力这样去做：没有难度就不会有特色，更谈不上创新。一切新观念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取代旧观念的。埋藏于历史最深处的是非，只有在扫除沉滓时才能见到。在头绪纷繁中气出头绪，在争议不休中找到答案，才可以衡量出水平来。

做到了既能反思，又能反反思，那么，就能在历史学研究中也进入自由境界，即如39条所说：学问，只有执着地“众里寻他千百度”，才能出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新陈代谢：革命与改良的新审视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自农耕社会产生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动。一个多世纪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波又一波的农民暴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革新运动以及与之相异或相对峙的保守主义运动、复辟主义运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革命、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个体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使近代中国一直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变革之中。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动，太多曲折、反复和迂回。如《浮想录》552条所说：历史是螺旋地前进，我们的历史螺旋得太多了。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引发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各种力量，彼此之间价值基准歧异太大，目标常常截然相反，方向常常完全相背。也有一些时候，他们走到一起，形成合力，但更多的时候，他们的用力互相抵消。同样顶着维新、革命的名义，实际上南辕而北辙。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之后，放在近代历史的研究者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估定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动，寻找到中国前进的为大家所认同的共同目标，确立足以将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凝合为一的价值基准，使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再象先前那样有过多的螺旋。

《浮想录》以“新陈代谢”为总概念，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旭麓公晚年精心构思的力作即名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但只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浮想录》对新陈代谢作了更集中的论述，而且延伸到现、当代，其意义不在前一部力作之下。

《浮想录》204,278,279条说：历史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陈代谢的。任何生命都不是永恒的，只有新陈代谢才是永恒的。生命的延续在于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是贯穿于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普遍法则。而应用于近代社会，则重在不是局部的改变，而是整个中国人的生存目标、生存方式的全局性改变。传统的生存目标、生存方式衰败了，凋谢了，使人摆脱昔日贫困、片面屈从及愚昧状态，而逐步趋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新的生存目标、生存方式产生了，渐渐取传统生存目标、生存方式而代之。旭麓公正是从这一新的视角，用这一新的坐标，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运动一一进行了评析。其中，对革命与改良的评析用力尤多。当然，这也是因为昔日在这两个问题上偏见和成见最多。280条指出：社会政治的改良与革命，都是在完成社会政治某一个阶段的新陈代谢。80和256条指出：新陈代谢是个自然规律，革命与改良是推动代谢的力，也是规律的休现，但有人为的因素，如果过头和不及，会对代谢起破坏或阻滞的作用。

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拔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

《浮想录》以这三条所述为总思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动过程一一加以审视。

首先，《浮想录》反复指明了，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是在外力推动下开始的。251条和372条就中国前近代的社会特点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异乎寻常的稳定，277条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的迹象，没有政治和外力的推动(刺激)，只是依靠生产内部自身的演进，它的脚步是异常缓慢的。

中国是怎样走出古代而直接进入近代的呢?619条指出：从16世纪后期中国就有走出中世纪的现象，然而走不出，直到别人的大炮打来才被轰出中世纪。584条说得更简洁：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384条对此则讲得较具体：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又面临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时候，由于西方势力的使入，改变了前此的轨道，中国在炮口下被迫进入近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命运。

正因为中国从古代转向近代，不是出自本身的自然发展，这一转变过程便更多痛苦，更多艰难，如14条所说：近代中国的革新运动，许多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由于内因的不太成熟，往往是生吞活剥或者半途而废。

正因为近代社会变动如此开始，中国革命的发展便特别曲折。358条指出：过去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在民主革命实践中的认识，是对破坏一个旧世界的认识，却没有意识到革命胜利后的曲折，以及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曲折。把革命的前景说得太满太美，前景到来了，迎来的是疑团和不满。427条与442条更为扼要而精辟地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在改造社会，但社会也在改造我们的革命。

迂回的革命来自迂回的社会。迂回的革命，迂回的社会，迂回的根，首先是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中国已经进入近代，农民在近代社会动荡和变迁中，一直充当主力军，甚至成为领导者，但正是这一支最庞大的社会力量，却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古代状态。196条指出：农民始终是革命暴力的主力军，而在社会革新的道路上却是民族觉醒的保宁势力。这是因为，如691条：曾经尊重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为了发挥人们的组织战斗作用，但掩盖了小生产的愚昧性。依靠朴素的阶级感情，可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但攻不下科学的堡垒，实现不了现代化。即如土地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也没有摆脱农民的这种古代性，如530条所说：土地改革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触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平均地满足了小农的土地要求。

35条专论了农民的平均主义与皇权主义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以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平等思想和皇权思想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作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来说，他们要求以平等反对不平等；作为家长制小农经济的基础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摆脱皇权思想的。在历代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有的开始就以“真命天子”自命，有的有了点气候就向皇位进军，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向明朝皇帝进攻时，也就在为自己当皇帝创造条件。平等思想和皇权思想两者以何为重?起义之初平等思想是主导的，有了点势力，皇权思想就膨胀起来了。

农民，仍然生活在小生产条件下，保持着自然经济结构。他们基本上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如662条所说：一户一村都有围子，万里长城是个大围子。他们占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承受着全部社会重压。他们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时，奋起反抗，他们的行动可以翻天覆地。但是，他们终究创造不出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形式上改变了，组织起小生产共同体，实质也不会真正改变。96条即指出：以行政命令的集体制代替小生产者的  单干制，不取得生产发展的胜利，那改变的是躯壳不是灵魂。

正因为如此，农民运动最终不得不归于失败。近代两次最大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主要反对本国统治者，义和团主要反对外国掠夺者，不但震撼整个中国，而且震撼世界，但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即是最典型的个案。《浮想录》中有二十多条对这两大运动作了专门分析。

关于太平天国，386条指出：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从来只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力量，并不是创建新生产的力量。390条指出：太平天国本来就是一种周期性改朝换代力量，但它身上挂满了反封建的花环。395条更具体地指出：太平天国在进入南京以后，潜在的封建基因日益滋长，成为新起的尚未成熟的封建政权与衰败中的清朝封建政权的对峙。以此，408条作出了一个非常扼要的结论：太平天国被自己打败比被清军打败的要多。

关于义和团，99条指出：义和团运动代表民族感情，并不代表时代的脚步。441条指出：清末的会党，是商品经济在逐步破坏自然经济中被抛出来的人群，义和团反对洋货就反映了这种情况。215条讲得更为直捷：会党是社会的游离分子的集结，它不代表新的生产因素，而是在旧的生产体系崩清中找不到出路的人群。以此，503条和504条评价义和团的正义性时都强调:义和团是被落后的生产和意识扭曲了的正义斗争形象。义和团的落后性通过正义的斗争表现它的合理存在。

如果说，革命之所以一再迂回，最深的根源在于农民既是社会大变动的主力却又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这种两难性质，那么，就可以说，改良之所以一再迂回，最深的根源在于改革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庞大官僚体系为代表的旧权力体制的顽强抵抗和在改革内部施行的腐蚀锈变。136条论及新事物刚产生时和旧体制的关系：新事物开始时并没有独自的性格，常常是寄托于旧的躯体里，有的艰难地生长，有的变成崎形。93条论及新体制确立后如何为旧体制所侵蚀: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无孔不入的封建习性会对它潜移欲化，是新陈代谢的倒行。

这里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或官僚政治。46条指出：革命以慕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原因就在于这些官僚，只是最高权力及上一层权力掌握者的家臣，决非人民的公仆。556条就此写道: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正因为他们的权力只对上一级官僚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要求掌握更高更大的权力。由此形成了以权力为主轴的等级制及对官僚的畏惧与崇拜。485条和235条就此指出：等级制不是阶级，是阶级的分割；森严的等级制是仍没有摆脱王臣公、公臣大夫、士臣庶人的框架。“视官吏如天帝，望街署如宫阔，奉缙绅如神明。”(《清议报》全编卷7第2集第9页)这种千百午形成的社会意识，至今还若隐若现。

权力自身成为主体，它反过来便成了官僚们的支配者。627条摘了布哈林的一段话并加以评论：“在一台凶恶的机器面前，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炮制着有组织的主张，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布哈林《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时代已经走出了中世纪，可是比中世纪还狠毒的权力又回到了当代的一些权力者手里。389条和149条痛切地指出: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封建的潜网编结在曾经是彻底地反封建的战士身上。封建残余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仍然到处都可嗅得到，许久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词来表现。以封建意识反映在男女婚姻问题上为题材的影片《潜网》，是一个表现得很恰当的词。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潜网”。我们要消除这个“潜网”，还得花很大的气力。

革命派、维新派，几乎都不能免于为由广大旧式农民和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传统所织成的潜网所包围、缠裹，中国近代以来新陈代谢之路特别曲折而艰难，便不难理解了。

这些事实也足以证明，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中新与陈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如212条所说：新和旧是对立的，表明了它们的不同一性。但它们互相转化，又具备着同一性。而新陈代谢的本质，就是它终究不会沉溺于新旧自我循环，628条强调：“新旧如环”，环者圆圈也，但它不是循环的圈圈，乃是新旧不断的起承转合的团圈。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是否能够突破两难境地，而真正实现新陈代谢呢?对于广大农民说来，如果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从自然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小生产转向现代社会化生产，就可能使古代农民转变为现代农民。就传统的官僚体制而言，也只有在新的社会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壮大以后，形成了足以与传统官僚体系抗衡的公民社会、公众自治社会实际力量，方才能够使传统官僚体制失去存在的基础。事实上，革命也好，改良也好，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扫除障碍，从而给新的社会与新的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人们常常非常重视政治上的变革与思想文化上的各种引人注目的浪潮，对新经济的创立及发展的深远意义则不那么关心，至少不那么注重。

《浮想录》一反往昔这类习惯性思维，对先前评价甚低的洋务运动等等作了新的评价。447条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按照这个原理，在近代中国，洋务派是开始了做“改变”的工作。406条说：洋务运动是不成熟的工业革命，它向工业革命走一两步。559条说：随洋务运动的军事技术、生产技术的近代化而来的，就是政治社会思想的近代化和哲学思想的近代化。然而，洋务运动的作用终究还是有限的，原因就在于435条所说的：新的经济领域的开拓，应该导向政治的变革，洋务运动把政治变革留给了维新派，它自己被“中体”堵住了。这里评析的是洋务运动，但是，它所展示的是一种新的评判方法，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洋务运动之后的社会经济运动，都应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对于政治与文化运动，也不能离开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与发展去评价。

以新陈代谢这一总观念来观察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变动，就是要求彻底摆脱形而上学或绝对主义，179条与422,173条所说的两个结论，可视为新陈代谢观的总结论：

结论一：“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刘禹锡诗)，说的是自然规律。社会的新陈代谢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但不同于自然规律，表现为先进与落后。(179条)

结论二：世界永远是善恶美丑的奇妙结合，亿万年以后也不会出现只有美善而没有丑恶的天堂。(422条)事物是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更新的，但阳光下并没有绝对全新的东西。(173条)

民心民德：文化递嬗的新探索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出现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459条、54条及77条论及这场造神运动时指出：“文革”时的造反派，不是造反派而是造神派，砸掉小庙小神，造成一个独一真神。(459条)伟人不相信神，但喜欢别人把自己说成神；人们并不喜欢特殊的人，但愿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统治。(54条)一种信仰，一种思怨，一旦成了最大的权威，那些奸佼会打扮为圣徒，把“权威”盗了去变为自己的玩具，林彪、“四人帮”的“最最革命”即其一例。(77条)

造神运动的结果，是智慧为愚昧所包围：智慧启迪愚昧，不愚昧却常常被愚昧包围，大跃进是一例，“文革”又是一例。(644条)

“开民智”是医治愚昧，尚服从是提倡愚昧，以革命的名义宣扬愚昧主义则是民族的灾难(223条)造神运动煽起了宗教狂热，而它所依靠的则是广大民众“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人们身上根深蒂固的旧文化基因：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科学领域的不断扩大，宗教的圈子就越来越狭小。但是在真理受委屈的时候，宗教意识仍会飞入广阔的生活领域，变为狂热。(2条)

生活在现代的人不一定就是现代人，可能还是个过去式，很远的过去。(582条)朴素的阶级感情通向宗教，而不是通向科学。(62条)

正是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使人们警醒、觉悟到加强文化建设、改造人们落后的社会意识和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性。396条就此写道：民心即天心，民心不可丧失，这是历代政治家奉为圭泉的，试问我们的民心停留于中世纪的状态，我们是跟着这种民心起哄还是把他们引导到新的世界里来?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家的重要课题。495条进一步强调：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要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就必须成为社会意识。要改造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改掉民族的落后社会意识。科学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但改变社会意识就非常困难。

改造中国民众的社会意识，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困难，这就是近代以来许多明明是旧的落后的东西，却往往以新的先进的面貌出现。《浮想录》75条与586条就此写道：一些新的东西往拄带着旧的痕迹，有些旧的冒称为新的，也有新的是新得出奇的，在现实社会中还是虚幻的。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

491条更特别强调，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丑陋的中国人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并存的，不止是分别于不同的中国人身上，也表现于同一个中国人身上。

人的观念的改变，素质的提高，有赖经济和政治等整个环境的改变，但是，环境的改变又是由人来创造和改变的。439条与591条就这两者的关系写道：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人在创造近代化中成为近代人，有了近代化的环境就会使人普遍近代化。（439条）人在改造环境、塑造建筑，改造了环境和塑造的建筑又在改造人，塑造人。（591条）

环境的改造与人的改造何者为先，又是一个鸡与蛋何者为先的问题。将这两个改造连结起来使之在实践中达到统一的中心环节，就是文化的递嬗、更新和创造。文化，使经济的发展、政治的革新有中心目标，有坚固的价值支撑，能与人的素质提高互相推进，而不致互相抵悟，乃至背道而驰。

八十年代的中国，作为对“文化大革命”全面拨乱反正向深层次的发展，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培育真正具有现代性、现代文化素质的人，以承担起实现现代化职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估价和对待外来文化，二是如何估价和对待传统文化。这两大问题直接关联着应当创造什么样的时代文化以及如何创造这一时代文化。而这也正是《浮想录》关注的一个重点。

340条概括表明了旭麓公对此的基本立场：认真介绍西方文化和研究古代文化，必然产生出自己的合乎时代的文化。

695条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或者某一个文化类型，它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的道路。因为一切创新都不能抛弃原有基础，也需要吸收外来的新养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阳光下没有绝对的新鲜东西，所谓崭新的面目出现也只是包含着原有因素的最新发展。想砸烂一切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是粗暴的，也是很难实现的。但是躺在传统文化的交椅上，不去吸收别国的东西，不但难以创新，还将导致自身的萎缩。在近代中国，不开放，不引进，就没有创新。

《浮想录》多次论述了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态度的重要性及必要性。694条就文化传统的凝定性与流动性这一角度论证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在地缘和血缘及其生产关系中一步步形成起来的，由一个轴心缓慢地积聚而流动，但有其凝定性，没有凝定就不能成其为传播。它的凝定性大于流动性，所以对传统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动，需要新的或外来的冲击力。

217条与436条也作了与此相呼应的论断:最优秀的古代文化如果害怕污染而不汲取外来文化的养料，也是会枯萎的。（217条）僵化了的传统文化，没有引进(外来媒触)就不能推陈出新，只能推陈出陈。（436条）

479条更从现代化的人如何造就这一角度突出了吸收外来文化的意义:我们的难处是：要由不太现代化的人去完成非常现代化的事，要在现代化中化人，要借助他山之石。

要确立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必须克服中国传统的天朝意识和民族壁垒，树立一种世界意识。518条及91条就此写道：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和“世界意识”的互为消长，是闭关与开放的两重奏。(518条)民族壁垒可以阻挡侵略，也会封锁自己。学术、科学、文化的交流和研究，可以超越这个壁垒。(91条)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有一很大的心理障碍，这就是要么自大，要么自卑，既不能正确对待世界，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411条与17条指出：许多人身上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是庞大的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411条)中华民族有过自大，也有过自卑。自大看不见世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自卑则不敢看世界，认为外国都是高插云霄的珠穆朗玛峰。今天，也只有在今天才可以去研究和认识世界了。(17条)

对于外来文化，《浮想录》强调了必须具体分析，以区别对待。58条及386条指出：科学文化都不是外国的。(58条)科学技术不是没有国界，而是在突破国界，它飞越太平洋，飞越大西洋，飞越喜马拉雅山，冲破每一条国境线。(368条)

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及传教士散播的西学，321条及314条都说明了必须看到它们的两重作用，而不能只看到一面：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与文化传播是并行的。很久以来，我们只说侵略，怕说传播。(321条)传教士散播的西学，一是宗教福音书，一是应用科学和基础理论书。在清末的半个世纪中，前者主要通向下层社会，后者主要为中上层的知识界接受。(314条)

294条专论对外来文化或者用以取代自身传统文化，或者使二者混合，或者逐渐使二者融合，最可取的态度只能是第三种，即融化的态度：中国对外来文化历来表现为融化的大度，近代则表现为由融化而混合以至取代的趋向。取代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只能以或急或缓的融化方式来推进。这无疑是一种不再凭感情用事的成熟了的理性态度。

对于传统文化，《浮想录》既反对一切砸烂，也反对躺在原交椅上。293条指出：激进的新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它取得的胜利都不是全部的，因为传统中还有着合理的部分和客观存在的可接受性。

正因为如此，他反对对传统文化采取粗暴的简单否定态度。456条便批评说：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中，有些不该剥落的民族文化被剥落了。182条并说明，采取粗暴的态度最终只会使传统更为顽强地与新的文化相对抗：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得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

同时，《浮想录》又反对固守传统不变，而使自己为惰性所左右。692条和690条都要求人们警惕：由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必然是对传统的最大削弱，不是铲除。但传统老人总不愿被削弱。(692条)有许多传统的习惯势力不是被改革运动摧毁，而是它们在改变和腐蚀改革运动。 (690条)420条与527条提醒人们，对待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要防止将它们变成框框，防止陷入新的惰性：革命在反对旧传统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就为自己制造了框架。(420条)该改变的事物改变不了，该淘汰的东西迟迟不能淘汰，这就是历史的情性。凡传统都有惰性，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医治惰性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能完全认识和掌握这种转移。(527条)

对待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以下354条、676条、699条从不同角度作了概括：对于传统文化的变革，是在批判中吸收与在继承中扬弃交叉进行的长过程。 (354条)不能用传统编织现在，要由现在编织现在，但传统是其基因。(676条)改造了传统文化的特.点，才有中国现代文化的特点。(689条)

对于孔子和儒学应取什么态度?《浮想录》同样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683条与640条批评对孔子及儒学一味否定：自己做错了是自己这一代的事，却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两千几百年前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身上去，因为事隔百代，尚有他们的社会基因。(683条)只说儒学的惰性，是百数十年来新旧冲突中新派的通识，其实儒学有其理性的内容，特别是其修补功能，周期性的大动荡之后，都是有赖于儒学的安抚。(640条)488条、550条及649条又批评新儒学将孔子及儒学视作当代及未来治世的最高宝典。488条指出：这两年又来了一股新儒学的思潮，其实儒学已经“新”过了好多代，这只能说它自身附会时代之新，决不是引导和发展社会之新。550条更明确地指出：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649条叙述了近代以来新儒学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剖析了它的本质：洪秀全的思想事实上是以儒学为根基揉进基督教的内容(特别是仪式)而成，是近代新儒学的发端，其后是康有为用进化论改造的儒学，再后是“五四”以后的各家新儒学。这些新儒学，有的曾经在吸取西学中改造自己，也触动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有的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困惑中阐发了儒家和民族的传统精神，各有其社会效果。今天的新儒学是“五四”后各家新儒学的继续，是以反思的形式带着挽救思想危机的愿望出现的。曾经长期作为统治思想有过深远影响的儒学，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对它进行新的注释，并唤起人们尊重那些不该失去的传统，这是社会思想转变和发展的必要补充。但新儒学不是现代化的改革和开放的精神支柱，而是现代化的改革和开放对儒学注射的现代意识；它不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超前，而是反思中浮现的思想回归，回归只是扬弃中的保留。684条所论，可视为他对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总结论：不能再由孔夫子指挥今天，也不是用今天去改造孔夫子，应是从时代出发对孔夫子及其儒家予以取舍。这就是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浮想录》写于旭麓公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多年。它也生动地记录了旭麓公这十多年思想如何愈来愈深邃，愈来愈精醇。

他充满活力，思想磨砺得日益锐利。470条与567条说：我喜欢上了年纪的人剩下来的是心平气和，但我也喜欢生姜越老越辣的性格。 (470条)

“青山有路，在晚霞深处”，这是两句体验老年人胸怀而很有意境的诗。(567条)这正是旭麓公晚年在史学园地中纵横驰骋，思辨的火花不断闪出耀目之光的一个重要原因。

旭麓公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思想精华，他的精神遗产，都足证他的人生是真正常青的。

再一次祈祷：安息吧，旭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