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题为“教女儿学《论语》”。书稿完成，女儿却告诫父亲说：“你应该在后记里写上：本书纯属虚构。”作者承认，该书的真实成分大概只占10%。

如此一来，构成全书的主干——父女对话，便成了“拟作”，亦即以“拟言”、“代言”来代替“记言”。这是一种介乎合理与随意之间、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的对话式文体，是中西古代子书的通例。钱锺书说过：“诸子书中所道，每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作者无意间玩了一把“假托剧情”！

   不过，我更在意作者如何向女儿讲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类不中听的话。这句话，朱熹的《〈论语〉集注》未作任何回护，作者却给打了圆场，说孔夫子“不过描述了女子的一些天性，也不必太较真。女子的特点，大多容易受情绪驱使，变化起来难以捉摸，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女儿却很会追问：“那为什么要和小人放在一起说呢？”作者回答：“因为在待人处事的特点上，两者有一些相似吧……”（第352页）。一个“吧”字，表明作者有些心虚。不过，作者倒也有言在先：没有结果就是结果。

其实，《论语》中这类不中听的话，其例颇多。最令人难受的，还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汉朝的郑玄曾经引用《春秋繁露》中的“民、暝也”来解释这句话。钱锺书更曾经举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民不贵学则愚”、“塞而不开则民浑”等等来连类。当代儒者要维护孔夫子的“美好形象”，大都对这类话能打圆场就打圆场；实在打不圆，就干脆回避。本书所采用的，大体也是这种立场。

    一位古人说过，宋儒解释《论语》有个毛病，就是“求之过厚”。一遇见“忿疾讥斥”的地方，必定“周遮护讳而为之说”，以归于“春风和气”。笔者以为，今人解读《论语》，不应再犯这类毛病，而应有点历史主义的态度。

当然，解读《论语》而不引起异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据说，针对这部两万余言小册子而写成的专著，至少在三千种以上。所以， 杨伯峻 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说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这么多书，当然歧义叠见。但也说明，解读《论语》是极困难又极容易的事。难者，在于突破前人难。易者，在于承袭成说易。所以，每遇到一部新解，我们最好能将其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些比较，看看谁的解释更畅通。至于作者，自然更应对前人的成果有所尊重，别耍弄“限于体例，恕不一一注明”之类不那么“儒”的鬼把戏。

比如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杨伯峻 先生翻译：“我不想别人欺侮我，我也不想欺侮别人。”注明“加”是驾凌、凌辱的意思。这一解释，与钱锺书《管锥编》中的解释为“欺压”意思一致（第177页）。李明阳的翻译则是：“我不希望别人把事情强加在我身上，我也不打算把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论语》，黄山书社，2005年。第44页）本书的解释与之相同：“我不愿人家强加于我的事，我也不想强加于人。”但多了一段说明：“子贡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平日有什么心得，都会主动跑到老师那里汇报，听听老师的意见。这一回，他来汇报近日思考的一个结论。”（第86页）

再如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本书的解释是：“可以在一起学习，但未必可以走同一条道路；可以走同一条道路，但未必可以共同有所成就；可以共同有所成就，但未必可以在一起权衡利害得失。”把“权”解释为“权衡”（第184页），而 杨伯峻 先生的解释是“通权达变”，钱锺书更认为其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坚持原则而灵活应用”，亦即所谓“君子贞而不谅”。依照杨、钱二位的解释，这段话则可翻译为：“能共同学习，未必能共同上路；能共同上路，未必能共同坚守原则；能共同坚守原则，未必能共同灵活掌握。”“上路”，就是追求真理的意思。其中“道”字，双关道路和真理。

《论语》中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按照朱熹的解释，这段话可翻译为：互乡那个地方的人很难与之有共同语言，可孔子却见了那里的一个孩子，弟子们感到不理解，孔子便说：“既然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来了，我就对他的清洁表示赞许。至于说他过去怎么样，我可担保不了。他能来，我也表示赞许，至于他走后怎么样，我照样保证不了。这么做，有什么过分的吗？”这里的“往”字，照钱锺书的考证，不是指“过去”，而是指“将来”，朱熹的解释则把“过去”与“将来”都照顾到了。本书对孔子话语的翻译却是：“应该促成他进步，不能促使他退步，你们过分了!人家怀着洁身自好之心，前来求教，就应该促成他洁身自好，不要总记住他的过去。”（第141页）

这种可以相互比照的例子是很多的。像“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这里的“必有”，钱锺书认为是“如果有”，作者则解为“一定有”。谁更贴切，读者不妨自行定夺。

说了上述这些，绝非想否定该书。相反，我认为此书写得相当不错。笔者所不赞同的，倒是本书的广告语：《于丹〈论语〉心得》只适合成年人阅读，本书则适合青少年学习。我以为，本书的阅读对象应该是成年人，而于丹的对象，只能是小孩子——心智不成熟的成年人，同样是小孩子！

本书既有原文、拼音、注解，还拟作了父女对话，是对《论语》的通解，首尾完足，无从藏拙。而于丹呢，只是一己之“心得”，可以有“得”便说，无“得”便了；既无须斤斤于典则，亦无须介介于纤微；放纵文体，任心漫与，只说一面之词亦无不可。至于这些“得”的程度，借于丹本人的话说，都是“简单真理”，自然也就最适合于教育儿童了。有时，于丹的“心得”甚至让我想起《西厢记》中红娘之引《论语》（参看《管锥编》第933页）。她可以大讲“天何言哉”，而不大理会“有德者必有言”；可以讲孔子如何和蔼可亲，而不大理会“君子不重则不威”；可以讲安贫乐道的高妙境界，而不大理会“禄在其中”（参看《管锥编》第1541页）。凡此“方便法门”，都是本书无法借用的。所以，就算我们想给于丹挑毛病，都难——人家本来就说过，“万万不敢”“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确的化验报告”嘛！本书却选择了“化验报告”的路数，等于给自己套上枷锁——令人敬重的枷锁，于是也就必然会出现大人要商榷、孩子难理解的地方。难怪作者说，未见此书对女儿有什么影响，人家迷的依旧是QQ。

况且，于丹的实际写作文字约为六万，本书大其五倍呢？孩子哪有耐性读如此大部头？所以，笔者以为，出版商把此书与于丹的关系搞颠倒了。当然，这可能也正说明笔者完全不懂得生意经。

《教女儿学〈论语〉》，陈小云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320千字，38元。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