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家最著名的近代史研究机构。一家位于北京东城，一家落户台北南港。南港近代史研究所揭牌成立于1955年2月1日，由著名史 家郭廷以 先生手创。50年来，南港史馆人才辈出，精英毕集，甚受海内外同行推重，有“南港学派”之称。

    王尔敏 先生是南港学派的老人，是“开拓师门学问的一个有成绩可验的守门之人”，号称经过千锤百炼，自然对本门师友感情极笃，对本派著述熟悉之极。他这本《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虽然力图为“非主流”之说安排上一个史学史的背景与流脉，但实际上，还是以讲南港学派为主，而以郭廷以先生为核心与宗主。全书以自由轻快笔法，揭示各家著述要旨，杂以细碎掌故，虽不求谨严详备，但可补他人忽略的小节。台湾研治近代史的精英阵营，大体可于此书见之。但同声相求，同气相类，长于综核，而短于分析。

为什么自称“非主流”呢？ 王 先生的立意有两点。一来，从梁启超开始，史学界逐渐被科学主义等派别占据了“主流”，那些不信服科学主义的人，自然就成了“非主流”。二来，台湾学界充斥着“一帮流氓恶霸”，一向对南港学人既打又压，乃至“采取不承认主义”，迫使他们处于“非主流”。 王 先生说，他以50余年的学术生涯，“熟见学人行径，备尝权贵冷眼，频受恶棍暗箭，洞悉伪善鬼蜮”，深感有必要表彰同道学人之辛勤缔造，出口恶气。所以， 王 先生笔下的“非主流”，既有受欺压、遭歧视的意思，又有独行高蹈、不同凡响的宣示。

作为局外人，我们自然无从体会 王 先生那刻骨铭心的感受！我们只看到，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尽是“宵小”、“虎狼”、“小丑”、“洋奴”、“鼠辈”、“脓包”、“混混”、“草包”一类骂语。特别是对已故经济学家费景汉，已经到了毫不假借的地步（第182页。又见《史学方法》第226页）。相反，对南港以及“范铸在郭廷以教导启牖之下”的三十余人， 王 先生则毫不吝惜地予以赞美。这些赞美的程度，正可用那句话来形容：害得天下的好词儿都得加班加点！

有了这种冷热鲜明的情感对照，笔者却并未觉得 王 先生生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老先生天真率直得可爱。别忘记， 王 先生出版过17种硬邦邦的学术专著，治学领域横跨多项。有此功力垫底，一旦自觉不公，胆气和火气岂能不相互帮忙似地往外冒！

不过，书评家的责任毕竟是在学理上分清是非，而不仅是在情感上表明态度。就这个层面而言，笔者以为， 王 先生有些话未免过头了。重要的，是缺乏逻辑上的澄明。

比如 王 先生说，他对于中国历代史学传统，完全肯定，充分尊重；所宗仰的，只是20世纪以前的史家风范与志节。“我崇信古来旧史学的观点。我是正正派派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自不会标榜新史学。”这可以说是 王 先生的基本学术立场，也是他所有著作的基本特点。所以，对各种洋理论、洋学说，譬如“拿美国为模式的笨伯理论”——更别提什么“全盘西化”了——， 王 先生是坚决排斥的。可是，他又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并未创获出史学方法（尽管他说这绝不是什么短处，而是特点）。于是，我们便要问了：中国传统史学中果真没有史学方法吗？所谓史学方法，到底是什么？

在 王 先生看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不同概念。大体说来，史学理论属于哲学，史学方法属于技术。 王 先生讲史学方法，即立足于教会学生一门实用的技术。他这种旧派的治学理念和路数，无可厚非，可是，谁又能说中国传统史学的“技术”不发达呢？

而且， 王 先生还基于“史学方法”而排斥“史学理论”。他说：“我一直不期望历史家要建立什么理论，亦不信任现有的一切史学理论。”又说：“我是本本分分，实事求是，绝未尝大张旗鼓大肆张扬要标榜科学方法或高明智术。”所以，对诸如历史观、历史哲学之类， 王 先生是排除在史学之外的。他甚至说：“过度重视历史哲学，乃是由于文化背景使然，中国史学无必要学这一套。”可是，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 王 先生著作的最大缺憾，就在于拒斥历史哲学，并把自己牢牢固定在经验主义的界限之内。讲“非主流”，讲“史学方法”，却离弃史学理论，正可谓见虎一毛，未许如斑。

有趣的是， 王 先生对异道之美，也深闭固拒。例如著名史学家劳干曾经这样说：将来的历史学，“几乎最大部分”要建造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对此， 王 先生赫然斥责：“这是大胆造谣；将来如何，只有鬼知。”如此一来，“跨学科研究”便被 王 先生断了后路。难怪，他说自己撰著《史学方法》，“绝不指定历史学的辅助科学”。不过更令我错愕的是， 王 先生居然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即疑古学派具有“沾染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毒素”的嫌疑（《史学方法》第74页）。好丹摈素，化为烧城之舌，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

其实， 王 先生大可不必为所谓“非主流”史学鸣冤叫屈，也不必逢主流必反，更不必为此而说过头话。从晚清国粹派的邓实、刘师培、章太炎，到传统史学派的王国维、罗振玉、余嘉锡，以至南高与学衡的柳诒征、徐则陵、向达、郑鹤声、张荫麟、吴宓，战国策派的林同济、雷海宗、贺麟，新亚学派的钱穆、余英时、何佑森，历史地理学派的张其昀，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李云汉、蒋永敬，香港史学的简又文、罗香林、饶宗颐，以及美洲周策纵、澳洲柳存仁、欧洲陈祚龙，再加上一位江湖史学家李敖，都自有其史学上的地位，并非像 王 先生所说的那样“声势小”，也并非全都“不崇洋”、“以中国为主体”。反之，所谓主流史学家，从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到沈刚伯、李济、方豪，谁会同意说他们“个个一肚子草包，却是满脑子创新”、“不是学问最高，而是声势最大”、“追随西洋流风，以西化为方向”呢？ 王 先生对“史语所”一系不满，但不必把话说绝！

    王先生说过，他研习思想史的目的之一，就是“锻炼超然的观察能力，历练缜密辨析问题的习性，培养追逐抽象思路的耐心”。笔者愿将这段话提示出来，与王先生共勉。

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2005年12月，25元、26元。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