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二义同条例”是指处于同一条中的若干个被作为同义词来解释的词，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只在一个意义上的同义。它们的同义表现为：或者其中的一部份被释词是甲义，而另外一部分被释词是乙义；或者它们都同时具有甲乙二义；或者它们中有一部分同时具有甲乙二义。

“二义同条例”是谁发现的？洪诚先生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中说，王引之“《尔雅述闻》（二义同条例）这一则，在雅学义例上是一条重要的发现。王氏发现了这条义例，可以使我们对《尔雅》避免许多误解”①。一些训诂学专著也有类似的提法。我们不同意王引之发现说，对王说本身我们也有点不同看法。原文颇长，今节引如下：

应该说，王说是相当精彩的，就连王氏本人也不无自得地说：“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但是，论述精彩和发现义例并不是一码事。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王引之“发现”说，或者“唐以来莫有知者”说，都是难于成立的。

现存的完整的〈尔雅〉注，以晋代郭璞的注为最早。郭璞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如何，让我们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我们认为，以上四例可以说明，是郭璞最早发现了《尔雅》的二义同条例。尽管他并没有明白提出二义同条的说法，但斯人不言，其例自在。讲发现，关键不在于为某种现象命名与否而在于对某种现象指出与否，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侃才说：“郭注明揭一训两义之例矣。”此其一。分析郭注，例（1）说的是“予”“与”通假，例（2）说的是“获”“ 穫 ”通假，例（3）说的是“息”的本义（气息）和引申义（止息），例（4）说的是“长”的不同引申义（年长、官长），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二义同条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词义的假借和引申。此其二。王引之《尔雅述闻》中举出二义同条现象凡十五例，其中个别条目是郭璞言之在前。此其三。当然，郭璞对二义同条例的认识也有不足之处，这表现在：第一，对二义同条现象的认识还不够自觉，还不够深刻。因为不够自觉，所以有的二义同条现象就未能指出。在这一点上郭不如王。因为不够 深刻，所以对此例的“二义兼之”现象全未查觉。在这一点上郭、王是彼此彼此。第二，对于二义同条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尚未指出，至于内部原因，亦欠明确表达。但是我们不能对郭璞苛求。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本是学界常事。追本溯源，郭璞创始之功不可没。

郭璞之后，下至五代。其间注《尔雅》者不绝如缕，惜其书不伟。下面谈一下宋代的情况。据《宋史·艺文志》，宋人注《尔雅》者有三家：邢   《尔雅疏》、陆佃《尔雅新义》和郑樵《尔雅注》。关于邢   的《尔雅疏》、《四库提要》说：“疏家之体，唯明本注，注所不及，不复旁搜。”这话大体不错。邢疏既以阐明郭注为职志，新的发明自然就不会多了，但对于郭注已经提示出来的东西，不可谓邢氏不知。另外，我们注意到邢疏还有这样的情况，即看似接近真理的彼岸而终未到达。如“林、烝，君也”邢氏曰：“林者，《说文》云‘平地有丛木曰林’；烝者，《左传》云‘天生丞民，树之以君而司牧之’。然则人、物之众，必立君长以司牧之，故以林、烝为君。”可以这样说，邢氏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推导这一结论的例证是正确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正常现象，主要是由于迷信《尔雅》和宗郭太甚。应该说，王引之在这方面的识见高出邢氏许多，但王氏的见解中是否含有对邢疏的批判吸收呢，这是读者可以用心体会的。至于郑樵的《尔雅注》，王引之《述闻》在谈到二义同条例的曾引述，并批评说：“樵以后人这音析古人之义，误矣。”在这一点上我们姑从王氏之说。下面看一下陆佃《尔雅新义》里的三个例子：

 

按陆佃所说的“一名而两读”，实际上就是一字兼包二义。例（1）的“於”，正如黄侃《尔雅音训》所说：“於兼语词，叹词二义。”例（2）的“予”，似乎是人们打开对二义同条认识的突破口，历代学者所见略同。例（3）的“当”，黄侃说：“当兼当值，当失二义。陆佃说‘当’一名而两读，谓此也。”陆佃不止一次地用“一名而两读”来解释二义同条的现象，这表明他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是作为一种规律来认识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郭璞进了一步。我们当然不能对陆佃的认识夸大其词，但如果把他贬入“莫有能知其义者”的行列，那显然不合事实。

下面我们简述一下清代的情况。清代小学昌明《雅》学是门显学，研究者甚多。这里只拣三位对王引之有影响的学者说一说。

先说戴震。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里说：

戴震这段话，讲的也是二义同条问题。他是举例言之，并非有意逐一罗列。以戴震的才识，如果他不持偏见，是完全有能力正确解释这一现象的。但很可惜，现象是看到了，却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推测其原因，大约是凡古皆好的思想在作怪。在他看来，“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④。而这样的皇皇经典竟然粗疏到二义“错见一句中”，这就叫他失望。不过，“此皆掇拾之病”一句却是道出了二义同条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因为正是编篡方法的原始性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我们知道，戴震是王引之父亲王念孙的业师，而王引之家学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戴震对王氏父子可能产生的影响。王氏父子可以不接受戴震的观点，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总是要承认的。

次说钱大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尔雅广雅答问》（下称《答问》）：

 

从以两例可以看出，钱大昕不仅看到了一字兼包二义的现象，而且他的认识也达到了“例”的高度。他说“其例相同；且不止一次指出“景纯止据一训”，便是证明。不独此也，钱氏在《答问》中还多次批评郭璞。“不考古训，望文生义”。未喻声音相转之原，故于文多所未详”。这些话的意思说得再明白点，就是批评郭璞对古书中的通假现象认识不足。而通假正是二义同条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最后说一下邵晋涵。邵氏的《尔雅正义》是清代的第一部《尔雅》新注。二义同条问题在他的书里也有反映。据我们的统计，邵氏书中谈及二义同条的一共八条。其中，有的是申明郭注的，如“栖、迟……息也”条便是。有的是吸收时贤之说的，如“载、谟、食、诈，伪也”条便是。此条说解与上引钱大昕说基本相同。有的是自创新义的，如“  廞 、熙,，兴也”条，邵氏说：“《释言》云：‘兴，起也。’郑注《乐记》云：‘兴之言喜也。’”这实际上是在说，“兴”有二义：一为兴起之兴，一为高兴之兴。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历史考察，郭璞是晋代人。邢昺、陆佃是北宋人，戴震、钱大昕和邵晋涵，虽然与王引之同为乾嘉学者，但他们的著述刊行也都在《尔雅述闻》之前。这些学者不但程度地提示了二义同条的现象，而且其中有的人还不乏比较深刻的论述。历史的迹既然如此，我们怎好说是“王氏发现了这条义例”呢！当然，我们还应该承认王氏论说有其精彩之处。它表现在明确指出二义同条现象产生的内部原因：“古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六书之用广于假借，故二义不嫌同条也。”此其一。还表现在例子集中。本文开头节引《述闻》的那一则里就有十个例子，这种高度的综合，无疑能给人更深的印象。此其二。

    但是，这种精彩本身就含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这也是事实。我们知道，王引之撰写《述闻》时参考了很多他人著述。古人的著述，主要是郭注邢疏，时人的著述，主要是钱、邵二家。一个严肃的学者，在没有参考郭注邢疏的情况下便贸然动笔，那是不可思议的。至于参考钱、邵两家，更是确有实据。钱氏《答问》凡84条。《述闻》征引了17条。在这17条中，有11条是被王氏肯定的，有6条是被否定的。在肯定的11条中，有三条涉及二义同条例，其中就包括上引《答案问》的两条。《述闻》在引用“神之训重何也”条时，王引之加按语说：“家大人曰：钱以神为尊重之重是也。”这表明王氏父子都参考过《答问》。邵氏的《尔雅正义》，王引之征引较多。就二义同条来说，有王引之承用邵说以证成已说的，如“邵、臻、仍、迺 、侯，乃也”条，王氏说：“邵谓‘郡’通作‘窘’是也。邵引《京房易》‘水臻至’，谓郡、臻二字皆从仍取义是也。”也有两家所见略同的，如“际、接、 翜  、捷也”条是其例。总之，我们认为，关于二义同条例，不仅宋人知其义，而且略早于王氏的清人也知其义，王氏的精彩论述很难说与这些人毫无关系。而王氏竟自矜地说：“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矣。”这真叫人莫名其妙。姚永概《书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后》说：“高邮王氏父子以小学名于乾嘉之际，海内推为硕儒。余尝读其《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二书，能抉发千载之滞郁，使读古书者变绌屈为大通，豁然若疾病之释体，洵乎不可及也。顾余犹有疑事三焉。”⑤“疑事”的第一条是，前人已有成说，但此二书却“贬而绝之，顾不能不雷同于其说，抑又何也？”王引之在二义同条问题上的“自唐以来遂莫有能知其义者”的说法，有类乎此。

    最后说一下黄侃的“二义兼之”说。黄侃以前的学者，包括王引之在内，仅把二义同条理解为二义分属，即被释词中的一部分是甲义，而另一部分是乙义。这种认识还不够全面。黄侃的二义兼之说深化了人们对二义同条现象的认识，是对二义同条例的重要补充。下面摘引《尔雅音训》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1）和（2）是同一类型。例（1）的“载、谟、食、诈，伪也”，据二义兼之说，还可以改写为“载、谟、食、诈，伪也”。即载、谟、食、诈，伪这四个被释词都同时具有甲乙二义。而据二义分属说，人们的认识只能是“载、谟，为也；食、诈，伪也”。两相对比，前者显然扩大了人们对二义同条的认识。这可以叫做全部被释词二义兼之型。例（3）和（4）是同一类型。以例（4）为例，据二义分属说，人们的认识只能是“台、朕、阳为予我之予，赉、畀、卜为赐予之予”；而据二义兼之说则使人们增加了“赉、畀、卜亦兼予我之予”的认识。这可以叫做部分被释词二义兼之型。

 

[附注]

(原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