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东南学术》2006年第3期。

摘要：中文世界中最初的兰克形象，是经过日本史学界过滤而来的“客观”的科学史家。而至民国史坛，不论是鲁滨逊新史学派还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都把兰克描绘成史料考证面相的兰克，虽然在中文世界中出现过观念论或民族主义论这种“异端”兰克面孔，但都没有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宣扬。中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化需要兰克史学中的史料辨析方法，同时乾嘉以来形成的汉学传统也 需要借助“科学”的兰克而得以延续，以致“史料考证”的兰克形象在我国维持了很长时间。

关键词：中文世界；兰克；日本；伯伦汉

兰克的理论奠定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不仅深刻影响欧美国家的史学发展，而且波及远东的日本和中国。对这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他的认识都有所转变，从而透露出对史学发展的不同期待。1962年美国西方史学史学者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在《历史与理论》发表《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指出，兰克的理论在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并没有“如实”地被呈现，在美国兰克被片面地理解为实证研究的先导，而在德国他则被视为观念论史家。本文受这篇论文的启发，拟对20世纪前半期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如何构成，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类型，而这种兰克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现代史家的治史取向，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西方科学史学一般推至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和兰克。尼布尔以研究罗马史著称于世，1811年出版代表作——《罗马史》。他倡导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完全依靠原始史料的证据，不用转手资料，考证力求精详。尼布尔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到后世史家，兰克就是读到尼布尔著作，始专心研习历史，成为19世纪西方史坛之泰斗。1824年兰克在《1494年至1535年罗马与日耳曼各族史》“序言”里明确指出，治史之任务在于求知识为其本身目标，不在于借鉴之作用。这部书后附录《近代史家的批评》一文，延续了尼布尔等人所提出的方法上的基本原理，形成了系统的史料批评方法，由此“近代科学意义之历史，乃出现于世”[1]，“现代历史学研究的新基础，方正式奠立”[2]。1825年兰克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1841年他又获得“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荣衔。兰克在柏林大学主持历史讲座长达四十六年之久，直到1871年退休。他在柏林大学创立了“历史研究班（Seminar）”，成为后来历史研究所的先声，培养了一大批史学家，其中以史学知名的，有威次（Georg Waitz，1813－1886）、西贝尔（Heinrich Sybel，1817－1895）、瓦腾巴哈（Wilhelm Wattenbach，1819－1897）等，多数谨承师训，走科学史学之路。如威次说：“史料考订、版本校刊、辩别真伪、审查创作与转述是历史研究不可不具的基础。”西贝尔清楚表示：“对于实事求是的研究与史料证据的确定，兰克教授法在德国有划时代的影响。”[3]由兰克及其弟子形成了西方近代史学史上最有势力的一个流派——“兰克学派”，成为19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坛的主流。兰克的理论影响所及，非仅限于德国，而具有世界性。法国史家莫诺德（Gabriel Monod，1844－1912）是威次的学生，将兰克的一套学说输入法国。英国史学中的“剑桥学派”，可视为兰克学派在英国的代言人。19世纪70年代，亚当斯（Herbert B.Adams）把兰克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美国。19世纪末，兰克史学开始远传到日本和中国。1886年日本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1887年其文科大学设置了史学科，聘请德国史家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担任教授[4]。他是兰克的再传弟子，在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史学方法论”课程，倡导兰克“如实直书”的客观史学，对日本近代史学的专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尔后日籍留欧学生陆续返回日本，以帝国大学为据点，教授严谨的史料批评。与利斯同为史学科教授的坪井九马三（1858－1936），1887年留学欧洲进修史学，就读于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等大学。1891年回国直接升任教授。他完全继承了兰克的“科学”史学，著《史学研究法》，被视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1902年利斯回国后，箕作元八（1862－1919）接任教授。他亦曾留学德国，深得德国史学的精髓。坪井、箕作是明治、大正时期日本西方史学界的最高权威，坚持了实证史学的传统[5]。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国人留学日本之高潮期，留日学生从日间接将兰克及其史学输入中国，而主要媒介则是教科书：一是西洋史教科书，二是史学概论性质教科书[6]。

清季应各地学堂教科之需，从日本翻译了大量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7]，这些课本叙述到19世纪学术文化，对欧洲各国史学发展的概况多有一个“名单式”介绍，尤其对德国史学叙述得略多点。中国最初知道“兰克”其人，便通过这些不起眼的历史课本。历史教科书对今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这些读本却承载了最新的历史知识，在培养国人的世界意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借径教科书认识兰克史学，其水准无疑是很肤浅的，但也缘于它的普及性，使“兰克”名字紧紧与“历史”相联。国人最早提到兰克，又见诸于文字的，是王国维。1900年他为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著《欧罗巴通史》所作的“序”中说：“日本理学士箕作元八及峰山米造两君所著《西洋史纲》，盖模德人兰克Ranke氏之作，以供中学教科之用者。”[8]《欧罗巴通史》第四部第十四章“最近之进步”指出，尼布尔的《罗马史》“别开生面”，兰克“以炯炯史眼，与深刻研究，利用书籍，达观世界历史之趋势”，同时提到西贝尔、鲍姆加顿（Baumgarten）、特赖奇克（Treitschke）、蒙森（Mommsen）等人。王国维早年的老师滕田丰八是日本近代史家，也曾为《西洋史纲》的另一种中译本《泰西通史》写过序文。《西洋史纲》出版于明治32（1899）年1月30日，五年之内重版27次，可见这本书在日本相当风行。《西洋史纲》（日文本）扉页就附有兰克画像，而著者之一箕作元八亦以固守兰克史学为己任。王国维可能通过滕田的介绍，认为《欧罗巴通史》是模仿兰克的作品。王国维早年对兰克史学是否有所认识，又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后来的治史取向是否与兰克史学有关，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1901年金粟斋译刊的《西洋史要》说德国史家兰克、特赖奇克“皆以泰斗见称”。1902年杭州史学斋发行的《西洋历史》说德国“史学尤隆盛，伦恺（兰克——笔者注）、蒙逊，士俾尔德黎底开，皆其选也。”1902年敬业学社出版的《欧洲历史揽要》则说：“史学家如尼布之《罗马史》，德人兰克之实际研究世界历史。而德之西比尔，英之富利孟，皆著名欧洲者也。”1902年作新社编译的《万国历史》叙述“十九世纪之文学及哲学”，所涉及的欧洲史家更是繁多，其中“日耳曼史家最众，如索洛赛尔（Schlosser）、黑伦（Heeren）、路莫尔（Raumer）、伦科（Ranke）等，皆有名于时。而伦科尤著。其余潜讨各专门之历史者，皆以研究各国各时代为宗，如当科尔（Duncker）、威波尔（Weber）、妈母参（Mommsen）是也。而伦格（Lunge）之唯物论史，亦有名者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包括了一些还在世的史家。1903年开明书店译刊的《世界史要》谓“历史家有兰克一变史学之风潮”，余如西贝尔、蒙森等相继而出，“压倒专行于十八世纪之史法”[9]。1903年上海通社从日本译刊德人编著的《世界通史》描述19世纪欧洲史学的概况，颇能代表清末出版的各种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对这方面内容的叙述：

德国之日耳曼史，一八一九年，成于斯泰因Treiherrn V.Stein之手。他若牛布尔Niebuhr著《罗马史》，秀落尔Schlosser著《十八世纪史》，德尔曼Dahlmann著《丹麦史》，皆史家之表表者。又有兰该Ranke一八八六年殁，开客观主义之一派，其文足雄视古今；于法国则西蒙底Sismondi理财家兼通史学，巴伦的Barante著《文学史》，基俊Guizot著《革命史》，米奈Mignet著《革命史》，甲尔Thiers著《拿破仑传》，亦皆有名于世；于英国则克罗笃Grote著《希腊史》，墨哥列Macaulay著《英国史》，加雷尔Carlyle著《人物论》，最有特色。

1905年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的《西洋史》说：“德国史学界，输入科学的研究法，崭然一新面目者，先有牛尔布之《罗马史》，继有兰楷（兰克——笔者注）之《世界史》，均推杰作。二人学问该博，且历史之眼光极大，故能自杼机轴，雄视古今，诚史界之泰斗也。”1906年梁焕均编的《西洋历史》在“十九世纪之文化思潮”一章谓“牛布尔著《罗马史》，与他历史家议论不同，能自立新派，一新史学界之面目。兰该（兰克——笔者注）以根本历史材料创科学历史。”[10]1906年湖北兴学社译刊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历史参考书》指出，兰克是“近世历史家之泰斗也。其著作甚多，不遑枚举，然其最有名者，如《罗马法王史》（History of Popes）、《万国史》等是也。兰氏又唱史学研究法之新设，及撰择材料不可不慎。”这本教科书开始触及兰克的治史方法。

1911年辛亥革命前，对西方史学评介最为详细的一篇文字，是发表在1908年6月26日《学报》（第11号）的《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下文简称《回顾》）中论史学部分，可视为一份“西方史学史提纲”。这篇文章实翻译自日本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第四编相关章节。濑川《西洋通史》在清季民初的历史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11]。百年来西洋各种学术的进步，“史学亦渐成为一科学”，以德国最为发达。首先介述尼布尔的生平、学术活动、治学特点及其影响：

德国史学界，最初以科学的研究法号召一世者，当推牛布尔（Niebuhr）。氏初治法学，仕于普鲁士，自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三年间，皆奉使命，驻罗马。然宴居之日，辄好利用其时与地，从事古代史之研究，兼修考古、言语等学，其它年著《罗马史》之修养，大率皆得力于此时。氏对于当时各史家之批判，以为彼辈之弊，恒在于因抽象的理论，曲解历史之事实。故氏之著书也，首在利用其博学寡闻，广征史料，凡断简残编，苟稍有研究之价值者，靡不必毕备。既得之逡，则以其炯眼巨识，鉴别此等史料之真伪，而确定一中正不偏之史实。氏所著《罗马史》，其记载之周密而正确，其识想之新奇而高远，一变从来罗马史学家之旧说，学者宝之。

然后又简单介绍了其他几位史家，如施洛塞（Schlosser）“好从国民生活及文化之方面研究世界史，于人文史上别开一生面”；达尔曼（Dahlmann）亦“洋溢于史学界”；卢登（Luden）、福格特（Voigt）、施滕策尔（Stenzel）、劳默尔（Raumer）诸人“虽无赫赫千古之名，然其有所贡献于学界之功，固亦不可诬也。”

《回顾》对兰克的评述，是清末尚见中文文献中最为详实的一篇文字，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摘录如下：

逡数十年而有兰该（Leopold von Ranke）。兰该，世界史学界之泰斗也。幼受教员于乡塾。及长，入来比锡大学，治古典学及神学。二十二岁时，为佛朗渡某学校之教授，以精通上古、中古史闻。于著《罗马德意志民族史》，上自一四九四年，下迄一五一六年，名震一时，被擢为柏林大学教授。自后五十年间，从事教授，循循善诱，始终不倦。而教授之暇，则入柏林图书馆，以其明确的头脑，遍览奇书珍籍。其中以所发见之关于宗教改革时代之古文书集，为最盛业，厥后氏所著之《十六七世纪之土耳其及西班牙帝国》一书，其史料即本于此。指实证谬，功最高焉。氏后又获普鲁士政府之补助，旅行于维也纳及意大利各地，搜集诸古文书记录，作成以科学的研究应用于史学之基础。归国后，为政府机关杂志之主笔，直言不讳，几见摈弃于时。此后氏乃专研史学，未几，著《罗马教皇史》、《宗教改革时代之德意志史》等书。补普鲁士修史官，旋又作《普鲁士史》，名益高。一八六五年，列于贵族。氏曾不自满，研学精神，老而弥笃，复以数年之力作《世界史》。此书氏八十一岁时始起草，一生精神之所结果，此书实其最大者也。

要之，氏之史学其特长有四：搜集之勤一也，宅心之公二也，学识之高三也，断案之确四也。有兹四长，而兼有流畅、锐达、活泼、明易之文以行之，其独步千秋，宜哉。[12]

自兹以后，德国史学界如春雷既震，万绿齐发，潜心敬学之士，以次辈出，格尔维纳斯（Gervinus）、西贝尔、威次、德罗森（Droysen）、东克尔（Duncker）、库齐乌斯（Curtius）、鲍姆加顿，皆以史学闻名。

除了兰克及其学生之外，《回顾》所介绍的史家不少属于普鲁士学派，尤其详述特赖奇克和蒙森两位史家的生平及其著作。特赖奇克专用力于德意志史，“最优长者，为其考据之功。无考证一事物，必力求正确博备。文辞亦斐然可观。惟其记事，时不免偏于感情，识者惜之。”蒙森虽与普鲁士政府关系密切，但他与其他普鲁士学派成员的作风甚多不同。蒙氏所著《罗马史》有“罗马史家之经典”的盛誉，“自言语、古泉、神话、法律等各方面，搜集其史料，且能以科学的法则，驾驭此种庞杂之事实”，因此，同尼布尔《罗马史》相比较，“有过之无不及”。对当时尚健在的史家，《回顾》亦略有道及，如罗伦次（Ottokar Lorenz）著《威廉皇帝与德意志帝国之基础》，“最负盛名”。柏林大学的勒次（Max Lens）和德尔布留克（Hans Deldruck），莱比锡大学的兰普雷希特，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的“波仑哈因”（Ernst Bernheim），皆“现存诸大学中，最有闻于时者”。这篇文字所提到的不少德国史家的名字恐怕都是首次见诸于中文。

清季中文世界中对兰克的叙述，除了翻译西洋史教科书，国人自己编纂的西洋史课本多数也提到兰克，不过都是抄袭这些翻译教材，所以不重复引征。透过这些汉译历史教本，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从最初对兰克的只言片语的描述，到后来相对较为全面的介绍，反映了相关兰克的知识量在中文世界中的不断增长过程。从有关叙述兰克的文献资料来分析，强调最多的是兰克为世界史学界的泰斗，以研究世界史著称。透露了兰克主张谨慎处理史料，提出一套史学研究方法，奠定了科学历史的基础，开创了客观主义史学。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大致如此，虽然整个轮廓不是很清晰，但也显现出部分特征。众所周知，教科书是一种具有广泛读者群的读本，兰克的名字借助这种载体得以流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20世纪初年很多中国人知道兰克其人，但对兰克的认识水平恐怕尚十分肤浅。中文世界中的兰克描述都从日本翻译而来，而日本史学界中的兰克形象（勤于搜集史料、论断不偏不倚的“科学派”或“客观派”史家），多少又体现在这些教科书里。日本史学界对兰克的认知主要通过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史学方法论》，而伯伦汉心目中的兰克，“科学派”史学或实证史学占据着显著地位（详后），同时兰克再传弟子利斯在日本也张扬了兰克史学的史料考证面相，所以日本近代史学的专业化是沿着实证史学方向进行的。受日本史学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观念论或民族主义的兰克，都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五四以后兴起的一批史家早年多接受新式教育，从日本翻译来的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在清末学堂非常流行，所以教科书中的兰克形象，对他们后来的兰克认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3]。

二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种进步表现为向史学专业化、学科化方向的迈进，显示了西方史学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兰克史学对西方史学的专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史学界对兰克的认知，又会影响到中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化方向。我国史家心目中的兰克形象与欧美史学界中的“兰克”密不可分，民国时期史家留学美、德、法居多，这些国家对兰克的理解对中国史家具有导向性作用。

美国近代史家多数认为兰克是非哲学的、经验的历史科学之父，或是一位搜集死事实的史家。20世纪初年日益壮大的鲁滨逊新史学派对这种兰克形象的形成也要负部分责任。美国史学界中的兰克形象对当时身处其中的留美中国学生势必发生作用，留美学生心目中的兰克恐怕不会与美国主流史学界相距太远，徐则陵[14]、陆懋德[15]、雷海宗、齐思和等人都曾留学美国，后来有关兰克的叙述，与美国史学界有惊人的一致。美国的“兰克”不仅通过留美学生传到中国，而且也通过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6]，把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兰克”也引进了中国。鲁滨逊在《新史学》为我们提供两副颇有点自相矛盾的兰克形象。“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史家普遍以为过去事实最值得知道的，都是同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兰克等人“都以为政治史是尽善尽美的历史”。这全然是一副政治史家面孔的兰克。鲁滨逊在另一处又指出，“Ranke的豪语说要去‘据实记载’——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以前史家抱别种目的，都希望历史的帮助，或者至少不反对爱国、宗教成见，而“据实记载”的决心，将史家的地位，比从前提高了许多，而且影响也很大。但鲁滨逊又说：“决意慎选历史的材料，同决意据实记载，这是两件事体，无论如何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因为人类过去的事实可以受我们检查的如此的多，所以断不能简单的记载下来；而且这种事实异常的复杂，所以可以加以许多的解释。”[17]鲁滨逊批评兰克没有认识到史料的分析批判只是科学历史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最后工作。他把兰克理解成仅兴趣于搜集、分析史料，并加以如实地记载，丝毫没有要解释史料的冲动。

鲁滨逊的学生肖特韦尔对兰克的认识比其师略为深入，然兰克的形象则与鲁滨逊并无太大差异。“兰克以为欲解明一国一时代，必须根据该时代之时代精神进窥之。”他以为兰克所标之时代精神，仅“备史家之描写，而不期其加以思索。”因为兰克认为：

苟历史而能恢复旧日之事象，非吾人今日心目中所见之事象，乃当日目观其事者所见之事象，则吾人对之始可称为明了。此实为史家之份内事也。若记述往事，参以己见，是则徒乱事实之真相而已。为史家者，应只求旧事本身重现于今日，一听旧事解释其自身，则吾人自能见其真相；虽不能尽见其各方面，要就吾人能力所及，已可告无罪于世人矣。要知过去之最重要之物，即为时代精神。此乃一种秩序与创造之动力，应竭力注意者也。然则吾人苟能以历史之真相解释历史之本身，又何必劳心焦思，旁求他法耶？

肖特韦尔虽意识到兰克治史背后的先验观念论存在，但他又说：“兰克之意不过欲活描过去，就其所能得之材料，察当时之政治情形，竭力求其完美而已，未能阐发其原理之阃奥也。”[18]新史学派的干将巴恩斯亦仅注意到兰克的史学方法，1824年兰克发表《近代史家的批评》而后，“以科学方法使用史料之程序及要点，始成有系统之学，而自一八三三年研究所教学法成立而后，有条理之史学训练，始树其久远之基。”史料之考证需要借助心理学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恩斯批评兰克对此茫然不知[19]。

鲁滨逊新史学派认为兰克纯粹是一个静止的历史学家，其主要兴趣仅在于细节的叙述而不在于对发展的研究[20]。鲁滨逊学派所提供的兰克形象对中国知识分子对兰克的认知多少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陶孟和阅读过鲁滨逊《新史学》一书，受其影响，便以为“德国史家兰克曾写了很好的历史，并且会用校勘法、选报正当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为国家是人类发发展的继续绵延的基础，所以历史的目的，是使我们明白国家的起源及性质。”[21]1934年朱杰勤译刊《美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西洋史学观念之变迁》指出：“朗克大声疾呼谓历史之范围只在记述发生之事，不失分寸已足，遂为历史开辟一新途径。”[22]对兰克的理解与美国主流史学界完全一致。在民国史坛传阅颇广的英国史家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对兰克的描绘[23]，与美国“科学派”历史学家的情形也非常接近[24]。

兰克的著作在中国史学界的流传并不太晚，1917年北大史学门要求组织特别讲演，以一书为范围者，除中国典籍如《春秋》、《史记》、《汉书》等之外，还有“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是。”[25]1947年胡鲁士（Henry Kroes，1903－1989）在辅仁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课程要求学生选读兰克著作[26]。民国时期不少史家留学德国如孔繁霱、陈寅恪、姚从吾、张致远等人都有能力直接阅读兰克原著。然而从现有资料来分析，民国史家通过兰克原著认识其史学思想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则以间接方式为主。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是民国史坛认识兰克最主要的一本著作。《史学方法论》对兰克的叙述，通过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流行，对我国史家的兰克形象的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伯伦汉系德国史家，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历史系教授，以研究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为主，一生著述颇富，如《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1880)、《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05)等。《史学方法论》阐述了历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料的分类和搜集、史料的考证、史料的综合与编写，对兰克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整理，是西方实证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史学方法论》中译本出版于1937年，不过这本书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则要更早一些，傅斯年、陆懋德、孔繁霱、李璜、姚从吾等人都读过德文原著，又在各大学传播伯伦汉的史学。伯伦汉说：“著者惟有承认本书中有关此之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识及规例，均系得之于兰克氏之实例即启发者。”[27]《史学方法论》全书出现“兰克”名字次数不是很多，但从这些不多描述中可透露出伯伦汉是如何看待兰克的。

关于史学概念。历史为人类“演化”之学。兰克曾谓：

史之任务不在无生气的罗列材料，而求其有生气的理解，俾吾人可知某一时代内人类之趋向若何，其所追求者为何，所获得者以及所达到者又如何。[28]

个别及特殊的事实，固为史学的对象，然不能无关连视之，兰克史学在本质上是发生学的。兰克学生威次批评J.E.Kopp的《神圣罗马帝国兴亡史》仅罗列个别事实，“难以言史”[29]。关于求真与致用。格尔维纳斯（Gervinus）以为科学当与生活贯通，对于当前者能发生影响。兰克则批评之曰：

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成为科学而后可。……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务。[30]

由此可见，兰克并不反对致用，只是在付诸致用之前，应先追求科学。关于历史的性质。兰克曾谓：

历史兼为科学与艺术之二者。其精密及资人参考，科学也；其对于高尚之精神能予人以趣味，则又为艺术也。……历史著作之最要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31]

按兰克之意，审美要素须列于科学要素之下，当科学与艺术不能兼顾，应以科学为要务。

兰克在《罗马与日耳曼各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明白指出历史的任务在于求知识为其本身目标，不在于借鉴之作用。他说：

一般人恒以为历史之任务，在洞察已往及现在之情形，俾将来得所借鉴。其实此种观念，非史家所宜有，研究历史者，但当实事求是，说明其曾经若何而已。[32]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研究？兰克以为只有将此前尼布尔等人所提出的史料考证方法加以发展应用，才能达到此目的。他在《罗马与日耳曼各族史》附录《近代史家的批评》，对前人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提出严厉批评，同时又系统总结了一套细密的史料批判方法，被伯伦汉誉为在方法学发展上“实有创辟新纪之意义”。《罗马与日耳曼各族史》面世的同年，施洛塞（Schlosser）出版了《十八世纪史》。然两者写作风格迥异，前者以史料考证为依据，实事求是的叙述，力避个人的判断；后者将事实及其特征作一大体上的描述，附以个人之判断，感慨系之。所以一般人认为兰克偏于客观，而施洛塞则主观。后两派门户之争愈演愈列，拥护兰克一派谓主观者“不事考证，轻易概括，参入个人之见”；而拥护施洛塞者视客观为“支离破碎，不知判断，文辞冗闷”，互相诟病[33]。兰克的批评者对其客观性、考证性的强调，无意中也强化了兰克的“史料考证”形象。从《史学方法论》对兰克的叙述文字来看，兰克在伯伦汉心目中不偏不倚的“科学派”形象是主要的，而且伯伦汉注重的仍然是兰克的方法论的贡献，而观念论或民族主义的兰克，全书对此丝毫不曾涉及。伯伦汉本人也继承了兰克的史料考证的科学面相。历史必须经过有方法的考证后，乃能成为科学，但以为历史工作除了考证而外，不复有其他者，这本来就是一偏之见，考证仅能提供我们以材料，其构成仍须由综合解释得之，“仅有考证而不知综观，仍劳而无功”。但如果不能免于偏见，则“与其有综观而无考证，毋宁有考证而无综观之为愈。”伯伦汉认为以谬误的材料为根据之综观，纵使其富有精彩，于史学又有何所补，因此“科学虽有待于综观，然事实性之确定，仍为其必要的先决条件，必先有此而后乃能语乎真知识。”[34]兰克史学虽考证和综观兼顾，然对于史料的考证尤为强调，如果综观不能做到无偏，“史学即是史料学”，所以后人认为兰克史学发展到极端必走向纯考证一途。

鲁滨逊新史学派、古奇、伯伦汉各自心目中的兰克虽略有差异，但是“科学派”或“客观派”的兰克形象却是一致的。中文世界中除了这种兰克形象外，也出现过其他类型的兰克。如1922年英国史家柏里（J.B.Bury）的《进化论与历史》一文译刊于《民铎》。他认为兰克史学受黑格尔或其他唯心派哲学的影响[35]。福利德尔（E.Friedell）把兰克塑造成非经验的哲学的史家，他认为兰克要求“如实直书”的企图是失败的，兰克之所以在史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于他是一个“最大的思想家”：

他并不曾发现新的史实，他只是用他创造的天才把那些人所共知的史实重新联合起来。他有一种内在地慧光，逼迫着他建设新计划，新解释，新范畴，这种慧光是他自己本身的，如果没有的话，不管如何广博的学问，如何强锐的批评精神都不能够传给与他。[36]

然而这种“异端”的兰克形象在中文世界中出现的很少，而且也没有得到中国史家的认同，科学派的兰克在史学界具有正统地位。

三

民国史家多把兰克看成史料考证的科学派史家，而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也朝着兰克的科学面向发展。1942年朱谦之在《现代史学》发表《考今》一文指出：

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派和瑟诺博词（Seignobos）等考证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竟有人主张“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编、掉底、折把、残嘴”，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37]

朱谦之所批评的就是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新历史考据派”，这至少可以部分反映中国现代史学与“科学派”兰克的内在关联。

傅斯年对开创现代史学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兰克史学理解到何种程度，尚不清楚。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研究报道，傅斯年藏书中没有一本兰克著作，至少可以说明他不曾仔细阅读过兰克作品，或者说读得很少。他对兰克的认知估计大半来自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或者其他一些史学史著作。傅斯年熟读《史学方法论》，对伯伦汉眼中的兰克形象应该了然于心，然而他后来所倡导的史学与伯伦汉的“兰克”仍有一定的距离。傅斯年史学遗产一方面来源于西方实证史学传统，尤其是兰克的科学史学，“接受了德国的正统历史学方法”[38]，但他没有如实呈现兰克真相，如同兰克的学生也不是完全秉承师说一样；另一方面又根植于中国本土史学，特别是乾嘉以来的考证史学传统。张致远回忆傅斯年在抗战之前跟他说：

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39]

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同时代人记载。1945年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

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40]

这段材料颇能与张致远的回忆相印证。傅斯年标榜史语所治史方法即是司马光、钱大昕的治史方法和兰克、蒙森的“著史立点”，这与他自己所说史语所工作根据汉学和德国语文考证学派之说完全吻合。

傅斯年领导史语所开展的工作，与他对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总体认识有一定关系。傅认为西方近代史学发展有两点：在观念上，近代史学观点的变化缘于“事实之影响”。新大陆之发现，增加无穷传闻故事，发现许多不同之人、不同之地、不同之风俗、不同之事物，引起“对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在方法上，西方近代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以说是史料编辑之学。”各国皆有编纂史料之努力，重要作品也不少，如德国的Monumenta Sermanae Historica，此外法俄皆有同等之进步。他把编辑史料一派视为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41]。“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这是傅对西方近代史学的一种直观认知，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但事实上影响到傅为史语所制订的工作计划。安阳甲骨发掘由史语所考古组主持下进行；内阁大库的档案由史语所整理，出版了四集《明清史料》共40册；敦煌卷子部分，史语所刊行了陈垣《敦煌劫余录》和刘复《敦煌缀琐》；汉简部分，史语所刊行的也有《居延汉简考释》。史语所之所以大规模地展开史料整理工作，多半与其领导者“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这种观念有莫大渊源关系，傅显然有意效法。值得注意的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欧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回国后不久于1921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其用意与傅斯年极为相似，他说：“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考证的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42]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当时尚处于观念状态，而后来正当年富力强的傅斯年则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

傅斯年受人非议最多的，应是他破天荒倡言“史学只是史料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开宗明义提出：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这是一篇宣传性文字，仅能代表史语所的治学立场。傅斯年及其同人的史学著作何尝只是材料的整理。《旨趣》无非是要突显史料在历史学中的首要地位。这与伯伦汉、瑟诺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的主张并无不同[43]。《史学原论》提出“无史料斯无历史”[44]。不少学人祖述之。蔡元培在《明清史料》的序文中说：“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45]胡适研读过《史学原论》，也说“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46]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指出：“史学由史料构成，无史料斯无史学。”[47]齐思和的《史学概论》强调：“史料者，乃历史知识之来源也。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工业家之需要原料，化学家之需要药品，生物家之需要标本。无史料则无历史。”[48]这种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是在西方实证史学尤其兰克史学影响下出现的。傅斯年是要把历史学建设成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地位的科学，傅首先注意到的是兰克史学中的科学部分——史料考证，在他的心中的兰克形象大致不会偏离“纯就史料以探史实”者相差太远，似乎没有认识到兰克史学的其他方面，观念论、民族主义的兰克估计不会进入他的视野，不管他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视而不见，只能说明以他自己的史学观念来解读兰克。

中国现代史家眼中的兰克面孔极为相似，几乎都把他看成“史料考证”的兰克。徐则陵在《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这样描绘兰克：“朗开而后，德之史学界，力矫轻信苟且之弊，一以批评态度为归，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19世纪有两大史学思潮：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与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实验主义惟事实是务，无征不信，其见于史学者则有“朗开之倡考订之学”，与各国学者之罗掘古物、搜集典籍，使史学家能引以为戒，“祛情感，以事实为归。”[49]强调兰克的“考订之学”。陆懋德在《西方史学变迁述略》中说，“自德国学家Ranke为始，并以为自Ranke始明白主张，使过的事实与现在的感情脱离关系，并主张凡记述某时代之事迹，必须根据某时代同时代之著作。此即谓自Ranke始提出史学之正当方法。”[50]注重兰克的史学方法。张君劢眼中的兰克则是：“郎克氏本此方法，施之于历史，其所恃为史材者，除档案与当事人之记载以外，皆认为不足恃而引用，意谓如此乃能去主观而达于真实。”[51]李絜非在《论历史的本质》中指出，“自兰克（Ranke）以次的科学之史家，相与辛勤搜集编印报告，坚持不置信于流行的一切，而唯证据是求是重。此其作用，诚属可称。则以人类文化的推进，最先应努力于不受欺罔，打到偶像，而建立事实，一依其序，盖实为史家之第一任务。”[52]1930年雷海宗在中央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课，专门论及“十九世纪之德国学派及其发展”，1931年他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把兰克、尼布尔视为“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者[53]。1945年张永贵的《最近几十年来的德国史学》指出，兰克以其以后的史家都“以精于考释的传统为依据”，他虽然也意识到“严于考释的兰克学派却向不忽视史家对于民族的高尚责任”[54]，但在兰克史学中不是最为主要的。

民国史坛不少史家在论著中涉及到兰克，但至今也没有发现一篇相对全面研究兰克史学的专文，这说明我国史学界对兰克的认知多半拾他人牙慧，没有认真研究过兰克原著。1936年姚从吾发表《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一文，是尚见一篇较详论述兰克的文字。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分为两派：（1）偏重事变的考证。用科学的方法考证历史的事实，即是用科学的方法搜辑史料，分析史料，目的期于对已往历史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的认识；（2）偏重事变的解释。注重推究历史事变发生的原因，事变发生后有甚么样的影响，曾有过如何的演变，这种发生，这种影响，这种演变，应如何解释。前者的长处，是能使传说与史事分离，真事与伪事不混。短处是拘泥考证，对于历史的演进，不能作综合的说明和贯通的解释；后者的长处，是能运用一种观察，去说明史事的演变，使读者对于历史的演进，得一种明白的概念。短处是先入为主，主观遮蔽客观，往往滥引史事以迁就个人的成见。德国兰克学派和受过这个学派影响的历史学者，多属于前一派。实证主义派、唯物史观派、文化史观派多属于后一派。对于偏重事变考证一派，姚从吾主要论述了尼布尔和兰克的史学成就。他认为兰克是现代科学的历史学的开山大师，转述史太因费尔德（R.Sternfeld，1858－1926）对兰克《近代史家的批评》的评语：第一，“用锐利的眼光批评史料的来源”；第二，“对史事立明确的解说，并由此认识史事对于时代与环境的关系”。兰克史学“简单说，即是赤裸裸的记述事情，不加任何修饰。仔细研究各个史事，不知道的存疑，切戒以意编造与杂以浮辞。再由各个史事的联贯中，了解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姚从吾不仅注意到兰克的“史料考证”面相，而且他还指出“栾克是近代特出的历史家，注重记述事实以外兼重历史理论，他的历史观是承袭德国正统派哲学观念主义的见解的，无形中在德国史学界建立一种观念论的历史观。”[55]姚长期在大学开设史学研究法课程，讲授从尼布尔、兰克以至伯伦汉的史学方法。他在课堂中似乎更多彰显的是“科学派”兰克，而对于“观念论”的兰克，他本人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不看重，要不然后来他在台湾大学继续讲授史学方法论的时候，不会把论述“观念论”兰克那段文字删除，而完全呈现给学生一副“史料考证”的兰克。这种兰克形象在中国现代史学延续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