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使上海成为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文化产业高度发达、文化品位高度提升的现代文化城市，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上海怎样实现这一目标？上海文化形态发展中存在哪些不足？影响上海文化形态建设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选取美国纽约作为参照对象，将其文化形态与上海进行比较，借鉴其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添砖加瓦。

一、比较对象的选择和文化形态的界定

世界上每一个城市都在其发展进程中留下了历史的沉淀，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尽管如此，作为城市，特别是有一些国际性大都市都有其共同的特性，纽约与上海即为如此。首先，上海与纽约同为全国首位性城市，人口均逾千万。两城市工商业发达，内外贸繁荣，是国家经济中心。其次，上海与纽约均为港口城市，2000年上海港口吞吐量为2.64亿吨，位居世界第三大港口地位［1］^(pp.211-212)；纽约位于哈得逊河出海口处，是一个理想的天然良港，年吞吐量为2亿吨。交通便利为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纽约成了美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地；同样，自五口通商之后，上海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融合的基地。第三，上海和纽约都是移民城市。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到 2000年人口达到1674万，其中非上海籍的常住人口353万，外来人口比例已占1/3以上；［2］^(p.71)同样，纽约也是一个移民城市，2000年，纽约外国出生的移民200万移民，占市总人口的26.2％。^[3](p.5)

作为国家首位性非首都移民城市，纽约与上海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其共性的发展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与文化需求同步增长，即城市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随之增加。这对城市文化形态的发展很有积极意义。城市文化形态一般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静态型文化包括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陈列馆、游乐场、主题公园和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等。这些文化由于它们的知识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而成为国际大都市文化的象征，其特点是无明显的时间性。动态型文化的主要指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展示文化如音乐节、电影节、电视节、时装节、博览会、运动会等，它们是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的结晶，其特点是有明显的时间性。

静态型文化与动态型文化相互推动是繁荣国际大都市文化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一个文化形象不甚明确的文化设施可以通过举办不同寻常的文化活动成功地确立文化形象。另一方面，一个静态型文化可以通过举办动态型文化增加它的文化含量和延伸它的社会影响。国内外许多城市常常利用重大文化活动作为吸引游客前来的手段或使静态型文化的淡季得到延长。动态――静态文化相结合的代表是歌剧、舞剧、交响乐以及演出、影视、娱乐等文化产业。它们既需要静态的文化设施作基础，又需要动态型的文化活动作内容。缺少其中之一都不能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国际大都市文化事件。现在，文化产业也是城市经济发展中重要部门。据统计，以文化产业为主要部分的第三产业在巴黎、纽约、伦敦的产业结构中都占85%以上。

根据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会有质的飞跃。2002年，上海居民人均GDP近5000美元^[1](p.536)。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有更大的增长。因此，本文选择纽约、上海为个案，就两城市文化形态若干方面作比较，借鉴纽约的经验，分析上海的优势和差距，为上海文化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帮助。

二、城市文化设施利用之比较

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的“硬件”部分，它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陈列馆、游乐场、主题公园和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等，是城市静态型文化的主要内容。城市文化设施为营造大都市文化氛围，陶冶市民道德情操，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城市凝聚力和自豪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城市文化功能定位、文化设施布局、文化品质提升等表现了城市政府的意志，即城市政府文化行为究竟代表哪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利益。通常，城市政府的文化定位在主流社会阶层。同时，城市的主流社会阶层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影响城市政府的文化发展战略。而非主流社会阶层在城市文化发展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作为美国文化中心，纽约非常重视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即在表现城市整体形象和风格的城市文化“硬件”上下功夫。纽约拥有闻名遐尔的林肯艺术演出中心、卡内基演出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例如，纽约共有2000多所博物馆，既有综合性博物馆，也有艺术、历史、自然科学等专业博物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世界各国艺术珍品36.5万多件，包括服饰、陶器、金属制品、盔甲、木乃伊、油画、雕塑、摄影、镶嵌艺术品等，反映的历史长达5000年。再如，纽约三大公共图书馆，藏书2200万册，每年服务人次730万以上。^[4](p.204)这些与纽约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

纽约完善的文化设施形态除了得益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纽约城市文化定位多元化。前文说过，纽约是个移民城市，人口构成复杂，因此文化设施必须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纽约人文化追求是苛刻的，正如雷蒙德.D.加斯蒂尔所说“他们期望很高，因为他们是按照国家和国际标准，而不是按照地方水准来要求自己的。”^{[5](pp.119-120)}同时，纽约人素来就有“敢为天下人之先”的思想，建立许多高级文化设施，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堪称世界一流。另外，在“人人生而平等”、个人权力至上的政治氛围里，纽约文化设施也要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纽约在这一方面曾走过弯路，“阿斯德歌剧院惨案”就是典型事件。19世纪上半期，纽约城市发展很快，但文化设施满足不了市民的需要。当时德籍移民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一些富人赞助，在百老汇大街与第八街交汇处建立阿斯特广场歌剧院。为了限制穷人进入，剧院规定观众必须戴上山羊皮手套方可入场。当时许多市民连吃饭住宿的费用都很紧张，那能戴得起羊皮手套。剧院此举引起贫穷市民的愤怒。1849年5月的一天，当“羊皮手套歌剧院”上演莎剧《麦克佩斯》时，爱尔兰移民首先发难，冲击剧院引起骚乱，当局出动500名警察和民兵维持秩序，但还是酿成27人死150人伤的惨案。^[6](p.144)从那以后，纽约市文化设施的不断改善，大量的图书馆、演出厅等先后建立，极大地满足整个市民的文化需求。

为了对这一文化定位提供服务，纽约政府给予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纽约市政府每年大约支付1800万美元，资助部分博物馆；每年给艺术界的财政资助达100万美元以上；政府建筑法规定建筑者如果在他们大楼的底层修建剧院，就给予额外补贴；政府对于上演芭蕾舞和戏剧的“纽约市中心”实行免税，每年只需向政府交纳1美元的租金，因而使这一中心能以适当的票价来保持较高的艺术水准。^[7](p..3)上个世纪70年代，纽约市为发展影视制作业，曾在市长办公室专门设立联络官，为来纽约从事影响制作提供各类服务。到1997年，以纽约为背景制作的影视剧增加了4倍，影视制作业成为纽约发展最快的五大行业之一。

   上海文化设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建造了东方明珠、上海大剧院、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上海博物馆新馆等许多标志性建筑，为充分发挥大都市的文化辐射和传播功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上海文化形态“硬件”仍显不足，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数量少，馆藏不足，反映城市发展历史的各类专业博物馆更是少见。纽约拥有312个博物馆，204个图书馆，电影院312个；而上海只有11个博物馆、35个图书馆和242电影院。这样的文化设施远远满足不了市民的需要，郊区文化设施布局不足，适合普通百姓的文化设施质差数少，免费开放的社区青少年活动场所更少。但是，另一方面，上海顶级文化设施却与纽约相当。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剧院等无论是规模还是设备等方面都堪称一流。例如，上海大剧院，总面积6.3万平方米，内设1800座的观众厅、500座的中剧场、200座的小剧场以及大小不等的操练房和琴房，1700平方米的舞台，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整个建筑是一座玲珑剔透的艺术宫殿，和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美国的林肯中心、法国的巴士底剧院等一样，同为世界建筑艺术的经典”^[8](p..394) 。

这种现象与文化定位有关。上海文化定位不清(也就是政府文化政策服务的主体是谁)，以致于文化形态建设方面出现矛盾现象。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调节机制还不完善，人们智力、能力、机会差异等因素，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社会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上海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可支配收入为2000美元，出现了一批千万富翁和富裕阶层。但另一方面，上海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上，为子女入学、就医和住房而努力。这种贫富差距已达千倍万倍。富裕阶层的出现对消费市场有特殊的意义，它促进高级文化设施的出现，进而推动高级服务市场的繁荣。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不同于以前，富人不仅是追求物质享受，而且更需要精神享受。因此，上海的高级剧院、高档娱乐场所、高端文化设施应运而生，它们满足了上流社会或“新贵族”的文化需要。海市民进上海大剧院的比例估计不到市总人口的1%。可见，只有极少数人享受到政府投资的“高级别”的文化服务。当然政府因此获得了丰厚商业利益回报和政治回报。其次，政府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各级政府花大力气抓经济建设，关心与政绩相关的人均GDP，所以主要财政投资流向经济领域，全力以赴解决“奔小康”问题，以至于当经济发展之后，没有即时调整社会发展规划，没有重视文化的长远效益，造成文化方面的资金不足。在政府资金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投入经济建设资金多了，而文化设施建设相应就少了。结果，大部分处于小康状态的市民的文化需求受到损害。这种文化“矛盾”必将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伤害，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毒疣。

三、城市文化资源创新之比较

保证城市文脉的延续，加强“城市记忆”，促进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对归宿地的亲和力，是现代城市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历史，每一幢建筑或许就有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故事。城市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些沧桑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注入城市记忆。这些市民对城市记忆，对根的追寻。这是都是推动城市文脉延续的积极因子。城市更新中既要保持城市历史记忆，也要提高城市的舒适性，更应该按照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创造新的文化资源，从而永葆城市发展的活力。

纽约市注重保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遗址、建筑，发挥其文化沉淀和文化传承作用。城市更新过程中严禁破坏历史风貌的行为。纽约市府规定殖民地时期有价值的建筑都受到保护，以便展示城市发展的历史，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1970年代以前对商务区建筑限高不严，许多中心商务区建筑逐高而建，对城市文化景观造成损害。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越认识到文化资源对于提高市民素质、陶冶市民情操有着积极意义。1978年，纽约市第42街附近要建一栋高53层的办公大楼。如果这一大楼建成，将会明显地改变位于42街的中央火车站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文化”地位。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纽约市政府有权禁止这座大楼的兴建。此后，人们一再援引此案例，保护城市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纽约人还特别重视文化资源再创造，使之为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苏荷区的开发就是一个成功范例。该区位于哈曼顿的下城区。20世纪30年代，战乱使欧洲大批世界一流艺术家移居纽约。战后纽约拥有全美艺术家的2/3，结果造成艺术工作的空间的紧张。苏荷区有大量厂房闲置，租金便宜，一些艺术家来此定居，苏荷区被改造成了艺术家的乐园。60年代，洛克菲勒财团掌控的大通银行，要将苏荷区建成办公楼以及豪华公寓。但是，艺术家们认为，“城市不能失去精美、有价值的建筑物，纽约历史上优秀的古迹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城市失去其特质和特点”。他们要求保留这一历史文化遗产。1973年，纽约市政府确定苏荷区为文化艺术区，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接着，纽约市按照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定位要求，对苏荷区文化资源改造和创新，既保证统楼房外观还是原来的工厂、仓库、栈房的模样，又在内部装修时体现超现代主义的风格。2000年，共有1000多家画廊在那里开业。文化艺术的繁荣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前来寻艺访古，餐饮业、酒吧业、旅游业、时装业等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形成苏荷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上海“长大”过程中，文化遗产遭遇破坏的行为时有发生。例如，上海天蟾舞台是个闻名四海的演剧中心，曾孕育过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戏院建筑具海派特色，在重新修缮时，未遵守“整旧如旧”的原则，将原建筑拆除，建成了“逸夫舞台”，造成古建筑蕴涵的人文资源流失。另外，上海在开发文化资源方面存在不足。上海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汇之地，“海派文化”发祥地，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先锋。但至今尚无一座反映上海近代新闻、报业发展的博物馆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博物馆。同时，人们比较关注老洋房等外来文化色彩较重的历史建筑，而忽视反映上海“本土文化”的世春堂、文庙、古城墙大境阁等建筑街区，老城厢的“老味道”越来越淡，老街区和风貌已经被分割得零零碎碎。

如何保护和继承文化资源以及创造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城市应该按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创造新的资源，给沉淀的“文化”赋予新的活力。上海在这一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主要原因为：一是上海经济水平发展不高，城市公共设施基础陈旧，人民生活条件较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城市人口规模膨胀，公共设施不足，因而城市更新较快，许多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面临去留问题。二是人们比较重视经济利益，轻视文化的价值；重短期业绩，轻长期效益，以致于许多有文化价值建筑物遭到破坏，同时未能开发文化资源。三是对城市文化价值认识不足。人们没有认识到一个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没有文脉延续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样。保持对所在城市的美好记忆可以升华为一种感情，是市民对城市从感知认识到理性认同的过程。所以，在城市更新中，有选择地保留一些有价值的建筑物，既是对历史记忆的储存，也是增强市民对城市的依恋，避免“故乡”情感的丧失。

四、文化产业开发之比较

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现代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部门不仅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同时也正在成为就业最快的部门。在西欧国家从事文化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的1.5~3.5%。纽约和伦敦都超过20万，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10](p.10)上海文化从业人员为6万。纽约是美国文化中心，文化产业十分繁荣。以娱乐中心百老汇为例，从1999~2000年度起，百老汇每年票房收入都在6亿美元以上；占GDP总量的60%左右，成了唯一能与华尔街金融经济效益相媲美的产业。其文化产业附加值在增高，2000-2001度百老汇的消费中，观光消费是28.43亿美元，展览消费15.38亿美元，剧院消费约3900万美元。可见，百老汇除了有演出业外，更重要是通过演出业带动了观光业、展览业、小商品零售业等其他相关产业，因此达到了约44.2亿美元收入的规模，并吸纳就业人员4万。

  表一　上海和纽约消费结构、文化从业等指标对照(2003年)

    资料来源：综合《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第10、64－65页所得。

   纽约市传媒业、新闻也很发达。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三大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控制了2139家电台和电视台；纽约出版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商业周刊》、《新闻周刊》等出版媒体影响全美舆论界，左右着全国的新闻和娱乐，对全世界也有巨大影响。2000年，仅《时代周刊》的发行量就达418.9万册，收入2.91亿美元，广告收入6.61亿美元，总收入9.5亿多美元。

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日益显现的经济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提高第三产业的重要途径。国际上许多经济中心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都在70%以上，纽约第三产业达到85%。近年来，上海第三产业发展很快，目前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达到51%，但同纽约相比仍差30多个百分点。2002年，全市电影市场票房达到18271万元，全年音像制品收入18亿元，全市文化娱乐业主营收入29亿元。^[1](p..325)2002年，上海图书版量2.6亿册，报纸出版量1.8亿份。

表二　　上海与纽约书报刊业、演出业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文化发展战略》、《上海年鉴》(2003)第325页编制而成。

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成功举办了国家级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A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上海在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已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发展态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但与纽约相比；上海文化产业还有很大差距，既无世界影响的报刊杂志，也无全球影响的娱乐业、旅游业。其首要原因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落。上海自近代起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到20世纪20、30年代起，我国各种新潮的文化事业和项目都是从上海逐渐走向全国的。如上海的报业、印刷业、演出业、娱乐业都十分发达。但是，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上海的文化产业却有所衰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化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上海人的文化观念有待于进一步转变。政府办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以致于上海文化产业仍靠政府投入，多元资本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多元资本（民营、私营、外资等）在企业、商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甚至教育方面都占有相当的份额，但是多元资本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即使有少量多元资本的介入，但经营领域单一，影响甚微。这种局面不利于激活上海的文化市场，阻碍了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求。对比而言，纽约的文化产业既有政府投入，也有民间投入，而且以民间投入为主。纽约市每年就有约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在文化产业中流通，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仅次于华尔街。纽约市政府主要资助一些大型品牌文化产业，此外均为民间资助和私营企业经营，民间资本在纽约文化产业中起着首要作用。

第三，上海文化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由于经济体制、经济等因素，演艺界自由职业者难以在上海生存，他们很难融入上海的主流社会，成为“新上海人”。相比之下，演艺界自由职业者在纽约发展很好。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是著名的“艺术家家园”，每年大量来自世界各地著名艺术家慕名前来演出；苏荷区是画家的天堂，大量画家在此创作。据1990年美国统计年鉴，纽约画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有15,058人。正是这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群造就了纽约，使它成为全美国最大、全世界重要的艺术品市场。作为全美文化及艺术中心，纽约市每年艺术品的交易额上个世纪就高达10亿美元之巨。^[11](p.8)上海艺术家家园在哪里？上海的画家村在哪里？上海浦东著名的“画家村”的村民，不知是否具有“新上海人”的社会意识。

第四，上海人文化创新意识不够。上海是最具有开放意识的商业城市，商场竞争激烈，上海人必须具有勇于竞争、敢于创新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上海人的另一面，即讲究按规则办事。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国内外商贾，也只能通过平等谈判得来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各自的商业利益。因此上海人相对说来最守规矩。长期的“守规矩”意识在特定的环境下限制了人们的创新意识，造成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以致于至今“还没有办出在国内举足轻重的报纸和期刊”。^[10](p.156)文化原创性作品不多，未形成世界“品牌”，因而难于在文化市场上竞争。例如，2002年上海电影市场票房收入最高的10部影片中只有《天下无双》为上海出品，音乐剧《猫》在上海挣得人民币2500万，而上海原创舞剧《野斑马》在澳洲巡演赢利不足10万澳元。另外，创新意识不够还表现在文化缺乏市场观念。长期文化单一为政治服务的观念造成了文化政策方面过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改革以来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但以政治干预文化的现象仍然存在，政治包办文化的现象屡见不鲜，限制了创作的发挥和观念的更新。其结果是，上海人只会“守好阵地”，未能开发新的战场；在“求稳”中扼杀了创新意识。正如外籍人评价上海报纸：“内容雷同、缺乏广度”，“不能取信于人”，“没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10](p.66)凡此种种都严重束缚了上海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上海文化形态建设有许多不足，但同样存在着诸多有利条件，尤其是上海经济已保持连续二十几年的高速稳定增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有力地推动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上海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国家级大型节庆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文化活动运营能力有很大提升；上海申博成功为城市文化发展增加了巨大的动力。这些都为上海的文化形态建设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上海只要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规划文化形态布局，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促进多元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那么上海城市文化形态建设定能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2]上海证大研究所. 上海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