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鲁滨逊新史学派及其作品被介绍与翻译到中国

1912年鲁滨逊出版《新史学》论文集之时，何炳松留美接受西式教育。1916年何炳松留美回国后，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任教。他归国后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方法论”[7]，就以鲁滨逊英文版《新史学》作教材。考虑到不便于学生理解，就有译成汉文的打算。后在朱希祖等人的鼓励下，他从1920年起着手翻译，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何炳松在《新史学》中文本的导言中称，“James Harvey Robinson博士，为美国从前Columbia大学的历史教授，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新史学》用意深远，“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碱砭”[8]。中文本尚未印出，就有人开始称赞了，说：《新史学》“破坏旧史，倡导新径，实研究历史者不可不读之书也。”[9]汉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谭其骧回忆道：《新史学》“在二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深受史学界欢迎”，他本人对“作者和译者都弥感景仰”[10]。他还译有肖特韦尔《西洋史学史》[11]、约翰生《历史教学法》[12]，还依据鲁滨逊《西欧历史导论》和鲁滨逊与比尔德《欧洲史纲》编有《中古欧洲史》[13]，参考鲁滨逊、比尔德《欧洲史纲》和《现代欧洲史》编成《近代欧洲史》[14]，何炳松，“确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一页。”[15]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高等师范史地研究会的一些成员，以《史地学报》[16]为阵地，对传播鲁滨逊新史学做出了贡献。

介绍其代表作。《史地学报》介绍了鲁滨逊《近代欧洲的发展》和《新史学》，尽管这一介绍是十分简单的[17]。它还介绍了鲁滨逊弟子海斯的代表作《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18]。它又介绍了鲁滨逊同事比尔德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史》[19]。他们对海斯和比尔德著作的评论相对于前此对鲁滨逊著作的介绍要具体得多。

《史地学报》还不时载有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代表作目录。徐则陵在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史之一种解释》，附了英文参考文献12种，其中有，Robinson的 New History 和H.E.Barnes的 The Past and Future of History 。王庸则“鉴同学之需要，因取著闻欧洲多种，参稽校核，举要汇钞，分别部居，编成总目；一览了解，极便初学检索之用。”他的整理具体而系统，并把书目刊在第一卷第一号上题为《欧史举要》，其中《初学通史》10种，有Robinson，Breasted 和Beard的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 、 Robinson 和 Breasted的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近世史•(a)通史》19种，其中有Hayes的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m Europe 、Robinson 和 Beard 的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Schapiro 的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近今欧战史》6种，有Hayes 的A Brief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近代各国史举要》21种，有Beard 和 Baglay 的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史学史研究》6种，有Robinson 的New History 。此外，在第一卷第二号上的《美国新出史书摘要》列了Robinson 和Beard 的 History of Europe ,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 the Opening of 20^th Century and the World War ,C. A. Beard 的History of United States。同卷卷第四号《书报目录·中等学校西洋史参考书目》中，《关于论史学者》14种，就有Robinson 的 The New History；《欧洲近世史》9种，其中有Hayes 的 A Syllabus of Modern History。后来，在第三卷第五号上，陈训慈发表了《史学蠡测》，其中《附录一•西洋论史学之书籍要目》列书22种，有Robinson 的 The New History , Shotwell的 History of History 。文中所列鲁滨逊新史学派成员的这些书均在当时的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史地学报》的这一做法为中国学术界系统了解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成就指出了门径。

关注这一派的史学活动。他们提到了此派骨干之一，也是鲁滨逊弟子之一肖特韦尔在英美史学家联合会上的发言[20]；报道了也是鲁滨逊弟子的桑代克对史学同仁的批评[21]；介绍上文已提到的鲁滨逊另一弟子海斯的学术生涯[22]；涉及鲁滨逊和桑代克在美国科学史联合会上的活动[23]。

陈训慈翻译了巴恩斯的The Past and Future of History 为《史之过去与将来》发在《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号上。王庸翻译了巴恩斯的《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发表在《史地学报》第二卷第四号上。向达的翻译是大部头的。他译了巴恩斯的作为《社会科学史丛书》（The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Series ）之一种的《历史》（History）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7月出了初版。虽然向达译此书时已离开史地研究会，但这行为是与他作为史地学会会员的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关心美国新史学的兴趣分不开的。胡焕庸翻译了比尔德等人的《美国人民史》译文在《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三、四、五、六、七、八号与第四卷第一号上连载。此外，蒋廷黻译有海斯《族国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

二、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主张成为中国学者

阐述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内容

给《史地学报》撰写史学理论稿件的那批人接受了鲁滨逊新史学的观点。 

陈训慈接受了巴恩斯的关于历史研究范围的观念[24]。缪凤林接受巴恩斯的关于历史研究目的、价值的主张[25]，他引巴恩斯《历史的过去与将来》中的话说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26]。在同一个问题上， 陈训慈则忠实转述了鲁滨逊的言论[27]。陈训慈还引鲁滨逊《新史学》话说明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日趋密切[28]。

徐则陵发表《史之一种解释》，阐释历史研究方法的观点，除了关于“颖才者”云云是徐氏的发挥外，其余在鲁滨逊的《新史学》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论述[29]。他还在《史之一种解释》引用Robinson的New History的话说明黑格尔的精神史观已经落伍了。

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也多少接受了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观念。例如，谷凤池引用鲁滨逊《中世纪与近代》中的话，说明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理论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并评价说：“鲁先生为现在最有名，而头脑最新的历史家，我们读过他的话，可以知所取法了。”又说：“鲁先生之言，可谓最公允而得当，颇足以作吾人研究历史的新指南。”[30] 张其昀在谈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历史进化观念时，提到鲁宾孙和他的New History。还借助鲁滨逊之言表明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趋势[31]。衡如则说：“新历史运动之萌芽，才数十年耳，故人多忽之；至近日历史家，如英之玛纹（Marvin）、美之鲁滨逊（Robinson）之流，提倡之不遗余力，而其势乃渐盛。”接受鲁滨逊的观点指陈就史学的缺点为三端，分析新史学兴起的原因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32]  张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提到贝克的《独立宣言》[33]。

直到30、40年代，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持续不减。齐思和接受鲁滨逊《新史学》的“历史不过是人类记忆的扩大”的观点，还借助鲁滨逊《昨日与今日之世界》和肖特威尔（史威尔）《史学史导论》中的话，认为“打算了解现在，非借助于历史不可。”[34]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师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31年。他在论述新史学起源时引证鲁滨逊对于旧史学的指责，说“流行的史学多注意于记载君主及战场之无意义的名称，叙述政治事件，赘述惊人心目，但无关于人道及文化的发展之事迹。”[35]在叙及哥伦比亚学派时提到鲁滨逊、肖特威尔，以及史密斯学院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学》、《历史与社会智慧》对于新史学的发扬光大作用[36]。他还比较了鲁滨逊与兰普勒希特共同之处理。提到鲁滨逊《西欧精神史纲》、《形成中的思想》和《知识的人文化》，桑戴克《魔术和试验科学史》。文末的参考书列有鲁滨逊《新史学》、巴恩斯《新史学和社会学》、《历史学和社会知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视野》等。刘石臣在给史学下定义时引用了何炳松所译的鲁滨逊《新史学》中关于史学的说法。他把郑樵与鲁滨逊，认为他们都主张通史的写作[37]。朱谦之引鲁滨逊的话说明许多学者以为过去的就是历史。批评巴恩斯的历史分类的“乱七八糟”和“毫无历史之系统可言”。文中还提到绍特威尔的《史学史导言》[38]。白宝瑾引用巴恩斯《新史学与社会学》和鲁滨逊《新史学》中的论述说明18世纪以后历史学的范围逐日膨胀起来。赞同肖特威尔《史学史导论》的说法认为达尔文是伟大的史家。引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学》说法，表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肖特威尔的话表明“各时代历史解释的种类，确切反映当时支配一切之思想兴趣。” [39] 陈啸江引鲁滨逊《新史学》中的话，说明一些史学家对于史学能否成为纯粹的科学是取怀疑态度的。因肖特威尔的《史学史导论》中的话，说明一些学者认为史学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引巴恩斯《新史学与社会学》说明各种史观都是以偏概全，跳不出历史哲学的范围之外[40]。周谷城引巴恩斯汉译《史学史》说明史有两含义：过去种种事业及造诣之总相；种种活动之笔之于书或传之于口之记录[41]。陈定闳提到巴恩斯（班史）与Howard Becker的《社会思想从常识到科学》（Social Thought from Lore to Science）[42]。

在类似于史学概论的著作中，这一派的言论也很流行，卢绍稷就说过，“历史之学说，以新史学派所主张者为最可信。……关于此派学者，西洋可以美国鲁滨生（Robinson）为代表，中国可以何炳松先生为代表（观其史学著作，便可知之。）”[43] 据笔者统计，他在《史学概要》中曾8次引用《新史学》中的话来谈史学的性质、目的等问题。类似于卢绍稷把新史学的观念奉为圭臬的还有，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历史通论》、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周容的《史学通论》、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和胡哲敷的《史学概论》等。他们在自己的书中，纷纷引用鲁滨逊及其弟子巴恩斯、肖特韦尔等人的观点，化为自己所阐述的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具体不在赘述。

三、中国学者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研究

1949年以前，总的说来，中国史学界对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极力推崇，缺乏批判。正如有论者所言，“不仅何炳松在《新史学》中文本的《导言》中，对鲁滨逊及新史学派的观念备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如、衡如、谷凤池等学者也都在报刊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44]

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任何批判的声音。刘静白就对鲁滨逊等人重视思想史的研究很不以为然，他说：“鲁滨荪都只看到了‘心能创造’，所以把应置于社会与政制之后的东西，反放在第一位。这不表示人在以头行路吗？”[45]甚至说鲁滨逊等人的著作是“无聊的史著”[46]。刘静白是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全盘否定何炳松的史学的，在批判何氏时，顺便触及鲁滨逊、巴恩斯等人，因而他对鲁滨逊新史学的批判过于简单和武断。尽管如此，相对于众人对鲁氏等人的赞扬，刘静白的不合谐之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1950年至1979年这一时期研究鲁滨逊的文章不多，并且主要着眼批判其资产阶级的性质。刘毓璜对鲁滨逊新史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把它定性为“实用主义的一个支流，它暴露了实用主义者疯狂叫嚣的真面目，暴露了反动的，没落的垄断资本家对于人民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敌视和恐惧。”[47]齐思和也公开批判鲁氏的“反动多元史观”[48]。其类似的观点还见于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史学》“中文本序言”里。这一时期，“左”的思潮弥漫于中国学术界，谈不上对史学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批判。它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造成的。

  八十年代以来，鲁滨逊新史学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广泛注意，一般的西方史学史专著，在谈及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时，对此都有一段知识性的介绍（如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杨豫《西方史学史》，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等）。此外，学者们纷纷撰文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过去流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张广智比较早地提出对这一派确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他在承认鲁滨逊新史学局限的前提下肯定了其贡献[49]。赵世瑜结合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史学现状，也提出要重新认识鲁滨逊新史学[50]。夏祖恩不同意齐思和《新史学》“中译本序言”的观点，认为对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所作的不公正评价，是值得商榷的[51] 。 其次开展比较研究。王建华的《美国新史学的两次浪潮比较研究》[52]把二战前的美国新史学与二战后的美国新史学相比较。马雪萍把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新史学与中国新史学相比较[53]。最后，探讨鲁氏新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代表性的是张广智在《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文中专门论述了何炳松对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的传播以及对鲁滨逊一派观点的接受[54]。

研究中，鲁滨逊史学思想得到突出。肖华锋在《鲁滨逊的史学思想——兼论<新史学>》一文中，分析了鲁滨逊史学思想的理论构架，剖析了其思想产生的源泉指出鲁滨逊史学思想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实用性[55]。赵建群则撰文探讨了鲁滨逊跨学科思想[56]。

鲁滨逊史学思想的研究带动了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关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重要成员比尔德的经济史观问题，有王晴佳《查尔斯·比尔德经济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57]、陆镜生《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58]、丁则民《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美国史学对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的评论》[59] 等一些有份量的文章。关于鲁氏新史学的进步主义问题，李世洞的《进步主义史学》[60]肯定鲁滨逊新史学派重要成员鲁滨逊、比尔德和贝克尔对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的贡献。关于鲁滨逊新史学与新左派史学的关系，黄绍湘发表了《评美国“新左派”史学》[61] 关于鲁滨逊新史学的相对主义问题，李剑鸣发表了《美国现代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潮》，阐述了卡尔·贝克、查尔斯·比尔德和鲁滨逊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及学术背景，肯定了其学术地位，并指出其缺失和对历史研究的消极影响[62]。 

另外，台湾学者中，蔡石山的《西洋史学史》是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国人的西方史学通史，在论及现代西方史学趋势时，谈到了贝克的相对主义史学，但对鲁滨逊新史学派是表示沉默的。倒是孙同勋有两篇文章是相当有份量的，它们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63]和《美国进步主义史学初探》[64]。

四、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主张在中国

学者的史学实践中得以贯彻

就历史学而言，胡适受过鲁滨逊的影响，尽管没有选过鲁滨逊的课程，然而看过他的课程大纲，也闻得他的盛名，而且是很推崇的[65]。 胡适以为，所谓的“科学律令”只是一种假设，他说：那“是科学家的假设，用来解释事变的。所以，可以常常改变。”[66] 这就是科学的实用价值观。他还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到整理国故方法的三个要点：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勒部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方法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这些完全可以理解为，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对史料的诠释。胡适用以诠释历史的理论是，“物竞天择”的原理、“人类演进”观念和心理学的“因果律”[67]。这些恰恰是鲁滨逊新史学的方法。

陈衡哲的史学实践也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她非常强调历史的实用价值的，她出版《西洋史》，就是要运用历史学，去“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以“避免战争”[68]。在国际方面，希望历史学“能帮助青年们，去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俾人类误解的机会可以减少，人类的谅解和同情，也可以日甚一日。”[69]

她提出，在历史研究的内容方面，首先，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因为我们要研究这个人，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为，和与他有关系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工业，农业，文学，美术，科学，哲学，以及凡曾帮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的种种势力。”[70]

其次，材料选择的标准是文化史。她说：“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换一句话说，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这是这本历史取材的标准。”[71]她的《西洋史》主线是文化的发展，按照时序论述了希腊文化的精神：和谐与审美的态度，及中庸的人生观；中古的三种基本精神：出世观念、一尊观念和个人主义；近代的文化精神中心：个性的表现。最后，分析了科学发达的影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冲突。胡适评价道：“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72]

最后，在侧重点上，“一是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一为史迹的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响”[73]。胡适在评价她的《西洋史》时说过，“能注重史实的前因后果，使读者在纷繁的事实里面忘不了一个大运动或大趋势的线索。”[74]

陈衡哲是强调给予历史以“适当的解释”的[75]。她的历史学中所使用的解释体系是多元的，在致胡适的信中曾明确表示用多元史观解释历史，这可从她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中窥见一斑。1924年4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当时因一心只想纠正唯物史观的流弊，却不料又上了唯心史观的‘当’了。······所以唯心唯物二者，实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76]同年5月28日给胡适写信，称“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唯一工具。”[77]可见，她不完全服膺某种史观。不过，她的史学思想中，主要的是历史的和进化的观念。

关于历史的观点。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人们一般多持批评观点，而陈衡哲则以为，“历史家的态度，是要求了解一切过去和现在的现象的。比如他一方面不妨批评和责咎十字军的混乱乌合；一方面却应该明白那时群众的心理，给他们以相当的同情。”[78]还有对于历史的分期，她则主张“历史的性质，是贯一的，是连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联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79]

至于进化的观点，在《西洋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在描述“先史时代”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先叙述了地球和生物的起源，其次简述了人类的始祖人猿分布与进化，最后是石器时代——西洋文明的萌芽，她的结论是“人类的文化是他的需要和环境交迫出来的。”[80]

另外，她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也与鲁滨逊及其弟子的思想相一致。二十年代末，鲁滨逊反对民族主义，他的学生中肖特威尔、海斯等人同样批评民族主义，为世界和平而奔走呼号。陈衡哲在她的《西洋史》最后，抨击了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推崇和平的国际主义。胡适对此极为赞赏，说她“是倾向国际主义与世界和平的人，所以她能充分赏识国家主义的贡献，同时又能平心静气地指出国际和平是人类自救的唯一道路。”[81]

蒋廷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鲁滨逊新史学的余脉。他曾赴美留学于欧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讲授西洋史和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重视对档案材料的搜集。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旨在教授学生辨别和使用史料如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方法等，在写博士论文时导师主要指导学生将史料选择编排出来的方法。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就受到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因此，后来在南开大学执教期间他大量搜集近代资料，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到清华以后，他除了整理清军机处的档案外，还搜集清末权臣留下的信札文书。关于史料的重要性他曾明确指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所写的文书或记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82]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不过他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不满，批评中国史学家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往往勤于史书的版本的鉴别、文字的校勘、名物的训诂等文献工作，而忽于把握历史上的问题。因而他本人是“没有胡适之的‘考据癖’” [83]的。他的这些观点与做法同鲁滨逊新史学派一脉相承。

从师承上说，蒋廷黻是鲁滨逊的再传弟子，其博士论文导师就是鲁滨逊传人之一海斯[84]。蒋廷黻在海斯等人引导下走上外交史研究道路。对此，他承认，“海斯教授使我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使社会本身起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海斯和沙费尔德两位所授课程的启示，我决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内容是讨论英国工党的国内外政策。”[85]

进而，他用海斯的族国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外交史。海斯在《族国主义论丛》中称：“族国主义是对于自己的国家抱一种昂慢衿夸的态度，附带着对外国一种鄙视或仇视的态度。她承认本国国民个人或有错误，但她坚持本民族或民族国家是不会有错的。族国主义不是鲁蛮无知和挟持偏见，就是反人情和患黄疸病的。无论如何，她是一种癫狂，一种放大的、偏激的自大。” [86]他还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特序》（Special Preface for the Chinese Edition）中对中国读者讲过，“今后中国的事业将会与其他各国的事务相互衔接，如犬牙交错，其密切程度日甚一日。中国人民应当设法使这种日趣密切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全世界。至于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自大自尊的倾向，都一概屏弃，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是中国与世界兴盛和平的正确道路。”蒋廷黻就是依据海斯的理论，反对中国人用自己的爱国主义去妨碍别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他曾经说：“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 [87]他主张“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而不是“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88]他正是从这一根本观点出发去看待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例如关于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蒋廷黻是这样看的，“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之间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89]又说：“平心论之：烟禁之妨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禁烟之不合法，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 [90]

张荫麟也在史学实践中体现了新史学的做法。他主张史学要实用的，《中国史纲》献词中说：“若夫明国族绳绳之使命，庶无馁于任重而道艰；表先民烈烈之雄风，期有效于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读史而未由。”[91]其《中国史纲》的宗旨是，“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折时期的自知之助”[92]。他提出的历史笔削的五个标准中，就有“实效的标准”和“训诲功用的标准”[93]。

张荫麟的史学作品，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从时间上说，有上古、中世、近代；从内容上看，有文学史、思想史、科技史和社会史。李埏在评价张荫麟的史学时就说：“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先秦到近世，从社会经济到科技文艺、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有所考究。”[94]

他是以考据起家的。他首先发表的文章就是考据文章。即以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是属于考据性的。然而，张荫麟并没有停留在考据的水平上，而是试图对事实做出一些整体认识，那就是“对于历史众方面的变迁和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大概的看法。”[95]其用于整体认识的范畴，就是他提出的“因果的范畴”、“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矛盾的发展”[96]。

此外，他还主张使用跨学科方法，“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地理与历史可分为姊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97]管佩韦在回忆张荫麟的历史教学时说：“先生提出必须注意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才能洞察该历史人物内心的秘奥，不致有隔靴搔痒的弊病。”[98]正如有论者所言：“他的《中国史纲》就是要在哲学的意识和方法的控制下来写的。”[99]

显然，留美学者胡适、陈衡哲、蒋廷黻、张荫麟的这些史学倾向，同鲁滨逊及其弟子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