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革命家和学者刘师培背叛革命一事，是近代史上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刘之背叛，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辛亥前革命党历史上影响至巨。但是，造成此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过程究竟怎样，迄无圆满的解释[i]。作为连命都敢豁出去的号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为什么突然间便背叛了革命？

[一]

本文认为，刘之背叛，乃发端于对孙中山的不满。

1907年2月13日，刚好大年初一，刘师培带着母亲李氏、夫人何震，和诗人苏曼殊一起，起程东渡日本[ii]。同行的，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此人在历史文献中形象恶劣，对刘师培背叛革命起了很坏的作用。

刘师培此次东渡扶桑，是其生命的重大转折点。日本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同盟会总部即设于此。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这里仅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就有17860人。他们很多是革命党，或者是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但鱼龙混杂，也不乏异类。刘师培到日本来，原本抱着满腔纯洁的革命激情和美好向往。但是，他对革命的曲折性以及革命队伍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加之他的性格原本就很偏激，不健全，所以一旦遭遇和自己理想相去甚远的残酷现实，对革命满腔光明灿烂的向往很容易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往往不容易被来自外部的势力打倒，却容易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内心的痛苦击垮。不幸的是，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革命队伍的状况，恰恰触发了他性格中不稳定的方面。

刚到东京，刘师培恰好赶上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立刻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对孙中山大举围攻。此一事件，激发了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失望情绪，埋下了背叛革命的心理基础，成为他脱离革命的起点。

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举行宴会，为中山饯行。参加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日本方面则有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几位，刚刚踏足于此的刘师培也在其中[iii]。由此可见，刘师培虽然年仅24岁，但由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几年来在国内反清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已经成为革命党最高层领导圈子中的一员。此时，假如他善于把握自己，谦虚一些，能克制自大膨胀易激动而略感异化的文人气，进一步接受考验，不断砺炼，丰富自己，则以此为起点，日后很可能会成为人人景仰的革命翘楚。然而，在革命的十字路口、人生的转折点上，刘师培却犯了致命的路线性错误。结果，一步错，百步歪，愈陷愈深，过河卒子般不能回头了。

此次孙中山离日，日本政府和日商铃木久五郎各有赠款。孙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就收下了。正由于这两笔钱，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演变为“倒孙风波”。以后的许多年里，革命队伍都承受着由此而带来的损害。

3月4日，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两大亲信离开日本。他走后，革命党内部矛盾爆发开来。此时，章太炎正主持《民报》，极其困窘，因此提出，要将铃木所赠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而孙中山本来就在指导思想上对章太炎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章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却迂腐地谈什么国粹，实在不合适。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需用钱，因此只给拨了两千元。章太炎则认为孙中山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工作，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这种思想、风格及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两人的感情，偏偏孙中山又没把日本政府赠款的事通报给章太炎等人，太炎后来得知此事，感觉受了侮辱和愚弄，不禁怒气中烧。他提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由黄兴接替。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人全都表示同意[iv]。

此时的刘师培，正处在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于是完全倒向章的一系。从思想感情到私人交往，从性格情趣到学术取向，他都不能不一边倒。而他与孙中山，原本就没有任何私人交情，性格、情趣、爱好也完全不同。经此突发事件，其原本潜伏着的瞧不起孙中山的情绪，被引爆出来，使他益发坚信孙中山不可靠。刘师培背叛革命后曾经对对孙中山有过这样的评价：“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v]此话虽出之于尔后，但情绪的潜伏和偏见的形成，却不短暂，反映出他先前对孙的反感，而当时有类似情绪者颇不乏人[vi]。

孙中山是否像刘师培所说的那样糟糕，抑或这仅仅是刘师培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既然刘师培对孙中山持如此糟糕的看法，加上他原本就过多的骄狂，再由个人情趣和好恶出发，也就很难理性平静地对待突发事件，很难从革命大局出发来作判断，处理事情。而且，他还有个私心，那就是想自己做领袖。所以，刘师培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要求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并得到日本人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支持。结果，遭到刘揆一的拒绝，这就更惹恼了章、刘，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最终，由于黄兴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维护孙中山，表示自己绝对不当总理，风潮才暂告平息。刘师培目的没有达到，同盟会领导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一时间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vii]。尔后的两三年里，又引发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以至孙中山等骂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章太炎等骂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而刘师培对孙也就由鄙夷发展为仇恨。刘师培的这种心理变化，陶成章后来有过很好的概括：“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viii]刘师培本人也曾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ix]抛开这两段文字的字面涵义，单从其所透露出来的心理层面着眼，其中所反映的刘师培心理变化的线路，是很清楚的。

可以看出，章太炎、刘师培有很强的性格弱点，而且基本不懂得革命的运作程序和规则，缺乏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素质[x]。按理，他们作为同盟会高层成员，应该非常自觉地与同盟会纲领保持一致，维护总理的政治核心地位，处处以大局为重。但是，他们却在革命阵营里大闹书生情绪，这显然不合适。就此而言，有些事情孙中山不告诉他们，不仅可以理解，还是一种策略，但不能因此说孙中山完全不信任他们。从章太炎、刘师培的反应看，对孙中山有牢骚、不满，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毕竟不正确；由此而采取过激举动，则是有损革命整体利益的不顾大局的行为，应该批评。当然，孙中山组织工作做得不细，甚至有些独断专行[xi]，也有其责任。特别是在处理领导层关系的问题上，弄不好就很容易对同志造成伤害，使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但是，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孙中山又确实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固并隐蔽的领导核心。他的工作实际上很难做细致，做章太炎们的思想工作也未必做得通[xii]。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某些事情，对其他同志通报也不是，不通报也不是，很无奈。这个难题，只能靠革命同志的觉悟去自行化解。而在革命组织的初期，所谓“觉悟”云云，显然又谈不上。再说，同盟会本来就是几个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分为许多小派别，除革命大目标一致外，内在思想的张力很大。仅就《民报》二十几位撰述人看，就明显地分为孙中山与章太炎两大派系[xiii]。在此情况下，如何能够既发扬民主，又有统一的革命意志和行动，确实难办。偏偏孙中山的领袖威望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而是与章太炎难分上下；难分上下的孙、章，风格偏又很不一样。章太炎书生气太重，孙中山功利性太强。孙主抓军事和财政，章主管理论宣传，二者缺乏默契和配合，往往脱节。这样，就为刘师培那种不甘人后喜出风头的狂热书生提供了瞎折腾的土壤和环境。这种格局，是任何革命队伍在其发展初期都难于避免的，但是，那种出于为章太炎辩护而对孙中山却斤斤苛求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xiv]。

本文认为，在倒孙风波中，孙中山代表的是革命的全盘和大局，是正确路线，而章太炎只代表《民报》这个革命的局部，刘师培则主要是代表个人。章、刘虽有区别，但均闹了个人主义，把革命大局抛到了一边，走的是错误路线。其结果，无论对革命，还是对个人，都造成极大伤害。就个人而言，章太炎、刘师培与孙中山分裂后，均进入生活和精神的痛苦期，对革命产生强烈的失望情绪。从逻辑上讲，两人这时候都潜伏着脱离革命的逆反心理。但是，章太炎虽然一度心灰意冷，毕竟把握住自己，没有继续滑落。这首先是由于他革命意志原本坚决，个人定力修养一向深厚，也由于他当时孤单一人，身边没有坏人鼓捣。而刘师培却没有把握住自己，加上身边有坏人撺掇，便继续下滑，由脱离而走上了背叛。当然，由“心轻孙文”到“大恨党人”，由背离领袖到背叛革命，由“察其隐情”到“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曲线的滑落毕竟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思想的脉络上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来。

政治实践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百家争鸣，政治活动则需要思想统一。“倒孙风波”导致组织分裂，而思想分歧既是组织分裂的诱因，又是其发展，又有自身的脉络[xv]。事实上，章太炎、刘师培作为学术家和革命家一身二任的人，在倒孙运动中并没有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结果，当其组织上偏离领袖之后，在理论思想上，与孙中山也离得愈来愈远，甚至章、刘之间，在交情的热恋期，也产生了思想分家的倾向。这对学术研究而言，或许是件好事，但对共同的革命事业而言，却弊大于利。

在孙中山心目中，革命的楷模是英美，而章、刘除了日本，未到过第二个国家。孙中山偏重西洋，章、刘盯住亚洲，刘更进一步趋于世界大同无政府。这一思想分歧，最初可以从章太炎组织的地域性国际民间组织亚洲和亲会反映出来[xvi]。该会没有一个孙中山系统的人，可以看作是章太炎力图实现自己独创一套的革命理论的实践产品，大有与孙中山一比高低另立山头的架势。显然，亚洲和亲会与章孙分裂具有某种关联，至少是反映了两人思想的歧异。所以，有日本学者指出：“该会旨趣十分明显，与孙文等人期待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援助这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尖锐对立。”[xvii]可谓知言。

此时，刘师培在政治思想上与章太炎是相互捧场的。例如，他发表过一篇《亚洲现势论》[xviii]，上来便说：“今日之世界，强权横行之世界也，而亚洲之地又为白种强权所加之地。欲排斥白种之强权，必排斥白种加于亚洲之强权。”白人在亚洲强权的突出表现，便是英国统治印度、法国统治安南、美国统治菲律宾，而日本虽是亚洲国家，却与亚洲人并非一个心眼，因为它侵占了朝鲜。至于中国，更是“瓜分之祸，悬于眉睫”。然而，日本又不是朝鲜一国的敌人，而是“亚洲之公敌”；日本对亚洲的危害，更甚于白种人。所以，刘师培强烈主张亚洲弱种联合起来，抗强权，求独立，实现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章太炎思想的延伸。

但是，刘师培不甘居人后，不会仅仅给章做配角。孙中山、章太炎都有自己的信徒和阵营，刘也想建立山头，以他为核心和领袖，以其“急而且刚”[xix]的理论为指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1907年6月，刘师培与张继（而不是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

社会主义讲习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但从政治革命层面看，则当另作别论。孙中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却说：“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可见，他已偏离同盟会建立中华民国的纲领，也改变了刘师培自己往日所追求的民族、民主主义立场，因为不久前的他自己，就是“仅知民族主义”的。而现在，他作为同盟会员，却全然不理会组织纲领，不遵守起码的组织原则，要去超越民族主义了。所以，至少在思想上，讲习会是革命党分裂的产物。

当然，抛开政治层面的考察，它尚有思想和社会（主要是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背景。有日本学者称，刘师培等人是有别于孙文一派的“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新的革命家”，他们“不满于孙文的美国式民主主义，因而要追求新的革命哲理”。作为事实，这话并不错，刘师培当然也有权利这样做。但是，考虑到刘师培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他这样做又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要么公开宣布退出同盟会，要么在革命组织的体制内实行理论创新。不然的话，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也不论他的“新哲理”具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对革命事业而言，都没有好处。然而，要想让刘师培停下脚步，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在精神上给讲习会支持最多的，是声望甚高的幸德秋水。这对刘师培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据说，幸德秋水敏锐地看到，这些中国学生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民权论及排满论，正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因此，“同幸德秋水特别接近的并不是孙文一派，而是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新的革命家。”[xx]很明显，幸德等人所以支持刘师培，是基于思想理念的同声相和，而没有顾及到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假如幸德秋水此时能带着刘师培与孙中山一系联手，或者说服孙中山信奉他们的政治理念，历史自然会改观。然而，这一切只能流于我们的美好假设了。

讲习会虽然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大奏不协调音，但刘师培毕竟还是革命同志。就思想的路向而言，他此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确乎超越民族主义，亦即幸德秋水所谓“更高境界”。至少，它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它也不乏与三民主义的重叠之处，如民权、民生二端，景梅九在《罪案》中即曾说，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就民生问题论，刘师培当时的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在革命者中当首屈一指。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还应当将其放在政治层面进行审度。一纸宣言打不倒反动派，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此时的刘师培，既无力去创建新党，又无钱去建立武装；既不是独立于革命之外的纯粹书院式思想家，又不甘心听从领袖的领导，而是热衷于在“新真理”上搞“更高境界”，这只能让当时的清政府高兴。事实上，背叛革命以后，刘师培已经毫不含糊地承认，他所以反对民族主义，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追求真理，也不是什么上“更高境界”的问题，只是为了破坏革命。他在给端方的信中说：

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弥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再看《天义》上刊登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

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又慨社会主义之不明，拟搜辑东西前哲各学术，参考互验，发挥光大，以饷吾国民；复虑此主义之不能普及也，爰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斯旨。[xxi]

后者的意义，只有借助前者，才暴露无遗[xxii]。可见，刘师培对其理论所具有的破坏革命、“正本清源”的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然，谁也不是天生的叛徒。刘师培后来对端方的自白，固属出卖灵魂，也未尝没有事后追封、邀功讨好的意思。因此，还不能说刘师培杂交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是预设好来破坏革命的。而且，仅仅“思想反动”也未必就一定导致背叛革命。当时不满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人很多，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也很多，却不是每个人都背叛了革命[xxiii]。但是，并非每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都明白其政治危害性，而恰恰是在危害性问题上，刘师培却心知肚明，比谁都清楚。既然清清楚楚，却还要不遗余力地去宣传传播，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其一，这是他不甘人后的学术本性使然；其二，他想自做首领，另搞一套。然而，这两条即便并不为过，也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他要走的那条浪漫的无政府主义之路，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xxiv]。他所操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不过是个十分松散的学术自由市场。他没有丝毫的实际政治本钱。特别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置其对革命大局有害的实际效用于不顾，这在客观上，已经是在帮助清廷了。

不仅背离孙中山同盟会，就是与章太炎，两人也显露出思想上各立山头的端倪。许多人都以为，刘师培是章太炎的配角，相当于前期梁启超之于康圣人。就太炎的心态言之，他确实希望自己如康有为一样有一个类似于梁启超的弟子。此人，非刘师培莫属。1907年6月8日，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民报》第14期发表，太炎阅后言：“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此话很能反映太炎的心态。其话外音是：只有康有为是他的对手，而梁启超等，则应由刘师培去对付。革命党中有如此功力的晚辈，只有刘师培。而刘师培也确实为革命党在理论上打败立宪派，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太炎的期许。可是，刘师培这些文章却未必是为章太炎的期许而作，倒是登台亮相表演的成分更大一些。他醉心的，还是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又没有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上对其醉心的无政府主义有所阐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章太炎感兴趣的种族历史考证上面，替种族革命论，提出坚实有力的辩护。据台湾学者朱宏源研究，在《民报》阐扬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想的，以廖仲恺为主。这又是一个有趣现象，也正是刘师培思想上与太炎存在歧异的表征。刘师培有时是配角，但并非每场戏都作绿叶。他要另开场子，由自己占据一号位置[xxv]。《民报》是章太炎宣扬民族主义的阵地，《天义》是刘师培大讲无政府主义的前哨，刘可以在其间双剑并舞，章也可以在两头来回客串，但主配角的位置却交换了。所以，从《民报》角度看，只能说章刘；而从《天义》角度看，则必须言刘章了。由这种角色转换可以体会出，章太炎大概从没有真心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他参加讲席会活动并作过两次演讲，讨好小辈的意思多，自觉的意思少。所以，二人反目后，章未稍歇，立马就不再信奉无政府主义，何其急遽乃尔[xxvi]？就章刘关系言，不是刘师培始终未拜章太炎为师的问题，而是刘师培始终就未甘居章某之后。那种刘师培把章太炎视为学术前辈非常敬仰的看法[xxvii]，经不起推敲。

据南桂馨讲，章太炎曾经让钱玄同下通知，要南氏等人不要参加幸德秋水召开的会议，而刘师培、汪公权、丁维汾及苏曼殊等，却主张参加。章太炎还曾禁止南与刘师培往来，南氏居然不惜愤而去职来保持与刘的关系[xxviii]。这件事虽发生在章刘出现裂痕之后，却也颇能说明问题。它表明，章可以如康有为之视梁启超般视刘，而刘却始终没有如前期梁启超视康有为般视章。这对太炎来说，不仅遗憾，而且还是一个心理上的痛苦。1908年6月1日，章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能够利用学术前辈的身份来调解他与刘的矛盾，所谓“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云云[xxix]，表明刘师培不但不与他“戮力支持残局”，而且还“年少气盛”、“时吐谣诼”，则其视太炎，简直是太不当回事了！

显然，并非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而是刘师培压根就瞧不起章太炎――他又瞧得起谁呢？这种不服气、瞧不起，两人关系好时，可以隐而不发，一旦闹僵，就会不顾忌地“时吐谣诼”了。后来，章太炎公开营救刘师培，刘竟置之不理，颇能反映其性格与心态。

但是，在整个1907年，章刘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很不错的友谊。直到这年12月30日，章太炎给已经回国的刘师培、何震写信，谈到他们走后讲习会第八次开会情形，还说：“大杉来会，讲‘巴古宁’联邦主义，甚有理致。”而刘师培离开前，除忙于自己的事情外，也一直积极参加章太炎发起的活动，但不能因此不看到二人潜伏未发的内在思想紧张的症状。

曾有古人讥讽孟子说：“易言之也，危言之也，牵合言之也，歆动言之也”。这很可用在刘师培身上。他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天生做议会政治家的料，却不幸做了革命实践家。结果，只增加了革命的曲折性，丰富了思想史的篇章，自然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收成。他先背离革命领袖，后背离革命组织；既由思想上脱离革命，又从交情上失去朋友，自己当主人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又搞不下去。接下的路，没有高资大力者当头棒喝，再逢上若干坏人挑唆，那还会好得了吗？

[二]

背离不等于背叛，却是背叛的前奏。只要机缘成就，背离往往会发展为背叛。不幸得很，机缘很快便降临到刘师培身上来了。

由上可知，刘师培攻击孙中山，大批民族主义，开办讲习会，大讲无政府主义，在组织上思想上都预设了背叛革命的可能。不过，思想是个虚无飘渺很难琢磨的东西，要理出他背叛革命的实际历史轨迹，还必须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而这，又必须从1907年底他的短期回国谈起。这又是一件颇为扑朔迷离的案中案。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他正式背叛革命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他迈向背叛的第一步，而正式背叛，则要推迟到一年以后。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

“倒孙风波”给章、刘带来的精神烦躁，从太炎后来所谓“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师培所谓“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可以显明地反映出来。然而，最让其不能容忍的，还是孙中山事后对他们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xxx]的放任态度，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然而，他们却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把全部抱怨统统发泄给了孙。刘师培后来愤愤叫骂：“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而内地之供其使命者，厥为会匪。”自以为纯洁高尚有抱负的两个学问人，怎么甘心与“匪”为伍呢！这一点迂阔不切事情的劲头儿，倒是在太炎晚年，被一位书生当面点了出来：“早年读先生《革命道德论》，意思深长，验之今日，知几其神。然革命与道德，本非同物；非反道败德，不能革命成功！几见秀才，而成造反？自古英雄，多起草泽，以非反道败德之人，不克摧社会之纲纪，而扰人心以久定也！”[xxxi]革命追寻的是推动民族进步的大道德，而不是私人行为方面的小道德。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从大局着眼。于是，下定了脱离革命的决心。为脱离革命，又采取了书生们最容易走的危险步骤。

就在此时，清廷派来的特务不失时机地在东京展开了激烈的策反活动。综合陶成章《浙案纪略》、宋教仁《程家圣革命大事略》以及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1907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媾和，开价一万元，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可程氏实际是个革命者，所以，总庶务刘揆一便和他商量，以为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刘师培并不知道程的身份。在他看来，程既为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人。所以，他找了两个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商量，希望用这笔钱来买他们所憎恶的孙中山的人头。程氏听此，深感诧异，立即偷告刘揆一、宋教仁、吴昆、何天炯。刘师培对孙中山的仇恨竟然发展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实让我们这些后人惊愕。在此背景下，阴谋未得逞，自然会对程恨恨不已。为泄愤，他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显然，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端方此时也在运用金钱外交，在东京收买侦探，离间革命党。而汪公权、何震，也就于此时被收买，成了侦探。这两个人又回过头来“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刘师培在“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心理作用下，“渐动其心”，终于被拉下水。

陶成章、宋教仁、冯自由以及其他各家记载，对史实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语焉不详乃至混乱的情况。特别是在时间上，常常前后穿插、互为因果。后人据之论断此节历史，也常将1907、1908以至1909年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不加区别地笼统叙述。笔者以为，应尽量把时间限定在1907年，避免倒果为因。这样，尽管有许多细节还不清楚，但至少可以断定三点：端方确实在日本搞了策反活动；刘师培对孙中山的仇恨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在刘师培有意脱离革命的时候，汪公权与何震至少先已有了反叛的念头。这样，他们两位亲人反过来再拉刘师培一把，使其在“外恨党人”而自己单独干又搞不出什么实际名堂的情况下，心理上发生松动，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因此，导致刘师培由脱离而背叛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后鼓动。但“内惧艳妻”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毕竟是“外恨党人”。所以后来章太炎给刘师培写信表示，刘的“铤而走险”是“草泽诸豪”逼出来的：“草泽诸豪，素昧问学，夸大自高，陵蔑达士，人之践忿，古今所同，铤而走险，非独君之过也！”[xxxii]就是说，刘之背叛有客观原因，并为其“铤而走险”铺垫了心理基础，但如果此时迷途知返，还为时不晚，至少章太炎理解他，可以原谅他。

那么，汪、何又为何背叛呢？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xxxiii]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外好名而内多欲。她一面利用刘的文名，替她办刊物出名，一面嫌弃刘的痿弱，不安于室。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xxxiv]。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先后都讲过[xxxv]。

看来，汪、何有染，确属空穴来风，不为无根。而且，不只与汪，何与苏曼殊也遭人议论。汪东的回忆有鼻子有眼，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但时间坐标却不清楚。他先说“章太炎从民报社迁居刘处，于无意中发现了汪、何的秘密”，而章搬来同住是1907年9月之事，7月时苏曼殊已经搬来。随后，汪东又说章太炎把这件事私下里告诉了刘师培，未讲刘的态度，却讲到“刘的母亲也听见了，非但不信，反大骂章造谣，离间人家骨肉。”汪公权更是“满脸凶气，眼睛里都是红丝，跳出跳进，嚷着：‘我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随后太炎搬回民报社”。一个“随后”，便到了第二年4月。这样的时间跨度，显然衔接不上，况且接着又叙述到1908年夏天的“端方大捕党人”。所以，笔者推测，1907年下半年时，汪、何已遭外人在背后戳戳点点，而章太炎发现此事并告诉刘师培，应当是第二年春天的事情。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直到1908年3月下旬两人还在一起演讲的事实[xxxvi]。

当然，汪、何下水是否由于追求物质享受以及二人的不正常关系，至今还没有切实证据。而且，有没有暧昧关系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遭受外人的戳戳点点。他们当然很反感愤恨，刘师培也受其困扰。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人们都相信何震先做出了不道德的事，进而便把刘师培的背叛责任也归之于何震。如蔡元培即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xxxvii]徐自华说：“陈其美过余，谓何震实媒孽之焉。”[xxxviii]柳亚子甚至说：“申叔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xxxix]但是，就算何震不道德，何以由此就导致了背叛革命，当时人却没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释。个人私德与革命志向之间，至少在逻辑上还不能划等号。笔者以为，尽管何震的私德很可能有问题，她的干系摆脱不掉，但背叛革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出在他们共同的境遇上，即实际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双重恶化。

第二，汪、何这期间到底怎样与官方接触，目前还只能进行推测。按何震（1886－1919？）也是仪征人，原名何班，字志剑，是仪征何承霖(字春海)[xl]的二女儿。母殷氏，江苏甘泉人。她有两个哥哥，名叫何家辂（誉生）、何家勤；一个姐姐，叫何采苹[xli]。刘师培死后，她削发为尼，法号小器，其后不知所之。而何家辂是刘师培叔叔刘富曾的女婿[xlii]，又与张之洞的女婿、清廷驻长崎总领事卞某“亲善”。所以，何震与卞有联系。据何震说，章太炎1907年8月间写信给张之洞，“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决难成功，若赠以巨金，则彼往印度为僧。书为申叔所见，始知彼与官场有往来。”此函由何转给卞。何震回国前，章又嘱托她到长崎去见卞某，请卞再次向张之洞提出此事[xliii]。由此看来，卞与何震不是亲戚关系，但两人在长崎仅为章太炎事见面，至少就有两次。1908年11月，何震再次从日本回国时特意绕道长崎，日本学者嵯峨隆认为，也可能是去见卞，事虽不确[xliv]，但何震与官方有接触，是没有疑问的了。

从1907年10月底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可以进一步证实何震与官方的接触。据苏曼殊当时的一些来往信函，刘师培曾计划于1908年春天回上海居住，原因是东京花费过大，其母不适应异国生活。但由于事情过于繁忙，一时还走不开[xlv]。这样，何震便自己回国了。此前，她曾与苏曼殊有约，于1907年10月15日回国，两人在上海见面，然后再一起回日本去。然而，曼殊在上海苦等了半个多月，“剑妹”也没有来[xlvi]。

那么，她到哪里去了呢？去了扬州和南京。此时，刘师培还在日本[xlvii]。大概到12月末，刘师培便也回来了，并决定留在上海过年（实则另有隐情），苏曼殊只好闷闷不乐地独自回日本了。那么，这期间何震做了些什么、又与日本的刘师培有过怎样的沟通呢？现在所看到的文献，就是刘师培在1907年底[xlviii]写给两江总督端方的那封“大恨往日革命之非”献上“弭乱之策”自首信。这样看来，何震提前回国显然作了若干安排，并有所结果，而刘师培随后便照其安排回国，并写了自首信。假如何震未做安排或安排而未果，刘师培极可能不会回来[xlix]。

刘师培的自首信有几个要点：一是对参加革命表示后悔，二是大骂孙中山和革命党，三是大骂民族主义，四是表明他对中国国体问题的认识，提出解决意见，五是提出他可以发挥作用的十项弭乱措施，六是提出章太炎想到印度去做和尚的问题，恳请端方拿钱支持。关于其中的第六条，他说，资助章太炎是值得的，一来此人有学问，二来章与革命党早已貌合神离，三来资助章太炎可以使革命党“失一积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有负明公。惟此事宣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害，所谓爱之者害之也。”
刘师培所以向端方提出章事，原为受章所托，是帮朋友忙[l]。

现有材料已可证实，何震回上海后，太炎即给她写信，请其为“所托诸事”“尽力”。刘师培回国后，太炎又给两人写信，另提出密请“南京官场多敬之”的居士杨仁山从中“转圜”。其时，刘师培在上海等候消息，到南京交涉的是何震。而据章太炎自己讲，此前他曾通过卞某向张之洞搞钱，但卞回国后没敢向张之洞提起，却私下里告诉了端方，端“遂居为奇货”。而此时的章，去印度的心思完全代替了革命的信念，竟然五迷三道地认为，不管出钱者为端为张，只要有钱就行：“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弛”。后来，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背太远，事情才告失败。

显然，何、刘与端方有接触，太炎是知道的。对此，他大概认为没什么不妥，所以他非但未加阻止，而且还想利用这层关系给自己办事。尽管当时革命党人与清廷官僚私下里拉拉扯扯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章太炎拉扯的毕竟是革命党的死对头端方，显然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他可能并不清楚刘师培与端方另有交易，也可能想不到刘氏夫妇会借此因缘而背叛革命，想不到刘氏夫妇反过来还要拉他下水[li]，但他很清楚这事革命党人绝对不能容（亦即刘师培所谓“或对彼潜加暗害”），见不得人。所以，他实际上对刘氏夫妇与端方接触起了纵容的作用。事情过后，章太炎直到去世都没有对刘师培与端方的关系有过什么反省和揭露，还说什么自己到印度去也是为了革命，与敌人打交道完全是一种策略。那么，既然如此光明磊落，何以又那么偷偷摸摸呢？何不向孙中山通报一声呢？多年后何不详细交待一下呢？假如孙中山干出此事，他章太炎又会如何呢？假如刘师培真的给他搞来了钱，又当如何呢？所以，章太炎本人的错误以及他在刘师培背叛革命的问题上的责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为之辩白的。

奇怪的是，由于刘师培的自首信提到了给章太炎筹款之事，有学者居然据此对该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日本学者嵯峨隆提出，此信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即便是刘师培所写，其中背叛革命的措词，大概也是为了达到给章太炎筹款目的而说的欺骗话。为了章太炎，刘师培才冒险与端方接触；为了骗钱，刘师培才做出假投降的样子，而所骗的钱，除资助章太炎外，刘师培自己也有份。因此，他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即刘师培正式背叛，要推迟到1908年末[lii]。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此时的章太炎，脱离革命之念非常坚决，对刘师培来说，正是最合适的“同志”。由章之意，刘氏夫妇是代他去进行对等谈判，堂堂正正，公平交易，不过此事的运作却又必须偷偷摸摸。如果此事不是后来被别人捅了出来，大概章太炎终生都会保持沉默。而对刘氏夫妇来讲，办成此事对自己却有利而无害。一来，章太炎的出走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他们自己的丑行；二来可以在端方和章太炎两边买好；三来他们说不准还能从中也趁机捞一把；四来确实存在着办成此事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说刘的自首信纯属出于欺骗。

当然，从刘师培后来返回日本的情况看，不但章太炎没有拿到钱，就是他本人，显然也没有拿到活动经费，所以连日方要求的《衡报》保证金都拿不出。有材料说，章“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运动，每月得其乾修二百两。”[liii]笔者以为不可信。因为，有更多材料表明，1908年的章、刘，依然非常困窘，完全不像有钱的样子。从刘师培给端方的信看，其中一段话显得颇为急切，很值得玩味：“至于师培近今之志，则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若久居省垣，虽沐明公保全之德，然与师培效忠之心，稍相背驰。况明公果以弭乱为心，亦断不出兹策。此则师培欲陈情于明公之前者也。”那么，端方是否会因此觉得他有脚踩两只船的意思呢？他怎么会轻易给这个当年恨不能生吃活掐了自己的刘师培一大笔款子再放其回日本呢？所以，他更可能略施小计：接受投降，可以回日本，但不给钱。此种情形下的刘师培，要想真正得其信任，捞取好处，除了做过河卒子拱向前去，是没有退路的。

[三]

至于刘师培与端方的具体接触过程与途径，现在可以看到一条重要线索。据刘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做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聘请历史教授，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但李瑞清以刘为革命党，不敢做主。恰好陈庆年给端方做首席幕僚，受端信任，李便商之于陈，陈听了非常赞成，第二天便与端谈到仪征刘氏三世传经的家学渊源，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于是命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尚在犹豫，而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不能坚定立场，权其得失，于是贸然返国[liv]。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提供了最足珍视的历史线索，与尹炎武《刘师培外传》所谓“托活络忠敏公开府江南，丹徒陈庆年善馀荐师培入幕府。已而，临川李瑞清梅庵聘师培教授三江师范学校”的相关记述正好相互印证。

两江师范学堂，原名南京三江师范学堂，为1903年张之洞所奏建。两江总督管辖范围内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士人皆可入堂受学。端方于1904年调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1906年复任两江总督。所以，这所学校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而且，端方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曾经在1904年给有关部门发布指示，要求对学校予以严格整顿。他说：“今日中国学堂不患无学而患无师。以开化最先文明最早之国，而教育悉赖外人，已属可耻，况各省中小学堂，万无此力遍延外人，则造就师范学生自为今日第一要务。”[lv]他讲此话的原因之一，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许多是日本人。为培养中国教员，他曾经选送21位教员到日本留学。因此，学校创办之初，就与日本产生了剪不断的瓜葛。校长李瑞清，字梅庵，晚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缪荃孙、陈三立以及陈庆年的学生柳诒徵，都曾经在此任教。所以，李瑞清通过端方的幕僚陈庆年向端方推荐刘师培，端方权衡利弊，请擅长笔札的江宁布政使、诗人樊增祥（云门）捉刀写好聘书，由李、陈电约刘师培返国，确属可能之事。联系刘师培此时在东京的情况，所以回国任职，也就不足为怪了。果然，时过不久，在两江师范的教师名单中便出现了“历史教员刘师培”的名字[lvi]。当然，这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刘的真实身份乃是端方幕僚。

问题在于，又是谁向李瑞清推荐了刘师培？很可能就是何震，或者何震又通过了学校中的教师（其中不乏同乡）。前文已言，何震曾到南京活动。那么，她在南京当见过不少人，并会及时把情况通报给滞留上海的刘师培。一待有了比较确切的结果，刘师培才正式露面，所以也就有了刘师培自首信中所谓“今承明公知遇之恩”！这就是说，并非刘师培“接电后尚在犹豫”，然后由何震“怂恿要挟”而走上了不归路，而是这一切早就在他掌控之中了！

刘师培与端方早有渊源。三年多以前，1904年2月28日，刘师培还是激进的革命分子，曾在扬州给当时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写了一封劝降信，高声叫骂，足以上追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下比章太炎的“光绪小儿，不识菽麦”。而三年多以后他离安徽去日本，也与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捕捉革命党人甚急有关。而端方的学术素养虽然比不上刘师培，也足以让他引为知音。真正的敌手，往往更容易成为知音。所以，不足四年，刘师培便急转直下，向端方举起了白旗。那段做敌手的经历，也就成了心理上接近的铺垫。

据说，师培归来，端方曾大排筵宴，欢迎其改变信仰。僚属士绅，相关名流约一百余人，纷纷向刘师培敬酒庆贺。刘师培有些陶醉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此，他便踏上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不归路，给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本文写成后，曾呈送杨天石老师指教，谨致谢忱！）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注释：

[i]诚如朱维铮教授所说：“包括拙文在内，以往有关论著，涉及刘师培投靠端方的诱因，都没有解释得令人信服。”“导致他突变的诱因，至今尚待研究。”见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导言》，第18、31页。

[ii]柳无忌编：《苏曼殊年谱》，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北新书局本，第4册第318页。赵慎修先生认为，刘东渡时间为阳历1月1日，又认为刘母未与同行。见所编著《刘师培》，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按刘师培东渡时间实为农历元旦，刘母确实同行。

[iii]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该日，中华书局，1991年。又《宋教仁日记》该日，见《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716－7页。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段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

[iv]第一次倒孙风波的确切时间，尚难确定。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系此事于1907年6至7月间，应是事件的时间下限。中华书局，1991年。

[v]《与端方书》，见前引《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97页。

[vi]例如黄兴，就曾经因为与孙中山争执国旗设计样式而欲退出同盟会。宋教仁说，黄实“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藉是而发”。宋教仁本人也曾对同盟会会员“疑心疑德”感到厌倦，并产生要辞职的想法。徐锡麟、陶成章等尤其“鄙逸仙为人”。参看《孙中山年谱长编》1907年。

[vii]关于“倒孙事件”的经过，详见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和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viii]《浙案纪略》第4章《破坏纪事》第3节《党案余波》(二)《刘光汉之内畔》。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

[ix]刘师培：《与端方书》。

[x]据冯自由记述，章太炎曾经以明码发电报，“总理以事属军事秘密，而太炎竟以明码出之，深为不怿。”章固无偾事之主观故意，却暴露出政治上的幼稚。见《孙中山年谱长编》1907年9月13日。冯又记述，章在日本往来于孙中山住宅数月，“仍不识道路”，“有一次因只身独行返报社，竟误投日人家宅，经民报社派人四索始觅得之。又章对于自用衣袜，亦常杂乱善忘。”以此等素质闹革命，终属缺憾，也就难怪孙中山有事不通报给他。

[xi]宋教仁曾批评某人，说对方“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显然是指孙中山。见《孙中山年谱长编》1907年2月28日。

[xii]有人说章太炎“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曹聚仁认为此话“深刻而冷峻。”章的死敌吴稚晖说，章的“抱残守缺”除刘师培外，“几无与抗手”。吴玉章则说，倒孙风波中，孙中山没有错，而章太炎尽管也可以原谅，但章门户之见确实过深。吴稚晖的话虽不足采信，亦足以发。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48、275、304页。

[xiii]参看朱宏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5年编印出版。第43页。

[xiv]关于“倒孙风波”当事双方的是非曲直，前引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和光复会的重建》有详细分剖，笔者完全赞同。多年来，诸多学者常常为太炎讳，实与历史事实对不上茬口。史之客观，谈何容易！

[xv]有学者认为，章、刘倒孙是他们思想上背离同盟会纲领、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结果，有学者并提出刘氏变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他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似可商榷。一来，倒孙在前，信奉无政府主义在后；二来，刘师培确实背离同盟会纲领，章太炎则并没有真心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当然，第一次倒孙风波前，双方已有思想分歧，但公开地在理论体系上对立，则在倒孙风波之后。

[xvi] 详见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论丛》第1辑，1980年。

[xvii](日)富田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1993年。又任鸿俊说：章太炎“虽主《民报》笔政，但其政治主张亦不全与同盟会相合，如《代议然否论》一文，显然与当时革命党中的民权论大有出入。”见《追忆章太炎》第269页。

[xviii]《天义》第11－12合册，1907年11月。

[xix]景梅九《罪案》中语。

[xx]见前引富田升文，参看石母田正：《辛亥革命与幸德秋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xxi]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三联书店，1979年。此广告刊登过几次，文字略有小异。《“社会主义讲习会”第1次开会记事》也说：“本年六月，刘君光汉、张君继，因中国人民仅知民族主义，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乃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

[xxii]杨天石、王学庄先生在前引文中指出，这个广告是另树一帜的宣言书，是刘师培改造同盟会本部要求遭到拒绝之后的产物，表明了与孙中山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说明刘师培等决心和孙中山分道扬镳了，并具体论证了讲习会与孙中山的思想分歧，均为洞见实质之言。

[xxiii]前引赵慎修先生指出：“张静江和李石曾虽然鼓吹过无政府主义，但后来却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办了不少好事。张继虽然一度真诚信奉无政府主义，但他并没有脱离民主革命的营垒。只有刘师培背叛了革命，且日去日远。”足见将刘之背叛完全归于思想动因，实属偏枯。然思想有预设和导引作用，也不可否认。

[xxiv]孙中山说无政府主义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仙世界”，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最能反映其与刘师培思想的差异。见前引杨天石、王学庄文。

[xxv]赵慎修先生所作刘师培评传，即题为“不愿做第二人”。

[xxvi] 杨天石、王学庄先生说：章太炎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同时又指出“章的思想与刘略有不同”。

[xxvii]日本学者嵯峨隆即持这种看法。见所著《近代中国の革命幻影：刘师培の思想と生涯》。日本研文出版，1996年。第168页。国内学者方光华先生也说：“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起了指导作用。”“刘师培以章太炎为楷模，几乎是一步一趋。”均可商榷。见所著《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7、97页。

[xxviii]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年。

[xxix]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第391页。

[xxx]“自生自灭”乃谭人凤语。谭记载孙中山后来的话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颇可见孙当时的愤懑心态。见《孙中山年谱长编》1907年3月4日、1910年6月11日。

[xxxi]钱基博：《太炎讲学记》，见《追忆章太炎》第479页。

[xxxii]章太炎：《再与刘光汉书》，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xxxiii]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

[xxxiv]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

[xxxv]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第四卷《北大感想录》。

[xxxvi]据《朱希祖日记》，1908年3月下旬，在清风亭，刘申叔讲法律出于宗教说，太炎讲人之根性恶。见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

[xxxvii]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

[xxxviii]徐自华：《刘师培传》，见郭延礼辑校《徐自华诗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

[xxxix]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见《苏曼殊全集》第5册第132页。

[xl]详见刘师培：《清故武进县学教谕何先生墓志铭》，《左庵外集》卷十九。文载何氏卒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春秋六十。

[xli]据刘师培：《何大姑哀赞》，见《左庵外集》卷二十。文曰此人伤足弱行，因贞不字，于1916年卒于弟家辂之居，年48岁。又代何震作哀赞曰：“我丧严亲，二六之年。”则何震当生于1886年，比刘师培小两岁。

[xlii]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已配何氏，为余女夫扬子增生何家辂胞妹。”文载《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

[xliii]参看杨天石：《何震揭发章太炎》，《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又《刘师培举报章太炎》，杨著《横生斜长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xliv]嵯峨隆：《刘师培の思想と生涯》，第172页。卞某在1907年下半年即已离任回国，何可能是去另见他人。

[xlv]苏曼殊与刘三书，《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199页，参看第5册第177－188页。

[xlvi]见柳亚子：《苏和尚杂谈》，《苏曼殊全集》第5册第178页。

[xlvii] 1907年11月24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六次集会，刘师培尚在作报告。

[xlviii]文中有“今春元旦，移居日本东京”字句，知其作于1907年。又说：“《民报》虽存，然章炳麟已辞编辑，并不为该报作文。”章“近且辞《民报》编辑矣。”《民报》第18号载“本社谨白”曰：“本社总编辑人章君炳麟因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仍请张君继接续主持。”恰好与此函所言相合。或谓此函也可能作于1908年春（《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03页），笔者赞同杨天石、王学庄先生之考证，即不会晚于1907年末。

[xlix]自首信中有“今承明公知遇之恩”的字句，显然是有过接洽的口吻。

[l]关于此项公案，可详见杨天石、王学庄：《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曾业英：《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li] 实际这三条还都是悬案，而照笔者看来，章太炎至少应该想到这些。

[lii]嵯峨隆：《刘师培の思想と生涯》，第162－163页。

[liii] 详见杨天石、王学庄：《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liv]梅鹤孙：《刘师培的家学渊源及生平杂记》，《扬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7月。

[lv]《光绪三十年署督端午帅通饬三江学务处札文》，见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第2辑下册，第336－337页。

[lvi]见前引《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354页。这个名单未标明年份，但1909年名单中无刘，故推测为1907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