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分上下两部分，连载于《东方论坛》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
摘要：五四史坛中的西方史学，要数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最受人欢迎。《新史学》（英文本）在五四前后学人间流传甚广，尤其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先后归国，执教于各地大学，其中不少人出自这一学派门下，纷纷采用鲁滨逊新史学派编著的教材，积极传播该派的学说，对民国时期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毕竟与本土史学范式差距较大，一时难以找到结合点，其影响力始终停留在观念层面，没有在史学实践中出产可观的成果。
关键词：鲁滨逊新史学派 李泰棻 何炳松 黄文山
五四史坛中的西方史学，要数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最为风光，在历史教育、史学理论领域势力颇大。对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影响最大的是兰克史学，但它真正扎根于现代史学，要等到各地大学普遍设立历史学系和傅斯年领导创建史语所之后。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恐怕只有鲁滨逊新史学派能与兰克史学并驾齐驱，前者侧重史学观念的革新，后者偏重史学方法论的建设，一破一立，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初开启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然在史学专业化、学科化方面进步甚微，传统史学仍具有较大的势力。五四史家要对以往陈腐不堪的史学界来个摧陷廓清，需要借助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这派在西方史坛也是以反叛传统史学的面目出现，五四学人之所以选择它，无非是引以为同调的缘故。此外，五四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先后回国，把在美国方兴未艾的鲁滨逊新史学派介绍到了中国，迅速在历史教育界、史学理论界产生效应。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对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鲁滨逊在中国的走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尽可能扩大史料搜索的范围，对鲁滨逊新史学派在华传播和影响，提供一个较之前人更为全面更为清晰的历史画面。
一、《新史学》的早期流传和翻译
《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是鲁滨逊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1924年何炳松译成中文出版，“在二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深受史学界欢迎。”中译本正式出版前，这本书已引起人们重视。首先，1917年始，何炳松来北京大学、北高师任教，讲授“西洋文明史”、“西洋史”课程。1920年又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开设“新史学”课程，以鲁滨逊的《新史学》英文本为教材。今人论著多含糊其辞地认为何氏来北大、北高师任教之时即以《新史学》为课本，其依据大概是《新史学·译者导言》谓：“我在北京大学同北京高师里面，曾用这本书做讲授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翻阅《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各系课程，1920年之前并没有西洋史学原理课程，只有到了1920年9月公布史学系科程才出现以“新史学（英文）”命名的课程，正式名称不是“西洋史学原理”，也不是“历史研究法”。1920年何氏以《新史学》英文本授课，“同学中习史学的人，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在学生中间影响广泛，尔后有学生还撰写专文介绍这本教材（详后）；其次，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于教学需要，翻印了木版《新史学》英文本，题名《新历史》（英文）。不少学人在论著中引征鲁滨逊新史学观点，如陶孟和、李泰棻、杨鸿烈等人，便通过阅读北大出版部翻印的《新历史》。再次，1921年《新史学》译毕，因待胡适序文，故迟迟未能出版。为了便于教学，1923年北大出版部将这部译稿先印成讲义，铅印线装本一册。《新史学》中译本虽出版在1924年，但有这三方面的特殊条件，使它此前即在史学界传播开来了。
《新史学》中译本出版之前，有人根据北大出版部翻印的《新历史》，将其中部分章节译成中文。《新史学》凡8章：新史学、历史的历史、历史的新同盟、思想史的回顾、普遍人应读的历史、“罗马的灭亡”、一七八九年的原理、史光下的守旧精神。李泰棻编著的《西洋大历史》“绪论”部分翻译了“历史的历史”和“历史的新同盟”两章。李泰棻（1896－1972），字革痴，号痴庵，河北阳原县人。他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史家，20岁即因出版100万字巨著《西洋大历史》而名噪一时。30年代王森然的《近代名家评传》将他与王闿运、廖平、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郭沫若等大家等同视之，称赞他与郭沫若二人是学界的“后起之秀”。柳诒征认为中国“史学革命”之后，新史学之书，不及旧者甚多，然能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由此可见，他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李氏曾译美国wolfson的Essentials in Ancient History，这本书在美久负盛名，但不适宜中国用，立志自编一部西洋通史。他用了一年多时间，阅览了大量英、日文欧美史籍，编著成《西洋大历史》。上卷由北京宣元阁1917年2月初版，“彼时中国出版界消沉寂寞，匪特学生不知译作，除北京大学教授之外，多固步自封，默而不宣”，而这本书“谓学生界之别开生面者”。1921年7月增补此书的相关章节，北京武学书馆第3版发行，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吕复、赵炳麟等为之作序，予以高度评价。《西洋大历史》初版本只参考了鲁滨逊的Reading in Europea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两书，并没有The New History。《西洋大历史》第3版才选译《新史学》中的两章。
《西洋大历史·绪论》凡7章：原史、过去之欧美史学界、史之新同盟、史家三要、欧美史料及其种类、欧美史料之搜集及保存、欧美史料之鉴定。“史之新同盟”照译《新史学》第3章。第2章“过去之欧美史学界”，共11节，其内容大部分转译自《新史学》第2章“历史的历史”。若与何译本相对照，李氏不是照译原书，为了行文更符合中文习惯，段落间加了衔接文字，又删去一些无关宏旨的文字。同时他在这章增加部分新内容：第2节叙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家之著述情况；第7节陈述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的史学发展概况，内容译自日本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第四编，仅文字上略有更改。第9节讨论史前史研究概略，取材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颇多。第10、11节论述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著作的成就。20年代李在北大教授历史，以《西洋大历史》为教科书，20、30年代其他大学也采用过这本书作为教材。《新史学》通过《西洋大历史》延伸了它在中国的影响面。还需指出的是，李泰棻早年曾努力会通中外古今史学，他的史学思想渊源繁杂，然受过鲁滨逊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新史学》中译本出版前，人们已经十分全面绍述这本书的理论和学说，“新史学”、“新历史”口号响彻史学界，成为现代史学追求的目标。1920年陶孟和在《新青年》发表《新历史》，系他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的演讲辞。陶氏以“新历史”为题演讲，指出旧史四点弊端，新史学产生与进化论思想、科学的关系，历史之用处，都可在《新史学》中找到相应文字。他向读者推荐研究历史应读之书中，《新史学》英文本是第一种。这篇演讲稿受鲁滨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922年衡如在《东方杂志》发表《新历史之精神》，论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接受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主张。文中直接征引不少鲁滨逊之说，如“鲁滨逊于其名著《新历史》一书中”云云，“新历史之兴起，依鲁滨逊之研究，所以促进之者，其重要原因，盖有二端：一为自然科学之发展，一即社会科学之兴起是也。”西方现代各派史学中，“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表现新历史之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以英国马尔文（T.S.Marvin）、美国鲁滨逊等人为代表，“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杨鸿烈《史地新论》对鲁滨逊新史学亦推崇备至，多处引用鲁滨逊语。他认为现代被人所推尊的新史家中只有鲁滨逊、威尔斯等几个寥寥可数的人，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是“一种特别正确的伟大精神融贯在全部史事里，并且随处都在提示，如鲁滨孙所著的《中古及近世史》、《新历史》”。又简要介绍了鲁滨逊刚出版不久的The mind in the making一书。陶孟和、衡如、杨鸿烈三人所参考的《新史学》都是北大出版部的翻刻本。他们的主要学术活动虽不是传播鲁滨逊新史学，但却较早认识到《新史学》的价值，并不晚于何炳松，积极向史学界推广这种新思想，为现代史学破旧立新呐喊。
以学术杂志为媒介，相对较为集中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派思想的，南方以南高师史地研究会出版的《史地学报》为重镇，北方则以北高师史地学会出版的《史地丛刊》为中心，南北呼应，对这一学派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挥了较大作用。《史地学报》创刊于1921年，会员如谬凤林、陈训慈、徐则陵、向达都以史学著名，为传播鲁滨逊新史学做了不少工作。《史地学报》不仅介绍鲁滨逊的著作及其学术活动，而且对他的弟子如巴恩斯（Barnes）、海斯（Hayes）、肖特韦尔（Shotwell）、桑戴克（Thorndike），及其友人比尔德（Beard），均有或详或略的绍述，几乎涉及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全部重要成员，他们的史学作品和论文部分被译刊于《史地学报》。这个刊物之所以大力传播鲁滨逊新史学，与徐则陵密切相关。徐则陵（1887－1972），字养秋，江苏金坛人。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史学硕士，后又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欧洲史和教育学，可以说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中国学生，而且他又是《史地学报》导师之一，势必影响到该刊的理论取向。1921年11月创刊号登载了王庸的《欧史举要》一文，他向读者推荐“史学研究”著作，便有鲁滨逊《新史学》，希冀“借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璞”。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和《史学蠡测》、徐则陵的《史之一种解释》，曾在文中多处引用《新史学》，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鲁滨逊的史学主张。1923年7月《史地学报》（第2卷第7号）“史地界消息”栏目报道“美国科学史联合会纪”，文中说：“该会主席，即新史学New History之著者饶冰逊教授Prof.J.H.Robinson，是日开会词中力陈史学与科学精神之重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22年4月《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史学界新闻”栏目有一则“《新史学》译本出版”的报道：
近今史学之趋势，大变政治史观之旧，欧美著专书论之者甚夥，而吾国则向未有之。唯北大出版部，曾于一年前翻印美人Robinson著之新史学New History一书。近闻该校史学系教授何炳松氏已将此书译成。按此书共分八篇，于1915年出版。其中专论新史学者虽仅四篇，而文字又略嫌凌杂，然其破坏旧史，倡导新经，实研究历史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文中说《新史学》出版于1915年，而1922年6月何炳松在《史地丛刊》发表的《新史学导言》也说：“《新史学》这部书，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从1915年出版以来，风行一世。”何氏说《新史学》初版于1915年，应是笔误。《史地学报》与《史地丛刊》先后误认出版时间，绝非巧合。事实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也就是说，在何文发表之前，《史地学报》已获得这篇文字，而在报道中误认《新史学》出版时间，应是以讹传讹的结果。这一点可以揭示南北两大史学杂志存在密切的学术资讯交流，两者之所以不遗余力传播鲁滨逊新史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
《史地丛刊》创刊于1920年，北高师史地部师生组织的史地学会出版。何炳松曾是编辑部主任，又亲撰《发刊辞》，简述创办的经过，表明研究历史的宗旨应“推求过去，以谋现在，而测将来”。何氏任教于北高师史地部，又是《史地丛刊》编辑部主任，所以《史地丛刊》很自然地成为传播鲁滨逊新史学的阵地。1922年6月何在《史地丛刊》发表《新史学导言》，绍述《新史学》八篇之大意，指出这本书“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缄贬。”1923年4月于炳祥在《史地丛刊》发表《读<新史学>》。于炳祥是北高师史地部的学生，他撰写此文应受何的影响，文章发表于《史地丛刊》，可能也是何氏的安排。这篇文字十分全面解读《新史学》，其梳理详尽不在何文之下。全文分八部分：序言、历史的意义性质和范围、历史的功用、新史学上急进的精神、新史学上对于过去历史的史识、结论。对《新史学》各章节的思想要点，论述清晰，一目了然。最后，于炳祥认为近代西方史学能摆脱文学、宗教、政治、爱国主义的支配，还它本来面目，是本着新史学精神去运动的结果，然返观我国史学界，“求一有系统、有组织、利用新眼光亦驾驭旧材料者，不可多得”，所以他“一面羡西史精神之日进，一面叹中国历史界之无进步”。他作此文旨在为中国史学界破旧立新。1923年6月北高师历史部毕业的梁绳筠在《教育丛刊》发表《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法》，多处大段引译《新史学》，特别是论“八大功用之个病及流弊”，如“资鉴说之批评”，文中说：“美国James Harvey Robinson于《新史学》第一章中对于此说曾有极锐利的批评，今译其大意，便见此说之弱点。”又如“道德说之批评”，梁强调：“James Harvey Robinson对此说有极鲜明之论调，今节译之，以证明斯言之不谬。”再如“宗教说之批评”，文中指出：“Robinson之《新史学》第二章历史之历史，对于此说之源委叙述极为简赅，今译其大意。”诸如此类的大段引译之处甚多。梁原系北高师历史部的学生，与于炳祥是同学，都是何炳松在北高师的学生，他们受鲁滨逊新史学的影响并传播之，无疑与何炳松有关。
1924年7月何炳松所译《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北京大学丛书”第十种。朱希祖为其作序，发表于1921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朱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Robinson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何译此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新史学》中译本出版后，深受史学界的欢迎，“颇足为我国史学界之指导”，后多次再版，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何译本虽“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唱者”，但也不是说没有可圈可点之处。1933年李惟果在《图书评论》发表《何炳松译鲁滨逊著<新史学>》一文，对何氏的翻译工作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首先，史事不确者；其次，译者导言。“著作导言”应该说明原书作者的生世和经历，介绍他的整个学术，估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讨论他学说的渊源和影响，解释他与同时代学者的见解和理论，做一个比较探讨。何氏的《译者导言》只是类似一篇读书笔记，没有达到“导言”的标准；再次，译文的错误，依次分：晦涩之例、不确之例、挂漏之例、讹译之例，逐一举征。《图书评论》主编刘英士在登载李文前，把稿子预先寄给何氏过目，然后何给刘英士复函一通，刘英士将何函与李文一并发表，《图书评论》公开了何函部分内容：
……昨自金华故里返沪，奉读手书暨李君评《新史学》一文，至深感佩。拙译系十余年前旧作，错误自知难免。且拙译系根据北大出版部之翻印本，未曾与最近订正原本覆核一过，自问殊觉粗疏。至李君所评各点，间亦尚有讨论余地，惟因无甚必要，故不欲再费笔墨矣。李君一番盛意，仍极可感，便乞代致谢意。……弟何炳松谨上，廿二年元旦之前夕。
从这封信来看，何氏对译文疏漏之处，供认不讳。他对李惟果的苛刻批评似乎也虚心接受，诚如刘英士所言“难能而可贵”。但这也让我们怀疑何炳松是否是最初将《新史学》输入中国之人。何氏在信中透露他所译《新史学》底本，依据的是北大出版部的翻印本，说明他本人并没有英文原书。那么北大出版部翻印《新史学》是谁提议，是否与何炳松有关，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新史学派著述的译介
西方新史学运动的起源并非始于鲁滨逊，较早可推至英国史家巴克尔（H.T.Buckle）和格林（J.R.Green）、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近则有19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等人。鲁滨逊承前人余绪，发扬光大之，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培养了一批追随者，其中留校任教，以史学著名的，有巴恩斯、肖特韦尔、海斯和桑戴克等。比尔德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又留校执教，与鲁滨逊是朋友，两人关系密切，曾一起合著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和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s。他们以“新史学”观念编著的历史教科书，风行美国历史教育界。在鲁滨逊的影响下，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大本营，形成了一个带有某种共同治学取向的史家群体，具有一定的史学派别性质，时人即有“鲁滨逊先生派”、“哥伦比亚史学派”之称。今人论著中多以“鲁滨逊新史学派”名之，故本文用通称。五四时期史学界正是除旧布新的年代，《新史学》因其叛旧姿态而深得学人好感，可谓恰逢时会。五四前后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归国执教于各地大学，纷纷采用鲁滨逊新史学派编著的教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炳松、陈衡哲、蒋廷黻、徐则陵、李飞生、刘英士、黄文山、罗家伦等人，都曾留学美国，受到当时在美国史学界颇有声势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这些学人回国后都在不同程度上传播过该派的理论和学说。
五四时期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先后传入中国，各地大学多采为教科书或参考书。1920年北大历史系教授陈衡哲指定预科学生历史参考书籍中，即有鲁滨逊的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鲁滨逊和比尔德合著的Reading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海斯的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921年北大历史系教授柴春霖为学生指定研究近百年史学参考用书，其中有海斯的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鲁滨逊和比尔德合著的Reading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1923年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通史采用的教材是鲁滨逊的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青岛大学文学院开设的欧洲通史课，所用教科书也是鲁滨逊这本书。1926年大夏大学本科入学试验科目中的“西洋历史”指定参考书是Robinson和Breated合编的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厦门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西方上古史、西方中古史、西方近世史课程，以及刘麟生在南洋大学教授西洋史，都采鲁滨逊和比尔德合著的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为教科书。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欧洲近古史”，金陵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近代欧洲史”，都以海斯的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为教本。郭斌佳在武汉大学教授西洋近世史，以海斯和蒙(P.T.Moon)合著的Modern History为课本。陈祖源在武汉大学教欧洲中古史，则以桑戴克的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为教材。1936年燕京大学要求研究生参考阅读书籍中便有海斯的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以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英文原本作为教材使用，在教学过程中颇多不便，所以一些学者将其译成中文。20、30年代新史学派的著作大部分被译成中文出版，他们的作品在大学极为风行，往往一种著作先后出版过多种中译本，可推想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历史教育界中的势力了。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赴德国弗莱堡大学留学，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1891年至1919年间，他先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29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他的一生著作宏富，如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1903)、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1907，与比尔德合著）、The New History(1912)、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1916）、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1921)、The Mind in the Making(1921)、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le(1923)、The Human Comedy(1937)等。鲁滨逊著作中译本除《新史学》外，尚有《心理的改造》（The Mind in the Making）。商务印书馆拟译刊《欧洲文明史》（Robinson,Smith and Breated:Our World Today and Yesterday），刘麟生译。1924年何炳松编译的《中古欧洲史》，据鲁滨逊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一书前29章编译而成。1925年何炳松编译的《近世欧洲史》，据鲁滨逊和比尔德合著的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第2卷为蓝本，并取材于二人合著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s，篇章之排次，取法后者。何炳松编译的这两种教科书是1920他在北大和北高师主讲欧洲史课程的讲义，出版后甚为风行，多次重版，深受历史教育界的好评，称为“中国近年来研究西洋史的唯一善本”，可与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相媲美。鲁滨逊的史学理论专著除了《新史学》，次之即《心理的改造》，威尔斯称之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替历史界开了一条新路。”这本书初版于1921年，刘国钧即在同年向学界介绍了这本书，并译刊部分章节。刘氏指出，鲁滨逊是美国大历史学家，以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进步的记载，不仅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记载，更不止是一姓一朝的政治记录”，所以他研究历史不注重朝代的兴亡，而注重人民思想的变迁。他研究的结果得出了一种和近代心理学相同的结论：“人的心理不是生来就是如此的，实是一种演进的历程。”从人类祖先直到今日，人类活动都是制造现在我们的心，而且我们的心也不止于现在，还要向前进。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要通晓古事，乃是为要指导将来。尔后不久，杨鸿烈在《史地新论》引征此书以论鲁滨逊的“智识史观”（Intellectual of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923年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将它列为参考书之一。《心理的改造》（英文）出版一年后，高宝寿撰写书评介绍，认为“非具世界古今文化之概念，似难测其底蕴而窥其端倪”，这本书“可谓文化史中之文化史，综合史中之最综合者矣”。1931年宋桂煌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心理的改造》在学界的影响远不及《新史学》，今人亦鲜知此书，但20、30年代仍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中译本出版后也有书评回应。
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74－1948），1898年留学牛津大学，190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3年当选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他的著作除了与鲁滨逊合作的几种外，尚有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与妻子Mary R.Beard合著）、The American Party Battle、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The Discussion of Human Affairs等。我国知道比尔德颇早，1922年《史地学报》介绍最近美国新出史书，有鲁滨逊、比尔德合著的History of Europe,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The Opening of 20th Century and The World War，比尔德的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23年胡焕庸在《史地学报》介绍他和巴格力（Willian C.Bagley）合著的《美国国民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以史学家之眼光，搜集史料，而以教育家之方法编纂排比，故是书遂成为最新式最合宜之美国史课本。”胡焕庸后又翻译此书，连载于《史地学报》（第3卷第1－8号，第4卷第1号）。1929年魏野畴重译《美国史》，向达校订。比尔德编《人类的前程》（Whither Mankind:A Panorama of Modern Civilization）1928年初版，同年《大公报·文学副刊》即批评此书“大率皆注重物质文明，阐扬经济工业，崇拜现代，而尊祝美国者”，而“理论殊平庸”。1933年《读书月刊》又有书评绍述。1936年刘公任发表《彼尔特的科学机械文化论》一文，亦针对《人类的前程》而论，所持立场与比尔德一致。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出版于1927年，1932年陈衡哲在《独立评论》发表书评《皮尔德的<美国文化史>》，认为它是“一部最可以代表新大陆史家成绩的书。”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馆曾把比尔德这本书列入出版计划。1934年鄢远猷翻译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亦颇受好评，“趣味丰富，读者无枯燥之感。”1935年郭斌佳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书评，极为详尽介绍了比尔德与G.H.E.Smith合著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4）。1936年比尔德出版《人事的讨论》（The Discussion of Human Affairs），这是他对自己史学思想的一次总结，同年吴景超向国内学界报道此书之大意。1940年比尔德出版《美国的外交》（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陈之远不久在《新经济》刊文介绍。《美国的政党斗争史》有三种中译本，《美国史》、《政治的经济基础》有两种译本，《人类的前程》多次重版，比尔德新著一出版，国内学界回应迅速，可见中国对他的关注。
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克拉克大学、史密斯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一篇、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与O. M.Ruodi合著）等，是新史学派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史地学报》对翻译巴恩斯论著用力甚多，1922年陈训慈翻译《史之过去与将来》（《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1923年王庸翻译《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向达翻译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一篇，题名《史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何炳松校订。这本书共三部分：史学之性质及其目的、史著进展中之几种重要的现象、新史学或综合史学。是书钩元提要，从未有文字之史学叙述到20世纪新史学，可以说是一本简明西方史学史，其价值仅次于肖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对我国早期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史学》叙述新史学篇幅几占全文之半，可窥美国新史学派之轮廓。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雷震译《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是《史学》同文异译本。雷震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黄文山、陆懋德、黄哲公多方指点，而这些学人又与鲁滨逊学派颇有渊源关系。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出版于1925年，同年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即撰文介绍。这本书简要说明各种社会科学的过去、现状及其趋势，除编者引论外，全书共十章：历史、人类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心理学、文
当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