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考虑问题时，最初往往是将各种问题综合在一起进行平行无等差的考虑，并不预先对某一方面的因素予以特别的优先关注，换言之，是一种平衡态的思考方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各种因素之间就一定没有主次或重要性大小的分别。但人的心理还有一个特点，即当某一问题被提及时，它便往往从各种问题中凸显出来，进入到思考的中心而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眷顾和关注，并在时时的思考中逐渐赋予它更为重要的地位，对其理解也更为深刻，并且由于这种集中的关注和思考而使其重要性得以凸显——这种凸显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破坏和歪曲性的。换言之，创造就是破坏或歪曲，即对自在世界的锻造和违背，它们都是片面的，采取的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集中深究的方式，这体现了人的主动能力。应当承认，至少在哲学心理学等层面，西方文化的这种片面的创造或歪曲能力表现得非常强烈和明显。所谓不同的哲学体系往往是围绕着某一核心哲学概念或观念而建立的，而这一核心哲学概念或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深刻”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很多。实际上，极端地讲，你能围绕任何一个随意拈出的概念而将世界重新组织为一个新的体系。而传统中国文化则更多地采取了尽量接近和吻合而不是破坏性的对自在世界的野蛮暴力（不带贬义）征服（即带上自己的鞭子）的方式，因此便缺乏那种“片面的深刻”而表现出对“混沌一团”理想状态的无限追求和接近。但这两种状态却是很难予以简单明确的高下优劣的判断。正如对中西文化（传统中国文化）难以简单地契短较长一样。不过，“片面的深刻”自有其道理。严格地讲，由“片面的深刻”所组织起来的诸种体系或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换言之，本质上，可以有无数种哲学。但这种无数种“片面的深刻”聚合起来的最终效果，从历史整体上——即无数的概念组成的整体——来看——由帕斯卡的观点可以推导出——，却同样可以整体呈现出对自在混沌的无限接近。所以，“片面的深刻”和“混沌一团”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只是采取的推进路径不大一样而已，但都具有其积极意义。其实，几乎很多的哲学概念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的一些新的概念的出现，都是遵循这样的机制而生成的，好象从一团混沌里面突然抓住一把黏土，并以此为中心在自己心中将世界重新组织成一个新的整体，世界于是在自己眼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副面貌，尽管世界本身并无任何改变——当然，这种新的整体首先是个人心中塑造成的主观整体，并不必然代表混沌世界的本来面貌，尽管亦并不排除这一整体会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并且因为这种认同而确实影响着混沌世界的或大或小的变动——因为这种组织起来的新的世界毕竟对于人的生活打开了许多方便之门。事实上，朋友或他者的提醒和交流便往往起着“片面的深刻”这样一种作用，因为它使你认真地对某一问题予以更加集中严肃的关注和思考，往往能促使对话者对其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有的人的思考总是滞后一步，仿佛在众声合唱中总是慢一拍，或在集体的铿锵整齐的步伐中总是落下半步，然而，他甘于这种“落后”，而毫不自惭形秽，正如对于别人眼中的落寞和孤独状态甘之若怡一样。“落后”当然有多种原因，战场冲锋时当然可能是因为“怯懦”，即对死亡的恐惧，然而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即并非出于缺乏勇气（勇气这个词本身当然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人性的巨大褒奖）的其他一些原因。落后本身不是问题，只要是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摸索和行走就行，至少可以看到自己的清晰的脚印：虽然落后，却非常真实，尽管，真实也并非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换言之，真实并非充分条件，但确实是必要条件，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自欺欺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实是充分必要条件，但对真实的这种体悟却难以轻易达到，正如对“善”的相同体悟一样。用语言表达出某一观念来比较简单易行，譬如现在你就可以这样进行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马上就领悟了，要领悟还需要付出精神与肉体、思想与行动上的巨大努力。所以，有人曾经倡导“比慢”，“比慢”不是搁置行动，不是无为主义，更不是失望、消极（怠工）、自卑、荏弱、颓唐、消沉、沉沦和堕落——任何时候，人都必须与这种情感绝缘（这种消极情感的产生既有文化的因素，或许亦有制度的因素，更是个人的因素，需要仔细分析），这是怯懦者的逃避，而非尼采所谓超人或强人的品质（这需要强大的意志，尽管有人——譬如弗洛伊德、罗洛·梅等——认为意志导致对合理欲望和生命力的压抑而对其予以批评，但不可否认，英国人当初之所以可以创立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意志力量的强调也有着极大的关系，揆诸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强大意志和克制力量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我们，尤其是儿童和青年本来就是超人。我们的选择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不偷懒，不偷工减料，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虚骄和竞噪并非务实的态度。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中国用了极短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很长时间才走完的路程”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断言，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并不十分准确。罗马城不可能一天就可建成，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罗马城”。外在表象上的相似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孤立片面的眼光和判断也不符合事实，前者忽视了内在实质以及精神或心态方面的因素——内在实质及核心理念有无相应的变化调整，精神和心态（包括集体无意识等）方面的发展往往是十分缓慢的（譬如布劳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和心态史等）；后者则忘记了整体和系统——一枝独秀不是春，有无整体全面的改观才是判断的基础。很有可能，身体已经进入了21世纪，脑袋和观念却还停留在19世纪甚至更早的蒙昧时代。亦有可能，某一空间或某一群体已经臻于后现代，某一空间或某一群体尚停留于前现代——当然，事情或许都应有个轻重缓急，有主次之分，这常常是必要的，我们所要批评的则是盲目的乐观和自大。同样，批评这种盲目自大和无稽的观念也并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同，即中国要进行发展（所谓的现代化），就一定要按照西方走过的轨迹亦步亦趋地进行模仿和追逐。当然不是这样，自发现代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上都是完全可能的，抽象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也并非是空想的乌托邦，这些都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但这里我要批评的是心理上的夜郎自大和盲目追求速度的急噪虚骄观念，以及从表象的相似遂无限推至整体的类同的缺乏常识的轻率判断，急功近利、急噪奔竞的群体心理氛围等。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和集体无意识的长期压抑有关——回顾近一百年来中国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同情的理解——因而以这样一种变态的形式予以表现和发泄，这也是一种心理平衡（或许暗含着某种复仇的急切心理？），但多少显得有些颟顸——尽管并不能就此简单地谴责他们，相反，要努力地去理解他们。这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痼疾，尽管，给一个民族诊断会显得狂妄，而开药方更显得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这些隐性的心理疾患，我们当然有必要以心理分析的方法进行治疗，不过，对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是令人痛苦的——包括主体和客体，尤其是当这个主体亦是客体中的一员时更是如此，甚至，危险！
　　有的人学习数学时从不记现成的公式，而是自己推导出来（这也是读书要读经典书籍的原因所在——可不要被那些或平庸或居心叵测的二道贩子或三流作家给蒙蔽了！这也是主体自信的一种体现和自我确证）。这在考试中当然比较吃亏，因为别的竞争者方便地套用公式，可以很经济快速地完成答题；然而落后者却不以为意，他有自己另外的方式，即从最基本的数学原理开始，一步一步地推导出公式，再通过这个自己推导出来的公式来进行进一步的演算，这当然非常耗费时间，但却由于是自己推导出来的，至少过程比较可信，而且由于理解了公式的秘密，便永远不会因为遗忘公式而遗忘过程和结论本身，因为它可以很方便地被重新推导出来；也不会因为记错了公式而导致不可挽回的错误；亦不会卤莽地接受并使用别人提供给你的现成但却错误的公式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这能避免自己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欺骗和愚弄——即使你什么人都不相信，至少你还可以相信自己——曾记否，“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之慨叹！当然，这在一个社会信任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才有其合理性，否则，这种心理和做法恰恰就是被异化的表现，不能实现个体能力的扩展。但假如在一个谎言到处流衍传播的时代，以一己之力，独自去承担整个世界的真实，独自去探询所有历史的秘密，独自去试图转动地球，这种行动虽然悲壮却是必要的。换言之，采取这种愚苯方法的原因便在于对现成的公式的怀疑，如果仅仅知道公式，而对公式推导的前提原理以及过程等全然不知或是遗忘，那就意味着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这并非是真正掌握了公式的全部内涵。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套用公式，而在于，有的人仅仅记住了公式，却完全对公式之所由来懵然不晓——这很容易陷入别人实行的知识蒙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霸权或知识讹诈。自己唱歌唱得再难听，终究还是自己的声音，至少非常真实。当然亦有可能，起初大家都记住了公式的推导过程，但当这些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并内化到每个人的情意结构（譬如集体无意识等）中之后，它便慢慢地失却了其理论品格、前提和来源，而成为一种不加证明的陈词滥调，一种想当然的先验自明的事物——而实际上，任何公式和理论都并非是先验自明的，而是有着其基本的概念、原理或社会和文化的前提，必须同时了解这些前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公式或理论的内涵，而不至于没有理由地无限扩展其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和适用范围，导致对公式和理论的误解和误用，造成公式与理论的错误后果。所以，后代人必须重新挖掘这一推导过程才可能揭示出这一公式的真正核心含义所在，并由此决定它们的去取以及如何去使用它们。具有相似表现的是现代人对按钮的态度，今天，大家都会使用按钮——公式的象征，甚至就是一种现代图腾——，却对按钮控制下的机器一无所知，这当然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必然结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却会导致巨大的危险。问题不在于我们对于按钮的方便使用，而在于我们往往心安理得地欣然享受按钮所带来的方便本身（这种对按钮的控制还往往会催生按钮掌握者一种虚妄的力量感和强大感），却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清醒的意识和反思。听见的、看到的、能够予以命名（虽说在有些情况下，对事物的命名就意味着对事物的控制）和使用并不一定是你所真正了解和掌握的！
　　又譬如“说”本身，关键不在于能说出多少，而在于能说出多少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需要勇气；或别人说不出的话——这需要智慧。其实，勇气可以解放智慧，智慧内在地包含勇气，或智慧会被怯懦所遮蔽，而勇气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确实，因为怯懦或其他的原因，有人对很多问题想都想不出来，遑论表达出来，尽管他常常呈现出现存世界中通常所理解的所谓“勇敢”的品质，然而，这既不是大智大勇，也不是勇敢本身。他们只会说出陈词滥调，只会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或变换面目地模仿和套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人十分健谈，对任何问题马上能发表头头是道的意见，他们有十分迅速的反应能力，眉毛一动，眼珠一转，观点就来了，有时也似乎颇有道理，语言也颇华丽雄辩，常常还具有相当的蛊惑力——当然是对那些不大习惯认真思考的人来说——当然，亦有所谓“明哲”之士，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曲意附和。然而，听听他们语言的内容，其中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某处听来或看来的观点，因为他们根本懒得或本来就不会运用自己的大脑。他们长脑袋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成为穿堂风的堂屋过道而已（不好意思，这里的语言比较尖酸刻薄，这是我以前一直尽量在行文中避免的，但或许，对个体主动性的强调必然要求或导致这样的语言风格？姑且以藉此以求得丰富多变的语言风格来为自己辩护吧，因为有时候，讽刺笔调较之温文尔雅的论说显得更为生动，尽管在立意上我们必须始终奉行宽容、同情以及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查反思的立场）。相反，越是木讷结巴的人，他们说出来的东西往往越是真实，因为他们是在自己思考，寻找着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合适的表达方式——尽管这种木讷很有可能是因为见闻不广所造成的，如果是这样，那和不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见闻不广的木讷的人很容易被流行的观念召唤和蒙蔽，因为他们几乎很难有辨别的能力，所以，这种木讷的人常常是流言或谎言所争取的对象，换言之，流言家或谎言“大师”和那些多少显得愚陋木讷的人有着独特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无怪乎，谎言“大师”总是竭力维持尽可能多数量的愚民——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总要实行愚民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我们要关注教育的根本原因所在。木讷当然并非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但如果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则其木讷必然和真实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尽管在人类社会不可能有“未经雕琢的璞玉”。如果排除语言表达能力本身的差异（也许木讷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差异？这里只能忽略这个较为复杂的理论命题，而假设木讷除了语言能力的缺陷之外还可能由其他的因素所造成），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这样一种木讷：有的人的木讷不过是因为在回答某一个问题时，想联系整个世界来进行思考和回答，因此一时就不知从何说起。草率地说呢，这不符合他一贯的认真的习惯——木讷的人常常太过严肃古板——，又担心歪曲了本来面目和事物的本质，担心误导了对话者，所以嗫喏半天仍然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如果真被问急了，则其回答肯定是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知所云了。这些木讷的人所采取的方法便是带着问题回家，昼思夜想，尽量在一个比较大的视野范围内将问题反复思量拷问，最后得出一个仍然难以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无论是形诸文字还是存诸脑海，所以仍然显得惴惴然，准备随时修正原来的观点，因为他总觉得仍然没有想清楚。
　　真的，有的事情不需要你去发言！不是说没有效果，而是说这种发言本身就是一种被操纵的破坏，没有任何意义。当然，这也仅仅是“有的”而已，而很多事情却需要你去主动参与和发言。但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消极却主动地附和外在的时髦潮流，所谓的“身不由己”总是放弃和逃避个体意志、责任和选择的一种遁词。
　　不用担心被潮流所抛弃，而是主动抛弃潮流——潮流有时候仅仅意味着一种空洞无物的时髦，当然也可能会有丰富而充实的时髦。所谓的主动抛弃潮流并非对潮流的一切都予以拒绝，就像有人所宣称的：只要是敌人拥护的，我便反对；只要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这可是一种愚蠢的方法，愚蠢就在于完全被敌人牵制和玩弄于股掌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即被敌人所异化，所客体化。正确的态度或许是顺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轨迹行走，与潮流重合的就不妨重合，不重合的就决不屈尊俯就或妥协归依，被命名为陌生人甚至精神病——某种意义上，拥抱精神病就是拥抱未来——对你可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奖赏——即使，在经过自己的探索和行走之后，身后的道路最终所客观呈现出来的轨迹其实仍然和潮流保持着十分一致的关系——尽管节奏不一样，即是说，落后半拍——，那也很好，因为这终究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跟随潮流和被潮流裹挟而去的结果，即使你总是慢半步。因为，只有死鱼才随波逐流。
　　是的，宽容不是纵容。宽容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勇气和斗争，正如“仁”内在地就包含着对不仁的人与事的斗争：“恶不仁者”：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亦正如佛家的所谓护法等——，“求仁得仁”只是仁的内在方面的选择，仁同时还必然是外向性的，有着外向的现实要求和品格，如果看不到后一点，要么便是怯懦地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和躲避，要么便是“心中有鬼”……
　　理论思考不是一种智力游戏，至少对有些人是这样，尽管不必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进行词语的游戏（一种迷幻般的陶醉，正如有些历史学家一样，他们看到的不是意义，而是由自己的习惯所推动去进行机械反应式的无意识梦游；或者一种对个体力量扩大感的虚假自欺——虚假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这本身也有一定意义，这是不可一笔抹杀的]；等等）并且对此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为了这样那样的目的，即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心理慰藉或虚假的精神得救。在有些人看来，他们的思考是从现实生活中内在地呈现出来的，他们是在极其严肃地思考着各种问题的，这甚至涉及到肉体生存和精神持存的最核心层面，而决非说说而已。没有必要大谈所谓的“精神危机”，某种意义上这是荏弱和不够自信的表现，但思考有时候确是摆脱精神危机的方法，如果有的话。这样说也并非说思考必然就意味着仅仅是个体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功利性工具，事实上，思考必然关涉到社会生活，因为精神危机本身就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精神危机既不是藉以自高也不是一个贬义的名目，而对精神危机的解决既可以是向上的亦可能是向下的。解决所谓的精神危机的方式有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调整并程度不同地参与和认同社会或世界；扩大交往并超越客体化世界。这是理论的过程，亦是理论的结果。理论既是从生活中来——首先当然是从个体生活中来，是通过个体生活的中介来折射和反映社会和世界的风云——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而且必然带有实践的品格，而不是一种躲避和逃避，即使呈现出躲避的表象，其最终目的仍然在于寻找个人和社会得救的途径——当然，最终寻找到的得救途径也可能是逃避或躲避。躲避或逃避是对社会的一种否定的实践方式，正如有可能存在着否定社会学一样。理论就是实践，它们甚至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尽管我们可以说，理论就是实践方式中的一种。
　　将理论与实践分开来的做法并非不可，人在参与和介入社会、世界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步骤和计划——在一个不可计划的时代谈论生活规划往往会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来，乃至悲壮！是，悲壮！这不是个人狂妄的自高自大，而是确确实实的悲壮！这是一种巨大的赌博，是和命运进行的一次豪赌！在一个一切笼罩于原子弹巨大阴影下的时代，仍然坚持个体生活的规划是需要勇气的，而能够不选择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依然执着于个体的理想或梦想的人也需要巨大的勇气，或者，一种极端的浪漫主义精神。何况，除了原子弹，生活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或隐蔽或明显的危险！——譬如由于人生苦短所导致的纵欲主义的致命诱惑——这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生活随时可能扼杀和中断实行生活规划的进程。每个个体都允许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不同期许的基础之上的，同样也是建立在相应于对自己能力的判断而作出的个人实践方式的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据说，人都应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否定社会学反对位置的分配……
　　我自信现在既没有想清楚，也没有说清楚，并且我怀疑将来能否想清楚和说清楚，尽管在想与说的同时也一直配合着——滞后或超前——想与说——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而在行动着。好在死亡最终会以其外部力量强行塞给我们每人一个答案——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这个答案当然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内在人生意义的超验来源！除非你同时无处不在，而且这种同时过不同生活的能力和状态既内在于生活本身又外在于生活——一切以自己的意愿而定——，你是永远不会满足现存的生活的{这里所谓的“现存”指的是失却了其最初的陌生和新鲜感的斑斓色彩和强大冲击力的持存状态的平庸态（凝固、停滞、常态等）生活}，因为无论你在到目前为止的一生中进行过多少次选择——换言之，或选择过多少次——，最终呈现出来的仍然只是一种生活——而人偏偏难以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人有时候确实贪得无厌，因为他想过另外的“壹”种生活，而本质上，只有上帝才能过这样理想的“壹”种生活。但不能归不能，人类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壹”种生活的追求和与之俱来的行动和努力，尽管最终上帝以死亡的方式在他的墓志铭上写上“一”种生活，这是对人类的盖棺定论！然后这个死去的人——鬼？魂魄？灵魂？幽灵？精神？……——便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进入生活之零状态，即空无，或许这是“壹”种生活的另一种写法！
　　这不是诡辩，可是，却呈现出诡辩的表象，即便它是真实的诡辩。或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