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是一部专门收集古书注解的字典。该书中所收集的古书注解的时代断限，被一些权威教科书、工具书说成是“唐代以前”。实际上，应当是“宋代以前（包括宋代）”。作者认为，一般来说，一个错误的论述并不可怕，也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可怕的是，在错误论述的背后，涌动着一股强劲的浮躁学风，这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关键词] 《经籍籑诂》；王力《古代汉语》；《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学风浮躁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试图纠正一些权威教科书、工具书中的一个错误结论；第二，试图以此个案为例，揭示学风浮躁的某种具体表现。比较而言，后一目的更是我想要强调的。这是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或者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是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很正常，不足为怪。但是，错误结论的得出，如果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由于学风的浮躁，那就很不正常。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小，而不良的学风事大。

下边就切入正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唐代以前”这个结论究竟是对还是错？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在介绍《经籍籑诂》一书时说：“这是一部专门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书注解的字典。”（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一版69页，中华书局1980年修订本76页）张永言在《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发表了《读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札记》一文，对此论述提出异议说：“这个论述是不够准确的。《籑诂》所收集的古书注解不只是唐代以前的，也有不少唐代的，以及个别唐代以后的（如孙奭《孟子音义》）。”笔者认为，张永言的批评是对的，尽管其批评语焉不详，甚至其表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详後）。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张文发表18年之后，1999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王力《古代汉语》的校订重排本，号称“校订”，却对《经籍籑诂》的介绍依然故我，一字未改（见该书80页）。不知王力《古代汉语》的校订者是由于一时疏忽，忘了修正呢（我注意到，张文的某些批评意见已为校订者所接受。例如，校订重排本28页对于“爵”字的注解，就是一个例子），还是坚持己见，认为原来的论述正确而无须修正呢？这就须要说个明白了。下面，我就在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申说。

首先，张文认为“《籑诂》所收集的古书注解，不只是唐代以前的，也有不少唐代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张文没有对此论断稍加论证。今不揣冒昧，试为论证如下。第一，《经籍籑诂》书前有一个《经籍籑诂姓氏》和《经籍籑诂补遗姓氏》。《经籍籑诂姓氏》，实际上是《经籍籑诂》正编的编纂人员名单及其收集古书注解的分工说明书；《经籍籑诂补遗姓氏》，实际上是《经籍籑诂》补遗的编纂人员名单及其收集古书注解的分工说明书。从这两份说明书中可以看出，《经籍籑诂》收集的属于唐代的训诂资料书有：李鼎祚《周易集解》，殷敬顺《列子释文》，《文选》六臣注，释玄应《一切经音义》，释惠苑《华严经音义》，《史记》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何超《晋书音义》，《管子》房玄龄注，《荀子》杨倞注，封演《封氏闻见记》，《孝经》唐明皇注，颜师古《匡谬正俗》，《素问》王冰注（以上见于《经籍籑诂》正编）；《周易》孔颖达疏，《尚书》孔颖达疏，《诗经》孔颖达疏，《周礼》贾公彦疏，《仪礼》贾公彦疏，《礼记》孔颖达疏，《左传》孔颖达疏，《公羊传》徐彦疏，《谷梁传》杨士勋疏（以上见于《经籍籑诂》补遗，与正篇重复者不计），共计25种。张文说“也有不少唐代的”，确乎如此。实际上，总数应当不止于此，因为有些属于唐代的训诂资料书在这两份说明书里并无反映，而仅仅出现在《籑诂》的正文里。你不翻检正文，就无从得知。例如上平声二冬“雝”字下：“《诗·何彼禯矣》‘曷不肃雝’，《初学记》作‘曷不肃雍’。”又上平声七虞“怃”字下：“《诗·巧言》‘乱如此怃’，《唐石经》作‘乱如此幠’。”此《初学记》与《唐石经》也是唐代的书，而指出异文，可以看作是古书注解的一种特殊方式。第二，作为该书主编，阮元在其“手订”的《经籍籑诂·凡例》中，也已部分地透露了此中消息：“补遗采书，悉依旧例，前所失采，俱为增入。又许氏《说文》及孔氏《易》《书》《诗》《左传》《礼记》疏，贾氏《周礼》《仪礼》疏，旧皆未采，今悉补纂。”可知《经籍籑诂》在作补遗工作时，所收集的古书注解，很大程度上是唐代学者（孔颖达、贾公彦等）所作的经疏。

其次，《籑诂》所收集的古书注解有没有唐代以后的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有五代的。例如：上平声四支“私”字下：“《诗·硕人》‘谭公维私’，《说文系传》作‘谭公维厶’。”又“蚔”字下：“《孟子》‘蚔鼃’，《蜀石经》作‘��鼃’。”此徐锴《说文系传》与《蜀石经》二书，就是五代的。只不过此二书的名字，在两份说明书中都没有出现，只出现在《籑诂》的正文中。第二，还有一定数量宋代的。何以见得？首先，据阮元手订《凡例》，知有《广韵》、《集韵》二书。阮元在《凡例》中说：“《佩文韵府》未载之字，据《广韵》补录；《广韵》所无，据《集韵》补录。凡一字数体，通作、或作之类，皆据《集韵》附归。”非独此也，《籑诂》共计106卷，每卷后面都不止一次的有这样的话：“以下据《广韵》录”和“以下据《集韵》录”。此类情况极多，随手可见，无庸举例。总之，给人一种印象，《籑诂》的编纂，是相当借重《广韵》、《集韵》二书的。而《广韵》、《集韵》二书乃是宋代官方组织学者编纂的两部大型工具书。其次，从书前的《经籍籑诂姓氏》中可以看出，属于宋代的，还有孙奭的《孟子音义》（由周中孚负责收集其中的古书注解），有宋释法云的《翻译名义集》（由倪绶负责收集），有洪适的《隶释》、《隶续》（由吴东发负责收集）。再其次，从《籑诂》的正文中可以看出，还有大徐本的《说文新附》，有《太平御览》，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例如，“騣”字下云：“《说文新附》：騣，马鬣也，从马，嵏声。”“犝”字下云：“《说文新附》：犝，无角牛也，从牛，童声。古通用僮。”“蓉”字下云：“《说文新附》：蓉，芙蓉也。从艸，容声。”“填”字下云：“《古今人表》大填，《太平御览》四百四引《韩诗外传》作大颠。”“雍”字下云：“《诗·匏有苦叶》雍雍鸣雁，《太平御览》三、洪氏《楚辞补注》并作嗈嗈鸣雁。”根据我的粗略统计，仅五代与两宋的书，《籑诂》就使用了11种，这是一个不很小的数目，而张文仅用“以及个别唐代以后的（如孙奭《孟子音义》）”一语轻轻带过，不无缩小事实之嫌，所以我在本文的开头说“其表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另外，从《经籍籑诂姓氏》和《经籍籑诂补遗姓氏》中还可以看出，阮元在组织人员编纂此书时，还采用了一些明清学者辑佚的书、考证的书。如明代孙瑴的《古微书》，清代周广业的《孟子四考》、任大椿辑的《字林》等等。因为这些书中涉及的古书注解是唐宋以前的，所以这里存而不论。

如果上述论证不误，那么，我认为“唐代以前”的结论是错误的。我建议将“唐代以前”四字，改为“宋代以前（包括宋代）”八字，庶几符合事实。

应该指出，本文的上述论证，并没有使用什么难得的证据。本文使用的证据，有的是来自该书的《凡例》，有的是来自该书前面的《经籍籑诂姓氏》和《经籍籑诂补遗姓氏》，有的是来自该书正文。一句话，都是内证。

下面谈谈学风问题。我为什么认为这一个案是浮躁学风的反映？

首先，如果这个错误的结论仅仅存在于王力《古代汉语》一书中，那就是一个孤立的个案，那么我的持论就是小题大做。不幸的是，这个错误的结论是如此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学术界，具体地说，第一，存在于多种《古代汉语》教科书中。例如：1、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这本书收集唐以前主要古书中本文和传注的训诂。”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48页）2、钱小云等《古代汉语概要》：“《经籍籑诂》，就是把经籍里的训诂汇集起来。这里所说的经籍，指唐以前的经、史、诸子、楚辞、文选以及字书、韵书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1页）3、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这部书收集了唐代以前各种古籍的训诂成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673页）4、赵仲邑《古代汉语》：“《经籍籑诂》，是一部主要收集唐代以前儒家经典和子史集的古注中对字的解释的字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4页）5、程希岚、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本书是汇集唐以前对古典文献解释的大型古汉语字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39页）6、董希谦、王松茂主编的《古汉语简明读本》：“它收集唐以前各种古书的文字训诂。”（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411页）7、周绪全《古代汉语》：“《经籍籑诂》：本书是专门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书注解的字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68页）8、洪成玉主编《古代汉语》：“《经籍籑诂》，将先秦至唐代经史子集各部中的主要著作的注释，以及汉晋以来各种字书的解释，以单字为条目编排在一起。”（中华书局1990年版，601页）9、张世禄主编的《古代汉语》：“《经籍籑诂》收集唐代以前古书中的训诂和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6页）10、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经籍籑诂》是一部专门汇集唐代以前各种古籍文字训诂资料的著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121页）凡10种。手头资料有限，如果深入调查下去，恐怕不止这些。第二，存在于多种常用的、权威的工具书中。例如，存在于1961年以后的各种版本《辞海》中（包括1989年修订版，见该书该版中册3052页），存在于1981年以后的各种修订版《辞源》中（见该书第三册2437—2438页），存在于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见该书232页）。试想，王力等十种《古代汉语》的覆盖面已经够大了，再加上修订版《辞海》、修订版《辞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这三大权威工具书的加盟，其影响之大，难以估量。这多管齐下的结果，真所谓“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任你是圣人恐怕也不会无端起疑。举例来说，来新夏先生《读古书当读清人著作》一文中就说：“阮元主持纂集的《经籍籑诂》几乎将唐前旧注搜罗殆尽。”（见《学术界》2001年第1期174页）著名学者尚且信之不疑，遑论一般学子呢！

其次，“唐代以前”的提法，是从王力《古代汉语》开始的吗？根据我的调查，“唐代以前”的提法，不是始于王力《古代汉语》，而是始于《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1年版。限于手头资料，如果我的这个结论有误，希望得到批评指正）该书“经籍籑诂”条下云：“训诂学书。清阮元等辑。一百零六卷。按平水韵分部，一韵为一卷。将唐以前古籍正文和注解中的训诂搜罗在一起，便于检查。”此后，各种版本的《辞海》，包括1989年的修订版《辞海》，都沿袭了“唐以前”的错误提法。而1961年以前的旧版《辞海》则无此错误提法。如果我的调查结果不误，那么《辞海·语言文字分册》就是始作俑者。对于始作俑者，我想提出下列质问：第一，介绍一部书，至少应该把被介绍的书从头到尾浏览一遍，这应该不是过高的要求。以此为准，做到了吗？显然没有。第二，退一步说，如果由于该书的正文字数繁重，阅览费时，那么，我们降格以求，是不是应该将该书的“前言”、“凡例”之类的文字浏览一遍呢？看来，连这个低标准的要求也没有真正做到，否则也就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了。第三，既然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没有认真地去做，为什么还要强作解人？

再其次，既然《辞海·语言文字分册》是始作俑者，那么王力《古代汉语》也好，其他多种《古代汉语》也好，修订版《辞海》也好，修订版《辞源》也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也好，统统难辞盲从之咎。王力《古代汉语》是一部为国内外学术界注目的高等学校教科书，修订版《辞海》、修订版《辞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也都是为国内外学术界注目的工具书，按理说，在编写这类代表国家水平、事关国家形象的大书时，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应该加以甄别，然后落笔。看来，这一点没有做到。陈垣先生给学生说过这样的话：“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见《陈垣史源学杂文》的“前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我常常感慨，此语非陈垣老不能道，实在是值得反复咀嚼。“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语出《诗经·郑风·扬之水》，陈垣先生借以教育学生不要迷信盲从，人云亦云。乍一听来，语似偏颇：这岂不是教人怀疑一切吗？而仔细回味，不过是提醒人们要审慎地对待前人成说而已。试想，如果我们对前人成说只是一味盲从，前进创新将何从谈起？这“二句金言”，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再再其次，1981年张永言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已经对“唐代以前”这个错误的论述提出正确批评，而此后，王力《古代汉语》的校订者竟然对之视若无睹，许多《古代汉语》的编写者竟然对之视若无睹，修订版《辞海》、修订版《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写者竟然对之视若无睹。这么多的学者、编者无一例外地都对之视若无睹，说起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再说，张文如果是发表在不起眼的刊物上倒还罢了，现在是发表在国内最有权威的语文专业期刊上，竟然没有引起有关的语言文字专业工作者的注意，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它似乎表明，人们的浮躁心态已经到了饭来也不想张口的地步。

总之，从本例来看，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错误的结论之所以能够得到蔓延，统统是浮躁的学风在作祟。有鉴于此，特草成此文，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原载《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104～109页，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