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新的移民法实施之后，进入美国的移民国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班牙裔和亚裔人数不断增加，大约以每10年100万移民进入美国。这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出现“滞涨型”经济危机，社会失业人数上升。这为一些极端组织诟病移民提供了口实，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呼声甚嚣尘上。一些民族主义团体和排外主义组织活动猖獗，明目张胆地进行限制外来移民的宣传。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失业率，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1981年，国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西奥多.赫斯伯格主张限制入境移民人数，“在今后15年内，假定经济能持续繁荣，美国可以创造出3000万份职业，我们能将其中的20%让给外籍劳工吗？不能，这会损害我们国家那些贫困和不幸的人的利益。” [1]排外主义者还认为有色种族移民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美国人口中民族结构的变化，白种人可能成为少数种族，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等也会被削弱。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唤醒那些“毫无戒备”的白人。[2]究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移民地位呢？本文以纽约为例，厘清纽约人心目中外来移民地位，分析其形成因素，这对于从总体上把握不同族裔与纽约城市发展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1992年纽约族裔地位调查》始末

1990年，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对1965年移民进行修改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移民法案，规定在1992、1993、1994年三个财政年度内，每年的移民限额为70万，此后降至67.5万。在每个财政年度内的前三个季度中，每个季度的入境移民人数不得超过总限额的27%。该法案还规定，国会应每隔三年对移民政策调整一次，从而保证移民法能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这项法律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究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持何各态度呢？

1990年、1992年统计资料表明，要求增加移民的人分别占美总人口9%和5%。要求保持原状的分别为29%和28%，要求减少移民的人分别占48%和59%，未表态分别为14%和8%。[3]关于保留还是同化移民文化问题，全国舆论研究中心1994年所做的全国性调查也表明，约有1/3的人认为不同族群保持各自特有的文化对美国有利；另有1/3的人认为不同族群应使自己文化融入社会对美国更好，还有1/3的人想法介于二者之间。同时，来自社会普查的资料显示，60%的人为应该减少当前的移民数量，大约66.6%的人认为更多的移民将令国家更难保持团结，80%以上的人认为移民越多，失业率就越高。[4]

社会各界的舆论和各种调查，给一些移民团体增加了压力。他们迫切想知道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自己在公众心目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美国犹太人协会决定选取纽约作为抽样调查的城市。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纽约是个典型的移民的城市。1980年人口普查表明，纽约人口共7,071,639人，外国出生的移民有1,670,199人，占总人口的23.6%。[5]如果加上未登记的移民在内，纽约有200万移民，占市总人口的26.2％。从使用的语言种类看，纽约移民城市特征更为明显:1980年，纽约居民使用的语言多达121种。[6] 另外，纽约移民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纽约移民大多数来自欧洲地区的英国、荷兰、爱尔兰和东南欧等国家，1965年以后，墨西哥、日本、俄国、多米尼加、牙买加、中国和海地等国的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在1965―1980年之间，纽约有四分之三的移民来自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纽约移民具有“新”“老”移民变化的代表性。所以纽约成为理想的抽样调查的对象。

美国国犹太人协会进行的问卷调查，涉及纽约市对各主要族裔群体评价，以及各族群相互评价。这些族群包括亚洲人、黑人、西班牙裔、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们在纽约市民心目中的地位、族群相互定位、所受到的对待方式、族群生活的总体状况等。这份调查完成于1992年7月27日到8月10日之间。总共1057份问卷调查，代表纽约市五个区18岁以及18岁以上的居民接受电话采访的结果。被调查的家庭是通过随机电话号码选取的。调查选项涉及到居住、年龄、性别、种族、性别、信仰、收入和教育等项目。调查结果总的误差率为1－2%，满意率为95%。

这次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表明：47%的纽约人认为，犹太人对纽约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最大，西班牙裔影响最小（8%）。其他各族群影响按得票率百分比大小排列如下，意大利人（20%）、黑人（15%）、爱尔兰人（10%）、亚洲人（9%）。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族群，都对自己评价不高，其自己评价的结果按比例大小排列如下，犹太人（13%），西班牙裔（7%）、黑人（6%）、意大利人（4%）、爱尔兰人（3%）、亚洲人（2%）。[7]这是一份由美国民间机构所作的随机调查，简单的数字既表明纽约人对移民的态度，同时也掩藏着影响移民地位更深层的因素。

二、经济地位是决定移民地位的首要因素

移民地位是指移民对纽约政治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由于移民人数多寡、能力大小等差异，不同的移民群体对纽约社政治生活影响各不相同。《1992年纽约市族群关系的调查》表明，纽约人认为犹太人是对纽约社会生活与政治影响最大的族群，而西班牙裔影响最小。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各族群的地位呢？社会经济地位通常是评价外来移民的重要标志，而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是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因为教育程度高低直接影响人们职业的选择，较好的职业同样会带来较高收入。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犹太移民的教育状况。

在纽约各族群之中，犹太人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犹太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学问的尊重和景仰。“母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有学问的人，穷点也没有关系。大多数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没受过多少教育，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却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8]犹太人不管自己生活多么艰苦，也要千方百计让子女尽可能多地受教育。据统计，犹太裔只占美国人口民数的2.4%，约600万人，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高达8%以上，犹太族裔青年8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说明犹太移民是美国各移民集团中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9]不仅如此，他们非常重视学习内容。有份调查发现，犹太人离开教会学校到公立学校就读，其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祷告太多。

良好的教育使犹太人在就业时得心应手。犹太人多在专业技术的领域工作，如法学、医学、科学、金融或艺术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且获得成功的人士颇多，在美国作家、科学家、电影制片人和百万富翁行列中，也是出类拔萃的。范尼.布莱斯、杰克.本尼、马克斯兄弟、米尔顿.贝尔和丹尼.凯等人是名声显赫的喜剧演员，杰斯卡.海费茨和亚瑟.鲁宾斯坦都分别是闻名遐尔小提琴演奏家和古典派钢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都是最知名的科学家。犹太人在当今美国的政界、经济界影响也很大，出现了像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大批杰出人物。[10]犹太人较好的职业决定有较高的收入。犹太人的家庭收入在美国种族当中算是最高的，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72%。

与之相比，西班牙裔经济地位在纽约所有族裔中最低，这和他们教育和就业密切相关。西班牙裔是指那些从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加勒比海地区迁移而来的人及他们的后裔。1990年，纽约西班牙裔人口为1783511人，主要来自于波多黎各、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等，这些多属于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他们大多数住布鲁克林和皇后两区。其中波多黎各人占50%。[11]。同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44%的纽约地区的工厂工人都是外国出生的移民，其中3/4为亚洲人和西班牙裔。

西班牙裔子女接受教育的程度很低。他们深受到语言问题的困扰，辍学率很高。据统计，西班牙裔学生占总注册的10%，但辍学率高达23%。[12]在纽约，西班牙裔学生辍学率比黑人还要高。尽管他们经过努力，争取双语教学获得成功，但其效果并不理想。正如墨西哥作家罗德里格斯所说，“墨西哥学生心理上深受双语学习之痛苦。”[13]另外，西班牙裔学生在学校直接听西班牙语授课，不再受英语之苦。但凡事皆有得失，西班牙裔学生在就业时仍旧面临语言障碍。

    西班牙裔在纽约市主要取从事低工资的蓝领工作和白领的服务工作。1980年，西班牙裔职业构成为：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占6.9%，专业人员占8%，营销占3.2%，办公室人员占15.7%，工匠或手艺人占10.9%，半熟练工人占27.2%，运输占3.5%，苦力占2.8%，服务生占20.1%，家政占1.6%，农业人员占0.03%。[14]10年过后。西班牙裔就业情况并未有多大改观。1991年，西班牙裔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占其就业人数的7.6%，不及黑人的地位（9.3%）；从事专业的人占其就业人数的7.5%，低于黑人（10%）。职业构成直接影响西班牙裔的收入水平。1988年，西班牙裔人均收入是7956美元，低于黑人人均收入（8271美元）和白人收入（13896美元），差不多为普通美国人收入的一半。但是，西班牙裔失业人数却高于普通美国白人。1990年，白人失业率为4.7%，西班牙裔失业率高达8.0%。[15]

    现代城市是经济运行的载体，城市人的身份和角色也由其经济活动和经济地位来表现。犹太人、西班牙裔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影响大小和地位高低，决定他们对纽约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大小。因此，经济地位是决定移民群体地位的首要因素。

   三、参政意识、从政活动与社会评价

      纽约人评价移民地位不仅看重其经济地位，而且看其政治影响力。长期以来，美国犹太人通过积极参加选举、提供政治捐款、发挥舆论工具的作用，以及通过院外集团施加影响等等途径或形式来参政，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犹太人成为一位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力量。拥护犹太人的政客如此，反对犹太人的政治集团也是如此。犹太裔的绝对数字在美国人口中相当小，可以由于他们居住相对集中，主要在纽约、华盛顿和南加州等地。同样，在这些城市中，他们大都住在同一选区，再加上犹太选民投票率较高（90%），有时能起到决定候选人胜败的作用。正如 邓蜀生 先生所说：犹太族裔集团的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在美国人口中所占2.4%的比率，因为犹太选民投票率很高。而且投票目标比其他族裔更加集中，因此美国政治活动家一向重视犹太人的选票。远的不说，就战后历届大选中，总统后选人都积极争取犹太人的选票。196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获得捐款10万美元以上的21人中，有15人是犹太人。尼克松忽视犹太人的政治力量，结果致使纽约的41张选举人票的丢失。1972年，尼克松在选举中宣传自己是支持以色列的，是“以色列最伟大的朋友”，因此从民主党手中夺来许多犹太人的选票。1983年6月有，里根亲自给美国布奈.布里斯犹太兄弟会第70届年会打电话说，“只要我担任总统，美国就会坚如磐石地支持以色列”。里根任期中，在安理会中凡是不利于以色列的议题美国一概投否决票。[16]　

对于纽约来说，90年代以后的犹太裔纽约政治生活的影响可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以来，纽约市五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可是由于爱尔兰人和意大利天主教徒结成联合战线的操纵，爱尔兰人长期控制纽约市政厅。直到1974年亚伯拉罕.D.比姆当选第104任纽约市长，才结束了爱尔兰－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控制市政厅的局面。80年代连任三届纽约市长的爱德华.I.科克也是犹太裔。所以美国学者承认“爱尔人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犹太人取代”。[17] 现在，纽约的犹太人都非常关心政治，可能和他们移民经历也有关。早期苦难的历史造就了犹太人特别注重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著名妇女社会活动家艾玛古得曼、为黑人争取民权的自由派犹太人艾比霍夫曼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佼佼者。

    与犹太人相比，西班牙裔在纽约的政治影响力很小。西班牙裔都是美国公民，都有资格参加美国的全国和地方选举，然而多数有资格登记参选的西班牙裔人实际上并不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历史上就是如此。例如，纽约市真正参加投票的人占已登记的选民总数的比例，波多黎各人在各少数种族中最低的。参加1968年总统选举的波多黎各人还不到4年前参选人数的一半。波多黎各人几乎没有获得什么选任或委任的官职。直到1970年，才有一位波多黎各人获选进入国会。[18]，而犹太人早在1906年就当上商业和劳工部长。

    西班牙裔选民人数增加很快，但投票率还是低下。其原因：一是由于语言不通、经济问题所累，他们未能参加投票，二是他们人口中18岁以下的儿童较多，还没有投票权；三是存在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有选举权；第四是西班牙裔中有大批候鸟式移民。他们并非长期生活在纽约，而是往返纽约和母国之间，懒于参政议政。

    美国学者索威尔在研究西班牙裔中的波多黎各人时认为，波多黎各对美国政治进程没有影响力的原因是：在美国本土，波多黎各人是在一套完整的福利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才进入美国的，其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由政府的服务组织，如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而且还有波多黎各政府在纽约市建立的各种派出机构――予以照料。所以，波多黎各人没有必要像以前其他移民种族或黑人那样，携起手来并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波多黎各人没有相当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或其他许多曾给别的种族提供内聚力的那些组织。缺乏社区领导机构的现象，还存在于波多黎各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纽约的几家波多黎各人主要报纸，当初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多米尼加人创办起来的。[19]索威尔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个共同的现实，即西班牙裔参政意识淡薄，很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生活的政治力量。

    不参与政治生活是“候鸟”式移民的一种普遍现象。早期意大利移民中许多人淘金以后返回意大利，当时他们也普遍地不关心政治；现在墨西哥移民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同样反映在华裔身上。美籍华人人数不少，对美国贡献也相当大，但在社会上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重视，主要原因，一是客居意识浓，参政意欲低，二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未能形成一支政治群体。而犹太人则不同，其苦难的历史赋予他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其举家迁徙、永久定居促使他们为长远利益而奋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杰出的智慧为他们参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切都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四、公共人物、公共舆论的影响力

    犹太人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世界都能纵横驰骋；不管经商还是做学问，都能做出巨大的成绩，在美国几乎各个领域里都能占一席重要之地；犹太人一般既有聪明的头脑又能够过群体生活。

除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以外，犹太人在科技、法律、社会、媒体、娱乐等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些就像无形的广告每时每刻都渗透到纽约普通市民的生活和工作中。例如，在人们心目中，诺贝尔奖是科学界至高无上的荣耀。到80年代初，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国学者中，有近半数的是犹太人及其后裔，而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多一点；美国东部名牌大学的教授中30%多是犹太人；把美国带进核时代的是犹太籍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爱德华.特勒、冯.纽曼也是家喻户晓。

    同时，犹太人在一些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也是人才济济。如美国人好讼，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律师，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90年代，美国每4名律师中就有1名是犹太人；在联邦最高法院中有过5名犹太籍最高法官，如大名鼎鼎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即是；司法部的犹太人律师的比例高达30%以上。医生是美国最重要的几个职业之一，美 国 医师中，9%是犹太人。再如，看电影是当今大众娱乐的主要方式。美国的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电影是犹太人华纳兄弟公司1927年拍摄的《爵士歌手》，另外如派拉蒙影响公司创办人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创办人路易斯.梅耶等都是犹太人。1939年首次上演的被称为美国内战史诗式的巨片《飘》影响美国好几代年青人，制片人是犹太人戴维.塞尔兹维克。

纽约是美国文化娱乐中心，犹太人的艺术成就出类拔萃，给城市人生活里留下许多美好的印象。蜚声剧坛的乔治.考夫曼、阿瑟.米勒、摩斯.哈特、本.海克特等，饮誉西方乐坛的作曲家乔治.葛什温、欧文.伯林、里昂纳德.伯恩斯坦等人，人所熟知的纽约港自由女神雕像底座上的《新巨人》的作者埃姆.拉扎卢斯，等等，都像一座座丰碑似的影响作纽约人和美国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媒体如报刊、广播、出版、电影、网络等对城市生活影响颇大。它从听觉、视觉和感官等多方面直击人们的心灵。犹太人在媒体、舆论界方面拥有巨大影响。首先，犹太人非常注重媒体建设。以报纸为例，纽约《华盛顿时报－先驱报》被犹太老板尤金.迈耶掌管的《华盛顿邮报》收买，《纽约美国人报》、《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纽约镜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在20世纪60年代纷纷被犹太人收买。纽约最有名的《纽约时报》也属于犹太家庭（奥克斯－苏兹贝格）所有。每当发生事关犹太人或以色列利益的论争之时，舆论界的“犹太帮”都会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往往能发挥极佳的宣传效应。例如，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核心的亲以色列院外集团，就有一个与全美各犹太组织和社团保持密切联系的网络，通过该网络去影响犹太选民、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直至向白宫进行游说。犹太人就这样利用媒体，再加上雄厚的财力，对纽约社会生活施加巨大的影响。正如1974年10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杜克大学演说所讲：“他们力量是强大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拥有美国银行、报纸。”[20]

与之相比，西班牙裔在纽约公共舆论界鲜有作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西班牙裔缺乏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来自于落后地区和国家，受教育程度较低，非熟练劳工居多，大多从事低工资、次重要的工作，很难涌现出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物。二，相当数量西班牙裔属“候鸟”移民和一部分非法移民，客居意识严重，等赚到一定数量的钱就返回母国。因此，他们在子女教育和资本投资方面都存在“短期”行为，更谈不上参加政治和扩大其影响。三，他们的新闻媒体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们的报纸数量很多，1986年有25份日报和1份周报，发行量最大的一种达10.9万份；犹太人有11份周报和1份日报，发行量最大的一种达17.5万份[21]。西班牙裔报纸数量多，但是影响却很小，因为只有5份是在纽约出版发行；而犹太人的12份报纸悉数在纽约出版发行，其效果不言而喻知。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对外界信息基本上都是从媒体上汲取的。公共人物和新闻媒体对人们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全天候”的，几乎覆盖城市社会存在的全部方面。谁掌握的公共舆论的话语权强，谁就会对城市社会政治影响大。

    五、结束语

    《1992年纽约市族群地位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纽约市民，但它所反映的是美国整个社会的看法。近年来，随着移民政治意识增强，各移民族裔都在不断提升本族移民的影响力，出现了几种令人关注的趋势。

1、纽约对移民态度和地位的评价并非静止的。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所说，“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态度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起伏。容忍和偏见、放任和限制上下波动，大致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动荡相一致。光景好时，人们忘了移民；形势不稳或紧张时，人们便会把外来移民推出来，作替罪羊。”[22]这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机和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衰退时表现尤为突出。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种族意识的消退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移民地位问题将有所缓和，但它将始终是美国公众中最具吸引力的话题。

2、改善经济地位仍是移民主要奋斗目标。美国是经济实力最强和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移民移居美国，其主要目标是发财致富。外来移民首要目标是改善经济地位，济身于上流社会，享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是他们梦想。目前各族群体中犹太人基本完成这个目标，但对于新移民来说，尤其是亚洲人、西班牙裔移民黑人来说，贫困仍是最大的威胁。他们仍要从社会阶梯的最低层爬起，完成由低级到高级，由蓝领到白领的社会流动过程。

3、参政议政逐渐成为移民的共识。战后以来，移民越来越识到，要想确保经济地位和政治利益，就必须积极参政议政，影响政府决策行为。现在有的移民族群参政议政热情很高。同时移民对母国的关心和支持越来越高。这里最突出还是犹太裔美国人，他们表现出强烈地干预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倾向。他们主张美国鼓励以色列与巴基斯坦的和平进程，因此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父子，其对以政策上都要考虑犹太人的意见[23]。同时，华人也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参政议政。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华裔委员田长霖曾呼吁，华裔团结亚裔集中选票，左右总统选举，争取政治发言权。这种当家作主的精神表现了美籍华人的新觉醒。

4、移民地位是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随着移民种族比例发生的变化而变化。90年代以后，西班牙裔和亚洲移民迅速增加，白人将不再成为多数。3000万西班牙裔移民和1100万亚洲移民将美国族群地位。而西班牙裔政治影响不断增强。现在西班牙裔移民选民已占美国选民总人数的9.9%，根据“肯定性行动计划”，西班牙裔当选的比例也将提高，从而将增强西班牙裔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同样，亚洲裔移民也会积极参与政治，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1992年纽约市族群地位调查》中显示的西班牙和亚洲移民对纽约城市影响很小的情况将有很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