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26年荷兰殖民地总督皮特.米留伊特（Peter Minuit）从印第安人手里购得曼哈顿以来，纽约人口中欧洲白人一直占主导地位。例如1860年有203,746名爱尔兰移民，119,984名德国移民。后期有意大利移民和犹太移民，1920年有1,643,012名犹太人和390,000意大利移民生活在纽约。［2］（p.13）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非白人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1       纽约人口统计(根据种族划分,1900-1970)［3］（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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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数       白人     非白人（  黑人     中国人    日本人 其他非白人）

1910  4,766,883   4,669,162    97,721    91,709    4,614      1,037     361

1920  5,620,048   5,459,463   160,585   152,467    5,042      2,312     764

1930  6,930,446   6,587,377   341,069   327,706    8,414      2,356    2,593 

1940  7,454,995   6,977,501   477,494   458,444    12,753     2,087    4,210

1950  7,891,957   7,116,441   775,516   747,608    18,327     3,114    6,467

1960  7,781,984   6,640,662  1,141,322  1,087,931   32,831     5,991   14,569

1970  7,894,862   6,048,841  1,846,021  1,668,115   69,324    13,968   9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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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ra Rosenwaike, Population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p.141

表1显示，1910年纽约市总人口为4,766,883人，其中白人为4,699,162人，非白人人口97,721人，前者占总人口比例97.95%，后者占2.05%。到1970年，纽约市总人口为7,894,862人，其中白人占76.62%，非白人人口占23.38%。在非白人人口中，黑人增加最快，从1910年占总人口的1.92％上升到1970年的21.13%。另据美国学者阿伦说，整个60年代，白人人口减少100万，而非白人人口增加了62％，其中多为说西班牙的波多黎各、牙买加和海地的黑人，以致于70年代西班牙语成了纽约第二个官方用语。

纽约人口结构变化在于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1924年以后，由于国会颁布《民族来源限额法》，入境移民人数明显下降。1911－1920年的入境移民为573.6万，20年代为410万，30年代下降到52万。1965年11月，林顿．约翰逊总统在纽约港签署了《1952年移民和国籍法修正案》，纽约移民数量又开始回升。1965年法案改变了过去移民法中种族歧视及国籍歧视的做法，规定每年美国接纳全球移民总额为29万人。其中，来自东半球的移民每年限额为17万人，西半球限额是12万人。该修正案并不按国家规定限额，而只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移民不得超过2万人。同时建立八类优惠制，每类均按“先来先办”的原则，使亲人得以团聚，使具有美国急需的人才得以入境。美国公民的配偶、父母、以及年幼子女不受名额限制。法案还规定：不拒绝外国劳工，但设法保护美国劳工，工人必须先取得劳工部的证明，证明其移民不致影响美国劳工市场，且能获得正常职业，其数量不能超过每年移民总额的10%［4］（p.38）。它还准许每年可有一万名难民入境。

这个法案完全摆摆脱了陈旧的限制主义的阴影。除了强调家庭团聚原则外，不再以肤色、人种来解决国家移民数量。殖民地、自治领和原先受到严格限制的亚洲、东南欧国家获得了与西欧、北欧国家相同的政策待遇，于是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数量大增。与19世纪相比，现在纽约人口中的种族、年龄、性别比例和教育程度等方面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

首先，纽约人口结构突出表现就是亚、非、拉移民人数猛增。由于亚非拉美移民的增多，以及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属国，因而大量有色人种进入纽约。非白人成份从1920年的2%上升到1970年的13%，总数由160,585人上升到1,846,021人，占市总人口的1/4。其中黑人构成了非白人人口中的绝大多数。1970年，黑人人口达1,668,115人。［5］（p.140）一位英国观察家在1973年评论说：纽约正在“变黑”。白人逃出的人数（1960年超过100万）和从南方流入的黑人数基本持平。大约1/10纽约黑人是从外国迁移来的，绝大多数来自西印度群岛，特别是牙买加、巴巴多斯和海地。

19世纪，黑人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而从1900年到1920年的二十年间，纽约黑人人口增加了两倍多，从1900年的6万上升到1920年20万，其中四分之三住在哈莱姆区。［6］哈莱姆开始享有“美国黑人之都”的盛名。黑人除了国际移民以外，还有大量国内移民[7]（p.310）。（表2）

表2             1930年纽约黑人移民来源（单位：人）

资料来源：American Urban History ,Edited by Alexander.B.Call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10.

1965年的移民法对移民人数有着实质性的影响，特别是亚洲移民。如表1如示，到1970年为止，纽约市华人数量增加到69,324，日本人13,968人。此外，纽约的印度人、朝鲜人、菲律宾人数量也在急速增加。1970年，纽约有200多万自称是拉丁美洲血统人。二战期间，直达纽约市的廉价班机为波多黎各人提供了方便。50年代，高峰时每周都有2000名波多黎各人移居纽约。到1970年为止，波多黎各人及其子女总数超过80万。如果包括第三代人，大纽约区的波多黎各人血统的人数接近130万。他们移居纽约主要是为了寻找工作，因为他们的故乡失业率通常超过10%。［8］（p.41）此外。许多人来自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或哥伦比亚、智利和其他南美国家。这些新移民使纽约市很大区域“拉丁化”，明显地影响这里的饮食、讲话方式和服装款式。拉美人大约占了罗马天主教徒的半数。

其次，纽约新移民在年龄结构上呈年轻化趋势。美国学者伊丽沙白.鲍根在其《纽约移民》提供的纽约市人口年龄结构（表3）显示，纽约市外国出生的15-64岁（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口比例，在1980年总移民人口比例中高达72.2%，美国国内居民这一数字为64.6%。而1965年以前移居纽约的外国移民中，工作年龄阶段的比例为53.3%；1965-1974年间，该年龄段移民的比例为87.6%, 1975－1980年间则为75.3%。新移民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大大高于美国国内居民比例。城市是人的意志和行为的一种反映，这种年龄的移民对纽约城市生活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移民为城市建设提供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能活跃文化市场和经济市场，使城市充满活力；另一方面移民年轻化为城市政治生活输入新鲜血液，推动社会重构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表3             纽约市人口年龄结构（％）（1980）[9]（p.42.）

    资料来源：Elizabeth Bogen: Immigration in New York.p.42.

    再次，新移民中女性比例上升。1882－1883年，意大利移民男性占88％，女性占12％；较重视家庭的犹太人移民男性也只有58％，女性占42％。［10］（pp.30-31）然而，20世纪以后，纽约移民中女性人数增多。一方面，纽约市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第三产业的出现为妇女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纽约移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条件将自己的家眷接来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1965年移民法强调的家庭团聚原则，使大量亚洲妇女获得入境许可。而许多拉美妇女则因为纽约乃至整个美国需要大量家佣，妇女易于找到工作而大量移居纽约。纽约牙买加移民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往往只身前往美国，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或取得长期居留权后，再促成其子女、配偶的移民。此外，妇女也较容易获得护士签证，以美国急需的专业人才身份入境。据统计，1962―1972年间，牙买加合法移民中三分之一的专业人员是护士。在1967年和1968年牙买加移民中，妇女比例则分别高达76%和73%。虽然这一比例在1970年后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50－53%之间。［11］（p.43）除了护士以外，妇女主要集中在成衣、服装和综合类产业。亚洲妇女移民主要从事餐饮业。

最后，外来移民受教育程度较过去有很大提高。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纽约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19世纪的纽约的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比较重视教育的犹太移民也有一半是文盲。再如，19世纪去美国的华人多为劳工，从事的工作都是非熟练工作，如淘金工人、码头工人、成衣工人或餐饮服务员。但是，20世纪以后，华人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特别是1949年以后，去美的华人大多数受过高校教育。其他国家的移民也相类似。据统计，1987年在美国各大学获得工科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中有55％是外国出生的。到1991年末，美国所有大学的工科教授中有75％是外来移民。在各国移民中，印度移民接受教育的时间平均为16年，中国和菲律宾移民平均在14年以上，韩国移民平均在13年以上，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越南、古巴、牙买加和欧洲移民的学历平均为12年左右，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只有墨西哥移民的学历较低。[12 ]（p.410）这种情况对观照纽约市移民教育状况同样适用。外来移民较高的文化素质为经济建设和当代纽约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同时，移民所受教育程度高决定其各方面能力较强，在未来的生活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文化继承和发展、争取合法权益及其社会重构活动中均占据有利地位。

二、移民与纽约社会

1908年，斯雷尔. 赞格威尔发表了他的剧本《熔炉》，他在剧本中写道：“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个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吧！上帝在制造美国人”。［13］（p.383）这位剧作家可能是位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无论是何国移民，在美国的大“熔炉”中都能炼铸成美国人。然而，现实中的移民成为“美国化”过程是多么艰难和曲折。纽约是美国的缩影，移民积极适应社会，求同存异，改造社会，为纽约城市发展做出巨大的努力。

适应新生活是外来移民步入纽约社会的第一步。然而，对于大量非白人移民来说，这一过程却相当痛苦。长期以来，由于欧洲白人文化的影响，纽约社会规范、法律法规、传统习俗都带有西方文明的印迹，它在许多地方与非白人移民格格不入。虽然非白人移民也是美国公民，但是经常觉得像外国人，有时也被当作外国人看待。在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里，外来移民发现社会上存在许多歧视的地方。拉美移民发现自己被认为不很白，尽管他们没有认为自己黑；此外，因为他们贫穷（1970年纽约市40%的福利是支付给波多黎各人的），他们感到自己被美国富裕遗忘了。他们发现孩子在学校里除了语言问题，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困惑。因此，他们对拉美传统深怀眷恋之情，而纽约拉美移民经营的一些饭店、俱乐部、电影院、无线电台的传媒又加深了这种感情。他们在困惑和情感斗争中期盼社会重构。

可是，纽约人社会的重构同样充满着挑战。每一次移民浪潮都遇到老移民的反抗，他们用恐惧和疑惑的眼光来看待新移民的流入。例如，哈莱姆区的黑人尽管本身也是20世纪20年代刚进入的，但是他们嘲笑来自热带地区的黑人新移民，黑人孩子向新来的移民投掷石块。他们还谑称牙买加人为“捕猴者”或“流浪汉”。［14］（p.134）当移民蜂拥而来时，老移民们卖掉房产搬到更加理想的地区。新移来的人居住在那些罪犯们经常光顾的贫民窟里。他们向现实挑战，通过各种各样途径站稳脚跟，努力拼搏，争取早日适应都市社会，成为纽约社会的一员。

那些受过教育、有技艺和关系（家庭、学术和社团）的人在娱乐业、银行、社团管理、法律、科学研究、宗教与慈善组织、体育、出版、艺术和其他领域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开始摆脱了贫困，进入纽约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成为社会精英。如 Fiorello拉瓜迪亚，一位意大利父亲和犹太人母亲的儿子，长在亚利桑那，后来他移居纽约市，成了一名圣公会成员，最后当上纽约市市长。一部分人经过辛勤劳动或者体育竞技、博彩进入中产阶层，成为城市的上班族。同时，也有一些人在竞争中失败而跌入社会的最低层，沦为贫民一族，成为哈莱姆贫民区的新客，或沦为犯罪分子。

改造纽约社会是移民面临的第二步。社会重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各种矛盾作用的结果。20世纪来纽约的移民素质较高，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民族意识强，善于利用法律与规则来维护自身权益。一方面，他们在被动地适应纽约社会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他们坚信熔炉理论，但同时希望建立一个多元而统一的社会。无论是黑人，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波兰人都要求文化多元，努力体现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他们把美国社会比喻成百纳衣、拼花被、色拉盘、马赛克，要求社会能够接纳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在分享民主、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和社会个性。另一方面，移民们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推动了纽约社会重构。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少数族裔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黑人移民和女性移民人多势众，成为民权运动的先锋。黑人移民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如火如荼，并在入学、就业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他们成功之后又发现，种族歧视依然存在，黑白人种混合居住同样损害他们邻里关系，危及他们的子女。因此，他们向郊区迁移、送子女去私人学校就读。女权运动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一个亮点，它为妇女就业、教育、平等权利等方面赢得许多实惠。当然，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矛盾。从传统上来讲，纽约市犹太人为黑人获得公民权利、平等权利给予了公正的支持。但在1968年黑人要求社区控制学校时，许多犹太籍教师走上街头罢工，一度造成犹太人与黑人关系的紧张。但这与主流社会的矛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建立社团组织、参与社会重构是移民生活中的重要一步。大多数社会团体都是利益集团，它们为各个族裔的生活、工作、学习、选举等做出有益的工作，年轻移民获益颇多。正因为纽约社会存在着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这些利益团体才得以长久存在。也正因为移民年轻化，这些团体才有生命力。因为年轻移民已经发现了移民先辈们含辛茹苦地建立和无私资助的医院、教堂、俱乐部和老人之家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犹太人来到美国时，他们中许多人做过店主和裁缝，现在继续在零售业中占优势地位，并在制衣业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新来的移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在移民社会团体的支持下，他们涌现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如律师、医生和教师。爱尔兰人中出现了一大批公务员和著名政客，因为他们早年对民主政治颇感兴趣。意大利人多数找到了季节性户外工作，现已主宰了建筑业。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来得很迟且没有技术和资金，很难在讲究学历和技艺的社会里获得成功。但是，他们比19世纪爱尔兰移民处境略好。当时爱尔兰移民处境悲惨，他们经常在招聘单位门前发现“爱尔兰佬禁止录用”的告示。由于外来移民的社会团体不断斗争，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善族裔的待遇。1945年通过的“伊文斯－奎姆法案”，用州权反对在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1965年联邦公民权利法案也明确指出，在建筑业及白领工作等方面禁止种族歧视。因此，社会团体很有市场，例如，许多黑人参加了战斗俱乐部（Fight），它是一个为自由、平等、上帝、荣誉和现世而献身的组织。它要求在住房、教育、就业、贫困、法律实施、城市更新和政府管理方面，给黑人以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15]（p.46）

同时，移民社会团体对移民继承母国文化，融入纽约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化的过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团体已无意识地融进一些统一性的思想。如他们为使用本民族语言，教授母国历史而斗争的同时，还开办英语、职业等培训班，帮助自己的同胞们尽早融入美国社会。在“熔炉”冶炼之后，尽管移民们或多或少仍带有母国的痕迹，但是经过一代代衍生和融合，纽约人的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过去非常忠诚于他们母国某一村庄和省份的意大利移民，已经变成意裔美国人。世事的艰难和共同的生活使移民历史的差别不断消逝。第二代波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混合为一种普通的天主教徒，有的爱尔兰移民已经从“爱尔兰佬”变成“纽约佬”了，尽管不时还带有点爱尔兰腔调。新教徒团体，如一些地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有的团体，悄悄地与当地土著血统融为一体，仅有一点痕迹是源于父母的姓氏、食品、圣诞习俗，或许这些还能表明他们的过去。黑人社区吸收了几万牙买加人和其他西印度群岛人，无论他们肤色差异多大，他们都成了纽约人。当然，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为了保存他们的特性，只好迁往郊区或偏远地区；有些人远迁乡村去享受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逃避城市问题。但是，一些上流社会精英和中等阶级的人正在迁回内城，重建合理的社会体系；1970年以来，大批黑人已迁回南方，那儿就业机会较多，而且“生存环境较为轻松”。物竞天择，强者生存。这是社会演进和移民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纽约的一代代新移民变成老移民，外来客变成纽约人。在美国这个大熔炉的炉心里，异国文化习俗在碰撞、融合中形成纽约的多元文化，各民族精神文明在承袭、吸纳、创新中不断升华；四大宗教在这里共同发展，市民来自四面八方，生活方式五光十色。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等各式人种在竞争和合作中生存，在求同和存异中发展，造就了一代代纽约人。但是，纽约不是一个终结了城市，而是一个继续发展的城市，纽约不是“终结了”的文化，而是一个继续发展的文化。从世界各地、国内各州来的移民将继续影响纽约社会发展。

   三、移民与城市精神

纷至沓来的移民进入纽约以后，并没有简单地抛弃了他们原来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正是这些固有的传统对新移民接受和发展新的文化、社会模式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这首先明显地表现在语言种类的多样性上。1660年在荷兰总督管辖下的新阿姆斯特丹，人们使用的语言有18种，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