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沙查的母亲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当德军就要打过来，她却死活不肯离开：“我不走，这是我的家，这是沙查的家，我不离开”，原因就在于对儿子沙查的牵挂。而当她听说儿子已经做了叛徒时，她最初的一个直接反应是认为不可思议而几乎不敢相信，像感觉受了侮辱一样地连呼“我的天”。其实，她的这种几乎不用酝酿、毫不迟疑和不假思索的瞬间反应和惊讶感，是由其心中所葆有的浓厚爱国意识所推动和导致的，这种意识既可以说是表层情意结构，又可以说是一种深层理智力量，一切以你怎样看待而定。这种意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人的行为和情感反应序列中占据了一个优先地位，换言之，是以冲动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战争和杀戮不过就是一个瞬间冲动而已，只要哪怕是一点思考的时间，战争的悲剧就不会发生（然而，这种冲动某种意义上又是正常而必然的，甚至是理智的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在下文还要论及），但脱缰之马势难力挽，冲动一旦发生就能爆发出难以遏止的破坏力——占据了情感判断的优先地位，甚至超过了各种本能，譬如舔犊本能、爱情本能等。这种冲动有时被称为激情而予以热情礼赞，并将这种激情与英雄气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种爱国意识有时却又恰恰被认为不是情感冲动而是以深思熟虑的方式体现出来，以其深沉性和理智性来表明其决非肤浅的感情用事，而是更高层次的情意精神内涵，换言之，是深沉的理智取得了胜利。无论是以多么隐晦的方式或经历了多长时间或朝代的潜移默化，或所谓文化传统的濡染传袭，这种国家意识的直接来源都是国家有意无意的灌输。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有一个先验的国家观念或国家实体发挥着蒙骗群众的作用，甚至从起源上讲，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存在着一个阴谋地欺骗老百姓的统治阶级（所谓的“阴谋论”），而只是说，这种国家意识是和国家一同形成的。如果有所谓的统治阶级的阴谋灌输的话，这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也只具有异构的区别，本质上却仍是一样的，即“同质异构”，这个所谓的“构”更多地指暂时的位置而已，譬如如果撇开意识心态方面的考虑其实很无谓的官方与民间以及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的划分方式。国家意识的更为直接乃至本能的来源则是人的私意本能，这种私意是独享排他性的，但却常常偏要戴着公意、公义和公利的帽子或面具。这样一个明显的悖论却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而毫不觉得矛盾，其原因就在于私意确实可以是为“公”的，这里所谓的“公”指的是扩大化的“私”——换言之，本质上仍是一种私意，而且从起源上看是在生存本能的推动下产生的，换言之，为了生存，必须徇私，正如为了生存必须选择拿起匕首或是走上战场一样，这在某种情形下或许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公”能否无限扩大化（当然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契机是什么）？或者，“公”是否决不能突破国家这一层次？“公”是否必然是排他性的，能否确立没有对立的对象的情形下的“公”，譬如所谓的“天下为公”？——这种“天下”的确立并不是以另一个作为竞争对手的天下的存在为前提的，换言之，单一普世的“天下观”而非二元对立的“天下观”。质言之，公利能否超越国家而落实到作为个体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身上？这在理论上显然不成问题，然而在实践上却并不那么简单，一般地说，人总是在其可及的见闻范围内进行判断和选择，他们往往只关注最近的和最切身的问题，对于需要高远眼光和见识才能做出的判断他们常常漠然，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思考限度，以目光短浅或其他的贬义词来评价他们显然是极其不公平的——即使是全球化也是一样，你或许可以向他们灌输这个概念及其重要性，但他们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来理解这一过程，所以他们或许阳奉阴违，或许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这个概念做出独特的诠释和反应（又譬如人类学上的本土化的诠释方式或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反应方式）——其实想起来也很简单，即使他们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全球化的过程卷入并在日常生活中被动接受着全球化之实，但他们根本就没有触摸和体验过全球化的方方面面，不要说出国，连个外国人都没见到，如何能理解全球化？不让他们充分接触、体验或享受全球化的现实，却要求他们以全球化的方式来进行思考，这显然太不实际，也行不通。再回到开始的话题，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发展为民族主义，即以“为公”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私心，也因此，单纯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便常常拥有一个共同点：基于私意基础上的排外（有时又是以嫉妒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选民理论何未是！前文所谓的“同质”指的就是这种私意。关键的问题便在于，既然绝对的私意即绝对的个人主义能够突破而扩展到相对的私意即“小群”譬如氏族、部落、民族、国家（还应包括家庭这一层次，不过这个分析单位和前述的几个层次有着不同的概念阐释框架、起源和意义等，所以不应等同视之）等层面，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进一步继续扩大而成为普遍的“大群”即“天下”（为公）呢，至少拥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其保障自己的生存的内在的心理促动机制是一样的——当世界无法以“小群”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时（譬如诸多全球性的问题，又譬如原子弹的威胁等），就必然要求诸于最大层次的“大群”来保障其生存（在这个过程中，越是强大的国家和势力越是应该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越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甚至牺牲——为了平衡世界利益的缘故），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展望，即使要实现这种理想将是在非常遥远的将来。

言归正传。沙查的母亲的惊讶感和谴责是以民族、国家等伦理原则来进行判断和反应的， “他做了叛徒，可怜的小鬼头，他做了什么？”可是，和她语气中流露出来的对儿子的怜惜和疼爱的温婉情感相比起来，她的这种谴责的意味又显得多么微弱和微不足道，听起来简直就是对淘气的儿子的嗔怪而已。“小鬼头”这个称呼将母亲此时的内在心理表露无遗，似乎是小孩做了一件大不了的错事而对他的又气又爱的指责（当然，这里有翻译的问题）。然而她马上想到另一个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儿子的生命安全，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比一切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民族利益、家国大义显得更为重要，在这里，亲情轻而易举地突破或穿越了国家伦理意识，换言之，家国大义在个体亲情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我们常常容易将两军对垒想象成为两大阵线的互相铁板一块泾渭分明的争斗，殊不知在其微观层次有着太多的罅隙、缺口、渗透、交叉、中间地带、薄弱地段、变调和偏离，楚河汉界貌似旗帜鲜明、泾渭分明，实则千疮百孔、星罗棋布，无数星星点缀其中，譬如爱情、私人友谊、局部利益、共同利益、亲情、文化立场、经济渗透、普世道义、学术追求等等（战争文本中的叛徒主题亦应在这种叙事框架中得到说明，换言之，我们不是简单地谴责叛徒，而是要分析叛徒现象背后的诸多内在心理机制和文化社会原因。简单的一个谴责性的叛徒标签其实遮蔽了太多丰富而真实的东西……），构成了单一战争叙事中别一风景，这种风景在战争期间常常被刻意压制和掩盖，但它们是真实而无名的存在，是表象叙事下的深层叙事。这种风景和叙事有时甚至实在体现了战争的本质，并使得战争显得多姿多彩，情感生动，有血有肉——战争以消灭血肉之躯的方式体现其残酷性，却愈发使得真实的血肉绚丽灿烂地展现出其永恒的动人美丽与人性力量。美丽是战争所难以压制和掩埋的。其实，许多宏大叙事也像战争一样，往往不堪一击，那种整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宏观想象往往是想象——如果不是虚构的话——和刻意塑造出来的虚假的表象。当代世界的整体日益呈现出“貌似整体”的面貌——后现代主义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宏观叙事和想象常常被各种微观的因素穿越得千疮百孔。战争的发动或许是别有用心的，参战的人也可能“无知”和容易受骗，甚至也有可能是被胁迫的，但仅靠强力的胁迫显然难以完全奏效，因为无论参战的人多么无知和轻信，他也仍然知道私利和亲情；同时，由于教育或文化的熏陶，他也仍然知道所谓家国大义，也因此，战争的发动者们常常要诉诸于人的内在情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以欺骗性的鼓动方式来发动战争并使战争得以继续下去。纯粹的暴君是无法发动并获得战争的胜利的。参战者的内在心理却仍然是基于包括亲情在内的私利和私意，不诉诸于私意或个体内在情感就决不能让一场战争持续下去，无论他怎样强力和残暴。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影片开头的苏联军队在鼓动战士走上战场时便是诉诸于亲情，军队的政治宣传者拿着母亲的信件以极具煽动性的言辞大声鼓动士兵：“父亲死了，兄弟死了，要向法西斯讨回血债”。

战争既然是以将亲情和私意等放在重要的位置来进行动员的，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认可了亲情和私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是亲情和私意在战争的其他场合却又时时突破和穿越战争话语并产生着和战争的初衷不一致的情况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尽管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这是内在于战争的心理和价值机制之中的。所以沙查的母亲接着便有以下的一系列话语：“那么，他会留在那边？”“政委同志，我不应该这样说，不过，这样或者更好，假如德军打胜，他会安全。或许对他来说，这是正确选择。”一个母亲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令人感叹，至少非常真实可信。这远非那些或顽固或偏执或狂热而非理性或抱着简单化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判断的某些所谓知识分子的简单化的判断乃至叫嚣来得真实可信。从其语言次序来看，她既（首先在理论道义层面）认可了家国大义的优先位置，又（在实践上把私意和亲情放在决定行动的第一位而）毫不掩饰自己的私意，而且这两种优先性似乎配合良好，观众丝毫不会觉得有何冲突和扞格龃龉之处而难以理解和接受——事实上，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并获得我们的同情理解，便是诉诸于作为观众的我们的情感共鸣，即人类大体相似的心理情意结构——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战叙事，并提供了超越战争的某种启示和思路。理智与情感在这里以相反相成的方式结合得完美无缺。换言之，即使观众并未明言，在心底中其实都已经理解了这位母亲的做法，因为观众也是具有私意的人。观众或许并不必然会像母亲一样行动，但至少他们能够理解母亲的情感，因为这是人类人性的情感逻辑的必然表现，这种不加掩饰的坦率表白，与那种或虚伪或真诚的政治做秀或表白显得更加真实和可爱——当然，即使是虚伪的政治作秀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就像有人刻意地掩饰自己的爱情一样，他们也都需要同情的理解。本质上，我不想谴责任何人。而在方法论上，我们首先应搁置任何谴责性的言辞和态度来了解一切现象——而且，有时我怀疑在经过分析了解之后更难以谴责任何人，尤其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谴责，因为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的一块其预设前提没有任何问题的坚固的理性地基。然而，判断和选择乃至谴责或许都是必需的。当沙查的母亲在劝说下终于准备撤到对岸时，她在上船前给沙查留下了一张小纸条，“我身体很好，会撤退到对岸，沙查，保重”，这一细节颇富象征意义，也非常能够打动人。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背景之下，在战争的炮火能够摧毁一切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的情形下，战场上的一张随风飘扬的充满温情的小小纸条显得那样脆弱无力，甚至幼稚，因为这和战争的酷烈风格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极不协调，它随时可能被炮火摧毁得尸骨无存。在战场上的一切片言只语似乎都是荒诞的，尤其是当承载这片言只语的竟然还是那么脆弱柔软随时可能随风而去的一张小纸片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却分明又蕴涵着一种伟大的动人力量。真实永远具有一种力量，而当这种真实以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具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因为在平时，大家对真实视而不见，在荒诞的情形下，真实才开始彰显出它的本来力量，正如艺术上的陌生化效果一样。一张纸对于母亲而言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而已，但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却蕴涵着太多的意义。何况，和这张小纸条在一块的有那么多，它们都体现了战争中的人的更深层的情感心理世界，它们是战场上笼罩着的冰冷生硬的战争法则下的另一种热情柔软的情感法则和叙事语言，或许也是更为真实的一种。我们或许没有必要动辄流泪，我们同样可以毫不迟疑地流血牺牲，但我们不要对柔软的热情熟视无睹。沙查的母亲在心中把对儿子的爱摆在比对祖国的眷恋更高的位置，她的留言条本身就预设德军会获得胜利，而她似乎对祖国的失败毫不在意——这和影片开头的鼓动儿子们在战场上复仇的母亲信件如果不是鲜明的对比，至少也是母亲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心理情感态度。这是真实的，是老百姓真正的朴素的想法。沙查母亲之所以要留在原地，不过是那儿有自己所爱的人，而并非留恋已成废墟的城市本身。我们因为爱而选择停留在某地某城，同样因为爱或失去爱的对象而毅然选择离开！时与地都不值得留恋（一切荣华，何曾挂意；多少人事，只是烟云。天下国家，生生死死，一朝成空），爱才是根本。既然自己所爱的人已不存在，于是再坚持停驻也就毫无必要——沙查母亲的离开和出走是必然的。不同的是，沙查母亲是带着爱与希望而离开的：即使儿子投靠敌人，即使敌国终将取得胜利，只要儿子还活着，母亲仍然感到欣慰——这也就是上文所分析的：亲情穿越了仇恨和战争，这也与影片开头母亲的信件形成对比，“父亲死了，兄弟死了，要向法西斯讨回血债”，同样形成对比的还有高宁少校在儿子战死沙场后所做出的选择。

战争中的爱情

除了爱情，我活着毫无理由。

没有爱情，我是否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失去了爱情，就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未完待续）

20060219草于夭死无量山，200604011955改定于依山居，三灵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