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滨逊新史学派中，热衷于理论建设又颇多建树的，要数鲁滨逊和巴恩斯两位。鲁滨逊的The New History、The Mind in the Making、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le，以及巴恩斯的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一篇、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代表了这一学派的理论成就。《新史学》、《心理的改造》、《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四种理论专著有中译本，其他未译著作，也在学人论著中不断被引征。为数甚多的新史学派编著的历史教科书在我国历史教育界广泛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新史学派理论传播的面向。20、30年代鲁滨逊学派的理论较全面输入中国，对民国时期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于新史学派的理论和实践，那位“用教士的热诚宣传新史学”的巴恩斯对此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他在《史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论述了新史学之目的、范围和解释方法[1]。又在《史学》指出，鲁滨逊是“以较合科学且较新方法研究思想史之领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欧洲思想史，手编An Outline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Mind讲义，后加以扩充，成The Mind in the Making、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le两书，“激起有识之士在学术史上之一般兴趣，为力之伟，盖无甚匹。”[2]《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对新史学理论作了更为详尽探讨，尤其设专节论述鲁滨逊学说，指出其师在哥伦比亚大学主讲“知识阶级史”，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少年史家、进步史家，望风拜祷，全国景从”[3]。巴恩斯还分析The Mind in the Making、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le的学术贡献，认为鲁滨逊虽没有产生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后进史家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

鲁滨逊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史学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恐怕无人望其项背。但令人不解的是，至今也没有发现一篇研究鲁滨逊史学的力作。鹦鹉学舌、贩卖抄袭之作比比皆是，如黄公觉的《新史学概要说》，洋洋洒洒，从新史学的起源、新史学历史概念、新史学性质、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一直讲到“我对于治史学者的希望”，几乎看不到他自己的见解，所列书目除兰普雷希特外，其他都属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如《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4]；又如黄肖兰的《现代史学之新趋势》，所阐发的思想与鲁滨逊相差无几，所附6种参考书有3种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5]；康备陞的《新史学概说》也属这类文章[6]。在中外史学交流过程中，积极输入西方史学并给以介绍推广是必要的，倘若不能结合本土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形，加以批判吸收，这不能不说是有缺陷。我们通常认为何炳松是输入鲁滨逊史学的第一人，但他除了翻译《新史学》、《西洋史学史》，以及编译几种教科书外，对鲁滨逊史学的认识平平，要不然那篇《新史学导言》也不会写成读书笔记一样的文字。何炳松因翻译《新史学》，名声大噪，跻身于一流史家行列，然局中人也不完全认同他的贡献在于史学，如顾颉刚只把他看作教育家而已[7]。对于并非出自鲁滨逊学派嫡系的何炳松却以“鲁滨逊”暴得大名，这一学派的中国学生对此颇有介怀。李惟果多少是看不惯何氏这种“暴发户”形象，而拿何译《新史学》开刀，以致何炳松招架不住，“自问殊觉粗疏”，不敢应战而作罢。这固然可以说是何氏气量之故，但他恐怕确有“难言之隐”。

李惟果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8]，后虽没有致力于史学研究，但从他在《图书评论》发表《何炳松译鲁滨逊著<新史学>》、《海士、蒙合著<近代史>之两种译本》两篇颇有份量的文字来看，他直接聆听过海斯、蒙的课程，熟识哥伦比亚史学派的学术动态。The New History、The Mind in the Making，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e三部著作大体代表了鲁滨逊的学说，而他与人合著或独著的《欧洲通史》、《西欧史》、《欧洲史大纲》，不过是根据他的学说写成教科书，不足以名著视之。李惟果认为鲁滨逊学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治史的态度。他用批评的眼光、客观的态度，根据“历史的继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观念，利用他的“史心”去读史、评史、著史。首先，他抱定批评的眼光，对一切历史中不正确的观念，他都希望自己或别人来打破；其次，他采取客观的态度，不承认历史本身有目的，不像有些人以为历史是娱乐读者的，或昭示天意的，或给我们教训或安慰的，或证明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的。他以为历史就是人类过去活动与思想的痕迹，知道历史以便了解现在；再次，他主张“历史的继续性”，他的历史观是动态的，譬如他不承认在时间上某一个时代是最光明的，或某个时代是绝对黑暗的，或者某时代与某时代是截然分开的。在空间上也不应分开，就是说社会里一件事情或运动发生了，多数必能影响社会其他部分，大如发现新大陆，小如中国女子旗袍短了一寸。换言之，历史是具有时间的继续性（Continuity in time）和空间的统一性(Unity in space)。（二）历史的范围。在横向方面，他主张历史著作不应限于政治史、或宗教史，或狭隘的民族史，或个人史等等。他以为历史范围应从新规划，所谓历史，乃指人类文化过程而言，历史应包括各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关系及其所以然之故，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综合历史”（Synthetic history）；在纵向方面，他打破史家一向对人类历史的年代观念，不见于文字的历史，也是历史，人类活动开始的时候就是历史起源的时候。（三）方法。他劝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应顾及政治以外的史事、运动及成因。他编著的多种教科书正是用新方法写的，把前人不注意的一切，尽其所能看到的，都写出来，解释其间的关系。他的弟子肖特韦尔主编的一种历史丛书，桑戴克的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或沙比罗（J.S.Schapiro）的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urope都是用新方法写的[9]，中国学生最熟悉的海斯两卷本《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也是一个例子。

鲁滨逊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如何？李惟果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何炳松。不过他的几点提醒，仍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鲁滨逊的观念和方法，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他的思想远之受影响于古代，近之受影响于19世纪许多史家，鲁滨逊也许比他们更为系统、充实和完备而已。他还提示我们要注意近代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鲁滨逊的影响。在美国有新史学主张的学者，有些人并非出自鲁滨逊之门，但同时或先后想到了鲁滨逊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成绩亦复可观，只不过没有摇旗呐喊罢了。李认为对这些人的著作应略作介绍，同时在欧洲用综合方法编辑丛书的人也很多，使读者可以比较，“不致对鲁滨孙有过分的崇拜”。他希望何炳松用他丰富的学力、锐利的眼光，指示我们“鲁滨孙学术与欧洲史学的影响或关系，并且要告诉我们他的学术的价值与地位，或者和我们讨论所谓综合史是否可以实现的、成功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鲁滨逊史学所当关注的要点。李为了刁难何炳松，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展开讨论，希望何氏能给予回答。遗憾的是，何炳松竟以“无甚必要，故不欲再费笔墨”为由，轻易过关了，使我们无缘得见李、何的卓识。李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暗示，他说：“如果胡先生又病了，我提议何先生去请现在在清华教书的雷海宗先生作，也未始不可。”[10]1922年雷海宗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芝加哥大，学习历史，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李之所以推荐雷海宗写序，说明雷氏对鲁滨逊新史学派当颇为了解，这可以从他1931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欧洲通史》中得到部分验证。目前所见只是详细提纲，其中论“20世纪之新史学”一节，专门讲到鲁滨逊和巴恩斯，在“背景与意义”中，雷指出两点：一、反对政治史、战争史，或伟人史；二、注意平民史与文化史[11]。从这有限的材料和李惟果的推荐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当年雷海宗对鲁滨逊学派应该有他自己的新见。

1936年美国新史学派的一代宗师鲁滨逊去世了。他留下了一部遗著《人类之剧》（The Human Comedy），1937年巴恩斯将它整理出版。两年后郑之骧在上海光华大学《文哲》杂志发表《鲁滨孙之历史观》一文，可略窥这部遗著的大意。鲁滨逊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事实的堆砌，新史家应该回答我们现在的信念、习惯、思想等等是怎样来的，这才是历史真正的目标。他又认为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病态是由于人类的知识进步得太快，而人类的智慧却相对滞后。近代文明一方面改良了人的生活，一方面却便利了互相残杀，引起了新的纠纷。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外部物质世界，这是科学的赐予。我们却不能控制自己，调整人和人的关系，这是由于我们研究人类自身学问不发达的原故。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早已是陈腐不堪了，但他的哲学还占有很大的势力。这并不是说他的哲学比其自然科学好，相反的是证明了我们研究自身学问没有进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易信”的特性，把以前确定的信念、习惯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从来不加以思考，我们现在的信念、习惯，大部分还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是生了时代错误病。他认为这个病的唯一对症药就是追究我们现在的信念、习惯的来源，这是历史的最高任务，也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能够给人类所需要的智慧。

怎样知道历史一定能够完成这种使命呢？人的一生最重要的部分是记忆，从记忆获得了知识，预定了计划，想到了改善生活。一句话，记忆使人聪明了。一位史家的记忆范围要比常人大得多，应该非常聪明，他应该是人类的一盏领路明灯。但事实告诉我们，以前史家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把一切信念、习惯当作不可侵犯的权威，不肯或不敢利用历史知识去批评当时的信念、思想、习惯，把追究各种信念习惯的来源有意无意间忽略过了。但在我们现有不健全的历史知识里，我们已经能够找出不少人类活动的共同趋向。鲁滨逊举了Edward P.Cheyney的六条历史定律，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12]，认为这种尝试是史学界的大贡献，“我们假使能够进一步用追究现在的信念习惯等的来源的眼光去研究历史，我们必定能够找出更多而更精确的规律，一定有一天历史变成人类的领路明灯。”所以，我们只要换一种态度去处理历史记忆，即把人记忆集中在我们现在一切思想行动怎样来的一面去，它会使人类聪明，这就是鲁滨逊反复提到要发育人类“历史的心理”（historical-mindedness）。近代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进步，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打破了以前对历史上人物和事实的成见，也便利了我们对事物来源作客观的研究。鲁滨逊认为发育历史心理和利用生物学、心理学等贡献二事，“虽然还在启蒙时期，但是只要史家不断努力，历史一定会一天一天走上领导人类的路上去。”根据这种历史观，鲁滨逊所要写的历史，当然不再是记述朝代兴亡、帝王废立、战争成败的历史，同时也不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朝代的历史。第一、这种历史的对象是全人类，不再把民族国家看作历史的界限；第二、所谓有史时期不过是人类史的极小一部分，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最少有五十万年，不能把所谓的“时代”当作历史的对象；第三、这种历史不再是事实的堆砌，而是要推求文化演进之迹，追索各种事物的来历。

鲁滨逊在《人类之剧》里有一段话：“人类从有文化到现在，不过是一个极短的时期，我们绝对不可以为人类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顶点，相反的是人类文化是刚刚在那里开端，人类之剧正待一幕一幕展开。在这个纷乱的初期，人类急需要有一指南针，这指南针就是历史的心理。”他是要把历史作为改良现状，促进文化的一种工具。鲁滨逊主张发育人类“历史心理”，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去推求历史定律，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现状，另一方面是要使历史成为科学。郑之骧认为“我们不能不称许这种尝试，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也不过是一种尝试。正像其他的历史哲学者，鲁滨孙也免不掉有不少缺点。”[13]《文哲》上还有两篇文章也值得注意，郑之骧的《近代史学观念的动荡》，也涉及讨论鲁滨逊史学[14]；法国史专家张芝联先生早年发表《历史理论引论》一文，他向读者推荐史学书籍10种英文著作中，有4种属于鲁滨逊新史学派，包括刚出版不久《人类之剧》[15]。

鲁滨逊新史学派理论输入中国，对民国时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有较大的贡献。20、30年代出现的一大批“史学概论”、“史学通论”性质著作，鲁滨逊新史学派著述是他们最主要的参考书，如黄维荣《史学》[16]、卢绍稷《史学概要》、吴贯因《史之梯》、李则刚《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地新论》和《史学通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周容《史学通论》、胡哲敷《史学概论》，以及期刊上大量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专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征引新史学派理论，作为立论基础。《新史学》、《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西洋史学史》等提供了大量西方史学知识，成为当时学人尝试建构自己史学理论的材料。20世纪20年代，史学史学科建设始发端倪，如何编著“中国史学史”，最初仅见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学派著作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也是有借鉴作用的，何炳松之所以翻译《西洋史学史》，其目的亦在于此。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依托本土史学的基础上引纳西方史学，充分消化吸收，而后有所创见的，除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民国时期并没有产生一部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史学理论作品。上述所提到的那些为数不少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如过往云烟，封尘已久。1931年齐思和批评吴贯因《史之梯》之“荒谬”，卢绍稷《史学概要》之“疎陋”，刘剑横《历史学ABC》之“偏宕”，足见国人对史学理论之幼稚。他建议若学识尚未成熟，最好先从事翻译工作，将西方史学名著择要介绍于国人，虽无著书之名，然其贡献“必远非疎陋荒谬之著作所可同日而语”[17]。民国时期翻译西方史学著作之数量远不能达到与西方史学全面对话的程度，与日本史学界相比亦大落人后。国人热衷于“著书”而不屑于“译书”，这是现代史学理论建设成就有限的一大主因，即便如何炳松以翻译《新史学》成名的人，想必他也更乐意以“著书”自鸣，要不然他的《通史新义》就不会原系“译书”，而冠之以“著书”，从中可见时人的心态了。

总体而言，20世纪上半期，我国史学界对鲁滨逊新史学缺乏客观研究，多数盲目崇拜。颇有批判风格的胡秋原对鲁滨逊亦情有独钟，遑论其他。他认为鲁滨逊及现代历史著作家超越纯粹心理学范围，而注意一般思想史、科学史、文化史，“诚足以扩大一般历史智识之天地。”又说“新史学尚在运动中，由此开路，其前途实极远大。”[18]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批判的声音，罗家伦承认鲁滨逊的贡献在于西洋中古史，“在中国最出名的便要算鲁滨孙”，然对他用差不多的材料不断编辑出版的历史课本，“值不得我们什么崇拜。”[19]李惟果提示我们不要“对鲁滨孙有过分的崇拜”，郑之骧说“鲁滨孙也免不掉有不少缺点”，这都是对盲目推崇之风的一种矫正。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对鲁滨逊认为思想习惯的变迁比环境的变化慢得多，提出质疑，批评鲁滨逊“这句话完全倒说了，我们在知识线上的进化，实在比我们环境的变化快得多了。”[20]1933年刘静白对鲁滨逊史学的批判则近似刻薄。他批评鲁滨逊学派只看到“心理创造”，这正是“人在以头行路”[21]。又说“那些教授们博士们介绍或翻译的”是“无聊的史著”[22]，这当然包括何炳松译著。刘又指出，鲁滨逊利用各种新科学的发达以完成史学革命，但是“他先生是倒栽葱的学者，虽然看见了社会底进化，却不知道社会怎样进化。”历史的功用在于教育普通人以民主思想、工业知识，增进人类的快乐，然“他底‘乌托邦’其实就是现今底美国，事实底发展证明他先生是一个最伟大的和平梦神。”[23]这种全盘否定，近似谩骂的批评方式显然是不妥的，也不会深化我们对鲁滨逊史学的认识。1934年阎焕文在《历史主义的历史学》一文中指出，以鲁滨逊、肖特韦尔、巴恩斯为首的“综合史观”派，承认各种史观的应有地位，而归纳其足以影响群体心理者以说明史事，“实是最公允的解释”。但我们不可不留心，只集合各种特殊的价值而不求其相互的联系，寻出一个一贯的穷极目标来，仍是“美中不足”、“今美矣未尽善”[24]。1936年杨秀林在一篇讲演辞中指出，综合史观对于群众心理的研究方法，是近于科学的，可是拿来解释整个历史，不免唯心，“Robinson更最近跑上了知识史观的道路”。综合史观偏重文化史，但不是整个社会史，“Robinson的群体心理，就是集中在思想的表现”，虽然“力求用科学方法，研究集团心理”，解释历史，而唯心的缺点仍然存在，另外还有“以部分作全体”的毛病[25]。要之，这种批评或反对声音是比较微弱的，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批判者中，仍有部分人存有意识形态之争，并非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这正说明了民国史坛对国外史学理论过分信崇或全盘打倒，缺乏客观批评研究的风气，对史学理论建设产生了不少负面的影响。 

四、东方的知音

民国时期每年都有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哥伦比亚大学是他们首选一。我们发现曾留学哥大，回国后又从事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有：徐则陵、蒋廷黻、黄文山、刘英士、黄公觉、李飞生、王国秀、马文焕等人。刘英士，江苏海门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师从蒙（P.T.Moon）。他回国后曾在南京党务学校讲演“欧洲民族侵略世界史”，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帝国主义的国家向外发展史”，随后出版的《欧洲的向外发展》，即根据讲义修订而成。这本书主要取材于英人苗尔（Muir Ramsay）《欧洲之向外发展》（The Expansion of Europe,1923）和蒙《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1925）。刘英士在此书序中特别强调：“蒙氏教我数年，给我鼓励不少，尤为我所深感。”[26]黄公觉，广西人，曾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哥伦比亚大学习历史，随蒙习外交史，又跟海斯习民族主义史[27]，可以说是哥伦比亚史学派的嫡系。1931年他在《师大史地丛刊》发表《新史学概要说》一文，服膺师说，完全本之鲁滨逊学说。李飞生，江苏武进人，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河南大学、厦门大学、北平女师大、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28]。王国秀，女，江苏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西女子金陵大学教授，大夏大学历史系主任[29]。1930年9月王国秀加盟大夏大学，此后不断绍述哥伦比亚史学派的理论，如在史学系开设“族国主义发展史”，研究世界民族结合之原理，族国主义之所以产生，及现代族国主义与世界政潮、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关系；“欧洲势力扩张史”课程则对欧洲各国势力扩张的“背境、原动力、经过情形及其对于欧洲内部及境外之重要影响，皆详细分期说明”[30]。这两门课程是海斯和蒙的研究方向之一，又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蒋廷黻、刘英士也曾在各大学讲授过同类性质的课程，大力宣扬师说。马文焕，字博庵，江苏仪征人，毕业于金陵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史学系教授[31]。与鲁滨逊新史学派有一定交往的中国学者，如胡适、罗家伦、李惟果诸人。《胡适自传》说：“在历史系里面我只认识几个人，如授政治理论史的开山宗师顿宁（Willian A.Dunning）教授和倡导新史学，后来又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教授；以及第一位以自己经济观点来诠释美国宪法史的毕尔（Charles A.Beard）教授。此外还有很多大牌教授，可惜我不能在历史系化太多的时间。我最大的遗憾之一便是没有在历史系选过一门全课。当时最驰誉遐迩的一门课，便是罗宾逊教授的‘西欧知识阶级史’。这门课事实上是一门研讨蕴育各时代西欧文明的思想史和文化运动史。这门课在学术圈内享有其应有的声誉。罗氏印有讲授大纲和参考书目。我读了这些大纲之后，觉得它极有用。但是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选修这门启蒙的课程。”[32]胡适也曾受过哥伦比亚史学派的影响，比尔德编《人类的前程》一书，还请胡适撰写其中一章《东西文化之比较》。何炳松翻译《新史学》也请他作序，说明胡适对鲁滨逊史学派有一定的认识。罗家伦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史学专业，与鲁滨逊等人过往甚密，听过鲁滨逊的一些课程。罗续译英史家柏里（J.B.Bury）《思想自由史》（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一书，便受鲁滨逊等人的影响。他说：“九年在美，见几个著名的史学教授，如J.H.Robinson等，讲起西洋文明史来都介绍学生读这本书，常说这是最好的一种著作”，于是他完整翻译了《思想自由史》[33]。又如蒋梦麟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主修虽不在史学，但对美国历史教育尤为关注，1918年他在《教育杂志》（第10卷第1号）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提出了革新旧史学的具体主张，被誉为代表“中国史学之新潮流”[34]，这是一篇较早介绍美国新史学的文章，似乎与他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背景有关。据蒋廷黻回忆，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颇为可观，当时中国学生约有一百五十名[35]。若能统计出20世纪前期哥伦比亚历史系中国学生的数量，而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又是多少，必将大大深化我们对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回响的认知。下文拟集中讨论何炳松、蒋廷黻、黄文山三位学人在输入鲁滨逊新史学派中的贡献。

何炳松是输入鲁滨逊新史学第一人的地位，在没有发现新史料之前，这一判断恐怕还是可以成立的。他虽不是该学派的嫡系学生，但留美期间正是这一学派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过鲁滨逊新史学的影响，所以回国后在北大、北高师以这派的著作为教材授课[36]。更何况，何氏翻译《新史学》、《西洋史学史》、《历史教学法》，具有首创之功，在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我们认为何对这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的研究，全盘接受鲁滨逊派的史学主张，《新史学》中译本又差强人意，以招致李惟果之种种嘲讽、刁难，甚至有人不认可他作为史学家的身份定位。但平心而论，何炳松在输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上自有其建树，而且努力尝试会通中西史学（当然并不成功），这些都有他的史学译著和个人著述作为凭据的。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2年赴美留学，入威斯康辛大学研习史学、政治学。1915年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现代史及国际政治。1916年回国，1917年在北大、北高师任教。1924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被任命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46年病逝于上海。何炳松翻译出版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有三种：《新史学》、《西洋史学史》、《历史教学法》。前两者已论及，故不赘述。《历史教学法》（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由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这本书凡十六章，关于历史教学的原理、史学研究法、史学新趋势、史学新学说等，详加讨论，“可资吾国史学家之参证。”[37]《历史教学法》最初连载于1919年《北京大学日刊》，题名《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发表了九章[38]。此外，1928年他还编辑出版英文本《历史研究法》，据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G.G.Berry的英译本改编而成。是书关于史料搜罗，版本考证，知人论世，训诂之学，考异之道，文史之辩等，皆有明切之讨论。经何炳松删繁就简，录存正文十篇，首尾完具，学术名词和艰深句子，均加注释，又撰中文导言一篇，将史学性质及中外史学之异同，加以说明，“足资研诵”[39]。《通史新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0年，这本书大体根据瑟诺博司（Seignobos）《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编译而成，对通史编纂方法的种种原则及困难，多所阐发。

今人多以为《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两书集中反映了何炳松的史学思想。据何炳松所言，《历史研究法》在理论方面完全本诸德人《史学方法论》和法人《史学原论》，然若与何炳松自己编辑的英文本《历史研究法》相对照，两者都分十章，章名称亦复相同，所以我们认为《历史研究法》主要本于《史学原论》，只是略加一些中国方面的史例。何炳松这两部著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编译”作品，堂而皇之名之“著作”，恐怕名不符实。何炳松自称“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但他的行为多少让后人误会了他的用意。因此，何炳松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几乎没有自己的创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40]，接受鲁滨逊、瑟诺博司的史学主张，在不同场合又撰文宣传这种思想。当然，何炳松在史学思想原创方面尽管无所贡献，但他对输入西洋史学所作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予他合适的名分。他曾有编译“西洋史学丛书”计划，除《西洋史学史》外，他还与郭斌佳合译古奇（G.P.Gooch）《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据说“已译成过半，不期年当可脱稿”[41]，但不知何故，古奇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42]。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何炳松在翻译西方史学著作方面的不朽业绩，改变了以往多数需要借径日本输入西方史学的被动局面，开始直接与西方史学对话。何炳松的史学贡献应该放在“翻译”角度加以衡估，而不恰当地夸大他自身史学思想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私见以为甚为不妥。真正代表何炳松史学成就的应是《浙东学派溯源》，姑不论其学术价值如何，但却是他的“著作”，可是千真万确的。

何炳松传播鲁滨逊新史学，身体力行，大有扮演这个学派在中国“代言人”的角色，他的学生卢绍稷恭维地说，新史学在“西洋可以美国鲁滨生为代表，中国可以何炳松先生为代表。”[43]何氏服膺鲁滨逊、瑟诺博司史学，观念本之前者，方法宗之后者。如1920年何炳松在给胡之德译《史学和人类的希望》（印度学者B.K.Sharkar著）所作序文中指出，“彼自谓此书之旨，在于依据哲学方法，以研究人类之文化及其究竟。其志殊大。唯谓史之为学，可与天然科学相提并论，则未免过当矣。盖历史资料之不完备，观察与实验之不可能，显而易见。以当科学，相去尚远。”[44]这种反对将历史与自然科学等同视之的看法，在鲁滨逊、瑟诺博司著述中可找到相类似的言论。何氏有意挖掘章学诚史学遗产的现代意义，作为嫁接中西史学的媒介，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诠释，“纸上谈兵”，未能在学术实践中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造就一部有份量的现代史学著作，他的努力跟同时代其他许多学人的尝试一样，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许能一时轰动，暴得大名，但终究经不起岁月的无情过滤。诸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的史学活动也是在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们之所以有不朽的传世之作诞生，在于他们能在学术研究中有机地驾驭中西史学方法，寓有形的方法于无形的实践之中。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十七岁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柏林学院。一战期间他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战后返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1923年获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外交史的研究。从1935年始，以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49年后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中央研究院院士、“驻美大使”等职。1965年退休，同年病殁于纽约。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教书生涯，治史时间虽不长，但在史学界颇有影响，他所辑录《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和撰述《中国近代史》，受学界瞩目，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云集，如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F.H.Giddings）、经济学的塞格利曼（E.R.A.Seligman）、政治学的邓宁（W.A.Dunning），以及历史教授沙费尔德（W.R.Shepherd）、海斯（C.J.H.Hayes），都对蒋廷黻在哥大读书期间留下了深刻印像。鲁滨逊嫡传弟子海斯则是蒋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对他的治学影响可想而知。蒋的博士论文《劳工与帝国》，就是根据海斯和沙费尔德两位所授课程的启示而确定。蒋廷黻晚年的回忆录说：“海斯教授使我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使社会本身起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45]海斯和沙费尔德的课程使蒋对民族主义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对海斯《族国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一书，蒋爱不释手，反复研读，他说：

海斯教授出版的一本论述民族主义的短论——《族国主义论丛》。就我记忆所及，该书最先并非与授课内容或笔记内容一样。不过，它的确令作者花了很大的心血，作者似乎将他所有的见解都注入书中。我一直没有放过那本书，一读再读。它令我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我决定一俟回到中国，尽速将那本书译成中文[46]。

当时中国民族问题异常尖锐，从小便有经世意识的蒋被民族主义问题所吸引，应是情理中之事。1923年蒋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和清华，便组织学生翻译海斯《族国主义论丛》，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胡适题词，“译本相当畅销”。[47]此书凡八章：什么是族国主义、族国主义的兴起、族国主义的传播、族国主义的宗教性质、族国主义与国际战争、族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族国主义与排斥异己的精神、族国主义是祸是福。在中译本出版之前，1927年蒋在《清华学报》“介绍与批评”栏目预先向学界介绍海斯这本书。文中指出，所谓“族国主义”（Nationalism），即主张民族都应该成为民族国家，承认民族国家有对内对外的无上主权，相信民族国家是一种神圣物。海斯谓族国主义是环境和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的（cultural），非天然的(natural)，又说此主义是一种感觉，一种人生观，并非一种政策。族国主义是根深蒂固不能废除的，或者说也不应该废除，海斯对此主义“虽不大热心，却也不反对。他所反对的攻击的是此主义之狂化。爱国是好事，但恨外国是恶事。保存国粹是好事，但贬斥外国文化是坏事。”他认为族国主义是人造的，人亦能改造之，“改造当从教育下手”。蒋认为海斯之书“思想虽少创造，然不失为群书中论近代政潮的精神方面之最完善者”。在国际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海士提倡彼此宽容（international toleration）精神，好像十七世纪的Milton欲拿宽容的精神来救当时的宗教战争”，这本书的“精神及书法比书中的思想还要紧些。”[48]1929年海斯特意为即将出版的中译本写了一篇序文，他建议“中国最好能够放弃摹仿西方狂热族国主义之罪恶的权利，而勇往直前的采取一个国际眼光的人生观，中国终究只有受益，决不致受害。”[49]蒋廷黻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海斯的民族主义观点，这可在他的外交史研究著述中得到验证。

蒋廷黻深受哥伦比亚史学派的影响，不仅翻译《族国主义论丛》，而且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通史课程，取鲁滨逊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一书为教材。在南开和清华传播和实践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1925年他在《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一文中说：“史学是研究文化沿革的学问，文化沿革包含着制度的改革，所以政体的变迁、宗教的演进，以及社会组织的改良，尽属制度改革的范围。”而制度改革要从“经济冲突”、“环境变迁”、“社会心理”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50]。这种认识与新史学派趋向于文化史研究的路数，以及从思想、习惯、风俗等方面广义理解“制度”，可以说有学缘关系。1929年蒋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对历史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传统考据式治史方法大为不满。我们中国史料虽然很丰富，但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旧史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而对历史本身政治、社会、经济如何变迁，却茫然不知。所以，蒋主张用鲁滨逊新史学派“综合”的治史方法，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51]“综合史观”在蒋廷黻的史学实践中得到了很好体现。他对自己的工作相当自负，“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52]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蒋弃学从政，要不然他在实践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上将有更大的成就。

黄文山（1897－1982），字凌霜，广东台山人。1921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士，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历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暨南大学社会学教授[53]。他在输入西方史学理论方面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学者，对斯宾格勒、汤因比、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贝尔（Henri Berr）、弗洛伊德等人都有较早的介绍。黄氏在哥大读书期间，曾追随鲁滨逊弟子桑戴克研究世界文化史、巴恩斯研究西洋知识史。他说：

我在美国的时候，曾以班恩和桑戴克两先生游，得闻鲁滨逊先生之造诣，惊其赅博。所以这几年以来，很想根据他的计划，编成一本纲目，这本册子，就是此种过程的一个小结晶。[54]

这本册子即《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上海华通书局1932年印行。此书凡七章：知识发展史的背景，希腊文化及其传入罗马帝国，后罗马帝国构成的中古的知识遗产，中古大学之兴起与中古化的亚里士多德之流行，经院治学之没落，现代科学精神的诞生，现代知识生活的主要新元素。黄认为所谓“西洋知识发展史”应该是对思想史、科学史、技术史合一炉而治之，“这种根据西洋近来所谓‘新史学’的精神和方法来建设的‘史学综合’，总可以说是西方学术界对于史学最鲜明而又最有价值的贡献”[55]。这本书不仅贯彻“综合史观”的方法，而且继承了鲁滨逊学派的治思想史、知识史传统。全书虽只是一个纲要，但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若著成书，必将是一大巨著。黄文山参考最多的也是鲁滨逊学派的著作，鲁滨逊、巴恩斯、海斯、桑戴克，肖特韦尔等人著述几乎一网打尽，甚至可以说是根据这个学派的著作编就而成。如“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节，依据海斯《族国主义论丛》；“知识史光下的保守精神”一节参考鲁滨逊《新史学》和《心理的改造》，这节显然是模仿《新史学》最后一章“史光下的守旧精神”。

黄文山对新史学运动也有所总结。他认为现代史学的趋势是新史学，这种运动已由萌芽蔚为大观，德国兰普雷希特、法国贝尔、英国马尔文都有功于这个运动。而美国鲁滨逊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注意历史过程的意义，提倡动的历史创造。其高足Barnes继之，光大旧业。”[56]巴恩斯在Living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一书中对新史学意义的综论，黄氏概括为六方面：一、新史学不只是对于范围和目的提出新的概念，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应有渊博的预备，除旧日之辅助科学外，还要彻底了解社会科学；二、新史学承认社会科学对于史家的训练，有极大的关系，并承认生物学家和进化哲学家的发生观点；三、新史学家的两种任务：（a）再造过去文化，（b）迹寻当代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四、人类文化史的组织不能以单个历史事实为骨干，尤其不能以政治事实为骨干；五、没有单个原因是决定历史事实之途径的，史家对于史的因果必要采取尝试和试验的态度，承认多元的立场；六、今日史家所见问题极为复杂，旧史家的简单、武断的方法应该抛弃[57]。《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原系讲义稿，黄文山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劳动大学、中央大学讲授过此课。这本纲要在北大首先印行，后又修改一次，1932年才正式出版。20世纪前期，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派理论的不乏其人，但以这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加以运用，编写出如此有份量的《纲要》，黄文山可谓“第一人”。这本纲要虽然大体是根据前人的成果编撰而成，黄氏亦以“编”者称之，然首创之功不应湮没，而且他在各地大学讲授“西洋知识发展史”课程，扩大了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影响。

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传播者之间交往甚密，形成了一个传播网络。如《史地学报》和《史地丛刊》南北呼应，致力于输入这派的史学理论。何炳松所译《西洋史学史》清样请向达校读，而向达译巴恩斯《史学》又请何炳松校订，魏野畴译比尔德《美国史》，又经向达校订。又如雷震译巴恩斯《西洋史学进化概论》，请教过黄文山、陆懋德、黄哲公。清华学生（朱延丰、张永懋、赵康节，邹文海）翻译蒙（P.T.Moon）《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得到罗家伦、蒋廷黻、刘崇鋐的帮助；其次，这个学派大部分著述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历史教育界、史学理论界影响很大，这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再次，鲁滨逊新史学派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回国后任教于各大学历史系，许多人兼职系主任，左右本系的治史方法和理论取向；最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赢得了主流史学界的赏识，而且也得到左派史家的认同。如林雨京认为何译《新史学》、董之学译《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是“研究史学必读的书籍”[58]。刘启戈翻译海斯《世界通史》（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8年），红色史家翦伯赞为之作序。职是之故，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比一般西方史学派别更风光无限。但是，这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本土史学范式毕竟差距较大，一时难以找到结合点，“其影响力始终停留在思想面，而很难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实践中扎下深根并结出可观的成果。”[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