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 先生所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是一部名著。海南出版社以五卷本的全新样式重新推出该书（2006年5月），相信一定会获得读者的好评。

    读这样的书，需要有经受精神震撼的思想准备。它给我们的感触实在是太多了。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这本书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丰富的“史话”，毋宁说是思索的航标。

    首先，如何定位作者？我总觉得， 陶菊隐 先生是一位悲壮的文化英雄。过去， 钱锺书 先生曾经说，吴宓“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我们不妨借用这个讲法，提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类型”，亦即“悲壮的文化英雄”。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我国历史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他们是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和书写者，但是，他们的人格与命运，具有悲壮性。在历史的潮流中，他们往往感受着、遭遇着许多无奈和不幸，总是在“文化”与“命运”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总是无法在二者间寻得平衡。而且，他们经常不能够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他们的文化贡献是那么巨大，而对他们的评价却那么微小。

    举个例吧！像蔡东藩，书店里大量地卖他的书，仅仅为出版商所创造的“效益”，即难穷其数。但是，蔡东藩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出版史上的地位，是处在“灯火阑珊处”的。我们总觉得，他只是个“讲故事的”。当然，真正有眼光的史学家，对他评价很高，如 柴德赓 先生，即有专文拂拭。然而，厚实的价值壁垒，总是让我们对“讲故事的”闭起眼睛。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社会学”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其实，这样的文化英雄，最需要我们出版界、学术界“发潜幽光”。这不是什么雪中送炭，而是欠债还钱。对 陶菊隐 先生，对许许多多 陶 先生这样的文化英雄，我们应该做一些发皇耳目的事情了！

    每一个人的悲壮原因、悲壮程度、悲壮色彩，是不一样的。像书当中提到的严复、刘师培，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具有悲壮色彩的文化英雄。有时，作为“命运”的乘车人，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局限；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的桎梏。反派与正派之间，时常决定于一念之差、倏忽之间。但是，“悲壮”构成了他们的同一性。假如抽离价值的基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文化”与“悲壮”构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文化意象?这些古老的历史哲学话题，何以依然那么“常新”，那么折磨我们的灵魂！

    当我把 陶菊隐 先生定位为“悲壮的文化英雄”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轻”。“轻”与“重”，在个体有差别，在整体，大可作“齐物论”。由这个话题，我们的感慨、遐思，是无限的！

    其次，如何定位这本书？一言以蔽之：写出了中国历史空前的大拐点。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但是，这个大变局真正成为大拐点，是在本书所写的1895年到1928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一朝而亡。由“家国”转为“民国”，政治生态的大换血，前所未有。由小农经济而直接迎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化成为不折不扣的“掘祖坟”。政治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波诡云谲，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这个时候，中国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而且还要追问“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是个什么“结构”。如此深涉“历史奥秘”的问题，只有这个时候才提得出，才问得紧。所以，这是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是一段令人焦灼和紧张的历史。

    陶 先生在书中勾画出了这个大拐点。全书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异常丰富形象的史实，而且梳理出了清晰的线索。这就使得全书非常丰满，有血有肉。这是一般教科书所绝不具备的。由于作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加之作者具有职业记者的敏感和视角，所以全书既有正规史书的特质，又夹带了许多“内幕新闻”，从而具备了新闻报道和口述回忆的特点，因而特别吸引人。我以为，这是一种具有隐喻性的表现形式，迥别于概念式的“风干”或“风化”。

    不消说，“大拐点”之下，包含若干“小拐点”。所谓“大拐点”，乃针对社会形态或经济结构而言。所谓“小拐点”，则针对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段而发。 陶 先生这部书共分五个时段，每个时段都以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为开端，这可以理解为他对“小拐点”的结论性认识。无论大拐点，还是小拐点，其意义，都在于引起我们对“当下”的思考。

    历史不能假设， 陶 先生的书却让我们生出许许多多的“假如”，生出许许多多的联想。 陶 先生的写作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它不但连接着作者的命运，而且连接着历史的奥秘。它让我们感喟，让我们努力去破解历史的“规律”，逼使我们不停地去追问，让我们在大脑中不断地闪烁出“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在这本书当中不能够提炼出历史的思考，那么，就达不到阅读的目的。“假设”会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假如”却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再次，如何定位书中所描绘的那一段历史？概而言之：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江湖。“江湖”，是 从王学泰 先生那里偷来的概念。所以，这一段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天龙八部”，一部“鹿鼎记”。书里的人，许多“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无不是韦小宝式的人物。他们或者穿着长袍马褂，或者穿着西装革履，或者拖着大辫子，或者梳着中分头，或者固守着皇权的迷梦，或者掘挖着共和的坟墓，却无不在中国这个大江湖上，表演着匆匆过客式的人间闹剧，最后统统归于“俱往矣”的湮灭。

    要看清这段历史，需要具备“全球化”的目光。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史，甚至于不再是拼盘式的世界史，而是隶属于全球史。“世界史”是一块一块拼接的，“全球史”则是互动和连接的有机整体。十月革命以后，整个中国历史，在两股全球化思潮和势力的互动中展开。无论哪个大人物，也无论哪个政治集团，都无不在其背后有一只“世界的手”。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相对于“势”，相对于“潮流”，中国近代史只是大海当中的一片树叶，很多大人物不过是叶子上的“噍类”。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一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势力，两股力量较劲，由此而形成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合力”，决定了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所以，人们依据“假如”去创造历史，历史却未必依照“假如”去创造。这就是“势”。对这个“势”的不同认识，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构成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形成新的“合力”，也决定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言说模式。今天所讲的全球化运动，其实是前面的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结果，所以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同样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得从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

    陶菊隐先生注意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所以，书中非常强调国际因素。不过，总的来看，讲北洋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讲国际背景， 陶 先生和我们一样，往往虚晃一枪，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追问。例如，奉系是亲日的，但怎么“亲”的？何以亲日？亲日的张作霖何以被日本人炸死了？日本因素在奉系军阀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我们没有做穷根刨底的追究。有些方面，我们甚至讳言国际因素。我们紧紧盯住棋子，却忘却了棋盘和行棋的规则。 陶 先生这部书的最后一册题为“北伐军来了”，小标题中提示说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末日”。那么，导致北约军阀末日的国际背景是什么呢？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拐点上，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国际因素。不仅如此，我以为，从全球化的视角切入，是通解整个中国近代史、北约军阀统治时期历史的一把钥匙。

    当然， 陶 先生写的是“史话”，不负有深入分析历史的责任。应该说，思考的责任，在我们这些读者身上。

    最后，我想说，陶著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史实上，也不乏错讹。但瑕不掩瑜，书中浓重的现场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历史。而且，全书编校质量非常高。为此，我们应该向编辑者和出版社表示敬意！

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