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校勘，是指同一部书，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寻其异同，正其谬误。广义的校勘，除包括狭义校勘的内容外，还要加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换言之，就是还要对该书及其作者进行学术史的研究。

 

    大家都承认，校勘是训诂的基础性工作，校勘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训诂的质量。本文要强调的是，训诂质量的提高，不仅和狭义校勘有关系，而且和广义校勘也有关系。许多训诂学专著都谈到了训诂和校勘的关系，这当然是必要的。唯其所谈之校勘仅限于狭义的校勘，广义的校勘则略未之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所以我们拈出这个题目来试作。所言当否，尚请专家指正。

 

    为了深入浅出地说明训诂与广义校勘的关系，这里先讲一段故事作为楔子。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三（公历1991年2月17日）晚上，我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正大综艺》，主持人是姜昆、杨澜。其中有个节目是请某个女士（惜仓促中未记其名）演唱京剧《苏三起解》的一段。某女士一曲唱罢，现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只见姜昆此时发话：“唱的很好，只是头一句有两个字唱错了。开头一句的唱词应是‘苏三离了洪洞县’，你怎么把‘苏三’二字唱作‘低头’了呢？”不知道姜昆是真的不知而问还是有意的明知故问，反正我当时是莫名其妙，以为唱错了。此时，戏曲表演艺术家魏喜奎站起来解释道：“这段唱词的头一句，多数人都是唱作‘苏三离了洪洞县’，而张君秋先生认为‘苏三’二字在这里不好，于是根据剧情改为‘低头’，并如是教其弟子。某女士乃张先生弟子，她谨遵师教，所以唱作‘低头离了洪洞县’。”听了这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扯到正题上来说，设若我们要训诂这句唱词，从狭义校勘的角度来判断，自然要说某女士唱错了。而从广义校勘的角度来判断，结论就不同了：百家争鸣，恪守家法，何误之有！

 

    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三有云：“读古书者，与古人之学问自成家数者，不可不辨别之。夫不能辨别其家数，彼此混淆，欲考其所言之旨，必茫然而莫窥其真。故读古书者，其于家数也，宜先详辨之。”我很赞成这段话。读古书宜先详辨家数，训诂同样宜先详辨家数，二者是一个道理。所谓家数，就是师法、家法，正是广义校勘的应有之义。

 

    训诂而忽视广义校勘，其流弊概言之有三。一曰囿于己见，妄指瑕纇；二曰张冠李戴，治丝益棼；三曰数典忘祖，得鱼忘筌。

 

    何谓囿于己见，妄指瑕纇？请看下例。《汉书·杜钦传》：“钦曰：‘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邓展注曰：“《诗》言仲山甫徂齐者，言衔命往治齐城郭也，而《韩诗》以为封于齐，此误耳。”晋灼更进一步发挥说：“《韩诗》误而钦引之，阿附权贵（按：谓大将军王凤）求容媚也。”邓、晋二人乃据《毛诗》以攻杜钦所引之《韩诗》。按《诗·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毛传：“东方，齐也。”此即邓、晋二人之所本。但我们知道，汉时《诗》分四家：《鲁诗》、《韩诗》、《齐诗》和《毛诗》。前三家是今文，皆列于学官；而《毛诗》为古文，仅流传于民间。学者弃三家而独习《毛诗》乃是东汉郑玄以后之事。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1）说的就是此事。如此说来，杜钦以西汉之人引据西汉之官学，本是十分合情合理之事，何有错误可言。邓、晋二人不考时代，不辨家数，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以不狂为狂，岂非囿于己见，妄指瑕纇。难怪颜师古驳之曰：“《韩诗》既有明文，杜钦引以为喻，则是其义非谬，而与今说《诗》者不同。邓、晋诸人虽曰涉学，未得专非杜氏，追咎《韩诗》也。”应该指出，颜师古的《汉书注》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详辨家数。他在《汉书叙例》中说：“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路。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纇，曲从后说，苟会扃途。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旨。非不考练，理固宜然。”在《汉书·礼乐志》注中他又重申此意：“夫六经残缺，学者异师，文义竞驰，各守所见。校其是非，不可偏据。其《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儒者往往乖别，既自成义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贤达之意。非苟越异，理固然也。”把详辨家数的道理说的很明白。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卓识，欧阳修称赞师古是班孟坚忠臣，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再看张冠李戴，治丝益棼之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堪”下云“假借为坎。堪、坎声近。”王力先生对此加以解释说：“堪属于古音临部，坎属古音谦部，邻韵相通，所以朱氏加一句说：堪、坎声近。”^（2）在这里，王力先生误解了朱书“声近”的含义，错释为“邻韵相通。”实际上，朱书的“声近”乃是双声的同义词。邻韵相通是段玉裁的观点，双声假借是钱大昕的观点。朱骏声接受的是钱大昕的观点，不是段玉裁的观点。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段、钱、朱三人的假借观点试作比较。假借的基本原理是声近义通。段玉裁论假借，重在辨韵。所以他说：“假借异义同字，其源皆在音韵。”^（3）又说：“假借必取诸同部。”^（4）而钱大昕论假借，重在审纽。所以他说：“汉儒云某与某声近，特就一字之声言之，即六朝所谓双声也。”^（5）并举例说：“ 轩、昕双声，汉儒所谓声相近也。古书声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6）段、钱二家之假借观点不同如此。针对当时重韵轻声的倾向，钱氏倡言“叠韵易晓，双声难知。”^（7）而朱氏在其书的《自序》中也宣称：“假借之理，叠韵易知，双声难知。”此与钱说不啻同出一口。正是由于“叠韵易知，双声难知，”所以朱书凡言假借，如其为叠韵、邻韵，即不加任何说明；如其为双声关系，则必用不同的措辞说明之。如“风”借为“放”，则说“风、放双声”；“利”借为“赖”，则说“利、赖一声之转”；“堪”借为“坎”，则说“堪、坎声近”。所谓“一声之转”和“声近”，都是双声的不同说法。为了说明问题，请看一个具体例子。《说文》：“涅，黑土在水中者也。”朱氏曰：“钱宫詹（按：钱大昕做过詹事府少詹事，故称）云借为‘敜’，敜、涅亦双声。”而钱大昕的原话是：“《既夕记》：‘隶人涅厕。’注：‘涅，塞也。’按：‘涅’无塞义，盖即‘敜’字。涅、敜声相近，故借用涅字。”^（8）钱氏的“声相近”，到了朱氏那里就成了“双声”，然则朱氏所谓“声近”的含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王力先生之所以解释错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入之见：“朱骏声受段氏（玉裁）影响较多。”^（9）我们认为这是“钱冠段戴”了。我们并不否认朱骏声受有段氏的影响，但要说到“影响较多”，则非钱大昕莫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朱氏是钱大昕《说文》之学的衣钵传人。朱镜蓉《说文通训定声后序》云：“先生（谓朱骏声）禀承家学，颖悟过人。嘉庆辛酉（1801），年四十，冠郡试。壬戍（1802），补博士弟子。嘉定钱竹汀宫詹重游泮官，一见奇其才，曰：‘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引之几席三年，语必以上，期于通才大儒。先生每以生晚不获久侍为憾，然渊源所自，实已取之左右而皆逢。”类似的话又见之于朱骏声之子朱孔彰所撰《允倩府君行述》。朱镜蓉是朱骏声的学生。这就是说，无论是朱骏声的学生还是儿子，都认为朱骏声的“渊源所自”是钱大昕。第二，让我们看一下朱骏声本人是怎样说的。为此，让我们考察一下朱书在“博采通人”方面是怎样称呼的。通观朱书可知，朱氏对当代通人成说的采用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如云“段氏玉裁云”、“王氏引之曰”、“程氏瑶田谓”，等等，唯独征引钱大昕说则不称名，而称以“钱宫詹云”、“钱辛楣师云”、“钱竹汀师曰”，或称官，或称字号，且明标“师”字。这种称呼意味着什么不是很清楚的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只对贾逵称“贾侍中”，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只对戴震称“东原师”，其意均在表明渊源所自。然则朱骏声只对钱大昕称官、称字号且称师，其意也不言而喻。第三，仔细研究朱书《凡例》和内容，可知朱书在“说文”、“通训”、“定声”三方面都受钱大昕影响较多。关于这一点，说来话长。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试论钱大昕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影响》^（10）其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有意者可以参看，此不赘。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数典忘祖，得鱼忘筌之例。《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王引之《尔雅述闻》解释说：“引之谨案：君字有二义：一为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为群聚之群，林、烝是也。而得合而释之者，古人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故二义不嫌同条也。如下文‘台、朕、赉、畀、卜、阳，予也’，台、朕、阳为予我之予，赉、畀、卜为赐予之予。义则有条而不紊，声则殊途而同归。魏张稚让作《广雅》犹循此例，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洪诚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说：“《尔雅述闻》（二义同条例）这一则，在雅条义例上是一条重要的发现。王氏发现了这条义例，可以使我们对《尔雅》避免许多误解。”^（11）我们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尔雅》注释史，则所谓“王氏发现了这条义例”，所谓“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的说法，都是难于成立的。

 

    先说是谁发现了《尔雅》二义同条例。现存完整的《尔雅》注，以晋代郭璞注为最早。我们认为，发现者的美名应该归之于郭璞。请看下面的例子。

 

  （1）《尔雅·释诂》：“台、朕、赉、畀、卜、阳，予也。”郭注：“赉、畀、卜，皆赐予也。与犹予也，因通其名耳。”郝懿行申释曰：“予既训我，又为赐予，与、予声同，故郭云‘与犹予也’。台、朕、阳为予我之予，赉、畀、卜为赐予之予，一字兼包二义，故郭云‘因通其名耳’。”

 

  （2）又：“馘、穧，获也。”郭注：“今以获贼耳为馘，获禾为穧”。并见《诗》。黄侃《尔雅音训》揭橥其义云：“‘获’兼二义，郭注明揭一训两义之例矣。邵晋涵说：‘俘获之获，收获之获，俱通作获，此合而释之’。”

 

  （3）又：“栖、迟、憩、休、苦、欳、齂、呬，息也。”郭注：“栖、迟，游息也。苦劳者宜止息。憩，见《诗》。欳、齂、呬，皆气息貌。”王引之《述闻》云：“栖、迟、憩、休、苦为止息之息，欳、齂、呬为气息之息。”比较郭、王之注，可知郭注虽未尽善，但就二义同条来说，实已导夫先路。

 

事实证明，是郭璞发现了二义同条例。黄侃先生说的尤其明白：“郭注明揭一训两义之例矣。” 一训两义之例，也就是二义同条之例。

 

再说“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我们认为，自唐以来知其义者大有人在，他并非王引之独得之秘。先看宋人陆佃《尔雅新义》的例子：

 

（1）       爰、粤、于、那、都、繇，於也。於，一名而两读。那、都、繇，於也（按：谓叹词於，今读（wū）；）爰、粤、于，於也（按：谓语气词、介词於，今读yú）。

 

（2）       台、朕、赉、畀、卜、阳，予也。予，亦一名而两读。台、朕、阳，予也（按：谓予我之予，今读yú）；赉、畀、卜，予也（按：谓赐予之予，今读yǔ）。

 

    陆佃所说的“一名而两读”，是二义同条的又一种叫法。名者，字也。一个解释字有两种读音，自然意味着有两种意义。在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尔雅答问》中的例子：

 

    问：神之训重何也？

 

    曰：重有重叠之义，又有尊重之义。从、申、加，重叠之重也；神、弼、崇，尊重之重也。此与赉、畀、卜为赐予之予，台、朕、阳为予我之予，其例相同。

 

    清人中早于王引之而指出二义同条例的，除钱大昕外，据我们所知，还有严元照和邵晋涵，分见《娱亲雅言》、《尔雅正义》。为省篇幅，不赘。总之，陆佃之例，钱大昕诸人之例，说明了王引之所谓“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王引之在训诂学领域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他有个讳言所出的毛病，这也是不能为尊者讳的。清人姚永概曾批评说：“王氏著书之例，采唐人说寥寥矣，宋以后则绝之不及。然其说‘无祗悔’之‘祗’训多；‘先庚后庚，先甲后甲’，谓古人吉事喜用庚甲日干，则《朱子语类》皆以详言之。他与项安石、吴澄辈亦时有相犯者。贬而绝之，故不能不雷同于其说，抑又何也？”^（12）从王引之在二义同条例上的立论来看，姚氏的批评可谓不诬。清儒中坐此病者颇有其人。例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张舜徽先生批评说：“小徐《系传》往往片言居要，胜于繁词考证远甚。段氏为《说文注》，多阴本其说而掠为己有。”^（13）我们认为，讳言所出，从学风上讲有悖于实事求是；从训诂实践上讲，它人为地制造迷障，往往使人源流莫辨，导致数典忘祖。我们在进行广义校勘时，对此应格外小心，尽力避免上当。

 

    造成数典忘祖、得鱼忘筌的原因，有时候并不是由于作者讳其所出。恰恰相反，作者倒是将其所出交代的一清二楚，只是由于后人在训诂时，或出于一时疏忽，或惮于深入检索之烦，遂造成此失。例如《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末句云：“马牛牝牡相诱也不相及（依孔颖达说）。风，放，指牝牡相诱。”按：此解并非孔颖达说，而是孔颖达征引服虔之说。所以，括号里的话最好改作“依孔颖达引服虔说”。这可以说是出于疏忽。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因为服说也是有所自出的。出自何人？出自贾逵。贾注“风”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具见《尚书·费誓》“马牛其风”句疏引。服注完全同于贾注。所以，括号里的话最好进一步改作“依孔颖达引贾逵说”，因为贾说最早。又如《辞源》“腊月”条引书证云：《汉书·陈胜传》：“腊月，胜之汝阴。”不知作者何以不取《史记·陈涉世家》，堪称怪事。章学诚有云：“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14）可见数典忘祖、得鱼忘筌之戒。

 

    通过以上的粗略论证，如果获得大家的如下认可，即训诂与广义校勘确有密切关系，不可忽视，那么，本文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下面我们想连带的讨论一下方法问题。狭义的校勘，陈垣先生曾提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15）可谓具体而微，学者多采用之。而广义校勘的方法，学者专文论及。必欲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也只能说：多读书而已，善读书而已。为什么说要多读书？因为广义校勘的难度远远大于狭义校勘，不多读书则不足于济事。北齐颜之推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16）清儒张尔田也说：“大哉校雠之为学也！非其人博通古今道术，而又审辨乎源流失得，则于一书旨意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17）他们都是就广义校勘而言。说起来未免悬的太高，另人望而生畏；但这确是深味个中甘苦之言，并非故作大语惊人。我们不妨体会其精神，至少做到读书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为什么说要善读书？因为中国的古书太多了，虽然经过多次水火战乱之厄，加上流传过程的自然淘汰，今存古书的数量仍然很大，倾一个人一生之精力也未必能读多少，这就需要有选择的读书。在这方面，传统目录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帮助。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18）可以说把目录学的指导作用揭示得充分无遗。余嘉锡先生也说：“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19）今试举一例。《辞源》释“坐床富贵”云：“见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此亦数典忘祖之病。实则当云：“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何者？盖吴书多有采自孟书者，此其一端而已。知者，《四库全书提要》评介《梦梁录》云：“是书全仿《东京梦华录》之体。”一语道破其相因关系。而明人都穆的跋语也早已指出：“先自牧有孟元老者，著《梦华录》，备载汴京故事。此录续元老而作，殆合壁也。”^（20）《辞源》此条编者昧于目录之学，驯致此失。当然，重视目录学也并非善读书的全部内容，年谱、序跋、学案一类的书也往往能使我们有所得。本文言之未尽者，如果学者能够好学深思，举一反三，那才是真正的善读书哩。

 

  注释：

（1）中华书局1989年版，142页

（2）（9）《中国语言学史》127、122页

（3）《六书音均表》三

（4）《六书音均表》一

（5）《潜研堂集》卷三六《答严久能书》

（6）《十驾斋养新录》卷九《沈休文不识双声》

（7）《潜研堂文集·音韵答问》

（8）《十驾斋养新录》卷二“涅”

（10）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11）《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92页

（12）《慎宜轩文集》卷二《书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后》

（13）《说文解字约注·略例》

（14）《文史通义·说林》

（15）见《校勘学释例》

（16）《颜氏家训·勉学》

（17）《刘向校雠学纂微序》

（18）《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

（19）《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20）见《学津讨原》本《梦梁录》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