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力著。该书第33页说：“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而事变发生期间，米夫正在上海，他对事件的态度如何，也不大清楚。

例如，根据《周恩来年谱》，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未作任何披露。第2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高华教授只能根据这些间接材料，来“推断”共产国际的态度。

所谓“富田事变”，是“肃AB团”运动中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一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第二阶段。“富田事变”发生在1930年12月，故又称“十二月事变”。大陆研究该事件的权威著作，为戴向青、罗惠兰所著之《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但由于资料限制，该书基本没有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

当时，在对事变的定性上，共产国际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价值。据高华：“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9页）而在事变发生一个来月后，项英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曾经历时四个月来纠正“肃AB团”运动的错误，试图软化处理“富田事件”。然而，1931年3月，中共中央突然改变态度，项英的纠偏努力全部泡汤，“肃AB团”运动继续开展，杀人事件继续发生。促成这一转变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

有关共产国际态度的资料，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公开了许多相关档案。根据这些珍贵档案，可以补充高华教授的大著。

据已公布的档案记载，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紧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将事变定性作为“反革命活动”。决定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对于不履行起码义务的党员，“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387号文件）

共产国际是怎么知道富田事变的呢？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已经向中共中央和远东局汇报了AB团的问题（341号文件）。

1931年2月10日，盖利斯在给别尔津的信中，谈到12月事变。中共中央得知此事，乃是得自江西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带领的三人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来上海告毛泽东状的。他们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部都反对毛。”盖利斯说，他在9日得知此事，并且与周恩来进行了沟通，建议周恩来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然后立即派人去实地调查。在弄清是非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

在第369号文件中，详细描述了代表团所汇报的“12月事变”的经过和原因。由于军事上的分歧，毛泽东把省委书记李文林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在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分歧时，代表团汇报说：

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但是，对代表团的报告，远东局倾向于认为“不能完全相信”，但决定由苏区中央局派人进行审查。

1931年2月19日，米夫与任弼时等人在上海谈话。谈话的背景是，湘东南书记刘士奇等人专程来上海，中央派去江西的提款员陈钢（易尔士）也回到上海，同时向中央汇报了12月事变。他们的汇报，均有利于毛泽东。由任弼时的谈话得知，中共政治局已经决定，赞同毛泽东“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也指出“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同一天，雷利斯基与向忠发、周恩来进行了谈话。谈话中得知，撤出吉安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中央认为，“毛泽东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毛泽东不应“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部一锅煮”。

奇怪的是，尔后，1931年2月22、23日，米夫给共产国际写信汇报工作，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红军指挥员之间的分歧”。这个时候米夫还在上海。

档案中还有一些细节，兹不赘述。至于共产国际为什么选择支持毛泽东，显然的，是由于毛泽东当时坚决抵制“立三路线”。而富田事变的发动者刘敌等人，不晓得立三路线已经遭批判，还抱着所谓“党中央”的大旗不放，因而在给共产国际和新中央的汇报中大肆宣扬自己如何与中央保持一致，而毛泽东如何抵制中央路线（即立三路线）。殊不知，他们这样做，恰恰走向了其愿望的反面。这一点，在戴向青、罗惠兰的书中，有很精辟的揭示。

2003年7月16日 草于吉庆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