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2005 年9 月12 日第 11 版学海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科学构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20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就是它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面对种种历史性与世界性的挑战，努力探索、努力创造的过程。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大飞跃。每一次重大飞跃，不仅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而且带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

      第一次重大飞跃，是对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康有为曾用进一步神化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通天教主的办法，来否定两千年来所尊崇的经学、儒学。章太炎则用“订孔”的方法，将孔子定位为功勋卓著的古文献整理和保存者、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将“经”定位为由孔子整理和保存下来的一批古文献。他们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对传统经学及传统儒学重新加以审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这一次对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和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相配合，结束了“读经”为教育首要甚至最高使命的历史，解放了因“独尊儒术”而长久被压制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包括被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被视为不可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以及内容极为丰富的佛学思想资源等等。通过这次重新估定，儒家学说本身也得到较为客观的梳理，特别是孔、孟、程、朱之外各派儒家学说，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价。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经传注疏”式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获得了了解东西各国学术、思想、文化成果，独立进行探索、思考、创造的广阔空间。当然，经学的影响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在重新估定各种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资源时，粗疏和形式主义之处甚多，甚至使用新的“经传注疏”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传注疏”方法。尽管如此，这一次重新估定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却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次重大飞跃，是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 17、18 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当中国人开始以西方为师时，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矛盾已经明显暴露。20 世纪初，一批立志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在规划中国未来发展时，已考虑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成了更多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在中国的传播，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稍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肆虐，都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以及这些国家发展道路所曾燃起的热情进一步破灭。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除了翻译介绍 17、18 世纪以来启蒙思潮的一批代表作外，有很多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正是这一番对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成就，从而思考如何从东方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合乎中国特点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即是这一阶段思考和实践的集大成理论成果。

      第三次重大飞跃，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由于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误导，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片面的、教条式的理解或解释，一度占据了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而不少马克思、列宁所坚持的、包括毛泽东曾坚持的观点，反而被当作错误的或过时的见解被抛在一旁。这就使人们的思想，使社会科学的发展，套上了新的桎梏。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一思想解放，形成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新的理论成果。由此，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立足于中国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努力使实践上升为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同时，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各学派的研究成果，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不断丰富自身。这一切成果又推动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及 17、18 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的再估定，即对前两次重大飞跃的全面检讨，对先前学术、思想、文化资源的新发掘。这样，就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局面。一百年来三次重大飞跃，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一个新的范畴、概念乃至范式体系，这都从不同程度上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变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